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近年来，笔者一直就国家认同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等议题进行思考，并得出初步结论：历史结构、体系演进、社会场景、文化意识及政治治理的效用与集体认同或身份的建构实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认同的最终生成取决于使动者在个体、组织与体系层面的建构。[1]认同建构是政治治理的首选路径，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在治理的意义上含义殊途同归，正如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Machael G.Roskin）在对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人们支持的话，好制度也没有太大的价值”。[2]
然而，设若理论的奉献让我们认识到了认同对于政治治理的研究意义，政治家、管理者亦不遗余力地在推进治理，而在现实中，为什么遇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
无论承认与否，群体性冲突越来越成为十分抢眼的符号，遑论国内或国外，示威性群体冲突似乎已成为社会生活的“调味品”。打开电视或电脑，在世界各地，几乎每一天都有关于群体性冲突的镜头或消息。示威游行中，那黑压压的人群、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僵持对峙、示威者失去理智或歇斯底里的行为，官员们尴尬的窘态，以及铺天盖地的媒体长枪短炮的镜像直白地告诉我们：群体不合作的社会事实已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与福祉，并对国家治理与国际秩序形成了挑战。
失序的政治生态几乎成为政治紊乱的代名词，其引发的效应往往不可预测，它将波及或威胁到既有的政治秩序与权力安排，遑论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
在此，不妨回首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影响比较大的冲突性事件：
2008—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经济动荡：罢工、罢市、罢购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几乎每天美国都有群体冲突或示威游行发生。
2010年，中东乱局持续发酵：突尼斯、巴林、埃及等国频频爆发群体性冲突事件，导致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使得不少政治大佬或铁腕人物出人意料地提前结束政治生涯甚至沦为囚徒或死亡。尤其是，一度被称为“中东枭雄”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对欧美的“不合作行为”还诱发了战争，并最终导致其本人死于非命。[3]其后，叙利亚的国内冲突最终引发了内战，并持续至今。
2011年，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事件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港口罢工事件、进军华盛顿行动曾使得奥巴马政府一筹莫展、穷于应对。
2012年，也是极不平静的一年，暴力、自焚、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分子伤及无辜、袭击基层政府，严重影响到相关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2013年，世界性冲突事件似乎愈演愈烈。从北欧到东欧，瑞典、俄罗斯、克罗地亚，群体冲突不断升温，暴力冲突从农村蔓延至城市中心，骚乱、恐怖袭击触目惊心。
2014年，冲突、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似乎有增无减。从中东、东南亚的泰国、东欧的乌克兰再到北美美国的弗格森骚乱[4]，群体性冲突事件所引发的暴力、伤亡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并不断引发政府危机、地缘政治动荡、军事政变，甚而造成国家分裂、动乱。
2015年伊始，持续的暴力冲突还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上演，尤其是“伊斯兰共和国”（ISIS）极端行为又为本来就动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平添了变数。
打开历史的画卷，冲突、暴力与战争向来波谲云诡，其演化、发酵变得难以预测，而后果往往是殃及普通百姓，造成生灵涂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并最终给人类文明带来劫难。冲突、暴力、战争向来与政治是孪生兄弟。群体冲突的升级不是暴力便是战争，甚而持续发酵为国内革命或引发全球性危机或世界级的战争，今天如此，过去亦如此。20世纪与21世纪的诸多悲惨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它足以勾起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1905年俄国革命直接诱发了俄国国内战争，继后的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与波黑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斗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日、意法西斯的种族至上主义倾向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空前的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大约1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1500万，其中犹太民族就有500多万人遭到种族灭绝式的杀戮。
在20世纪，大约有1亿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支持的、由军事单位组织的集体冲突和暴力。仅20世纪90年代，高加索地区、前南斯拉夫、塞拉利昂等地区和国家就曾遭遇大规模群体性暴力冲突。1994年，在卢旺达惨案中，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通过集体暴力制造了一场接近100万人的大屠杀。在这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暴力的升级使得参与者几乎成了疯子——乳臭未干的儿童、温良贤恭的妇女竟对自己的邻人和亲友进行疯狂的施暴与砍杀。
让我们将目光再转向21世纪初。在震惊中外的“9·11”事件中，3000多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袭击的目标竟是自称是世界上最民主、最文明、最现代、最进步代表的美国。其后，暴恐的帷幕几乎覆盖了世界上每个地区，从别斯兰到巴厘岛，冲突、暴力、恐怖、战争此起彼伏，它实实在在地殃及人类的生命与安全，其中的一些暴行与杀戮冲撞人类文明的底线。
在我国，自20世纪末伊始，群体性冲突事件似乎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尽管与上述冲突、暴力在性质上与原因上有所区别，但其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仍值得高度关注。
