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徵明的家世背景和学习渊源

第一节　文徵明的家世背景及影响

文氏姬姓，裔出西汉成都守翁，始著姓于蜀；后唐文时自成都迁往庐陵，传十一世文天祥、文宝等，文宝官衡州教授，子孙因此安家衡山；至元季湖广管军都元帅文俊卿，生六子，次子文定聪后来入赘为都指挥蔡本婿，随同从蔡本迁徙到杭州；文定聪之子文惠自杭州到了苏州，做了张声远的女婿，从此安家长洲；文惠之子文洪，就是文徵明的祖父。

文徵明在《亡兄双湖府君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载：

高祖而上，世以武胄相承。至曾大父存心府君讳惠，始业儒，教授里中。[1]

由此我们了解到，文徵明家族本是武胄相承，直至其曾祖文惠开始，才以文行世。文徵明祖父文洪为成化元年（1465）举人，父亲文林为成化八年（1472）进士，叔父文森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因此可说，文徵明出身苏州的文人世家。

文徵明祖辈、父辈都比较清贫，但他们提供给文徵明的教育在当时却是先进的，这为文徵明成长、成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引导他成才的最关键人物，无疑是他的父亲文林。

文林（1445—1499）字宗儒，号交木。曾官永嘉令，改知博平，擢南京太仆寺丞，升温州知府。卒于温州任上，而箧中无一贪腐之物。

文林对文徵明的教育首先体现为他对儿子的充分信任。黄佐有这样的记述：

公生而少慧，貌古神完。八九岁时，语言犹不分别。他人或易视之。而其兄奎爽朗俊伟，交木独器公曰：“此儿他日必有所成，非乃兄所及也。”[2]

一个父亲面对一个八九岁时“语言犹不分别”的儿子，非但没有灰心，还信心满满地认为“爽朗俊伟”的文奎不及“生而少慧”的文壁，且相信文壁“他日必有所成”，显示了他的远见，更显现了他对文壁的信任。文林在温州任上时，还曾在给文徵明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子畏（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3]

唐寅曾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常向文林请教，当时文林谒告还里，在吴多时。因此文林是了解唐寅的，正是有了这份了解，才有这番表白。这自然不是文林在贬低唐寅抬高文徵明，是他深通一个人成才的规律而作的客观评论。这也再次说明他对文徵明是充满信心的。

信心是一面，更为重要的是，文林还十分重视对文徵明的引导和教育。这一方面表现为他以自身清贫廉洁、积极进取等行为方式影响着文徵明。文徵明还未成年时，大部分时间都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这自然可以理解为父亲对儿子有教养义务，但文林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考绩还朝时带上文徵明，则可理解为他有意让文徵明增长见识，扩大眼界，是对文徵明的一种培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文林很用心地让文徵明与自己的朋友、同僚接触，让徵明从游于他们，甚至拜他们为师，这极大地促进了文徵明的成长，对文徵明一生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比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文徵明以僚友子弟，给事吕秉之左右；又如弘治四年（1491），文徵明以同僚子弟，执弟子礼于李应祯；再如弘治六年（1493），文徵明以父命从庄昶游。另如吴宽、林俊、沈周等声名卓著的人物，均对文徵明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都是文林的好友。

文徵明不仅有文林这样的父亲，他的生母祁守端（1445—1476）也很了不起。祁氏本人工诗善画，堪称子女的启蒙老师。不仅如此，按文林的叙述：

（祁守端）事吾父及继母祗畏不懈，食饮衣服，必其手出。家或致馈饷，辄辞曰：“私馈非长者奉，又不可独啜，将焉用此？”林出就学，吾妻脱簪珥为笔札费。……已而从官永嘉，愈肃家政。二子一女虽幼稚，不遣窥外户。故林得尽力于官，三年无内顾忧。林之在永嘉也，念家君宦游北方，不得共朝夕，图迎养，于家业未就，无以为计，意时时不乐。吾妻谓林曰：“君在官巡，不得顾私养。养，吾责也，请以二子归，治旧业，为迎养地。”林感其言，遣归。[4]

足见祈氏还十分贤淑，为文林就学、为官排除了诸多干扰，是文林实现人生理想的坚强后盾。不难想象，文林在对李东阳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是多么感伤！祁氏去世后，文林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感昔年少壮，挈家来宦游。官卑无馆传，六口聚民舟。时时搁浅滩，乱石雷声侔。到县禄不给，送妻还故州。廿载复经行，白发被满头。清溪不改故，官舸乘中流。怀人渺何许，墓木空山秋。叹息泪盈把，促促生烦忧。[5]

诗中回忆了他们一家在永嘉生活时的困难情景，表达了文林对已故妻子的无限怀念之情。

文徵明是不幸的，他生而不慧，又在自己七岁时便要承受丧母之痛；但他又是幸运的，他的父亲十分懂得培养他，父母二人在他年少的时候又堪称他的模范，后来的继母吴氏也很贤能。教育的源头并不在学校，而在家庭，父母往往是子女一生最好的老师。因此，有一对贤能、恩爱的父母，对天下子女来说无疑是一种福气。文徵明便是这种福气的受益者。他虽然大半生在清贫中度过，但从他积极进取、却金赙、婉拒俞谏之助[6]等行为表现来看，父母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文森是文家引以为豪的又一重要人物，文徵明自然受到过这位叔父的鼓励和教诲。

文森（1464—1525）字宗严，号白湖，文洪次子，文林同父异母弟。曾官庆云县知县、郓城知县、河南道监察御史、南京太仆寺少卿，诰受中宪大夫，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致仕。平生以忠义自许，雅慕文天祥为人。

文森小文林十九岁，事文林如父，终生不曾与文林亢列；对其弟文彬也备极友爱；对待自己的侄子们，文徵明曾有这样记述：

（公）抚诸侄礼严而情笃，于徵明加亲。徵明少受业于公，赖有所成。及以荐入官，数书示其所志，思一见徵明，不及。及是归，而公不可作矣。呜呼痛哉！[7]

可见文徵明曾受教于文森，文森和徵明多有交流，二人感情甚好。文徵明曾在文森以御史乞告在家期间写下《叔父侍御致仕诗四首》，又于正德八年（1513）自南京应试后往滁州访叔父文森，还在叔父去世后两年撰写了《先叔父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公行状》；文森于弘治四年（1491）以都穆所遗《黄庭》不全本付徵明，又于正德十年（1515）以徵明手写祖父文洪《括囊稿》付梓，还在文徵明荐受翰林后赋诗寄之。二人之间往来的这些点滴记录，充分说明他们叔侄二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文徵明文氏长辈中，对他影响较大的至少还有两人，一是文素延，二是文玉清。

文素延（1437—1513）是文徵明曾祖父文惠的长女，文林的姑姑。按文徵明的叙述，文延素“读书知大义……然自是日益老，而操事出言无少失。……先大父初食贫，硕人与同患苦”[8]。评价较高。

文玉清（1449—1528）是文林的同胞妹妹，文徵明和自己这位姑姑颇为亲近，并对她十分敬佩。他曾这样写道：

硕人少受学家庭，通《孝经》、《论》、《孟》及小学诸书，皆能成诵。与人言必举古训，行必践之。虽仓卒纠纷，不少淆乱。教子女必以道义，不为妍嫌婉恋之态。虽贫，衣被完洁，器物虽敝不辄弃。……先公及仲父中丞相继起科第，列官中外，家日显大；硕人未尝少有所干，以是先公特贤爱之。先公殁，仲父中丞及今季父事之尤谨……每为言文氏先贫时事，以示规诲。某归自京师，拜硕人床下，硕人抚慰甚至。[9]

