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启蒙书写：苏雪林20世纪20年代的写作姿态
我们那时把康德所谈的“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最高点，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拿来放在理性的权衡上称量一下。只须理性这一端的砝码略为向下低沉，即使我们平素至所溺爱的，至所偏袒的，也不敢不放弃，不愿不放弃。
——苏雪林
自从20世纪30年代毅真在《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把苏雪林归入闺秀派的作家，认为她只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来写爱，这似乎成为对苏雪林的定评。此后的评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她从五四开始就处于一种保守的写作姿态，“只是刚从封建社会里解放下来，才获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封建势力仍然相当的占有着她的伤感主义的女性的姿态”[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公认为苏雪林代表作、带有自传性质的《棘心》《绿天》等作品里，作家塑造了一个不敢追求自由恋爱、甘心接受家庭指定婚姻的女主人公形象；另一方面评论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家同时期的另一部分风格截然不同的创作。
笔者认为，与同时代更为激进的作家相比，20世纪20年代的苏雪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但其写作并没有偏离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大方向。求学女高师和留法三年是前半期，这一段她除了大量地接受启蒙思潮的新学新知外，还有一些不算成熟的作品，可以算作日后启蒙书写的准备阶段。从1925年回国至1930年，她着眼于“人的发现”这一时代主题，除出版代表作《棘心》《绿天》外，还在《语丝》《生活周刊》《真善美》女作家专号等刊物发表大量杂感、社会性评论等，从“确证自我”和“国民性批判”两个向度构成她完整的启蒙书写。《棘心》《绿天》中的主人公虽然最终屈服于家长意旨，走进了自己并不满意的婚姻，但此前的一次次抗婚的经历，和此后试图在无爱婚姻中营造有爱生活的种种努力，都昭示了女主人公即使选择了妥协，也无法淹没她已然觉醒的主体性。另外，她一系列的社会评论性写作，从在《语丝》上对“国民性批判”的参与，到在《生活周刊》上对社会进行微观批评，都构成了其启蒙书写的一部分。
第一节 确证自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人生意义的探寻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长期缺乏“个人”概念。[2]而女性在社会中所受的束缚比男性更多，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父死从子，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机会获得自己的生存独立性。因此，鲁迅在20世纪之初就振聋发聩般地提出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3]，他比同时代人更早地预示到社会形态和文化氛围的趋势。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个人”的观念得到高度张扬，几乎所有著名的新文化学者都以各自的方式讨论过这个问题。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敬告青年》中，呼唤新青年完成六大抉择：“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无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其中“自由的而非奴隶的”，即是鼓励青年自立、自强，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胡适援引易卜生的话表达个人的观点：“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紧要，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5]个人在他那里才是最有价值的。同样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个人”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样‘人’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是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需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6]尽管周作人在这里并没有忽略整体，对“个人”的重视却显而易见。不难想象，“个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念之一。