1996年以来，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其中松花江污染事故、大连海岸油污染事故、厦门PX项目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群体的规模性参与并导致了群体冲突事件的持续上升。已有的数据表明，2000年以前，由环保问题引起的事件以年均29%的趋势增长，2011年以来却呈三位数趋势增加，2012—2014年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其中尤以什邡钼铜项目、启东排污项目、宁波镇海PX项目、彭州石化、广东茂名芳烃等项目引起的群体冲突抢镜，成为国内外关注且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在201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十面霾伏”现象终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将百姓的“心肺安全”提上日程；2014年，贵州三穗、云南晋宁、湖南平江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发生在我国香港特区的“民主失范”行径更值得我们反思，它不仅影响了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而且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与治理。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冲突不断趋于暴力化、恐怖化，从“7·5”恐怖事件到昆明的暴恐袭击事件，手无寸铁的百姓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虽然发生在我国的一些群体性或暴力事件有些系个体事件，但在全球化的场景下，不可否认，某些事件引发的效应已超越了事件本身，它给国家的安全、稳定及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群体冲突还出现了新的特征：冲突的诱因不断泛化，冲突的参与者身份日益多元化，冲突的表征不断趋于暴力或恐怖，并使诸多社会行为体或使动者互相碰撞、会聚并形成巨大冲击波，给国内的政治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不难看出，在政治、经济、信息不断外溢的全球化场景下，人类社会之间的敏感度和脆弱度不断加强，使得个体的、孤立的冲突事件与整个社会连在一起，它们不仅危及个体利益、社会群体福祉，而且直接影响国家、地区关系，甚而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与国际体系的动荡，并殃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人类社会已确确实实进入不确定的“风险社会”时代。
冲突是任何社会制度的常象。19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指出，无论是个体意义的人抑或集合意义的人，威权社会还是民主体制，群体始终淤积着冲突的潜质。[5]“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必有冲突”，冲突学家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克博（哈罗德·R.克博）等也认同这一点。[6]
群体冲突与化解已成为政治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政治家、学者、社会治理者须充分认识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换并非仅仅表现为一种时髦、概念性的话语变化。它关乎治理方法、技巧、智慧、理念的提升，并不能停留于浅层（比如利益补偿），并亟须学者从实践层面进行推进。尤其是，尚需我们对一些现实的或与社会治理有密切关联的问题进行思考或解答。就冲突生成的理性因素而言，如果说生命安全、利益失却、经济受损是导致群体冲突的重要诱因，那么，在物质、福利和安全基本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规模性冲突事件为什么还会接连发生？诱发群体冲突的潜意识表现在哪些方面？意见领袖或领头人对群体冲突事件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冲突群体与领头人之间是如何互动并在理念上实现共享？
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在国民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额、外汇储备、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乃至人均寿命、营养水平、国民的受教育程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时，为什么还会出现“吃肉骂娘”现象？为什么在话语层面会出现各种各样官员的雷人话语，如“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等等。如果说执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一致，那么，造成这种观念（认同）断裂的原因是什么？
一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也值得思考，从普通百姓的“老人倒地不扶”“挟尸要价”到官员的“前腐后继”“塌方式腐败”甚至频发的官员抑郁症式自杀现象等。我们不禁要问，导致这些非正常现象的诱因是什么？
从寻求科学治理的途径看，如果说群体冲突是政治治理中的一种常态，那么，社会治理者如何化解冲突，并引导民众理性对待利益、自尊、身份的失缺？如果说法律赋予民主示威成为一种合法的社会诉求，社会治理职能部门又如何引导民众进行合理的宣泄，进而在机制上进行创新？
从提升政府治理的功能看，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机器，什么位域或条件有可能导致其零部件生锈、移位（错位），造成机器运转失灵甚至瘫痪的原因是什么？就更新换代而言，如何在不损坏主机的前提下进行修补、零件更新？如果国家被视作政治治理中最主要的行为体，那么，保持政治制度进步与执政党生命力的原动力是什么？执政党如何在法律与制度约束下实现国家的创新和发展？
从国内政治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一些涉及历史进程或体制变革中的现象也值得关注：冷战结束后，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历史没有终结，苏联式的消亡没有在中国重演？为什么中亚的“颜色革命”以及后来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国家如何从顶层设计出发在理念、制度以及结构层面进行法治建设或制度创新？政府职能部门或者社会治理者如何发挥其“守夜人”（night watchman）或“看门狗”（watchdog）作用，以扭转社会拐点或破坏式的革命发生？
从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层面讲，如果说当下的世界不再是相互分离的世界，国内群体冲突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就复合性治理而言，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群体冲突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为单元体的国家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地区利益与全球利益、东方的礼俗社会与西方的法理社会能否以及如何达到有效的融合或衔接？单元体之间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心理？国际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行为体能否就共同的发展达成基本共识或认同？在此意义上，如何发展、壮大和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发展与大国、邻国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上文中所提及的问题林林总总，涉及不少学科、领域、体系或范式，而事无巨细地就它们展开纵论，显然为本书的篇幅所难允，也为笔者的学识与驾驭能力所不及。
