二　清代两湖平原水利纠纷加剧及普遍化

大开发使两湖平原地无遗利，昔日旷广的平原湖区被不同级别的堤防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垸子，人们也很自然地以堤垸为界被区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相邻两垸之间的垸堤既是垸的分界线，也是人群的分界线。此垸防洪防涝之堤，通常也是邻垸泄淹排渍之道，它们也自然成为水利纠纷的焦点。随着开发程度加深，堤垸密集，一段垸堤、一个穴口或一个斗门的兴废已经不是一个村、一个垸或一个县的小事，常常涉及相邻的数村、数垸或数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水利纠纷也因此成为两湖平原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且随着开发进程的推进，有不断升级、加剧的趋势，纠纷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

清中叶以降，两湖平原水利纠纷经常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纠纷的形式也因垸的地势、相对位置等情形的不同而不同。大体而言，两湖平原堤垸向腹心地带扩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依托老垸建新垸。老垸和新垸因建成时间的先后，通常会形成地势上的变化和落差，从而引发老垸与新垸之间的纠纷。其原理如民国《松滋县志》所言：“今昔淤地之深浅，江堤每溃口一次，则沙泥淤积，至数尺之深，滨江之地，淤积日高，腹地渐成汙下，故淤地深浅，为堤垸变迁之唯一原因……下二（新扬、长寿院一带）、下八（涴市、古墙一带）两都田畴，至为淤下，中二（培兴垸、朱市一带）则夙称高壤。兹则汙下者沙积若丘陵，高壤转为众流所归……盖他都类然。”[13]洞庭湖平原常德、沅江、华容县等府县亦是“障垸愈老者，地势遂愈低”[14]。在这种情形之下，新垸地势高，老垸地势低，若排水不畅，新垸会给老垸造成巨大的威胁，易成积涝，一旦溃堤，就会“溃垸成湖”。因此，老垸、新垸之间往往存在长期尖锐的矛盾，时常引发冲突。[15]

另一种情形是各自围垸，各垸在特定地段（通常是政区交界处）形成边界。例如，沔阳、监利、潜江三县交界的泥湖一带地沃土肥，三县皆沿湖开垦成垸，其中沔阳县筑成朱麻垸等十三垸，十三垸与监利、潜江诸垸以泥湖横堤为界。沔阳地当泥湖下游，“沔之西南柴林、三台、朱麻凡三十九垸受烂泥湖之害”，因此，这道横堤对于沔阳诸垸而言，意义非凡：“沔滨江之下流，四面环堤以防水溢，而城垣仓库所恃以为保障者，则未若沔西横堤以御监邑泥湖之水为要害，盖泥湖连接沔之朱麻一十三院，小有溃没，即以十三垸为渊薮。”横堤是沔阳诸垸的屏障，却也是监利、潜江沿湖诸垸泄渍的通道，自明至清，十三垸“苦监利奸民以邻为壑，屡屡盗决”。三县两岸垸民，围绕着横堤修、决的纠纷愈演愈烈，道、咸年间，多次酿成命案，其中“（道光）三年，潜监土恶欲放泥犂湖之水，率众决朱麻垸横堤（张葆森说盗决两次），斗死者三十余人”，横堤屡决屡修，终于同治四年决坏，“朱麻、通城破垸成河”[16]。

洞庭湖平原的情形大体类似，武陵、桃源诸县因堤垸盲目修筑，常因沅水、渐水的出路问题起争端：“倡开陈家港支河者，其理由在分杀沅水东流，不使专向北驶。是说也，后乡二十七村障主之。倡开罩裟堤南湖坪者，其理由在引沅水、渐水直北，趋入洞庭。是说也，前乡有桃源人主之，然皆以邻国为壑。”[17]

因水利纠纷的普遍化，一些有心人开始汇集相关的水利纠纷案件资料，编成“成案”或案牍汇编，以作为处理类似纠纷的参照或证据。例如，自晚清至民国年，天门县士绅先后编纂了《襄堤成案》、《大泽口成案》和《襄河水利案牍汇钞》详细记录了明清以来与天门县相涉的历次水利纠纷，内容涉及堵口疏河、排渍建闸、协修溃堤、护岸修筑等诸方面。有些纠纷历经两朝、持续过百年、兴讼数十次（如泗港之争、大小泽口之争等）。[18]晚清湖南绅士曾纪辉也编成《洞庭湖保安湖田志》，称湖区“淤洲地土，向以豪强兼并，讼斗不休”，该《湖田志》的主体部分（卷八—卷十五）为与保安垸水利纠纷处理有关的《保安垸卷宗》，据曾纪辉自述：“前清各案有仅控县、局者，有控至府、道、司、院者；……有已结者，有未结者，有已结而复翻者，有既翻而仍结者”，“盖一案发生，彼此各执理由，反复辩驳”，至民国4年《湖田志》刊出时，还有“学田堤费、钉塞河道二大案尚未解决完结”[19]。从这些水利案牍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清代两湖平原水利纠纷的程度和规模。

清代两湖平原水利纠纷的升级，还体现在官、民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官府的权威日益丧失，官方禁令变为具文。清廷从乾隆年间起，已认识到盲目围垦的危害，开始在两湖平原查禁私垸，在洞庭湖平原：“嗣因居民增筑无已，占湖愈多，湖面愈狭。是以乾隆年间经抚蒋溥、杨锡镐、陈宏谋先后奏准，永禁新垸，刨毁私围”，一开始，朝廷的这些禁令尚能令行禁止，但“遵行既久，地方官查禁稍疏，民间复多私筑。嘉庆七年，又经抚臣马慧裕查勘，长沙各州县续报私围垸共九十四处，……虽其存留之九十一处，当经该抚奏明，如遇水涨冲溃不准复修。然小民趋利，既不肯听其坍塌，不行补筑，而近年来地方官复意存姑息，凡有私筑不肯究办，上司间或委员查勘，亦第受规费而去。如湘阴之莲蓬寨、杨林寨、傅家山、上下塘等处，俱系乾隆年间陈宏谋奏明刨毁之私围，乃闻莲蓬寨、杨林寨二围现今更易名色，已将堤垸复修。此外，各州、县之违禁私筑者尚复不少，似此累岁加增，侵占湖地，阻塞水道。每遇水发之时，横溢四出”[20]。有鉴于“法令皆格不行，人心风俗日以浇薄，强有力者据以为无税之田”的状况[21]，晚清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对洞庭湖淤荒实行官府招佃开垦的办法，但对阻塞河道的“钉头”等行为，仍严行禁止，只是民间对这些禁令熟视无睹：“愚民无知，但贪小利，不顾大局，每筑一垸，强钉横塞”，官府的禁令只能变成水利纠纷案件中厚厚的案卷。[22]

与此同时，两湖平原水利纠纷波及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咸、同年间，荆江南岸藕池、松滋等处溃口，形成“四口南流”局面以后，荆江南北两岸陷入无休无止的水利纷争中，而且湖北、湖南两省“被”作为水利纠纷的主体推向前台，有本省籍贯的京官也常“被”卷入地方利益的争夺之中，“疏江”、“塞口”、“疏湖”等方案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议论的问题。一些朝廷重臣不得不出面协调两省的水利关系。当时南北两省的敌对情绪，恰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言“南省依堤为命者，北省必将与堤为仇”，在地方绅士、富民的支持和指挥下，民国年间发生了一系列南北水利暴力冲突案。[23]

总之，清代中后期垸田膨胀的两湖平原已成为一个“火药桶”，一旦涉及协修、开剅、建闸、护岸等事务，均有可能引发一场水利纠纷。社会运行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水利纠纷发生、发展和协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