新文化运动刚兴起时，苏雪林尚在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任教，后经过与家庭的激烈抗争，终于在1919年秋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这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我到北京时，五四运动汹涌的狂潮过去不久，我在故乡时原已读了些有关新文化的刊物，头脑已有些转变，到京后，投身于这个大浪潮中，几下翻滚，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7]
这个“新”到底新在哪里呢？苏雪林解释说：“五四前，对‘我’的意义不理解，‘五四’后，对‘我’的含义有了深刻的认识，晓得‘我’是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主宰命运的权利。”[8]在苏雪林这里，五四启蒙者们所强调的“个人”首先表现为对“我”的意义的寻找，“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选择自我命运的权利。但要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我”又谈何容易，其过程必定伴随着冲突、抗争、苦闷、挣扎，甚至妥协，苏雪林在《棘心》《绿天》《玫瑰与春》等作品中，真诚而细腻地展现了这一漫长而又痛苦的“确证自我”的过程。
一 自我意识的觉醒：从“热烈”到“悲凉”
这一时期苏雪林创作了一批以她个人经历为素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以“我”为主人公，如散文《绿天》《我们的秋天》《收获》等；即便第三人称叙事，其主人公也是与作家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女性，如小说《棘心》、戏剧《玫瑰与春》、《小小银翅蝴蝶故事》等。童年生活的回忆、求学生涯的体验、少女内心的渴求、梦想以及她们的觉醒、反抗、苦恼、疑虑、迷惘、失意、悲哀、彷徨乃至恋爱波折、婚姻纠葛直到当主妇的甜酸苦辣，这些都反映在苏雪林的作品中。而“自我”成为她关注的焦点，她试图通过对这些抒情主人公内心的观察来反省自身，确证自我。鲁迅曾说：“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的，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9]从“热烈”到“悲凉”，也大抵可以勾勒出苏雪林在作品中所透露的自我意识转变的轨迹。
小说《棘心》通常被认为是苏雪林的自叙传。作家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刻画了一个叫杜醒秋的知识女青年如何冲出旧家庭最后却不得不回归的故事。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一次集体出走事件”[10]，小说中杜醒秋正是以一种“娜拉”的形象出场，她冲破家庭的阻力，15岁就离开家在省城读书，后来就读北京某高等女校。经历过五四启蒙思潮洗礼的她，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因为她“对于学问本来有些野心”，所以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数年来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梦想”——出国留学。这时的杜醒秋洒脱而乐观，即便身上还有家庭订了婚约的束缚，但她不以为意，自由恋爱这些事“还不能引起什么兴味”，她的心思只是在学业上。所以当她一听说法国的海外大学招考便动了心思，考上以后竟然没有和她最爱的母亲商量，只是在临行前发出一封信告知母亲，第二天便已经坐船在汪洋万顷的海上了。这时的“法兰西”三个字在她眼中不啻是美好前程的代名词，“一个人要到哪里去，去志不决则已，一决就难于挽回，无论前途有何艰险，他都要去试一试，她的一颗心，早在大海波涛中荡漾了”。虽然一想到瞒母亲来法的事，心里总是不安，但到法之后，完全换了新生活，精神异常愉快，“过了几时便将想念母亲的心思冷淡下来，专心于她的学业了”。她甚至打算将留学期限从7年延为10年，因为法文太难学，而且欧美文化太优美了。
然而，旧家庭加之于她身上那道指定婚约的绳索终究变成束缚，从“热烈”到“悲凉”的心境转变也自此开始。一个叫秦风的青年对她撒下漫天的情网，她口里说不爱，心里却“居然想写信，要求解除旧婚约了”。虽然最终母亲的爱“救”了她，但此后“既不能寄心于学问，又没有别的事可想，她的心灵不免时常感到空虚寂寞，她渐渐觉得作客的烦闷”。此后，一连串的打击袭来，大哥的死让她的心“被锐利的痛苦”刺痛着；未婚夫对她冷淡的回应，使她觉得“人生本是痛苦的，在短促的生命历程上欢笑的时日少，忧患的时日多”；家中遭匪、母亲受伤让她仰天呼告：“呵，我太不幸了，天呀！让我死吧！让我早些死了吧！我的心灵再受不住这样刺激了！”；未婚夫再次拒绝赴欧邀请，让她气得手足冰冷，浑身打战，认为是奇耻大辱，甚至向家里要求解除婚约；母亲病危的消息又让她浑身血液冰冷，背上冷汗直流……杜醒秋最终没有完成学业，在母亲的病床前与未婚夫完成了婚约，正如鲁迅笔下形容的人物“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11]。