然而，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环境等因素密切互动的全球化场景下，我们又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敏感性与脆弱性视而不见。影响群体冲突的变量不再是某个单一的学科或囿于某个特定的场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就理论的实践意义看，学者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观测导致群体冲突的表层现象，或者止步于望梅止渴般的建议；反而，需要从行为体的机理或机制，受体或客体的效用与联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需要对那些影响到行为体理念认同的结构或机理因素进行挖掘，需要寻找一个切入点或视角，就上述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或阐述。围绕群体冲突与政治治理的关系进行纵论或解读，不仅是建立国内政治认同的需要，也是解决全球治理困境之所需。
“众里寻他千百度”，所以，从心理认同的视域出发，探讨政治治理便成为本书写作的重点或者试图达到的目的。[7]
二
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与心理认同向来难分伯仲。人是社会意义的人，人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既具有规律性的理性诉求又兼具感性的心理特征；一如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所言，“一切社会的实体都是心理的本质的人造物，它们的社会学的概念必然同时也是心理学的概念”[8]。
社会的现实或事实的发生离不开具体的本体、客体与场景及其理念或精神。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它不是简单的累计。个体命运、生活环境、家庭背景、群体心智、职业特征、社会场景、制度特点、文化意识、性别、话语甚至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等因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社会内容、结构与运转方式。
人类的社会是由主体与客体，精神或理念组成的。本体、客体泛指我们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行为体，包括个人、国家、非政府组织、国际体系与其存在的社会场景或体系，而理念或精神则涉及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人类特有的心智、认知或观念。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大的组织行为体（比如国家甚至体系）多多少少都具有认同或身份的表征，并催发正向或负向心理效应，这是由认同的“同一、归属与赞同”的基本含义所决定的。[9]
正向认同一般会产生积极、向上的作用，负向认同往往会引发消极、滞后效用并有可能淤积消极的社会潜意识，进而导致认同的失范（anomie）。托克维尔称失范是民主社会永远的和不可避免的特征，[10]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的生成或建构路径最终都会与心理认同挂钩。在此意义上，心理认同失范是导致从国内治理到全球治理失序的渊薮，重建社会秩序，推进全球治理需要重构失范的心理认同。[11]
心理认同不仅仅存在于个体层面，也表现于组织、国家、体系层面。政治治理效益最大化的解决途径与路径的实质是心理认同重构，这是从国内治理到全球治理的本义或实质。
冲突既可以是自变量，也可为因变量，冲突的正负作用在于人类的认知与驾驭，这已获得众多冲突研究学者或社会治理者的共识。所以，若无视社会冲突的存在，不是在实践上陷入政治意义的乌托邦，就是在学理上将自己置于与世隔绝的理论岛中。
将心理认同与群体冲突、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不仅是由于冲突与矛盾、政治、价值之间的连带关系，更重要的是基于人类社会场域联系不断深化现实的考虑。“世界不是平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人类世界之间普遍的联系性已不再是一个纯概念性的话语，从政治、经济、军事、通信、技术、环境到物流、人力资源流动，我们这个世界已成为实实在在的地球村，其脆弱性、敏感性与相互联结、互相影响已成为一种普遍承认的事实或共识。
三
范式是关于研究对象（社会）的不同概念。范式的划分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确定研究者所选定的路径与解释方法，它可以是微观的/宏观的、理性的/感性的、唯名的/唯实的，利己的/利他的、冲突的/合作的。
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范式对于科学研究之意义并加以倡导后，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范式研究所彰显的社会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尽管在理论界尚有人质疑库恩的这一假设。[12]心理认同的研究范式不仅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融合或相切，而且从实践效用上看也是解决现实政治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这是由构成学科的特点及其与现实的关联性决定的。笔者认为，心理认同研究范式最主要具有以下特征或倾向。
其一，心理与认同在生成与建构机理上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心理与认同是一对孪生姐妹，对于认同的研究离不开社会心理分析，而对于心理的分析更离不开对认同的实现路径的研究，这是由人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13]
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写道：“每一单个的人，一旦他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被掷于先他在场的某个人类群体中”，“我们叫做‘心灵’、‘心理’的那个东西，实际上不外乎是这些联系功能的一种相互关联……相反，人的有机性天生地就在他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的一部分。”[14]
心理认同的产生并非无缘无故，社会环境或场景往往成为影响人类心理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认同的产生是人类心智运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人的心智并非表现为绝对的理性，如此，不应完全排除人类心智活动中的感性因素。否则，如果将从科学到人类的规律都归之于实证的或实然的，那么实证主义本身就是“反科学的”。[15]库恩称，一切科学理论作为对问题答案的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所以，科学的实质被描述为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16]
