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慈湖诗传》的《诗经》学文化背景
自中唐迄于宋初，经学逐渐完成了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学者们提出了“舍传求经”，主张直接从经文本身来研究儒家经典，探求“本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对汉唐注疏的迷信，使学者们可以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来诠释经典。《诗经》学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宋儒逐渐破除了主要由《诗序》、《毛传》、《郑笺》构成的《诗经》汉学体系的束缚，以更自由的方式阐释《诗经》。由唐代中期至宋初，《诗经》学的转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学者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开始反驳《诗序》、《毛传》、《郑笺》和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关于《诗经》的观点，对《诗经》学的某些重大问题大胆提出新见；其二，学者们常常将自己的理学思想融入对《诗经》的解释中，使《诗经》学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三，一些学者和诗人不再把《诗经》视为单纯的经学著作，而是努力追求诗之本义，对《诗经》的文学本来面目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揭示。这种转变呈现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也正构成了《慈湖诗传》的《诗经》学文化背景。
在唐代中期以前，《诗经》学处于《毛诗正义》的严密统摄之下，主《毛序》的《诗经》学一统天下。但中唐以后，《诗经》学领域兴起了一股疑经、疑传、疑《序》之风，这股怀疑之风以施士丏、韩愈、成伯玙最具代表性。
就施士丏的《诗经》学而言，《新唐书》记载：“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丏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茞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丏、子陵最卓异。”[1]施士丏的《诗经》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当时《诗经》学的最高成就与发展方向。《唐语林》记载刘禹锡等人听施士丏说《甘棠》之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尤‘伐’，非也。”[2]关于“拜”字的意义，施士丏将其释为“小能屈”，指《毛传》释“伐”为非，表现出弃旧创新的勇气，这引起了当时如刘禹锡等一批学者的赞赏。施士丏非议《毛传》、《郑笺》所在多有，另如对《候人》“鹈在梁，不濡其翼”，《毛传》云：“梁，水中之梁。鹈在梁，可谓不濡其翼乎？”[3]《郑笺》云：“鹈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4]郑承毛义，认为鹈在鱼梁之上，不曾沾湿它的翅膀，是一种非正常现象，比喻小人居于朝廷，徒居其位而不谋事。而施士丏则解释为“梁，人取鱼梁也，言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5]。施士丏将在鱼梁之上的鹈比喻自身不行善事而专夺人之美之人，大异于毛、郑之说，他明确指出《毛传》“失之”。施士丏的《春秋》学被评论为“穿凿之学，徒为异同”[6]，就现存的施氏有关《诗经》学的资料看，其《诗经》学也同样标新立异，对毛、郑多有异议，这也成为《诗经》学革新的先声。
与此大体同时，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768—824）也大胆反对子夏作《诗序》这一传统观点，他讲：“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籍之子夏。”[7]韩愈以三个理由说明《诗序》非子夏作，而是汉代学者所作，他们假托子夏作《诗序》，无非欲借子夏之名来扩大学说影响。韩愈对《诗序》的怀疑揭开了唐宋《诗经》学疑《序》的大幕，昭示了《诗经》学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型。
继施士丏、韩愈之后，成伯玙起来对主《毛序》的《诗经》学体系提出了进一步的怀疑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诗经》学著作有《毛诗断章》和《毛诗指说》。其中《毛诗断章》已佚，《毛诗指说》存于《四库全书》中，《四库提要》曰：“一曰《兴述》，明先王陈诗观风之旨，孔子删诗正雅之由。二曰《解说》，先释诗义，而风、雅、颂次之，周又次之，《诂》、《传》、《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终之以《鹊巢》、《驺虞》，大略即举《周南》一篇概括、论列、引申以及其余。三曰《传授》，备详齐、鲁、毛、韩四家授受世次及后儒训释源流。四曰《文体》，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经说之余论也。”