可见文玉清不仅颇有学养，又深明大义，还对文徵明关切备至。

文徵明在撰述祖姑、姑姑的事迹时，伤感之外，更有对她们的追怀和敬仰。也许她们都不曾手把手教过文徵明知识，但她们自己的为学、处世方式都曾对文徵明有一定的感化作用。我们说文徵明出生于文人世家，并不仅仅基于文洪、文林、文森等男性长辈，还包括祁守端、文延素、文玉清等女性长辈，他们共同促进了文徵明的成长。

来自祁氏家族对文徵明的关爱和教导也值得关注。

文徵明七岁丧母，父亲文林当年为应养计，嘱托妻兄祁春把徵明兄弟接到祁家抚育，所以文徵明至少曾有三年在外祖母家生活的经历。在这期间，文徵明深受外祖母徐氏、姨母祁守清、舅舅祁春的关爱和教导。有关于此，文林曾这样写道：

硕人，余外姑也。予令永嘉，尝遣家累归。未几，予妻卒子家，遗二子一女俱幼，硕人实视之，哺育衣被，三阅岁不衰。于时微硕人，予二子且无所归。[10]

可见，文徵明虽早早地遭遇了丧母之痛，父亲又忙于政务，但因为有了外祖母的照顾，他个人的成长并未陷入困境。但当时徐氏终究已经年迈，真正承担照顾文徵明的是祁守清。文徵明曾深情地回忆道：

硕人，余从母也。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弟稚弱无所归，依外大母徐以居。而徐老不事事，硕人实抚鞠之。时硕人新寡，家又赤贫，无所得衣食。检故箧，得敝衣，浣濯补缀，随燠寒以给，煦沫备至。故余兄弟虽孤贫，不知有馁寒之苦，盖于余有母道焉。[11]

贫寒之中，尚能“煦沫备至”，姨母祁守清的真情关切，在年少的文徵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三十多年后，当文徵明面对祁守清之子严悦求请为其母撰写墓志铭的时候，屡次发出“呜呼”的哀叹，并说：“岁时升堂，见硕人，犹见先夫人也，矧有恩焉！而今已矣，其何以为情耶！而于其葬也，忍不有铭以昭之耶？”[12]文徵明与姨母的深情由此可见一斑。

祁春（1431—1508）字元吉，祁守端之兄。

与外祖母和姨母不同的是，祁春不但在生活上关心文徵明，还对他多有教诲。文徵明在《祁府君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弟才数岁。家既赤贫，又无强近亲戚。府君居数里外，率日一至吾家，委衣续食，哺鞠周至，终三年不衰。于时微府君，余兄弟且死。故余视府君犹母也，府君慈恋虽切，而不忘训饬。自先君之亡，所严事者，独有府君，盖又有父道焉。[13]

在年少的文徵明眼里，舅舅祁春待他既像一位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又像一位父亲一样，“慈恋虽切，而不忘训饬”。足见祁春对文徵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来自妻子家族对文徵明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文徵明在弘治五年（1492）三月前与吴氏成婚[14]，从此成为吴氏家族的一员。岳父吴愈出身官宦之家，富有才学，仕途显达；岳母夏氏出身名门，乃太常卿夏昶之女，多有贤行。文徵明与岳父一家关系亲密，尤其是岳父吴愈，文徵明与他多有往来，受其引导、教诲自是不少。

吴愈（1443—1526）字惟谦，晚号遁翁，昆山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曾任南京刑部郎中、叙州知府，仕终河南参政。识虑精审，举动详缓，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

文徵明对岳父十分尊敬。早在吴愈以南京刑部郎中升任叙州知府时，文徵明就请沈周作《送别图》送之；吴愈七十五岁时，文徵明又作《抚孤松而盘桓图》以作贺寿之礼；吴愈去世时，文徵明尚在北京，后来仍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并书之。另外，我们从存世文徵明写给吴愈的十二通信札中，可以读到他向岳父说起身边种种大小事务，充分反映出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他对岳父的尊敬。

书信往来是双向的，吴愈在写给文徵明的信札中自然多有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直接的教导。文徵明曾在一封回信中这样写道：

近蒙手书，兼领厚仪，教爱勤至，感刻无量。[15]

可见吴愈不仅在生活上帮助过文徵明，还在思想上引导他、教导他，正所谓“教爱勤至”。

文徵明受岳父的影响自在情理之中，他为吴愈撰写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

（吴愈）家居尤事检持，出入起居，咸有常度。接人和而有辨，故虽肖融洽，而人莫敢慢易。人有过，不面加诮让，惟对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然人每以是候公，颜色所加，甚于质责也。故诸子若孙咸孑孑自将，无少纵驰。[16]

文徵明这里写的是岳父吴愈，他自己何尝不类似于此呢。我们由此虽不能肯定地说是吴愈教导了文徵明，但吴愈的行为方式对文徵明造成深远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文徵明受吴愈影响明显，且有较多有关二人交流的记录可寻。而有关文徵明的岳母夏氏，我们却难以找到有关她与文徵明相关的记载，这应该与夏氏为女流且早在弘治九年（1496）就去世了有关。但夏氏之父夏昶以文翰传家，夏昶与其兄夏昺均以善书画闻名于世，文徵明曾于弘治七年（1494）在友婿王银家见过夏昺所画《云山图》，并作了题跋，夏氏对文徵明或有潜在影响。

第二节　文徵明的文墨学习渊源

一　师友之间

如果说来自亲族的教育和影响奠定了文人一生为人、为学的基调，那么，师友授受、切磋则直接关系到文人对某类（或某几类）知识领略的深浅。一般的家庭，也许灌输给孩子的理念就是读书、识字、科举入仕，从而光宗耀祖；一般的师友，也许就只能在很有限的眼界内讲习、交流。但文徵明是幸运的，他出身文人世家，教益颇多；他从小就因父亲文林的引导，耳濡目染于良好的文化交游圈中，接触到当时一些名士大儒，受他们影响，以他们为师；他自己也乐于与人交游，于父亲的同僚、故友之外，又与当时一大批社会名流建立了良好关系，互相学习，互为砥砺。

（一）师长

文徵明一生所受的教育，家族之外，最得益于父亲文林的一些同僚和好友。他曾学文于吴宽、史鉴、赵宽、庄昶等，学诗于吕秉之，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又往来于王鏊、林俊、乔宇等人之间，还受陆容、谢铎、王徽等人影响。诸人当中，吴宽、王鏊、林俊、乔宇等皆一时名宦，富有学养；吕秉之、李应祯、庄昶、赵宽、陆容、谢铎、王徽等，或为文林同僚，或为文林知交好友，均具才学；沈周、史鉴二人均隐居不仕，但也都是一时名流。

我们另在其他章节论述吴宽、王鏊、林俊、庄昶等，此处先论李应祯、吕秉之、赵宽、沈周、史鉴等人。

李应祯（1431—1493）字贞伯，号范庵，长洲人。景泰四年（1453）登乡举，成化元年（1465）选授中书舍人，弘治四年（1491）升任南京太仆寺（在滁州）少卿。为人刚鲠，博古好学。书迹清古，为时所重。

李应祯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时候，文林当时正在滁州南京太仆寺丞任上。文徵明自弘治三年（1490）春以省父至滁州后，直至弘治四年（1491）秋天才返回长洲，其间，他得以以同僚子弟的身份拜李应祯为师，向他学习书法，态度甚是恭谨。

李应祯“既多阅古帖，又深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17]，对文徵明又十分关切，因而他对文徵明早年学习书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徵明有这样的记载：

一日，书《魏府君碑》，顾谓某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18]