其二，心理认同研究范式更关注心理机制与社会人性之间的关系。就治理而言，心理认同研究关注的一个特征是心理机制与社会秩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承认，人们的信仰、爱好受到外部机制的影响，从而干扰他们的知觉或潜意识，进而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判断或行动的付诸。[17]
心理机制的产生都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存在着联系，社会或体系的变革往往会重组集体人格。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王家忠指出：“社会的变革引起人性的裂变，人性的裂变导致人性结构的重组与嬗变，人性的嬗变引起心灵的冲突与变迁。”[18]社会潜意识是导致群体反社会人格形成的前提，它是催促社会拐点或革命发生最重要的心源性因素。这种潜意识的信仰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他们内外的、利己的或利他的、激情、偏好或者规范意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定式或固化的思维——反社会人格或社会潜意识，进而左右群体的行为。
构成社会的群体不是纯粹的机械性动物。群体亦富感性，其认知、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心理认同的影响，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下，集体心智或潜意识往往会成为一种心理机制或范式。主导这种心理机制的是其思想、理念、精神等非物化的东西，它时常左右人的认知、判断和行为。
社会人一旦受到情绪的影响或感染便会像溃坝般致使洪流或如脱缰的野马不可驾驭。冲突、战争、种族灭绝、暴力犯罪、恐怖袭击之后往往潜伏着复杂的心理机因，所以，复杂的、不可捉摸的人类的内心世界往往远非用博弈、演绎、归纳等所能解释。从人的生物功能或机理看，人的理性思维之后总是潜藏着这样或那样的非理性思维。无论是人类自身、大自然还是世界万物的运行都不能仅靠“原因与结果”就可以简单得出结论，机械的、模板的或功能性的分析路径只是人类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类的社会而言。
其三，心理认同范式绕不开理念或价值的变量因素。它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同样在组织、国家甚至国际体系层面都有表现，有不少理论巨匠曾对此做过高屋建瓴的分析。以本书引证比较多的几位学者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起，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之《认同的力量》，巴瑞·布赞（Barry Buzan）、维夫奥利（Waever.O）之《人、国家与恐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之《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与塞缪尔·亨廷顿（Sammuel·Huntington）之《文明冲突论》，他们分别就认同与社会组织、集体安全、身份建构、文明范式与治理之间的关系或内容等议题进行了纵论。
享誉世界的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还试图在文化心理上做出尝试，针对“文明冲突论”撰写了《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进一步提出了情感因素在冲突中的作用。[19]2010年，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等学者合作出版了《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以彰显文化认同对于文明进步的意义。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之间的观点或视角不同，但其共同之处是赋予了价值或理念在心理认同中的重大变量作用。
其四，心理认同范式与社会机制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心理认同的研究范式如果失去了对心理机制研究的借鉴与学习，其社会作用或现实意义将大打折扣。在本书中，笔者借鉴了心理研究中的众多机制并试图与个体、组织、国家甚至体系相衔接。像勒庞的“乌合之众”心理机制、罗伯特·门斯切（Robert Menschel）关于群氓心理的描述，乔恩·埃尔斯特对托克维尔“政治心理学”的嫁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暴力及示威机制的论述以及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A.Tainter）关于复杂社会崩溃的假设等，不一而足。
学者所提及的一些机制对于社会治理至今极具借鉴意义。比如，查尔斯·蒂利对群体冲突与暴力的关系机制的分析。[20]马博斯·雷蒙（Momboisse Raymond）、大卫·施威格布（David Schweigrube）关于示威机制从“警力升级”（escalated force）到“协商管理”（negotiated management）模式的叙述，[21]希恩·拜伦（Sean Byrne）、西塞尔·艾文（Cynthia L.Irvin）的“社会立方体分析”（social cubism）等冲突分析机制对于化解民族、种族乃至国家边界之间的冲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2]
对于治理而言，机制并非仅仅存乎于微观的治理，它也与上层建筑领域（比如政治制度、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政治灾难或宏大的事件之后在社会治理层面往往会出现真空，这就需要学者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此意义上，顶层设计在笔者看来就是赋予某种特定的机制或模式在社会治理中的法理作用，进而促进政治制度或体制的完善、进步或变革；顶层设计不仅是某种集体政治文化的显现，也是精英政治理念的最大化体现。
学理上，本书借鉴了不少社会学、心理学或政治学研究机制。譬如，结合精英政治人格形成与决策关系的分析、围绕“酸葡萄综合征”“溢出效应”“补偿效应”“逐出效应”“交互效应”与“邻避效应”做出的议论、借鉴“国家的心理”之假设，围绕“前景理论”的研究机制，针对国家层面的心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关于社会拐点诱因及其干预路径、并就政治体制改革、克服国内、国际规范建构困境等倡议，以及基于“物理相变”对国际体系干预的假说等内容。
研究路径上，笔者认同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沟通理论、冲突学中社会立方体理论（social cubism）[23]的效用，并深受政治学之建构主义理论、[24]广义进化论等研究范式的启迪。[25]笔者主张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行为体采用综合的、连续的、人性的“工程”（project）或模板（module）疗法；在中观和宏观层面，虑及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媒体议程设定、全球体系的互动等相互制约的因素，以期促使变量因素由消极到积极或由风险到机遇的转折或转换。