[8]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对《诗经》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新见解，比如他认为孔子删诗时，也曾对文辞进行刊正：“夫四国所陈，臣下所献，出自百家，辞生鄙俚，岂能尽善，若不刊正，无裨国风。”[9]他还认为《国风》各国的次序排列是按国土面积的大小来进行的，他又根据自己对《诗经》的理解，提出了《风》、《雅》、《颂》皆有正变的说法，这些皆是异于《毛传》、《郑笺》的新观点。成伯玙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是他关于《诗序》作者的大胆断言：“今学者以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无惑。如《关雎》之《序》，首尾相结，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编入《文选》。其余众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如此之类是也。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也。后人见《序》下有注，又云东海卫宏所作，事虽两存，未为允当。当是郑玄于毛公《传》下即得称《笺》，于毛公《序》末略而为《注》耳。毛公作《传》之日，汉兴，已亡其六篇，但据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见诗体，无由得措其辞也。”[10]汉唐《诗经》学一致认为子夏一人作《诗序》，成伯玙则大胆地提出了《大序》与《小序》首句为子夏作，而毛公申续《小序》首句之后文辞的新见解。这一思想对宋代《诗经》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苏辙著《诗集传》，在《诗序》作者问题上就完全采用了成伯玙的说法。四库馆臣对成伯玙的这一创见给予了高度评价：“然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实伯玙此书发其端，则决别疑似，于说《诗》亦深有功矣。”[11]充分肯定了成伯玙在《诗经》学发展上的历史性作用。
施士丏、韩愈、成伯玙等人的《诗经》学成就与革新观点为宋代《诗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到了宋代，《诗经》学中的疑《序》、疑经、疑传思潮形成了巨大的声势。《诗序》是《诗经》汉学解《诗》的纲领，宋代《诗经》学者对之进行了广泛批判，形成了废《序》的《诗经》学阵营。但同时仍有相当一批学者坚守《诗经》汉学体系，他们组成了尊《序》的《诗经》学阵营。废《序》与尊《序》之争，成为宋代《诗经》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之争。
在北宋毅然举起《诗经》学变革大旗的首推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2）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当时文坛领袖，也是当时经学革新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就《诗经》学而言，《四库提要》论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使，实发于修。”[12]欧阳修对整个《诗经》汉学系统作了猛烈的批判，范围涉及《诗序》、《毛传》、《郑笺》。欧阳修曾说：“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经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辨，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13]欧阳修明确指斥郑学为“妄”，毛氏“疏略”。欧阳修《诗本义》的主体部分《本义说解》即对《毛传》、《郑笺》进行了大量驳正。欧阳修还对《诗序》进行了批驳与删改，如将《板》篇的《小序》“凡伯刺厉王也”删掉“凡伯”二字，仅录“刺厉王也”四字；将《
宫》篇的《小序》“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删掉“能复周公之宇”，仅录“颂僖公也”四字，等等。欧阳修对北宋的《诗经》学革新思潮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楼钥曾给予高度评价：“由汉以至本朝，千余年间，号为通经者，不过经述毛、郑，莫详于孔颖达之《疏》，不敢以一语违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为说以通之。韩文公，大儒也，其上书所引《菁菁者莪》，犹规规然守其说。惟欧阳公《本义》之作，始有以开百世之惑，曾不轻议二家之短长，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诗人之意。其后王文公、苏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说，更相发明，愈益昭著，其实自欧阳氏发之。”[14]
欧阳修之后，王安石、苏辙、郑樵、朱熹相继成为批判主《毛序》的《诗经》学体系的主要代表，他们声势浩大，引领着新兴的《诗经》学学术思潮。