可见，文徵明从李应祯那里系统地学习了书写技法，这为他日后的书写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应祯曾见文徵明书有涉玉局笔意，当即大声斥责道：

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踵？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19]

可见，李应祯对文徵明的成长已经十分关切，并对其寄予厚望，要求文徵明在学习古法的前提下，融会诸家，自成风格。文徵明在书写方面最终能自成一家，与李应祯这种书写观念的渗透有着莫大的关系。

文徵明曾写下“公能折行忘前辈，我幸通家讲世亲”[20]句，表明他对自己能随李应祯学习感到万分荣幸。他在《先友诗》第一首中又这样写道：

太仆在三舍，抗言拒荆川。平生强执志，己究未达身。十年更外制，耿挺标清真。矫矫孤飞鸿，翘翘一角麟。卿监晚回翔，白发已盈巾。故国有佳山，长崎多风尘。终然绝俗姿，逸去畴能驯。[21]

体现了他对李应祯的钦佩之情。

文徵明在《跋李少卿帖》和《又跋李少卿帖》中均提到自己随李应祯学书的事情，足见他对李应祯的教诲铭记于心，并对李应祯有着深切的怀念之情。

文徵明另一位老师吕常仕途与李应祯颇为相似，也有“中书舍人”和“南京太仆少卿”的为官经历，并且也是文徵明于父亲文林任南京太仆寺丞期间结识的。

吕常（1449—1511）字秉之，嘉兴人。成化七年（1471）登乡举，成化二十二年（1486）升南京太仆少卿。生长贵族，而贫穷其身；性资开朗，好学不倦。

文徵明与吕常相识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当时文徵明随父在滁州，吕常则还在南京太仆寺少卿任上。文徵明因为父亲的关系，得以以僚友子弟身份接近吕常并给事左右，向吕常学诗。

关于吕常的诗文之能，文徵明曾这样写道：

（吕秉之）喜为诗，日必三数篇，操札辄就，若不经意，而出语雄浑，用事经当，往往追躅古人，一时宗工让能焉。其文尤严整有法，无愧作者，而诗名大噪，遂用淹其所长。[22]

吕常有如此之能却不张扬，唯以自乐，令文徵明由衷地佩服。

文徵明与吕常的往来并不止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文徵明曾写下《奉陪吕太常沈石田游虎丘次韵》，诗中有“寻壑共经丘，偶得追从续旧游”[23]句，可见吕常在1487年后曾到苏州与沈周、文徵明同游。

吕常去世后，文徵明满怀深情写下《南京太长寺卿嘉禾吕公行状》，并在《先友诗》第八首中这样写道：

太常名家子，英玉苍玉玕。文章足华焕，秉志亦坚完。礼曹肃供奉，弱冠已骞搏。不爱荫补郎，自致青云端。滁山咏列锦，银台达纠弹。所至必宣秉，云胡不终安？只应千首诗，终古无能刊。[24]

概述了吕常的一生，体现了徵明对先师的追怀之情。

上述李应祯、吕常分别是文徵明的书法、诗歌老师；文徵明还有数位古文老师，赵宽是其中的一位。

赵宽（1457—1505）字栗夫，吴江人，官至广东按察使。为文雄浑秀整，行草清润，品鉴精敏，诗亦俊雅。为人平易闲雅，人乐与交。

目前可考文徵明与赵宽的往来记录十分有限，但文徵明曾在二十三岁那年从学史鉴，并侍赵宽游却是肯定的。史鉴曾在给文徵明的一封书信中说：

《重庆堂》、《水月观》二记，适在案头，为庄定山、赵栗夫所见。庄谓《重庆堂》胜，赵谓《水月观》胜，争执久之。……因援笔批抹，盖合三人之见。[25]

由此我们勉强可以推测，赵宽同史鉴和庄昶一样，也曾在古文法方面指点过文徵明，他们三人都可谓文徵明的古文老师。赵宽去世后，文徵明为他校订遗集，充分印证了二人的师生关系。文徵明一生校订了好几部文集，其中有文林的《琅琊漫抄》和薛蕙的《西原遗集》，都承载着深厚的感情，《半山赵先生集》的校订自然也是如此。

与上述老师不同的是，文徵明的另外两名老师——沈周和史鉴都没有为官的经历。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别号石田，人称石田先生，世居长洲县相城里。终生不仕，有“有竹居”，耕读其间。工诗文、善书画，尤以绘画名世，评者谓为明世第一。为人谦和，内蕴精明。

文徵明写于正德七年（1512）的八首《先友诗》中，《处士沈公周》列于第六首，八位友人与文林的深浅关系自然不是按序列出，只能说明他们都是文林一生中极为密切的朋友。文徵明因父亲文林与沈周是知己之交，很早就结识了沈周，并有机会观沈周作画。我们知道，文徵明的生母祁守端善画，文徵明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向母亲学过绘画，因此他在弘治二年（1489）于双娥精舍观沈周画《长江万里图》时，意颇韵会，萌生了从沈周学画的念头。不过当时沈周知道文徵明的志向在于科举出仕，因此不想他耽于艺事，影响举业。他对文徵明说：“此业从来业障，君何用为之？”[26]但文徵明对绘画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二人相处久了，文徵明在绘画方面过人的禀赋也为沈周所知，所以沈周最终还是接纳了这个弟子，并倾囊相授。

沈周对文徵明十分爱重。他一生的莫逆之交仅有四人，分别为吴宽、都穆、文林和文徵明父子，“此四人者，盖世所称笃行慕古，金玉伟人也”[27]。可见沈周一生择友标准很高，而他与文徵明又有师生之谊，交情又有不同，爱重之情更甚。

文徵明对沈周十分敬重，王世贞有这样的记载：

文待诏称启南为“先生”，每谓人：“吾先生，非人间人也，神仙人也，满百文某安敢望。”[28]

可谓推崇备至、敬仰有加。而“吾先生”的称呼，则充分体现了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关这类称呼，何良俊有这样的记载：

余至姑苏，在衡山斋中坐，清谈竟日。见衡山常称我家吴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盖即匏庵、范庵、石田，其平生师事者，此三人也。[29]

可见文徵明平生最亲近的老师有三位，沈周即是其中之一。不过李应祯与吴宽先后在弘治六年（1493）、弘治十七年（1504）即已去世，且他们在世时都有官员身份，政务繁多，文徵明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十分有限。而沈周则大为不同，他一生不仕，去世时间也较他们更晚，文徵明与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学习、交游、唱和。最关键的是，三位老师当中，文徵明的志气、爱好与沈周最为接近，沈周在前，文徵明在后，二人都是“吴派”绘画的领袖人物。因此可以说，文徵明对吴宽和李应祯，侧重于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后学对贤达的尊崇；文徵明对沈周，则在尊崇之外，多了许多亲近，二人可谓亦师亦友。

沈周在世时，文徵明与他时有唱和，徵明写有《次韵答石田梅雨后言怀之作》、《病中次韵答石田先生》、《和答石田先生落花十首》、《次韵答石田梅雨后言怀之作》等诗，又曾多次为沈周之画作跋，或据画面意象写下题画诗，显示了二人亲密的师友关系。

沈周去世后，文徵明在《哭石田先生二首》中这样写道：

苦雨凄风玉树零，吴山还秀水潜神。此公要自关千载，一代缘知不数人。摩诘丹青聊玩世，龟蒙隐约遂终身。及门曾是通家客，目惨愁云涕满巾。不堪惆怅失瞻依，手把图书梦已非。文物盛衰知数在，老成凋谢到公稀。石田秋色迷寒雨，竹墅风流自夕晖。未遂感恩酬死志，此生知己意长违。[30]