其五，心理认同范式与理性研究范式并非是冲突的。在关注心理认同研究中感性因素的同时，这里有必要对心理认同研究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就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们之间是统一的、融合的和互补的。
就政治治理而言，自古到今，理性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科学的、思辨的主流学术范式，为阐释世界的本原、人逻辑的动机、政体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进步起到了高屋建瓴的作用。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尽管视角不同，但在对人类的理性认识上是一致的。启蒙哲学的渊薮是哲人对一元式思维的反思，而发轫于西方的国家主权理论正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产物。理性在认知、判断、行为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遑论他们是单个的人，还是集合意义的组织、国家。生命、财富、权利、安全、利益、制度、主权诸因素一直成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理想与现实、冲突与一致中必须考量的因素。[26]
然而，尽管现实政治或政策制定多依据理性逻辑往往成为现实政治或政策制定的依据，但是这并非说理性的判断或逻辑的演绎在任何情形下与行动相符。动机、信仰、个人意志往往造成与理性因素的矛盾或差异，正如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指出的“有时作为行动之基础的信仰不是完全理性的，有时存在着一种矛盾，在行动与动机和信仰之间存有差异”[27]。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称：除了理性逻辑（rational logic）这一向来被我们视为行为之唯一指南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情感逻辑（affective logic）、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和神秘主义逻辑（mystic logic）”，而这三种逻辑常常能够颠覆理性，并成为我们行为的深层动机。[28]
因此，对群体冲突的逻辑进行分析不可能不考虑到心理的因素，这正如拉塞尔·哈丁（Russel Hardin）在其《群体冲突的逻辑》一书中所言，“群体协作的实现很可能取决于非常主观的考虑，比如，在所有可能的协作点上所出现的某些突出的心理要素”[29]。认同、身份与认知、群体意志本身就存在着重叠关系，有的认同学者就干脆认为认同与认知、身份是等同的——一种“内在身份的感觉”（a sense of inner identity）。[30]
本质意志与人的心理几乎类同，或者是生命统一的原则，思维本身也属于现实，人的本体是理性与感性的混合体，在本质的意义上，经验、实证与理性殊途同归。[31]事实上，正是一些学者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彰显了心理研究的实践意义，尤其是对于经济心理学而言，有些耳熟能详的理论或范式如冯·诺依曼（Von Neumann）之博弈论、约翰·福布斯·之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之纳什均衡、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之集体行动的逻辑（囚徒困境）、帕森斯的帕累托最优原则、[32]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的不可能定理[33]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理性分析的典范。
经济学家的高屋建瓴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人类的选择、偏好行为与心理机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无穷的洞见。人类的社会行动之间为什么有合作？为什么会发生囚徒困境或零和博弈？不言而喻，人们并不排斥理性的逻辑推论或演绎。不妨说，社会心理的研究本身就脱离不开基于社会事实的理性分析，否则，就不存在利益共享或公共选择的话语或逻辑。
在享誉久远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就十分清晰地道出了集体行动博弈环境下的心境机理，并用“分蛋糕”的案例做了注解。他认为：在公共选择上人们存在着“相容性的”（inclusive）和“排他性的”（exclusive）的行为。[34]在一定程度上，“分蛋糕”可以被视作“搭便车”心理的一种扩展。因为，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35]理性的人在集体利益的选择“做蛋糕”与“分蛋糕”上就出现了利益认知的差异，而认知差异使得理性的行动被异化或扭曲，心理基因成为人类理性与非理性心理特征的共性。[36]
其六，心理认同研究呈跨学科特性或多元主义视角，这是由构成范式研究的内容与构成所决定的。在库恩所著的《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一书序言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研究经历说明了学科之间（物理、哲学、历史等）关联之重要性，他生动形象地谈道：“我不胜惊讶地发现，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作为给现成观点提供实例的源泉那种传统作用。”[37]跨学科或多元主义的分析视角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感到不陌生，一些享誉盛名的理论家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韦伯（M.Weber）、齐美尔（Simmel Georg）、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r）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都明显地带有浓厚的多元主义分析方法，尽管他们各自所采用的视角或理念不甚统一，表现为唯物的/唯心的、机械的/辩证的或宏观的/微观的、理性的/感性的等，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研究成果中兼收并蓄的多元主义特点。
比如，在对社会冲突的研究中，齐美尔既坚持社会结构与事实对于价值观的形塑功效，同时又兼顾心理，强调由忠诚度所引起的认同对于冲突的影响；[38]拉塞尔·哈丁（Russel Hardin）一方面坚持利益、理性因素对于冲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认同因素促成了集体冲突的逻辑。[39]而一些关注社会结构、阶级、冲突与正义的社会学家像达伦多夫、罗尔斯（John Rawls）、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也在其中。在当代，一些沟通理论学家如约翰·奥茨勒（John G.Oetzel）、斯蒂那廷·杜姆（Stella Ting.Toomey）的研究成果中就涵盖了社会学、宗教学、管理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知识。[40]毋庸置疑，正是上述学家在对社会结构、价值、文化、正义、阶级、家庭、社区等多元因素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研究范式，这使得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独领风骚。