有研究者指出：“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12]在我看来，这种悲凉情绪与其说是伴随理性的乐观精神而生，不如说是觉醒后的启蒙者们，面对所遭遇的种种人生之痛和心灵之苦时，发现理性并不万能之后的虚空。杜醒秋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怎么要，她向家里提出解除旧婚约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说“即便她轧死于电车之下，还要将她的一副残骨，归之于夫家的垅墓”，她立刻大骂道：“老顽固，你要做旧礼教的奴隶，我却不能为你牺牲。婚姻自由，天经地义，现在我就实行家庭革命，看你拿什么亲权来压制我？！”她知道她的自由和幸福都关此一举，但母亲几句伤心的话，便扼杀了她这次反抗旧礼教的壮举。母亲之所以在杜醒秋心中有如此的分量暂且不论，杜醒秋常常挂于嘴边的“理性”[13]非但没有帮助她争取到婚姻自由，反而因这次抗争失败而决定皈依天主教了。
有学者认为：“在五四前期，自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提出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后，民主与科学就成了至上至尊的救世观音。西方的理性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民主成了‘唯民主义’，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14]问题在于，当这种科学主义成为人类的迷思，一旦这一迷思在个人遭遇到困境并不能成为医病良方时，供奉者的心理危机就随之而来了。当一系列的打击袭来，所谓理性、所谓科学，无法解决醒秋内心的焦虑和困扰，处在宗教氛围中的她只能求助于祈祷上帝。
在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杜醒秋的皈依（苏雪林的皈依）认定为对五四的背叛，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5]。这只是梦醒之后的她，无路可走寻求安慰的选择。何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都反对宗教，周作人就指出：“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只是有两大条件要紧紧地守住：“其一是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念去同化，以致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阀，去妨碍自由思想的发达。”[16]
二 自由之难：思想很新，行为很旧
如前所述，杜醒秋的痛苦在于“梦醒后无路可以走”。她明知道“婚姻自由，天经地义”，也明知道履行旧婚约就等于做了旧礼教的奴隶，甚至她明知自己丝毫不爱那个冷酷不近人情的“木强人”，但依然主动献祭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者。就好比她原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铁屋子”中沉睡的人，被一群人给惊醒。刚觉醒的她热烈而乐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当她带着年轻人的勇气去冲开“铁屋子”的时候，她发现根本不存在所谓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门一直开着，只是你怎么都走不出去，因为屋子里有你绝难放下的东西。细读文本，我们发现，一次次阻碍杜醒秋走出“铁屋子”的正是她的母亲。
五四时期女作家笔下常常有一组对立的形象：“圣母”和“逆女”。[17]杜醒秋能不能算“逆女”还可以商榷，因为她没能像鲁迅笔下的子君一样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也不敢如黄琬《自觉的女子》中直言：“我没有见过他，怎么能爱他？我没有爱他，又怎么能嫁他？”其母亲却是不折不扣的“圣母”。在苏雪林的笔下，杜母是贤孝的媳妇，是全心全意操持家庭的妻子，是慈祥的母亲，“德性之醇厚，和宗教家无异”。杜醒秋对母亲的感情也丝毫不用怀疑，到北京读书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但在母亲面前却依然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只有依依于慈母膝前，便算她的至乐”。