哀伤之情，令人叹惋！他又为沈周撰写了行状，其中有云：

先生为人，修谨谦下，虽内蕴精明，而不少外暴。与人处，曾无乖忤，而中实介辨不可犯。然喜奖掖后进，寸才片善，苟有以当其意，必为延誉于人，不藏也。尤不忍人疾苦，缓急有求，无不应者，里党戚属，咸仰成焉。平居事其父同斋，无所不至。同斋高朗喜客，饮酒必醉。先生不能饮，每为强醉以乐客。同斋没，乃绝。母张夫人年岁百龄，卒时先生八十年矣，犹孺慕不已。弟召病瘵，不内处，先生俱卧起者岁余。及卒，抚其孤如子。庶弟豳，稚未练事，为植产使均于己。一妹早寡，养之终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31]

知之既深，言之愈切。联想文徵明自己的行事风范，何尝不类似于此？父亲文林病重于温州时，他携医前往，之后妥善地处理了父亲的后事；岳父、叔父、婶母、舅舅、姨母等人去世后，他在哀伤之余，或撰写行状，或撰写墓志铭；兄长文奎性刚难事，他恭顺将事，唯恐失欢，且在文奎以事遘难后，百计为之调护，以致废寝忘食……而今沈周去世，他哭之以诗，又撰以行状，还请王鏊撰写墓志铭，之后自己再以隶书书之。孝友如此，令人感动！文徵明行事风范与沈周的类同，或是有沈周的先行影响在内，可见二人的交游远不限于艺文之事，而是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二人是师生关系，却又情同父子。

文徵明在沈周去世后的其他一些行为表现也体现了他对沈周的深情。沈周去世后，文徵明曾留宿于沈周在世生活所在的相城，触景生情，写下这样的诗句：

何处重占处士屋？草堂突兀夜灯明。风流已与人都尽，手泽空怜物有情。依旧短墙围夜色，不禁高树起秋声。伤心未了生前约，渔子沙头一棹横。[32]

怀悼之情，情深意切；沈周下世八年后，文徵明还曾追和沈周于正德二年（1507）赠予他的一首诗，诗中有“忆公感慨身难赎，顾我飘零鬓亦丝”、“花落江城有所思，双娥寺里写相知”、“细草含烟情脉脉，凉风吹雨泪丝丝”[33]诸句，深情犹在；嘉靖十四年（1535）四月七日，文徵明于袁表斋头见沈周画册，不胜怅惘，于题诗中写下“不见石翁今几时？伤心断楮墨淋漓”[34]句；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年届八十九岁的文徵明已然功成名就，但在见到沈周《溪山深秀图》时，仍借留半载，摹临一过，足见尊崇之情。

单论画法，文徵明得沈周指授良多，受益终生。文徵明在沈周去世后的数十年岁月里，仍把沈周的绘画当作自己重要的学习对象，时常观赏、临摹，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文徵明临写了沈周所作的《金鸡图轴》；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文徵明曾在沈周《溪山深秀图》后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石田先生摹黄子久《溪山深秀图》，是正德元年春写于金陵弘济寺。迨今嘉靖戊午，五十余年矣。其笔墨畦迳，真趣天然，不下于子久，予每每在念。入春来，久雨积闷，无以遣怀。偶客携此卷至玉磬山房见示，视之令人醒然，不忍去手。淹留半载，摹临一过，聊仿佛万一，并赋小诗：石老仙游四十年，断烟残墨故依然。疏林淡霭斜阳下，仿佛当时杖履前。徵明。[35]

显然，文徵明深识沈周绘画路数，对沈氏笔墨神韵推崇备至，加以深切的怀想，“每每在念”，“不忍去手”，“淹留半载”，“摹临一过”，就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相比之下，沈周的儿女亲家[36]史鉴对文徵明的影响要小得多，但史鉴也不失为文徵明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名老师。

史鉴（1434—1496）字明古，号西村，吴江人。博学洽闻，文章醇雅，尤深于水利。不乐仕进，隐居于穆溪之西。

史鉴与沈周不仅是儿女亲家，二人的志趣也颇为相投。与沈周类似，史鉴也是当时苏州地区极负盛名的大儒，并富有收藏，还热情好客，每有客至，则“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37]；文徵明说沈周如神仙中人，史鉴也“好著古衣冠，曳履挥尘，望之者以为列仙之儒也”[38]；沈周家有“有竹居”，史鉴家也是“水竹幽茂，亭馆相通”[39]。更巧的是，二人于成化十六年（1480）八月同时受明宪宗特意下诏征召，又都不应召，继续他们逍遥的“市隐”生活。文徵明受教于这样的老师，为学之外，行事风格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文徵明于弘治五年（1492）从史鉴学文，得到史鉴较多指点。除了当面引导，史鉴还在与文徵明分开后，通过书信督促他学习。他曾在给文徵明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三月矣，新岁曾有作否？《重庆堂》、《水月观》二记，适在案头……铺叙处《重庆》不如《水月》，结构处《水月》不如《重庆》，俱未为全文。[40]

他一方面关心文徵明的新作，一方面又对文徵明已写成的文章做出评点，这样的教学，对文徵明为文自然是大有裨益的。

文徵明对史鉴是怀有深情的，他在史鉴去世后，伤心不已，写下这样的诗句：

六十三年盖代豪，掀髯想见气横涛。乡里总识衣冠古，流俗空惊论议高。前辈似公何可少？英雄终老亦云遭。凄凉小雅新堂上，曾把文章勖我曹。[41]

对史鉴评价很高。

沈周和史鉴都是当时苏州地区隐逸的高人，文徵明以他们为师，为文、为艺，自然获益良多。文徵明早就表达过自己对他们那种生活模式的羡慕，这与他最终抛弃功名、隐居于市紧密相关。因此可以说，沈周和史鉴还是文徵明最终选择“市隐”的先导人物。

（二）友人

父辈师友之外，文徵明一生还得益于与同辈友人的交流和切磋，有时甚至是直接向同辈学习。文徵明在苏州地区的众多好友当中，都穆是较为特殊的一位。

都穆（1459—1525）字玄敬，号南濠居士，吴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工部主事，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太仆寺少卿。好学不倦，善为文，著述颇多。所与游者皆一时才俊，一时声称籍甚。

文徵明与都穆订交于成化二十年（1484），当时徵明随同父亲在苏州家里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都穆长文徵明十一岁，且已颇具学养，文徵明能够与他订交应是得益于父亲文林在当地的影响。文徵明早年与都穆的关系，更像是学生与老师之间，他在《南濠居士诗话序》中这样写道：

余十六七时，喜为诗，余友都君元敬实授之法。于时君有心戒，不事吟讽，而谈评不废。余每一篇成，辄就君是正，而君未尝不为余尽也。君于诗别具一识，世之谈者，或元人为宗，而君雅意放宋；谓必音韵清胜，而君惟性情之真。倚马万言，莫不韪叹；而碧山双泪，独有取焉。凡其所采，率与他为诗者异，而自信特坚，故久而人亦信之。观其所著《南濠诗话》，玄辞冷语，居然有见，而向之三言具在，是知君所为教余者，皆的然有见，而非漫言酬对也。[42]

说明他在十六七岁时曾学诗于都穆，都穆当时很用心地指导过他。不过，一个“友”字道明，二人始终还是朋友关系。都穆出仕前，二人过从甚密，交游品评之外，还曾一起倡为古文辞。这是文徵明与都穆之间关系特殊表现之一。

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文徵明友婿陆伸与都穆是儿女亲家[43]。正因为这层关系，二人于正德十一年（1516）相遇并同宿于太仓陆伸家里。当时都穆致仕归里已久，但二人自都穆出仕后至今才见[44]，文徵明写下这样的诗句：