在多元研究的方法论上，主流的心理学家可称得上为东施效颦。从古斯塔夫·勒庞、拉斯维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到斯通（Stone W.F.）、杰维斯（Robert Jervis）以及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等心理学家无一例外。翻阅他们的论著，其研究视阈下的社会、政治结构、政权特点、国际场景甚至传媒等因素跃然纸上。
近年来国内有为数不少的政治或社会治理研究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具有浓厚的多元主义视角。[41]公共理论学家、冲突研究者如郭湛、王维国、郑广永、[42]李永清、沈一兵、王宏伟[43]等研究中对于公共性、冲突的诱因分析很难用一种学科进行形容，俞可平、何增科、蔡拓的全球治理与民主建设的分析范式也很难用一种单独的学科进行界定；[44]在政治哲学领域，政治哲学家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之所以引起读者青睐，就是其或多或少地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视角。
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具有多元主义分析的视角如数家珍。比如，王逸舟、秦亚青、阎学通、王辑思、时殷宏的研究范式中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历史学等学科，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匠心独运、各显其长。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与青睐。
显而易见，本书关于心理认同的范式研究借鉴了上述国内外学家的视角、模式、范式或研究方法。就心理认同范式研究而言，其学科构成与所涉领域也难令其脱臼于多元主义的分析范式，这是由心理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所决定的。心理学分析视角容纳了众多门派，如精神分析学、社会潜意识说、社会心理学（又分为文化社会心理学、群氓心理学等分支学科）、政治心理学、领袖心理学，且个个门派相互交织。而从理论应用的角度上讲，任何一门心理学分析都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全球社会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情势下，心理认同研究已经上升为一门“综合的学科”。由是，在政治认同建构上，认同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认同与心理因素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表面，而基于心理认同的研究范式或可为我们观察现实的世界、解决政治治理困境打开另一扇窗户。
四
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篇，每篇分为六章。在上篇，主要围绕政治心理学与文化认同的假说及文献综述、个体心理认同生成的机制、政治人格与决策心理、社会结构、心理认同失范、文化价值与心理认同生成、影响心理认同的几种社会表征等内容进行。
中篇的论证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嫁接，即围绕心理认同失范与社会拐点干预进行。笔者试图结合当下一些社会治理的问题或困境进行阐述，并试图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进一步探析群体冲突生成的诱因，进而揣试提出冲突化解措施或干预机制。出于结构安排原因，关于对全球治理失范的诱因与干预的论证被放置于下篇，其论证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心理、认同建构等层面进行。
为使本书免于纯学术的论证，笔者尽可能采用历史和现实中一些耳熟能详或曾经引起关注的案例。有些案例是笔者在境外亲身经历的群体冲突场面（比如韩国）；书中也提及了2011年以来在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群体性冲突事件。调查中，还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现场调研、人物采访、互动和网上调查，笔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为读者提供草根民众或被采访者的真实心境。
在走访当事人的过程中，大多数被采访者要求匿名或保密。由于有些采访在现场进行，被采访者的话语未免有失实或带有情绪化的成分，其中对问题的理解或回答难免含有主观的因素。在写作风格上，笔者试图在学术与实践层面做出平衡，尽可能做到雅俗共赏，既从学理、逻辑上进行演绎，又从鲜活的人物或案例上进行说明；为此，笔者还在一些机制或模式的说明中进行了图解式说明。
关于注释做两点说明：一是笔者对本书中采用的一些学科的专业术语包括人物及其观点作了注解和扩展，而这些注解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或许是不必要的；二是文中有的部分用圆括号“（）”对一些称谓或术语进行了中文或英文注释，有的是被引原文本身就有，其目的是方便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书中出现的“群氓”“暴民”“煽动家”“暴力领导人”“乌合之众”为所引用原著中的话语，其效用仅仅是佐证群体冲突中的某一现象（比如领头人、意见领袖），或服务于学术的论证，或对某一现象做出阐释。笔者并非赞同其称谓、观点或话语，对于一般的群体冲突参与者或使动者，笔者也绝无贬称或带有污蔑之意。
公开性、责任性、借鉴性是笔者撰写本书的一个准则或理念。笔者尽可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分析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中的各种诱因。社会如同人一样不仅须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而且需要好的精神做支撑；学者或负责任的政治家须像医生一样要善于发现病变，并具有清除肿瘤、铲除病魔的义务。对人类世界任何行为体而言，如不及时进行整治或化疗，它就极有可能发生病变，成为绝症，成为集体失忆，到了病入膏肓再整改就为之晚矣。
本书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本着反思、反省、整改、干预与建构的目的，本书将围绕全球化场景下心理认同的生成、失范与建构的路径进行纵论，试图为探析提升政治治理的新路径，为推进国家建设、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进步与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1] 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2] ［美］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插图第10版），夏维勇、杨勇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3] 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代表希望在地中海区域实现“大地中海计划”，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实施其“中东路线图”，卡扎菲坚持己见，两边都不让步，终使欧美在铲除异己的战略上达成认同。