但正是这样一位慈母，却成为她追求自由路上的最大阻碍。面对爱情的袭来，她涌起解除旧婚约的冲动，可一想到“她这样是要活活地将母亲忧死，气死，愧死”，只好拒绝了对方的追求。两次邀请未婚夫来法被拒绝，杜醒秋觉得尊严受辱，又一次向家里提出解除婚约，父亲严厉的训斥没有作用，依然是因为母亲：母亲恹恹欲绝，万不能承受意外的刺激……要顾全自己，只有牺牲母亲，要顾全母亲，只有牺牲自己。可以说，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并不能阻挠杜醒秋追求自己的学业与爱情，而母亲只是一副柔弱的形象：“她一尊石像般端端正正坐着，两眼直直的不看任何人，大滴的眼泪，由她苍白的颊边，继续下坠，也不用手巾去揩。”杜醒秋的一次次抗争正是在这无言的形象面前败下阵来。当然，这并不是说父权已不成为青年冲破旧家庭的阻力，本书深刻之处正在于，同样作为礼教受害者的母亲以父权社会对她的角色规定性压制了女儿的反叛，柔软的母亲形象的背后是严厉的父亲，而这种压制是在她无意识中完成的。她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女儿幸福的扼杀，只是觉得在做一件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有时柔软是比严厉更强大的一种力量。
杜醒秋并非没有意识到谁才是她追求自由的真正阻碍。比如说她考取了海外大学，有赴法的机会，她却先告诉父亲，取得父亲的支持后开始准备行李，通知各亲友，在出发的前一天才写了一封信告知母亲。她心里想的是，如果母亲知道了，定要阻止，“现在这样一办，母亲便是打电报来阻止她，也来不及了。等到母亲的信到北京时，她早在汪洋万顷的海上”。杜醒秋是智慧的，她既坚持要留学，又不愿与母亲发生正面冲突，用一个小小的时间差就把事情完美地处理了。
但这样的智慧并不是时时都派得上用场，当冲突无法避免的时候，“有好几次希望母亲早些儿去世”，这一有着弑母意味的表达透露了她所有的内心挣扎，一方面她清楚地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另一方面她又深深眷恋这个扼杀她幸福的“敌人”。可以说，母亲扮演的是父权社会中扼杀女性的同谋，是比父亲更有力量的“软性杀手”。那为什么严厉的父亲只能激起女儿更大的反叛，而母亲轻轻一声叹息就能熄灭她如火的冲动？孟悦、戴锦华认为，一方面，由于母亲代表了历史中的弱者，出于对强暴专制的封建父权秩序的逆反，女儿们都倾向于向苦难宽容的母亲形象的价值回归。而另一方面，“一代尚未独立立足社会人生，尚未成为性别主体的女儿们需要以母亲填补主体结构上不自足性”[18]。王德威也敏锐地指出：“‘神话’的母亲、‘天职’化的母爱，不代表社会叙述功能的演进，反可能显示父权意识系统中，我们对母亲角色及行为的相像，物化迟滞的一面。”[19]
应该说明的是，对母亲的“圣母化”并非作家的有意为之，而是作为“女儿”角色的自然流露，这更深刻地呈现出女儿与母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这是杜醒秋的软弱与保守，即使再叛逆的女儿，在母亲与自由面前都会抉择得异常艰难。塑造过不少叛逆女性形象的冯沅君就写道：“我爱你，我也爱我的妈妈。世界上的爱情都是神圣的，无论是男女之爱，母子之爱。”[20]这就是杜醒秋的矛盾之处，或者说，苏雪林精神上的矛盾之处。
所以说，《棘心》所写的是一个深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的“逆女”，一次次冲出旧家庭最后失败的悲剧。这个“逆女”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有着清晰的人生追求，甚至明确地知道她的阻力在哪里，但依然完成了封建家庭为她订下的传统婚约，完成了向母亲承继的仪式。这种悲剧性呈现让读者意识到，女性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难度，并非光靠几个女权主义的新词或几声呐喊就能完成，或者如研究者形象地描述：“这实非男作家想像中的解放缠足、跳上洋车一溜烟开走那般容易简单。”[21]笼罩在她们上空的除了代表父权意志的强大父亲，还包括与父亲同谋的慈母，是她们在无意识中消解了女儿们的对自由、独立的追求。
三 人生美的追求：一个“美丽的谎”
苏雪林曾经指出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看定了人生固然丑陋，其中却也不乏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所以“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为了慰安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22]。这种评价也可以看成是她的夫子自道。
如果说写《棘心》是为了呈现其追求婚姻自由而失败的悲剧，那在《绿天》[23]《鸽儿的通信》等作品中，她则试图去营造一出婚后的喜剧。在苏雪林看来，尽管自己的婚姻有一个不完美的开始，“在尚未结合之前，两人感情便已有了裂痕”[24]，但只要肯去用心经营，未必不能实现她人生美的追求。所以在《绿天》的结尾里，她有过这样的祈祷：“一切我们过去心灵上的创痕，一切时代的烦闷，一切将来世途上不可避免的苦恼，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25]问题在于，这场作为妥协结果的婚姻，一开始就是错的，结局有无扳回的可能呢？
在这些被称为“新婚纪念册”的作品里，苏雪林翔实记录了一对对年轻夫妻间“颇为幸福”的生活，不同篇章人物的称呼略有不同，《绿天》是石心和“我”，《鸽儿的通信》是灵崖和碧衿，《我们的秋天》《收获》是康和“我”，《小猫》是筠和薇。这些作品中自有一些夫妻间温馨的小细节，比如“我”看中一旧书橱，康不赞成买，等到“我”忘了这回事的时候，却有人送来了一架新的，康附在“我”耳边轻轻说：“亲爱的，这是我特别为你定做的。”（《我们的秋天》之《书橱》）其他如《扁豆》写家庭的园艺之乐，《瓦盆里的胜负》写夫妻间斗蟋蟀的趣事，《小猫》写情侣间各自给对方取外号的温馨。