王安石（1021—1086）的改革精神不仅体现在政治变法上，也同样体现在经学改革上，他与其子王雱以及吕惠卿、陆佃、沈季长等人受诏撰定《诗》、《书》、《周礼》三经经义，名为《三经新义》。《宋史》王安石本传记载：“（熙宁）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15]王安石认为研究经术要着眼于实际世务，指导现实政治生活，他的《三经新义》正是为政治变法而作。《宋史》本传中又载：“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16]王安石在《诗经新义》中多以己意附会经义，如他解释《出车》一诗：“古者兵隐于民，而马牧之于野。兵车之出，则以车而就牧地也。”用《诗经》论证其变官府自行养马为官府给马、让民养之并获得相应报酬的保马法。王安石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17]，在《诗经》学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一般也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如对《诗序》作者，他有自己的崭新见解：“世传以为言其义者，子夏也。观其文辞，自秦汉以来，诸儒盖莫能与于此，然传以为子夏，臣窃疑之。《诗》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汤，如《江有汜》之为美媵，《那》之为祀成汤，《殷武》之为祀高宗，方其作时，无义以示后世，则虽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于子夏乎？”[18]认为《诗经》的许多诗篇在作成之时，并无深义示于后世，对于诗篇的初始意义，即使孔子也不得而知，子夏就更无知晓的可能。由此王安石对子夏作《诗序》给予了断然怀疑，提出了“《诗序》，诗人所自制”[19]的观点，对汉唐《诗经》学认为子夏作《序》的观点进行了明确驳斥。在《诗》、《礼》关系上，王安石主张以《礼》说《诗》，在《国风》次序上，主张不是以天子诸侯的尊卑大小而定，而是根据德行善恶而定，认为同孔子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一样，“十五国风之《序》”同样也“不无微意”，目的只是“序善恶以示万事”，使“乱臣贼子知惧，而天下劝焉”。这都表明王安石的《诗经新义》堪称以国家意志对《诗经》学改革的一次试验，虽然因其与政治改革的联姻而难免穿凿，但其革故鼎新的学术态度对宋代的《诗经》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风潮的示范作用。
苏辙（1039—1112）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经》学上也有突出贡献。他撰著的《诗集传》一书，突破传统藩篱，多以己意说《诗》。苏辙自云：“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20]他撰写《诗集传》的主要目的正是要革除汉唐诸儒的解《诗》之弊，破旧立新。其解《诗》的特色之一即是继承并发挥成伯玙的观点，对《小序》仅录首句，其余悉数摒弃，这影响了后来一批学者。对此四库馆臣曾评云：“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厥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良有由也。”[21]此外，苏辙还善于从形而上、形而下的哲学角度解《诗》：“《小雅》之所以为小，《大雅》之所以为大，何也？《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虽大，形也；道德无小，不可以形尽也。……《毛诗》之叙曰：‘雅者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以二《雅》为皆政也，而有大小之异，盖未之思欤？”[22]苏辙否定了《诗经》学史上以政事大小来区分《雅》之大小的传统观点，认为《大雅》之为大是因为大雅关乎道德之存亡，道德“不可以形尽”，属于形而上，故为大；而《小雅》之为小是因为《小雅》言“政事之得失”，政事虽大，毕竟为形，属于形而下，故为小。在《风》、《颂》的归属上，苏辙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创见：“诗有天子之风，有诸侯之风；有天子之颂，有诸侯之颂，二者无在而不可……”[23]“《风》言其风俗之实也，《颂》颂其德，颂之实也。岂有天子而无俗，诸侯而无德者哉？”[24]在苏辙看来，《风》主要指风俗之实情，天子、诸侯都有风，《颂》主要指歌颂道德之实情，无论天子、诸侯只要有道德，皆可以享用《颂》这种体裁的诗篇。这无疑是对传统《诗经》学中只有天子才能有《颂》的有力反驳。苏辙《诗经》学成就斐然，对后世学者颇有影响，朱熹即曾评价：“子由《诗》解好处多。”[25]
郑樵（1104—1162）是欧阳修、苏辙之后另一位在《诗经》学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其《诗经》学代表作是《诗辨妄》六卷。《四库提要》说：“……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26]四库馆臣视郑樵为宋代《诗经》学革新高潮到来的标志性人物。郑樵在《诗经》学上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对《诗序》的猛烈攻击上，如他说：“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则赵于何处而传此学？”[27]从《诗经》的传授渊源上驳斥子夏作《诗序》。郑樵还从《诗序》附会史传、妄定诗篇时代、望文生解、文字错乱等方面进行了广泛驳斥，认为“《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28]。郑樵《诗经》学的另一特点是在论《诗》时特别重视对声歌音乐方面的研究。