画堂更漏坐来深，绛烛荧屏见跋频。感旧共悲黄壤客，逢君况是白头人。苍茫谈笑今何夕？中外婵联总至亲。不忘西窗听雨约，短床重扫十年尘。[45]

可见当时二人都颇为感慨，二人也因亲缘关系而多了一份亲近。

都穆之外，文徵明还与很多吴中好友互有往来，相互切磋，共同成长。他在写给王鏊的一封书信中写道：

年十九还吴，得同志者数人，相与赋诗缀文，于时年盛气锐，不自量度，僩然欲追古人及之。[46]

年轻人那种活力、志气曾在文徵明与友人之间共同呈现，虽有可能“不自量度”，但也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成长。文徵明这里提到的“同志者”除都穆外，主要还有祝允明、唐寅、徐祯卿、钱同爱、蔡羽等人。

祝允明（1458—1526）字希哲，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人。李应祯女婿。官至应天府通判。文章有奇气，尤工书法，草书号为明代第一。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检，厌恶礼法，不问生产，晚年困窘。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别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等，吴县吴趋里人。弘治十一年（1498）参加乡试，高中解元。次年会试，因徐经科场案被累下狱。有俊才，善属文，以画名世。为人旷达不羁，磊落自异。

文徵明与唐寅同年，比祝允明小十二岁，唐寅在1484年即已与文徵明订交，祝允明则在弘治二年（1489）折辈行与交，他们三人以及都穆曾一同倡为古文辞。文徵明曾这样写道：

弘治初，余为诸生，与都君玄敬、祝君希哲、唐君子畏倡为古文辞。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不休。僩然皆以为有得，而众咸笑之。杭君道卿来自宜兴，顾独喜余所为，遂舍其所业而从余四人者游。[47]

可见他们当时同心协力，十分投入对古文辞的学习。有关于此，文徵明在《题希哲手稿》中有更清晰的表达：

右应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轴。诗、赋、杂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岁作，于时公年甫二十有四。同时有都君玄敬者，与君并以古文名吴中。其年相若，声名亦略相上下.而祝君尤古邃奇奥，为时所重。又后数年，某与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间。文酒唱酬，不间时日。于时年盛气锐，僩然皆以古人自期。[48]

显然，当时祝允明与都穆二人古文方面的造诣在吴中颇具影响，文徵明和唐寅后来才参与其中，可谓是祝、都二人倡古文辞的追随者。他们共同在吴中掀起一股为古文辞的风气。文徵明“窃鄙”程式之文，而好为古文辞，自然与这股风气密切相关。

文徵明与祝允明均善书，二人在书法方面有过较多交流。文徵明在跋祝允明草书《赤壁赋》中提到自己“往与希哲论书颇合”[49]，说明他们于古文辞之外，还曾多次探讨书法。二人均认为不工楷法而致力于草书，乃无本之学；楷法既工，则稿草自然合作。

文徵明与唐寅均善画，二人在绘画方面有过较多交流。文徵明在跋李晞古《关山行旅图》中提到自己“早岁即寄兴绘事，吾友唐子畏同志，互相推让商榷”[50]，说明他们于古文辞之外，还曾多次探讨绘画。二人均认为作画应以六朝为师，设色以闲淡为贵；并认为宋人李晞古的画可以作为后来学习者的楷模，初学绘画的人尤其可以专注于此。

“吴中四才子”中，祝允明以书法名世，唐伯虎以绘画名世，文徵明则书画兼擅，他们三人又都擅长诗文。独徐祯卿无书画之名，而以诗歌名满士林。

徐祯卿（1479—1511）字昌榖，一字昌国，吴县人。弘治十四年（1501）登应天乡书，次年会试落第。弘治十八年（1505）举进士，授大理左寺副，后改官国子监五经博士。幼精文理，不由教迪，为明“前七子”之一，有“文雄”之誉。贫病而死。

文徵明与徐祯卿性情相投，来往甚密，时有交流。弘治十三年（1500），二人同观宋徽宗《王济观马图》及郑思肖画兰于沈津家，各有感想，分别题诗一首；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初七，文徵明到徐祯卿西斋，写下《人日昌国西斋小集》，其中有“正须行乐酬新岁，难得文谈对友生”[51]句；同年立春前一日，徐祯卿到文徵明家，写下《立春前一日过徵明小斋闲咏二绝》，其中有“宴坐融融日满斋，春晴不上野人怀”[52]；弘治十六年（1503），二人把五月游西山诗时的互和之作合刻为《太湖新录》。可见二人在交往过程中时有诗文唱和之作，互有促进，互有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文徵明虽与徐祯卿过从甚密，但他并不盲从徐祯卿等人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何良俊有这样的记载：

衡山尝对余言：“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音也。”[53]

文嘉也说：

（文徵明）诗兼法唐、宋，而以温厚和平为主。或有以格律气骨为论者，公不为动。[54]

可见，文徵明在与师友交流切磋之后，并不唯命是从、唯高是尊，他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而不盲目追风。正因如此，他在诗文书画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文徵明正是如此选择，赢得一生成就。单以诗歌论之，何良俊曾这样说道：

每见（衡山）先生题咏，妥帖稳顺，作诗者孰能及之。今人作诗，如咏一物，撇了题目不知说到甚处去。又一句说上天，一句说下地，都不辨有首尾，亦无血脉，动辄即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见者同声和之。乃知觅一堂上人，正自不易。[55]

这样的评述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一般人常在“取法乎上”的指引下，一味地追高、索远，选择的往往并不适合自己，最终白费功夫，毫无成就可言。文徵明的高明之处就在“妥帖稳顺”，诗歌如此，书画亦是如此。以文徵明的眼界，他自然熟知书画史上的杰出人物及其代表作，但他未必以时人崇奉的杰出人物为宗，他有自己的选择，他选择、提取自己需要的元素。他的诗文书画水平或有不足，但明眼人一看就是“文徵明式”的，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堪称“文家样”。

钱同爱也是文徵明交游圈中极重要的一个人物，二人还是儿女亲家[56]。钱同爱（1475—1549）字孔周，号野亭，长洲人。其家累代以小儿医名吴中。自弘治十四年（1501）至正德十一年（1516），六试应天，均不售。好结纳，喜藏书。家本温厚，晚年困于征徭，家日落，但高怀幽致不减。

钱同爱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等都很友善，而与徵明最为知心。文徵明曾这样写道：

（钱同爱）所与游皆一时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国，其最善者。视余拘检龌龊，若所不屑，而意独亲。时余三人，与君皆在庠序，故会晤为数。时日不见，辄奔走相觅；见辄文酒燕笑，评骘古今，或书所为文，相讨质以为乐。[57]

可见文徵明与钱同爱往来无间，推心置腹，于古今之事、文墨之事也多有交流，互相促进。

文徵明与蔡羽也很友善，二人曾齐名于吴中。

蔡羽（？—1541）字九逵，世居吴县之包山，因号林屋山人，人称左虚子。由国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负甚高。为文奥雅宏肆，诗尤隽永。

文徵明对蔡羽甚是钦佩，他在五十二岁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春来相见一何稽？病里相思意欲迷。雨洗碧桃三月尽，风吹落日五湖西。眼中人物如公少，乡里声名愧我齐。老大未忌乘驷马，仙桥待与长卿题。[58]

道出了当时二人齐名吴中的事实，表达了自己对蔡羽的钦佩和意欲与他一起出游的心情。

文徵明时有向蔡羽讨教之心，比如嘉靖九年（1530）四月廿一日，他与蔡羽谈到天平龙门之胜，徵明根据谈到的图景作了一幅画，并录上了自己新近写的诗，还在题记中写道：

（徵明）偶与九逵先生谈天平龙门之胜，为写小景，并书近诗请教。[59]