但相对于四五万字的篇幅而言，这样的细节实在太少，更多的时候都是主人公在以一种“童心”的眼光看待世界。比如，“我”注视着园中的大榆树，眼前就涌现了一个幻想：“长尾的猴儿，在树梢头窜来窜去，轻捷如飞……骄傲的孔雀，展开它们锦屏风般的大尾，带着催眠的节拍，徐徐打旋，在向它们的情侣献着殷勤”，“毛鬣壮丽的狮子却抱着小绵羊睡觉，长颈鹿轻悄悄地在数丈高的树梢，摘食新鲜叶儿，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绿天》）夫妻俩携着手走进林子以后，然后剩下的篇幅就是描写溪水的“顽皮”：“溪水漾着笑涡，似乎欢迎我们的双影。这道溪流，本来温柔得像少女般可爱……她一面疾忙地向前走着，一面还要和沿途遇见的落叶，枯枝……淘气。”（《鸽儿的通信》）像这样被人称之为“风景人格化”[26]的细节作品中比比皆是。美则美矣，但说是“新婚纪念册”却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因为你丝毫感受不到家庭生活的人间烟火。更何况其中叙述者的口吻和人物的语气都像“一个十六七八天真烂漫的少女”[27]，丝毫不像已为人妇者。倒应了鲁迅的那句话：“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28]当然，这些作品中也并不尽是这种少女口吻，只要叙述一离开他们夫妻间的情感，叙述者的口吻立马就成熟起来，比如《收获》一文写到主人公回忆法国采摘的经历，语气便恢复正常，结束时还不忘深沉地来一句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我爱我的祖国，然而我在祖国中只尝到连续不断的‘破灭’的痛苦，却得不到一点收获的愉快，过去的异国之梦，重谈起来，是何等的教我系恋。”[29]
苏雪林自己的解释是，她“以永久的童心观察世界，花冲鸟语，无不蕴有性灵与作者的潜通、对话”[30]。但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是她当时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她并无家庭生活的幸福体验，所以作品中所谓“颇为幸福”的生活有太多的虚构性，而这种虚构又缺乏生活细节来丰富，所以作者只好在想象中让那些花鸟虫鱼“人格化”起来，让这些童话性的东西去填充她所谓的“新婚纪念册”。事实上，多年以后苏雪林自己在《绿天》修订本的序言中揭示了这个答案：“天生一颗单纯而真挚的‘童心’，善于画梦，渴于求爱，有时且不惜编造美丽的谎，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在苦杯之中搀和若干滴蜜汁……”[31]原来所谓的幸福生活只是作家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因为这个梦编织得过于空洞，过于缺乏生活的内容，无意中泄露了作者的内心。
其实在同一时期发表的戏剧《玫瑰与春》[32]中，苏雪林已经暗示了她婚姻存在的问题。评论家谈论最多的是《棘心》和《绿天》，对《玫瑰与春》却鲜有提及。原因在于后者提供了一个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结局，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以分手而告终，这种女性因男性的自私而走出家庭的情节模式更像是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翻版。这就让评论者所认定的苏雪林甘守于旧婚姻家庭具有封建主义倾向的论断，难以自圆其说。苏雪林后来提及写该剧时的思想状态：“记得我写这个剧本时，心灵正为一种极大的痛苦所宰割，当痛苦至极之际，独自盘旋屋外草场。有如毒箭射伤的野兽，自觉脏腑涓涓流溢鲜血，这样煎熬了三日夜之后，方寸间灵光豁路，应该走的道路发现了，而灵感亦如潮而至，伏案疾书，不假思索，半日间便将这个小小剧本的轮廓写出。”[33]
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应该走的道路又是什么？春是剧中的女主人公，玫瑰是她的情人。春既爱玫瑰，但对其他的弱者也常常抱有同情心，这让自私的玫瑰非常不满。最后玫瑰让春在他和她所同情者之间做选择，春最后说：“玫瑰，你究竟太自私，你不配作我理想的伴侣。去吧，永远去你的吧！…从此我是脱然无累，可以安心干我所要干的工作了。”尤其有意味的是，剧中还有两个角色，一个叫惠风，别名“同情”，一个叫春寒，别名“自私”，都是春的小友。作家形象化地告诉读者，这两个角色其实就是春内心的两个声音，一个把她拉出个人的情感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事，一个则希望她安稳于自己情感中的位置，做一个贤惠体贴的女性。春正是在自己内心两种声音的辩论中最终确认了自己真正的意识，选择了应该走的道路。如果说《绿天》里展现的是一对志趣相投、性格相衬的夫妻婚后甜蜜的生活，那《玫瑰与春》中的情侣，则性情迥异，无法调和。后来的事实证明后者才是苏雪林更真实的生活状态，前者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34]。