郑樵从风、雅、颂的原本意义入手，指出《诗经》乃是一部乐歌总集，给《风》、《雅》、《颂》的含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臣之序《诗》，于《风》、《雅》、《颂》曰：‘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而不曰：‘风[29]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30]郑樵从声歌角度来定义《风》、《雅》、《颂》，这完全背离了《诗序》的解释。他还对从声歌角度解《诗》进行了理论分析：“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生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31]“今乐府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乐声无用。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兢之徒以事解目。盖声失则义起，其与齐、鲁、韩、毛之言《诗》无以异也。”[32]郑樵认为，古代的《诗经》就像当时的辞曲一样，是配有乐谱需要歌唱的，自从汉代诗家仅以“义理”说《诗》以后，《诗经》的声歌之学也就湮没无闻了，这正与当时已经没有音乐曲谱而仅存章句的乐府的情况相似。对郑樵的《诗经》学贡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总结云：“《夹漈诗传》二十卷、《辨妄》六卷，郑樵撰。《辨妄》者，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33]郑樵对《诗序》的全面批判直接影响了朱熹。
朱熹（1130—1200）是理学文化的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诗经》学成果也相当丰硕。他曾自述其《诗经》学有三变云：“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34]在朱熹看来，废《序》解《诗》乃是解《诗》正途，也是关键。其《诗集传》对《诗经》进行了理学化的解读，他说：“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35]在朱熹看来，《诗经》之所以被尊为“经”，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融贯天道与人事的理。朱熹所主张的理是有现实的道德与政治内涵的，读《诗》参理成了朱熹研究《诗经》的最终目标，他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36]朱熹认为学习二《南》、《雅》、《颂》的目的在于求得修齐治平的道理，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以废《序》为基础，朱熹提出了他最引人注目的“淫诗说”，对“思无邪”作了新的解说，他说：“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37]在朱熹看来，如视作诗之人为“思无邪”的主体，则很难解释有“无邪”之思的人何以铺陈“淫乱”以成诗篇，汉儒曾提出“美刺说”，从“无邪”出发创造出“有邪”的诗篇是为了劝善惩恶，结果只能陷入曲为训说、穿凿不根的境地。而若将创作主体转向阅读主体，视读诗之人为“思无邪”的主体，这一矛盾就迎刃而解，所以他强调对作诗者可能以“有邪”之思所作的诗篇，读诗者要以纯正的心思去读它。这就意味着《诗经》中完全容许“有邪”之诗存在，关键我们要以“无邪”之心读之。朱熹将这些“有邪”之诗称为“淫诗”，如朱熹将《静女》视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将《大车》亦视为“淫奔者相命之辞也”，“淫诗”说实质上已经窥测到了《诗经》文学性的真面目。建立在疑《序》、废《序》基础上的“淫诗”说成为朱熹《诗经》学最重要的成就，朱熹也成为宋代《诗经》学废《序》阵营中的一面旗帜。
欧阳修、王安石、苏辙、郑樵、朱熹等人作为宋代《诗经》学革新的代表人物，为开创《诗经》宋学研究的新局面，都努力打破《诗经》汉学体系，集中批判了传统的以《诗序》为核心的解经体系，在不同程度上有着鲜明的废《序》立场，并由此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废《序》解诗的《诗经》学新思潮。
同这股反《诗序》的《诗经》学思潮相对立，宋代《诗经》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继承《诗经》汉学的一批学者，在总体上，他们对《诗序》、《毛诗》、《郑笺》采取尊信的态度，可称之为尊（主）《序》派。尊《序》派的主要代表有范处义、吕祖谦、严粲、段昌武等人，他们形成了一股不小的主《诗序》的《诗经》学思潮。