[4] 2014年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晚间决定不起诉8月枪杀非裔少年的警察后，全美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涉及34个州的90座城市；圣路易斯地区经历一夜骚乱，枪声频传，并出现纵火和劫掠事件，截至25日清晨超过80人被警方逮捕。见《美国“弗格森骚乱”波及34州90城超过80人被捕》。（http://news.sohu.com/20141126/n406387506.shtml）
[5] ［美］乔恩·埃尔斯特：《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53、159—160页。
[6] 达伦多夫指出：“冲突看上去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只要有生活的地方，就会有冲突”；科林斯基也说：“对于冲突理论而言，其最基本的见解是人类是合群的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美］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第七版），蒋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7] 原课题主要基于国内群体冲突的诱因与干预机制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冲突的心理诱因与认同已呈互相交错；从使动者的作用看，个体的人、社会组织、国家、国际社会互有影响；从治理内容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并重，因此，才有了“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认同的失范与重构”这个议题。
[8] ［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9] 认同源于英文“identity”一词，但是这个概念却包含三种含义，其一是“同一”，强调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某物与另一物为同一事物的现象，突出的是事物之间的一贯性；其二是“归属”，指的是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以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不属于哪一种类属的活动，表达的是个体或群体的属性；其三是“赞同”，用以形容主体对某个组织、团体或观点的支持、赞同或肯定的态度或判断，表达的是个体或群体对事物或观点的肯定。刘骞：《全球化语境下的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互动分析》，《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2期；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10] 托克维尔指出，失范（anomie）是民主社会永远的和不可避免的特征，也是民主国家的一种过渡特征。［美］乔恩·埃尔斯特：《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53页。
[11]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负向认同不可能产生积极、进步的作用，然而这取决于行为体（尤其是政治人）如何认知、判断及运用负向认同；详见本书关于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拐点的分析。
[12] 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古尔德纳（Gouldner）称之为域假设或范式假设。比如社会研究中有关人性是理性化还是非理性化，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一致的还是冲突的等。［美］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第七版），蒋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13] 出于结构考虑，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学术研究路径及文献回顾放在本书上篇的导论部分，这样安排的原因主要基于对心理学研究视角本身的重视，尤其是为后续篇章中关于心理认同形成机理及其失范的论述做出铺垫。
[14]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2—43页。
[15] 一般认为，“科学实在论”是基于近代科学成就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于世界“实在性”的理论，它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和真理的符合论，建新科学是评判一切真假是非的标准；“反科学实在论”主张，实体是对于我们的具体的实体，离开了主体的实体是没有意义的。“反科学实在论”反的不是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而是科学所揭示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吴国林、孙显曜：《物理学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16] 吴国林、孙显曜：《物理学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17] 乔恩·埃尔斯特称：“我探讨了信仰（beliefs）与爱好（tastes）的形成，它们并非是对外部环境愿意表示顺从而产生的一种结果，而是对他人信仰与爱好表示顺从而产生的一种结果。这里也可以观察到相反的机制：信仰与爱好的形成是一种（无意识的）标新立异的愿望所产生的结果。”［美］乔恩·埃尔斯特：《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4页。
[18] 动机的内容广泛而多样，包括：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有意识动机和无意识动机、利己主义动机和非利己主义动机、前瞻性动机和后顾性动机。最重要的动机是优势（advantage）或利益（interest）、激情（passion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似乎这些动机都是内在动机。它们同外在动机的框架相适应。这个框架包含对于风险、不确定性和遥远未来的态度。［美］乔恩·埃尔斯特：《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9—10页；王家忠：《人性、社会、心灵——社会潜意识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9]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20] ［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21] 戴维·施维格（David Schweingruber）结合“乌合之众”（madding crowd）、“暴民社会学”（mob sociology）、“暴民心理学”（mob psychology）与暴力、警力升级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其中涉及西方及美国同时代社会心理学家的相关论述。David Schweingruber，“Mob Sociology and Escalated Force：Sociology’s Contribution to Repressive Police Tactic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ume 41，Number 3.