在苏雪林所评论过的作家中，她情感上最为亲近的是徐志摩，即便是徐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她都替其解释为“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追求的目的”[35]。遗憾的是，她自己却无徐志摩在现实中追寻人生美的勇气，只能用一个“美丽的谎”来粉饰早有裂痕的婚姻。或许西蒙·波娃（Beauvoir Simonede）的解释更为合理：“女人的处境使她倾向于在文学和艺术中寻求解救。为了不使一种无意义的内在生活深陷虚无之中，为了表示反对在心中反抗却又必须忍受的女性特质，为了在其无法达到的世界之外另外创造一个世界，女性因需要表达而成为作家。”[36]
第二节 国民性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和微观的社会批评
学术界通常把1925年作为苏雪林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年她奉母命回国履行了旧婚约，《棘心》和《绿天》二书也是在此之后完成。如杨义就认为留法归来的苏雪林文学创作方向，从当初的“为人生”走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为自我而艺术”的轨道。[37]言下之意，她开始回避现实，偏离了五四启蒙文学的方向。
在我看来，之所以会造成这种认知，有两个根本原因：首先是对《棘心》《绿天》的误读，这一点在上一节中已经做出了详细论述；其次是忽略了作家同时期的其他创作。就在回国的1925年9月和10月，苏雪林在《语丝》分别发表了《在海船上》和《归途》两篇文章，以归国见闻的形式延续了五四时期流行的国民性批判主题。此外，从1928年4月开始，她连续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33篇文章，绝大多数是对社会时弊的针砭，这也从另一个向度丰富了她的国民性批判的写作。
一 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在海船上》和《归途》
现在说起谁对苏雪林影响最大，无疑都会首推胡适，原因不外乎他们之间曾经是师生，苏与《现代评论》的密切关系，苏终生奉胡为精神导师，苏写了大量怀念胡以及为胡辩诬的文章，等等，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其实就20年代而论，苏雪林作品中周作人、鲁迅的影子更明显，而她跟《语丝》的关系也常常为人所忽略。苏雪林于1934年发表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有个前言，第一句话就是“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菜瓜蛇的故事》《鸟的故事二则》等作品，也是因周作人倡议收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而写。至于《秃的梧桐》《猫的悲剧》，尤其是《在海船上》《归途》等文章则明显能看出鲁迅散文和小说的影响，只是思想性远没后者深刻而已。《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苏雪林仅1925年就在上面发表8篇文章，数量不算少。可以说，《语丝》为苏雪林回国后重新进入文坛提供了平台。
周作人在发刊辞中强调《语丝》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38]应该说，“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两点分别对应了后来《语丝》所出现的两类文章，前者是锐利活泼的杂文，后者是冲淡平和的小品文。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则突出刊物的思想性：“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39]他更倾向于让《语丝》成为思想启蒙的阵地。苏雪林的《在海船上》和《归途》正可以归入这一类写作。
这两篇文章应该算作姊妹篇，前者讲述的是归国途中的所见所闻，后者则是作者归国后返乡途中的经历，两者合在一起恰恰完整地呈现了一个“海归”的返乡之旅。在这组文章中，苏雪林以一个受过西式教育、亲身体验过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一路走来所遇的人和事。但收入眼底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失望，于是她用不乏刻薄的笔调，记下了对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发现：
一是不洁。这原本是陈独秀对中国人的总结。他曾说西洋人列举世界不洁之民族，印度、朝鲜和中国鼎足而三，华人足迹所至，无不倍受侮辱的原因，并不仅仅跟国势衰微有关，而是因不洁之习惯。“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40]阔别祖国三年多的苏雪林，发现自己的同胞依然没有改变。一个“裤脚管拖在胫上”的老先生跟他说话，据说还是前任参议员，没说到十句话，已经吐了七八口痰，而且都吐在甲板上。作者讽刺道：“我很佩服他对于时间之经济。为的他和我说话时，脸是朝着我的，如果将痰向海里吐去，至少要半秒钟回头的时间，岂不是无益的糜费？”这样的人物还不止一位，一晚上整个三等舱中咳嗽和吐痰的声音“此唱彼和”，咳得淋漓尽致。[41]