文徵明的请教之举自有谦虚的成分，交流、切磋应该更符合实际。二人在诗文方面确实多有酬赠，文徵明写有《东禅寺与蔡九逵同赋》、《泊鲁桥次九逵韵》、《钜野次九逵韵》、《次韵九逵阻雨》等；蔡羽写有《秋尽思归致文衡山》、《有怀寄文子徵仲》等。

文徵明相从谈艺的朋友还有黄云、朱凯、张灵等，他们每有所得，便相互品评以为乐事。

二　经典陶染

（一）诗文

古代文人最重要的学习，莫过于作诗行文。能诗善文，是古代文人最基本的文艺修养。诗文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文人才华的重要标准。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的文人自不例外。

前面已经论及，文徵明曾从学于史鉴、赵宽、吴宽、王鏊、沈周等，又曾与祝允明、唐寅、蔡羽、都穆、黄云、朱凯、张灵等相从谈艺，还曾与祝允明、都穆、唐寅等倡为古文辞，可见文徵明在艺文方面的学习，有名师传授、有名流切磋、有名士唱和。无论“学习”、“传授”，还是“唱和”，诗文均是重中之重。这是文徵明在诗文学习方面，接受的来自师友方面的影响。

文徵明对诗文的学习，更主要的方式是直接学习经典。我们重新来看两段记述：音也。[60]

（文徵明）诗兼唐、宋，而以温厚和平为主。或有以格律气骨为论者，公不为动。[61]

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

前一段记述是说文徵明诗学唐宋时期温厚和平一类的诗歌，不刻意追求格律气骨；后一段记述与文嘉所说“温厚和平”恰好吻合，并直接道出了一个学习对象：陆游。当然，陆游只是文徵明学诗的一个对象，他于陆游之外，自是还学习了其他古人。同在苏州地区，徐祯卿喜欢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而文徵明诗歌也甚得中晚唐格外趣，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诗歌，应在文徵明的关注、学习范围之内。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62]，他们的主张得到当时很多文士的响应，掀起了影响广泛的文学复古运动；文徵明晚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举“前七子”复古大旗，影响深远。如此文化背景下的文徵明，在诗文学习方面，自是多受影响，但他绝不人云亦云，步人后尘，而能把握自己的心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学路数。

还在“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之前，文徵明就有自己的选择。他在致王鏊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

（我）以亲命选隶学官，于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而中心窃鄙焉。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文人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辞。一时曹偶，莫不非笑之，以为狂；其不以为狂者，则以为矫、为迂腐。[63]

可见他学习程式之文，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真正喜欢的乃是有“真情”有“实义”一类的文辞。可贵的是，他在窃鄙程式之文之外，真能讽读自己喜欢的文辞，并“时时窃为古文辞”，足见他在为文为艺方面，很早就有自己的选择，绝非一味屈从，当然更不会盲从，这也恰恰是他在文艺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关键要素。

作诗行文，需要广闻博览，否则易于陷入空洞的境地。文徵明除了自年轻时就能做到“读书务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师”[64]外，又“读书甚精博，家藏亦富”[65]，而当时苏州地区文人藏书之风颇盛，文徵明多有借阅，这对丰富文徵明的文学素养有着极大的作用。

（二）书法

文徵明最终以书画名世，但他年少时并不善书。据说他十九岁为诸生时应岁试，宗师批其字不佳，置三等[66]，这才促使他下定决心学好书法。文嘉在《先君行略》中肯定了文徵明“少拙于书，乃刻意临学”[67]，并在跋《文徵明四体千字文》中写道：

先君少以书法不及人，遂刻意临学。篆师李阳冰；隶法钟元常；草书兼抚诸体，而稍含晋度；小楷则本于《黄庭》、《乐毅》，而温纯典雅，自成一家，虞、褚而下弗论也。[68]

文嘉这里似有意说明文徵明取法高古，仅列晋、唐数家典范。事实上文徵明书学渊源远不止于此。王世贞就说：

（文徵明）书法无所不窥，仿欧阳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绝，在山阴父子间。八分入钟太傅室，韩、李而下，所不论也。[69]

又说：

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岁取《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唯绝不作草耳。古隶在明世殊寥寥。闻云间陈文东颇合作，然未之见也。独文太史徵仲能究遗法于钟、梁，一扫唐笔。[70]

丰坊也说：

（文徵明）书学二王、欧、虞、褚、赵，清丽古雅，集名家之长，开元以来，无此笔也。[71]

可见文徵明书学多家，博采众长。从以上数家评述可见，文徵明小楷本于二王父子，以《黄庭经》、《乐毅论》等为范本；行书学王羲之、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等，受《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影响较大；草书兼容诸体，受怀素影响较大；古隶书得钟繇、梁鹄遗法；篆书师法李阳冰。

上述文徵明书学渊源，仅是一个勾勒式的轮廓。有关文徵明书法取法的真实情况，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苏轼书法的影响。李应祯曾以十四千购得苏轼《楚颂帖》真迹，文徵明把它留在自己家里达半年之久，其间自是多有观摩和临仿；文徵明的另一位老师吴宽、父亲文林，写的都是苏体，文徵明早年耳濡目染，喜欢并学习苏轼书法也便自然而然。

人们通常会对自己喜好的事物给予更多的关注。文徵明早年喜欢苏轼书法，自然关注苏轼书法，加之当时的苏州地区鉴藏之风甚盛，文徵明又是诸多鉴藏家中比较突出的一员，因而他所见苏轼书法颇多。他五十一岁曾这样写道：

长公书，余所见凡十余卷，而满意者寡。《养生论》，粉泽纸书；大草书《千文》，乃黄蜡笺所写；《乞居常州奏状》，岁小楷淳古，而剥蚀处多；如《赤壁赋》则前缺数行；《宜春帖》又中失一纸。其《寒食篇》、《芙蓉城诗》与《九辨》帖皆削去题名，都非长公完璧。惟《伯时三马图赞》、《宸奎阁记》、《烟江叠嶂歌》与此《御书颂》，可谓拔乎萃类矣。[72]

文徵明这里提到苏轼多种书迹，各有评判，足见他所见苏轼书法较多，并有过细致的分析。这些还仅是他五十一岁以前所见苏书，往后数十年的岁月中，他还见过不少，如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六日，文徵明过王献臣拙政园，为他临写苏轼《洋州园池诗》。

第二，智永《千字文》的影响。《名山藏·高道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徵明初游郡学时，学官以严厉束诸生。辨色而入，张灯乃散。既日长，诸生皆饮噱啸歌，壶奕消晷。徵明独临写《千字文》，日以十本为率，书遂大进。[73]

可见，智永《千字文》是文徵明较早接触并大量临习的范本，文徵明必定深受智永书法的影响。考察文徵明一生的书迹，《千字文》无疑是他临习、书写频率最高的一种范本和题材，虽然文徵明有时并不局限于真、草二体，但智永《千字文》对其书法形成深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黄庭坚书法的影响。文徵明晚年自家书风堪称纯熟，但他还是极力追摹黄庭坚书风。有关于此，明清以来，褒贬均有，褒之者认为，“（文徵明）晚年纵笔豫章，形不似而神似。其险侧飞动，有坠石裂冰之势”[74]，“待诏小楷行草，深得智永笔法。大书仿涪翁尤佳。评者云如风舞琼花，泉鸣竹涧”[75]，“（文徵明）晚年作大书宗黄，苍秀摆宕，骨韵兼擅”[76]，“文待诏晚年专师山谷。去其荒伦之弊，存其坚卓之神。青出于蓝，沈石田所不及”[77]等；贬之者认为，“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78]。那么，文徵明为何要学习黄庭坚书法呢？清人吴德旋认为：