范处义是南宋初年尊《序》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诗经》学代表作为《诗补传》。他在该书《自序》中表达了鲜明的尊《序》立场：“其不通者，辄欲废《序》以就己说，学者病之。《补传》之作，以《诗序》为据，兼取诸家之长，揆之情性，参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诗人之意。文义有阙，补以六经、史传；诂训有阙，补以《说文》、《篇韵》。异同者一之，隐奥者明之，窒碍者通之，乖离者合之，谬误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错出其间，《补传》大略如此。或曰：‘《诗序》可尽信乎？’曰：‘圣人删《诗》定《书》，《诗序》犹《书序》也，独可废乎！’”[38]他指出某些学者解《诗》不通就在于废弃了《诗序》，而他自己著作《诗补传》就全本《诗序》，并参考其他文献以求阐明诗义，《诗序》就像《书序》一样，是不可废弃的。范处义坚持尊《序》有其认识上的原因，他说：“《诗序》尝经圣人笔削之手，不然则取诸圣人之遗言也。故不敢废《诗序》者，信六经也。”[39]他认为《诗序》或者经过孔子的整理，或者是孔子遗言，都反映着圣人的思想，尊信《诗序》也就是尊信圣经。由此他全力维护《诗序》，有时明知《诗序》不妥也仍然曲为解说。例如，他在解释《王风·君子于役》、《郑风·溱洧》、《秦风·蒹葭》等诗时就颇为典型，充分反映了尊《序》的保守立场。但也应看到，范处义对《诗序》也并非一概遵从，偶尔也对《诗序》提出异议，如对《召南·草虫》一诗，他议论道：“《草虫序》言‘大夫妻能以礼自防’，其诗未必出夫人女子之口，盖诗人喜其知礼，为之歌咏其事。”[40]认为该诗作者并非《诗序》所言的大夫妻，而是诗人以女子之口为言。当然，在《诗补传》中，这种对《诗序》表示异议的情形极少。这反映出范处义在总体上谨尊《诗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废《序》时代思潮的影响。
吕祖谦（1137—1181）为当时大儒，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在《诗经》学上，吕祖谦是宋代尊《序》派的集大成者，主要著作为《吕氏家塾读诗记》（简称《读诗记》），是当时尊《序》派的代表作。他在《读诗记》中引尊《序》学者程颐的观点：“学《诗》而不求《序》，犹入室而不由户也。或问《诗》如何学？曰：只于《大序》中求。”[41]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尊《序》立场。他自己也明确表达过对《毛诗》及其《诗序》的赞赏：“鲁、齐、韩、毛，师读既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余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为得其真也。间有反覆烦重，时失经旨，如《葛覃》、《卷耳》之类，苏氏以为非一人之辞，盖近之，至于止存其首一言，而尽去其余，则失之矣。”[42]吕祖谦将齐、鲁、韩、毛诸家《诗》之现存文献加以比较研究，认为《毛诗》及其《诗序》最得诗义之真，反对苏辙对《诗序》仅录首句而尽去其余的废《序》立场。《读诗记》对《诗经》各篇主旨的解说，绝大多数都是依《序》立说。而且他依《序》说《诗》，往往先训诂名物，再解说诗义，博采众家，堪为尊《序》的典范之作。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坚守《毛传》、《郑笺》，本《诗序》说诗。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汉学家的《诗经》代表著作。”[43]同时，吕祖谦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在尊《序》说《诗》时，也常常以理学浸入其中，如他在《丽泽讲义》中论道：“窒欲之道，当宽而不迫，譬治水，若骤遏而急绝之，则横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体之复。《汉广》之诗，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犹思‘秣其马’、‘秣其驹’，是不禁欲之起，终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体之复。心一复则欲一衰，至再至三，则欲亡而纯乎理矣。”将《汉广》一诗以理、欲关系作解，表现出鲜明的理学特色。当然，吕祖谦也受到当时废《序》思潮的影响，在对若干诗篇的解释中也不时有驳《序》言论，如对《卫风·氓》一诗，《诗序》解释曰：“《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44]吕祖谦对此反驳说：“美反正，刺淫泆，此两语烦赘。见弃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45]明确反对《诗序》的烦赘和无中生有。再如对《王风·君子于役》一诗，《诗序》解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46]吕祖谦对此评论说：“考经文，不见‘思其危难以风’之意。”[47]批评《诗序》之论缺乏依据。可见，吕祖谦的尊《序》是指在总体上尊信《诗序》的解经体系与解经方法，而在对《诗经》具体诗篇上也间有批评与否定《诗序》之处，这基本反映了宋代尊《序》派《诗经》学的基本面貌。应指出，正是这种对《诗序》总体尊信、间或批评的态度使得《读诗记》给人一种严正公允之感，这影响了一批《诗经》学者。
杨简生活在南宋中期，处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反《诗序》的《诗经》学思潮与以吕祖谦为代表的主《诗序》的《诗经》学思潮的裹挟激荡之中，他的《诗经》学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当时，朱熹的反《毛序》的《诗经》学虽顺应了宋学潮流，但遭到经学保守派的攻击与抵制，而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依旧被众多学者所尊奉。如严粲作《诗辑》，在指导思想上即“以吕祖谦《读诗记》为主”[48]，段昌武作《毛诗集解》，亦“大致仿吕祖谦《读诗[49]记》”[50]，林岊也深受吕氏影响，作《毛诗讲义》，“大都取毛、郑而折衷其异同……力阐古义以诏后生，亦可谓笃信谨守（《诗序》）者矣”[51]，等等。众多学者依旧一本《诗序》说《诗》，主《毛序》的《诗经》学思潮一时有重振复兴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杨简在《诗经》学上毅然站到了朱熹反《毛序》的一边，撰写了《慈湖诗传》。不同的是，如果说朱熹是站在理学思想的立场来阐释其反《诗序》的《诗经》学体系，那么杨简则是站在心学思想的立场来阐释其反《诗序》的《诗经》学体系，他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心学化的《诗经》学诠释体系。