二是卑怯。苏雪林多次借用鲁迅所说的“卑怯”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国民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42]。在《归途》一文中，“我”途经一个村子，村民们见是一个穿洋装的生人，于是纷纷发出议论，有说洋鬼子已经赶回国了，不曾杀到，如今要“斩草除根”；有感叹中国人为什么要进洋学堂，吃洋教，穿洋装，做洋人的奸细，大呼“真是卖国贼！秦桧！王氏！”还有人厉声恐吓：“你们往哪去？让我来做了她！”在苏雪林看来，这就是卑怯的表现，真正的洋人不敢动，一旦看见落了单的穿洋装的中国人，心里的那点“爱国心”就被激发了，但同样只敢恐吓，不敢动手，因为这个时代“尚没有像白莲教，洪杨，庚子时期之扰乱，杀人可以不负责任……”[43]如果不说这是谁写的，读者还以为是到了鲁迅笔下的未庄。
三是自私。苏雪林认为，要救中国，科学自然是当务之急，但其前提是先要讲究心灵的改造，讲究心灵的改造，“第一须得打破传统的自私自利人生观，注意道德的生活”[44]。自私自利是苏雪林对中国国民性的又一判断。《归途》中的表兄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小商人，他痛感于外国一只铁甲舰就可以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也对学生抵制日货五分钟的热度表示愤然，因为抵制一回反使日本人发一回财，旧的烧了，新的不免还要添置。但其实他对学生抵制日货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开的新昌店号正是卖洋货的受益者，他说：“我不是不爱国，只是国货销不出去。为的旧式的太粗陋，仿造的不坚牢，没人爱买。我不开店，总不能叫一家老小挨饿啊！”[45]
四是惰性。这是苏雪林对中国国民性的整体判断，只不过她用的词是“不变性”。表兄家的小巷口，一檐破厕，一个粪缸和一地污水，十一年前她和母亲来的时候是这样，如今依然是这样。她甚至觉得，如果有人对她说这巷口的破厕、粪缸、污水是从开辟时留下的，她会相信；如果说这种情状会保持到世界末日，她也相信。作家不禁感叹：“中国的空气或者含有一种的化学元素，否则在中国的东西，何以竟这般历久而不敝？想中国文明之所以能支持五千年之场面者，未尝不靠着这种‘不变性’罢。”[46]这样的历史观来自周作人的影响，苏雪林曾经对周氏的“僵尸”论极为认同，认为历史是“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要如此”[47]。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苏雪林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并没有超出前辈思想家们的思考范围，只是用她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验加以重写。需要指出的是她在作品中写作视点的转换。《在海船上》一开篇从文明人到野蛮国度去旅行的经验谈起，作者认为文明人往往愿意看见其他地方落后的、野蛮的情形才觉得此行值得，而她自己从法国坐船途经博塞、锡兰、杰波底等阿拉伯和印度种族的根据地的时候，正是这种心态。她那时的视点是高高在上，以一种文明人的心态来看待阿拉伯妇人的面纱、工人的长烟袋、曳着污浊长裙的黑人、虫一般可憎的擦靴的小丐，觉得这一切颇为有趣。等到从新加坡、香港上来一班班中国人，作者依然保持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似乎这跟看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没什么两样。一番嬉笑怒骂之后，作者觉得这些中国人的表现比杰波底泅在海面上抢钱的赤体孩子还有趣些，只是不知什么缘故，“这回我只觉得我的心肝在腔子里逐渐涨大而下沉，几乎使我气窒而死！”[48]从批判者远距离的观照，到感情的逐步介入，“我”与“我”的批判对象合二为一，对方越不堪，“我”作为他们中之一员的价值也就越贬低。作为文明者的“我”的高高在上的心态轰然塌下，绝望感也就油然而生，其心态好似鲁迅笔下的狂人突然发现自己正是吃人者中的一员。
二 微观的社会批评：被忽略的《生活周刊》的写作
自1928年4月到1930年5月，苏雪林在《生活周刊》上共发表33篇文章，这些作品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以致对苏雪林的文学风格造成相当程度的“误判”。《生活周刊》原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份机关刊物，创办于1925年10月11日，由银行家王志莘主编，初衷是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到了1926年10月，改由邹韬奋接编，对刊物栏目和内容做了很大改进，刊物的宗旨逐渐明确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在总结《生活周刊》的办刊理念时，邹韬奋表示：“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49]这其实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其路径是从当初“民主、科学”等主题的宏大阐述，进入当下社会现象的微观批评，着重在对不人道的、鄙陋的观念习俗作一项项细部的讨论和批判，希望藉此推动社会的进步，彻底摆脱落后的思想。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继承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的精神，以城市中等阶级市民为对象，结合社会形势发展，从他们关注的现实利益和生活实际出发，继续深入进行‘民主、科学’思想的宣传与启蒙。”[50]