盖胜国万历以前，书家如祝希哲、文徵仲之徒，皆是吴兴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学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动，正苦被吴兴笼罩耳。[79]

吴德旋透过当时的书法氛围，推测文徵明是为摆脱赵孟书法的笼罩而学习黄庭坚书法的。这种推理难以成立。

文徵明“平生雅慕赵文敏公，每事多事之”[80]，他的惯用“手札体”受赵孟书法影响十分明显，又有自家新意，堪称“文家样”。他在学习黄庭坚书风的同时，“手札体”的书写风貌并未相应改变，黄庭坚书风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他的大字中。显然，“文家样”式的“手札体”轻巧、灵活，并不适合写大；而黄庭坚书法舒展、沉稳，很适合作大字。又，文徵明最亲近的老师沈周书法以黄庭坚为宗，文徵明在敬慕、追思沈周的情境下学习黄庭坚书法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可以说，文徵明学习黄庭坚书法，是在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书写大字的方法。

第四，元代书家的影响。明代书法延续了元代书法发展的态势，赵孟书风仍是明代前中期的主流。文徵明终其一生雅慕赵孟，所见赵孟真迹甚多，早在其父文林官太仆寺丞时，文徵明就曾为赵孟临智永《千文》作了这样的题跋：

此书或疑其笔弱，予亦始以为然。而出规入矩，有非余人所能。舒卷数日，见其波发转折，皆仿智永。因取永石本比观，了无差别，遂定为临永书。[81]

可见文徵明很早就深识赵孟书风。除了自家所藏赵孟书法外，文徵明还多次观赏友人所藏赵孟书法，如弘治十七年（1504），他观赏了沈津所藏元赵孟书法，并一一作了考跋。正德三年（1508），他观赏了王献臣所藏赵孟书《烟江叠嶂歌》，并与沈周各补一图。

文徵明对赵孟书法的喜爱，还延伸到学赵孟书法的书家上，比如金琮书学赵孟、张雨，文徵明就极爱之，他把所得金琮书法装潢成卷，题曰“积玉”。足见他对赵孟书风的喜爱，爱之而学之。文徵明书法中，无论小楷、行草，还是小隶，均有赵孟书法的影子。

赵孟之外，元代书家中，康里巎巎、倪瓒等人的书法均对文徵明产生过影响。弘治十三年（1500），文徵明曾为沈周之子沈云鸿跋康里巎巎书《李白诗》和《自书诗》两帖，并借观此二贴达数月之久。正德十二年（1517），文徵明作《湘君图》并仿倪瓒楷法书《湘君》、《湘夫人》。文徵明以倪瓒楷法作书可能只是偶尔为之，但他受康里氏的影响却是深刻的。谢肇淛云：“文徵仲得笔法于巎子山。”[82]文氏《停运馆帖》卷十一中有康里子山《致彦中判州》及《承旨相公》两札，也表明了他对康里氏书法的珍视。

另外，文徵明曾于正德十年（1515）四月六日为德成临楼钥所书《圣主得贤臣颂》，又曾于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廿一日与蔡羽、郭邵、王宠同观文天祥书苏轼词于尹山寺，还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七日观米芾书《天马赋》。米芾书法对文徵明的影响自是有明确的记载，楼钥、文天祥的书法则很难说对文徵明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文徵明为德成临楼钥书，只是一时之需。他观文天祥书法，也是出于对前贤的景仰。文徵明一生过眼真迹无数，浸染其中，可谓广涉博览，诸如楼钥、文天祥等人的书法，对文徵明亦有潜在的影响。至如赵宧光所说“文待诏真楷之于《黄庭》帖，行书之于太宗帖，大草之于山谷书”[83]，又说“吾吴文氏父子，待诏出于太宗，而目为右军者，是截其血脉也”[84]，李日华跋文徵明《咏文信公诗四首》说文徵明“书出少时，有和朔风气，亦规抚陆放翁为之”[85]，其中提到文徵明书学李世民行书、黄庭坚大草、陆游书法，均仅见于此，难以确信。

（三）绘画

有关文徵明绘画取法，我们可以找到较多记述：

衡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而未尝不“行”也。[86]

（文徵明）丹青游戏，得象外之理，置之赵吴兴、倪元镇、黄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87]

待诏出吴兴及叔明、子久间，有北苑笔意，大概自启南不少也。[88]

文徵仲远学郭熙，近学松雪。而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至胜。至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有出蓝之誉矣。[89]

文待诏自元四家以至子昂、伯驹、董源、巨然及马夏间三出入。而百谷《丹青志》言“先生画师李唐、吴仲圭”，此言绝不知画，且亦何以称待诏里客也。[90]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觉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古人自不可尽其伎俩。元季高人，皆隐于画史。国朝沈启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画，亦是人物铮铮者。此气韵不可学之说也。[91]

……

通过以上诸家所论，我们大致可以圈出文徵明绘画师法于沈周之外的一个群体：五代董源、巨然，北宋郭熙，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赵伯驹，元代赵孟、黄公望、倪瓒、王蒙、吴仲圭。

以上诸人，我们大都可以找到相关例证：嘉靖二十三年（1544）七月十日，文徵明“雨窗闲坐，遥忆董北苑笔意”[92]，作《松阴高士图轴》。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既望，文徵明偶得佳纸，用董、巨墨法写《山水轴》。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下旬，文徵明观吴纶旧藏赵伯驹《春山楼台图》并题。嘉靖二十八年（1549）四月十二日，文徵明观仇英摹赵伯驹《丹台春晓图》于玉磬山房并题。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望后，文徵明仿王蒙笔意写《松泉高逸图》。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文徵明以所藏吴仲圭《竹谱》归项元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徵明绘画受元代赵孟影响颇深。赵氏绘画笔力简远，意匠高雅，深为文徵明所推崇。文徵明曾于嘉靖十一年（1532）从松江朱氏借观赵孟为袁静春所作《袁安卧雪图》，写下一段题识：

（《袁安卧雪图》）笔力简远，意匠高雅，真得古人能事。始觉区区尘冗，可愧也。[93]

显现了他在面对赵孟画作时的由衷感佩之情，和对自己忙于俗事，未能深入绘画经典的慨叹之心。

文徵明生平雅慕赵孟，这与赵氏在书画领域的杰出成就密不可分。单以绘画论之，文徵明一生过眼赵孟画作自有不少，我们可以找到他临摹赵孟画作的实例：嘉靖十八年（1535）春，文徵明曾戏临赵孟《芭蕉仕女图》，并赋《水龙吟》其上。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既望，文徵明曾仿赵孟《鹊华秋色图卷》。文徵明有时甚至反复借观同一幅赵氏绘画，细致品读，因而深得赵孟绘画之意趣，詹景凤曾有这样的记述：

顾汝和松雪绢画小山水一卷，浅绛。虽林木茂密，而点染莹洁，笔法精雅秀润，唯林内一童骑牛。盖法董源。汝和云：“文徵仲时时借观，至数十番不厌。”盖得此中意趣良多，然不步其迹。[94]

可见文徵明曾非常用心地学习过赵孟绘画，又能“不步其迹”，十分可贵。

倪瓒也是文徵明重点学习的一位画家。文徵明曾于嘉靖九年（1530）十月仿倪瓒山水并题以赠严宾，又曾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秋日仿倪瓒作小幅《秋山亭子图》，还曾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既望仿倪瓒作小幅。