[1]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07页。
[2]王谠：《唐语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页。
[3]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20页。
[4]同上。
[5]王谠：《唐语林》，第37—38页。
[6]欧阳修：《新唐书》，第5707页。
[7]杨慎：《升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6页。
[8]成伯玙：《毛诗指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9页。
[9]同上书，第171页。
[10]成伯玙：《毛诗指说》，第174页。
[11]同上书，第169页。
[12]欧阳修：《诗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1页。
[13]同上书，第294—295页。
[14]朱彝尊：《经义考》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63页。
[15]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44页。
[16]同上书，第10550页。
[17]同上。
[18]朱彝尊：《经义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307—308页。
[19]同上，第304页。
[20]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3页。
[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21页。
[22]苏辙：《诗集传》三苏全书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23]苏辙：《诗集传》三苏全书本，第561页。
[24]同上书，第562页。
[25]朱熹：《朱子语类》，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784页。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28页。
[27]转引自周孚《蠹斋铅刀编》卷3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1页。
[28]郑樵：《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29]原文于此处衍一“风”字。
[30]郑樵：《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9页。
[31]同上书，第1—2页。
[32]同上书，第2页。
[3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1页。
[34]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8页。
[35]朱熹：《诗集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2页。
[36]同上。
[3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1—3372页。
[38]范处义：《诗补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
[39]同上书，第2—3页。
[40]同上书，第5页。
[41]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3页。
[42]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25页。
[43]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44]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84页。
[45]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5页。
[46]孔颖达等：《毛诗正义》，第698—699页。
[47]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9页。
[48]严粲：《诗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页。
[49]原文误为“书”字。
[50]段昌武：《段氏毛诗集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2页。
[51]林岊：《毛诗讲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