[22] Neal Carter and Sean Byrne，“The Dynamics of Social Cubism：A View from Northern Ireland and Quebec”，adopted from Sean Byrne and Cynthia L.Irvin：Reconcilable Differences—Turning Points in Ethnopolitical Conflict，Kumarian Press，2000.
[23] 社会立方体理论广泛被运用于种族之间的领土纠纷化解，其观点是在冲突化解中须采用多面的、多维度的视角来看待冲突形成的历史机因。
[24] 社会学之“从众理论”“沟通理论”“社会认同”以及政治学中的规范理论论述汗牛充栋，下文也将多次提及，此处不一一列举。建构主义的流派众多，作者采用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温和的建构主义视角，其主要的观点为无论是个体意义的人还是集体意义的国家或体系，通过身份或认同的建构可以改变利益、安全认知，从而达到促进合作、促进安全、利益共享的目的。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体系认同的转换说明，见张全义《采访亚历山大·温特：探询建构主义的“问题领域”》，《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
[25] 世界系统进化理论也被称为广义进化论，它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当作一个共生系统。社会系统永远要对自然环境保持开放，与自然环境交换物质量、能量流和信息流，否则就不可能存在和进化。代表人物为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大卫·洛耶（David Loye）。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38页；闵家胤选编：《社会系统等级结构研究（研究性论文集）》，冯鹏志、徐继明、缪建英译，单继刚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225、244—245页。
[26] 在对冲突源的阐释中，理性主义亘古以来都占有很大的市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与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一向被公认为理性主义的渊薮，且对政治制度、社会治理、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影响宏大。人类的理性与知觉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很长的历史时段，人类对于自身及其自身的认识被神秘主义哲学所笼罩。某种程度上说，亚里士多德可谓理性主义之父，尽管印度的考底利耶早在公元前400年的《政事论》中就论及了“治理艺术”。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与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27] ［美］乔恩·埃尔斯特：《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0页。
[28]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9] ［美］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汤艳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30] 哈丁本人也写道：“群体认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数的相关论述都假定，认同是一种原生的、道德的或者非理性的现象。”［美］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汤艳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页。
［美］约翰·特纳等：《自我归类论》，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等：《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 ［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32]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帕累托最优”在指导自然资源开发时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原理，但其“无人受害”的标准过于严苛，现实中很难完全达到。
[33]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是指，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定理是由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J.阿罗提出。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依靠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要在各种个人偏好中选择出一个共同一致的顺序，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合理的公共产品决定只能来自一个可以胜任的公共权力机关，要想借助于投票过程来达到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结果，一般是不可能的。［美］肯尼思·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钱晓敏等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4] 奥尔森教授对集体利益作了区分，具体有两种：一种是相容性的（inclusive），另一种是排他性的（exclusive）。顾名思义，前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如处于同一行业中的公司在向政府寻求更低的税额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时利益就是相容的，即所谓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时利益主体之间是种正和博弈。而后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却是互相排斥的，如处于同一行业中的公司在通过限制产出而追求更高的价格时就是排他的，即市场份额一定，你多生产了就意味着我要少生产。这时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锋、李崇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35] 奥尔森分析说：一般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奥尔森教授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根本是错误的。如果由于某个个人活动使整个集团状况有所改善，由此我们可以假定个人付出的成本与集团获得的收益是等价的，但付出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锋、李崇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36] 奥尔森称：当根据这种集体利益的两分法而将各种各样的集团也相应地分为（利益）相容性集团和（利益）排他性集体两类时，他们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不相同的。排他性的利益多少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既存利益”，这时集团碰到的是“分蛋糕”问题，固然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小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排斥他人进入。而相容性利益似乎一时半会儿尚未存在，这时集团碰到的是“做蛋糕”问题。较之排他性集团，相容性集团就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锋、李崇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37]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Ⅰ—Ⅱ页。
[38] ［美］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第七版），蒋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
[39] ［美］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汤艳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0] John G.Oetzel，Stella Ting-Tooomey：The SAGE Handbook of Conflict Communication：Integrating Theory，Research，and Practice，SAGE Publications，2006.
[41] 因篇幅关系，这里仅列举与本书关联度比较紧密的几位学家进行评述。
[42] 郭湛主编，王维国、郑广永副主编：《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3] 李永清：《如何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以深圳经验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沈一兵：《系统视野下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生成、演化与控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宏伟：《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4] 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与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