此外，弘治十七年（1504），文徵明曾观沈津所藏唐阎立本画；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曾为徐默庵以千金得王维《辋川图》矮本于古中静；嘉靖十四年（1535），文徵明曾仿米作《云山卷》，并说，“余于画独喜二米云山”，“余所喜者，以能脱略画家意匠，得天然之趣耳”[95]。嘉靖二十七年（1548），文徵明曾仿宋赵伯骕《后赤壁赋图》。弘治十三年（1500），文徵明曾与徐祯卿同观宋徽宗《王济观马图》及郑思肖画兰于沈津家。嘉靖二十一年（1542），文徵明曾与武原李子成谈及宋李营丘寒林之妙，仿作赠之。正德八年（1513），文徵明曾过朱承爵寓楼，观元钱选画《孤山图》，为录宋林逋诗于后；嘉靖十四年（1535），文徵明曾戏临赵孟坚《倒兰》赠顾贞叔。嘉靖十五年（1536），文徵明曾临吴镇墨竹卷，并录题句。同时期圈内人士中，他曾与唐寅商讨画法，又曾多次观赏仇英作画。足见文徵明绘画取法并不局限于某一家或某几家，而是以宋元经典为核心，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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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文徵明《亡兄双湖府君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0页。

[2]见黄佐《将仕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铭》，《泰泉集》卷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0页。

[4]李东阳：《文永嘉妻祁氏墓志铭》，《怀麓堂集》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文林：《金华道中风雨忆故妻》，《文温州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四○》，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9页。

[6]相关事迹见本书第93页。

[7]文徵明：《先叔父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公行状》，《文徵明集》卷二十六，第639页。

[8]文徵明：《赵硕人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二十九，第683页。

[9]文徵明：《俞母文硕人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三十，第700—701页。

[10]文林：《祁母徐硕人墓志》，《文温州集》卷九，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明刻本。

[11]文徵明：《故严府君妻祁氏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二十九，第681页。

[12]同上。

[13]文徵明：《祁府君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二十九，第676。

[14]文徵明与吴氏具体在哪一年成婚，目前尚不可考，祝允明于弘治五年撰《送叙州太守吴公诗叙》有“文君之子壁其婿也”句，可见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成婚。

[15]文徵明：《致外舅》（第十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30页。

[16]文徵明：《明故嘉议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吴公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三十，第698页。

[17]文徵明：《跋李少卿帖》，《文徵明集》卷二十一，第521页。

[18]同上书，第520页。

[19]同上书，第521页。

[20]文徵明：《上少卿范庵先生》，《文徵明集》卷七，第126页。

[21]文徵明：《太仆李公应祯》，《文徵明集》卷二，第32—33页。

[22]文徵明：《南京太长寺卿嘉禾吕公行状》，《文徵明集》卷二十五，第601—602页。

[23]文徵明：《奉陪吕太常沈石田游虎丘次韵》，《文徵明集》卷八，第160页。

[24]文徵明：《太常吕公》，《文徵明集》卷二，第35页。

[25]史鉴：《与文徵仲》，《西村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石田先生诗文集》中，钱谦益辑《石田先生事略》，见周道振、张月尊同纂《文徵明年谱》卷一，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27]见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二《沈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26页。

[28]见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卷四，《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6页。

[30]文徵明：《哭石田先生》二首，《文徵明集》卷九，第208页。

[31]文徵明：《沈先生行状》，《文徵明集》卷二十五，第596页。

[32]文徵明：《宿相城有怀石田先生》，《文氏五家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文徵明：《雨中捡箧，得石田先生丁卯岁赠诗云后题五月十一日。适是日亦五月十一日，及今丁丑恰十年，而先生下世八年矣。因追和其韵，以致感慨》，《甫田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见陈夔麟编《宝迂阁书画录》卷一《沈周仿梅道人山水树木册》，民国间石刻本。

[35]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中国绘画综合图录·明文徵明溪山深秀图卷》，转引自《文徵明年谱》，第687页。

[36]史鉴次子史永龄娶了沈周季女，两人更成了儿女亲家。

[37]吴宽：《隐士史明古墓表》，《家藏集》卷七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同上。

[39]同上。

[40]史鉴：《与文徵仲》，《西村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文徵明：《哭西村夫子》，《西村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文徵明：《南濠居士诗话序》，《文徵明集》卷十九，第1255—1256页。

[43]陆伸长子陆之箕娶都穆长女为妻。

[44]弘治十二年（1499）都穆、朱应登举进士，唐寅因徐经科场案被累下狱，都穆实发其事。唐寅发誓不再与都穆相见，当时吴中诸公也都鄙视都穆的这种行为。文徵明与都穆这么长时间未见，应与这件事有关。

[45]文徵明：《四月廿一日，雨中过太仓，邂逅都玄敬，同宿友婿陆安甫家。余与玄敬不胥会者十年，而安甫之没亦八年亦，因赋呈玄敬，并赠安甫之子之箕之裘》，《文徵明集》补辑卷六，第900页。

[46]文徵明：《上守谿先生书》，《文徵明集》卷二十五，第581页。

[47]文徵明：《大川遗稿序》，《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九，第1258页。

[48]文徵明：《题希哲手稿》，《文徵明集》卷二十三，第563页。

[49]文徵明：《跋祝允明草书赤壁赋》，《文徵明集》卷二十三，第1341页。

[50]文徵明：《跋李晞古关山行旅图》，《文徵明集》卷二十三，第1340页。

[51]文徵明：《人日昌国西斋小集》，《文徵明集》卷七，第145页。

[52]徐祯卿：《立春前一日过徵明小斋闲咏二绝》，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5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7页。

[54]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2页。

[55]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7页。

[56]文徵明长子文彭娶钱同爱长女为妻。

[57]文徵明：《钱孔周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三十三，第756页。

[58]文徵明：《怀九逵》，《甫田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汪珂玉：《珊瑚网画录》卷十五《衡山龙门览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见《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第237页。

[61]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2页。

[62]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文徵明：《上守溪先生书》，《文徵明集》卷二十五，第581—582页。

[64]见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65]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2页。

[66]县学、府学生员，在提学一任三年任期内，定期有两次岁考。成绩优劣，分为六等。只有一、二等的才有参与科考——全国分省举行的乡试的资格，成为科举生员。

[67]见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2页。

[68]文嘉：《跋文徵明四体千字文》，日本东京堂本《故宫历代法书全集》，昭和54年（1979）。

[69]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文先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见丰坊《书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2]文徵明：《宋苏轼御书颂一卷》，见《石渠宝笈》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六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见孙鑛《书画跋跋》卷一《文太史三体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见朱谋堙《续书史会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见1929年《美周》载梁巘《梁闻山先生评书帖》。

[77]见张宗祥《书学源流论》，崔尔平选编《历代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页。

[78]见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1139）·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79]见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590页。

[80]见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3页。

[81]文徵明：《跋家藏赵魏公二体千文》，《甫田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谢肇淛：《五杂俎》卷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83]《寒山帚谈》卷上《学力》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寒山帚谈》卷下《评鉴》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见周道振《行书大师——文徵明》，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86]《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九《画》，第267页。

[87]《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文先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艺苑卮言附录》卷四，《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见谢肇淛《五杂俎》卷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90]陈继儒：《妮古录》卷四，《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页。

[91]董其昌：《容台别集》卷六《题跋画旨》，《文徵明年谱》卷一，第43页。

[92]见上海博物馆藏《明文徵明松阴高士图轴》。

[93]吴荣光：《辛丑消夏录》卷五《明文待诏袁安卧雪图卷》，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930页。

[94]见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二，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95]汪珂玉：《珊瑚网画录》卷十五《仿米氏云山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