应该说，苏雪林在《生活周刊》的33篇文章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国民体格的强弱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气象跟国民的精神有莫大的关系，而健全的精神则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身体不健全的人，精神萎顿，志趣卑陋，容易趋向堕落的道路”。这就是苏雪林的推论过程，她甚至认为：“中国人之苟且、偷安、无恒，喜保守而惮改革，以及种种的不道德，虽与数千年习惯有关，恐怕身体不健却是最大原因。”[51]当然这并不只是苏雪林这么认为，她说谭嗣同把中国人的形貌与西洋人作了比较后，慨叹道：“但观其貌，亦有劫象焉！”所以苏雪林在《康健的美》《国民的体格与年龄》等文中都以这样的视角出发呼唤国民健全自身的体格。而最让她忧心的是同为东亚人种的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在《回忆》一文中，她由观看上海日侨的运动会忆起七年前一件旧事：一个十六岁的日本人在中国的船上把一个茶房打得鼻青脸肿，同舱的中国青年学生虽然气愤，但自揣体力不敌，只有面面相觑，连一句不平的话都不敢说。苏雪林感叹道：“日本人的体格一代一代的增高了，中国人的体格却一代一代的矮小而衰敝了，再过十余年，‘东洋小鬼’将在我而不在他了。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应该觉悟啊！”[52]联想到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全面侵华，不能不说她的担忧着实有预见性。
监督政府与批评官员。“只见表弟那辆断烂的脚踏车黯然地斜倚窗下，似乎在无言的悲叹自己永远不能振兴的运命，那就好像是里面烂得一团糟的国家象征！”[53]如果根据以往研究者对苏雪林形象的描述，这样的语言很难想象是出自于她笔下。在苏雪林的写作生涯中，唯有这一时期表现出对批评政治的极大兴趣，这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当然，她并不具备专业的政治学素养，而是从生活的小事出发，以一种直观感性的形式提出个人对政府及官员的批评，发挥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热情。《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一文，从电车售票员如何营私舞弊贪墨车资谈到政府官吏舞弊营私、贪赃枉法，提出要整顿社会廉洁之风，应当先从制裁贪官污吏下手。《有些变样了》从自己寄收信的经验谈起，批评中国的邮政事业正逐渐腐败，认为中国当创办一种新事业的时候，气象一新，办事人也兢业奉公，不敢稍懈，但不到多少时候，我们道德上的毛病便渐渐复发了，而且这恶毒的病症，一天一天地传染开来，不把一件辛苦经营的事业全部腐化不止。《高瑛案旁听感想》则针对旧金山副领事高瑛夫妇贩卖烟土和受贿一案，认为应严办，“可使那班贪官污吏触目惊心，从此少干些罪恶”[54]。值得注意的是，苏雪林在几篇文章提到“揩油”一词，实际上就是赚便宜，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最可鄙可恨，而且最为普通的大毛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对私权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提倡社会裁判的严厉，可以促进国民品性的善良，消灭许多罪恶。
对传统观念的反思。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与胡适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受后者影响，刊物积极倡导对五四科学理性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所谓科学理性的精神，“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我们要抛弃先入为主的旧观念；我们要打破向来对于风俗习惯宗教道德的一切成见；我们要重新研究，重新考察，重新为它们估定一个新价值……”[55]以胡适学生自居的苏雪林自然也拿起科学理性的武器对种种传统观念进行了反思。如对天才观，她从对梁启超和雨果葬礼的冷热对比，批判中国人不重视自己民族的天才，认为“忘恩负义的民族，绝不能产出伟大的天才”[56]。对应酬观，她说的是喝茶，谈得却是应酬，认为中国是以应酬为最重要的国家，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应酬都是无谓。应酬太紧，不能维持生活，不免要于正当收入之外想其他办法。中国官吏寡廉鲜耻、祸国殃民之种种，不能说与应酬无关。[57]对恕道观，她写道，“中国人恕而不忠，西洋人忠而不恕”。中国人禀性软弱，待人办事不能忠，只有希望人家之恕。恕道本不可少，但过于宽恕，会养成恶人怙过的习惯，便成姑息了。[58]对生殖观，苏雪林尖锐地指出，中国民族生殖力之强可居世界首席，然而无限制产儿的结果，只摧残了母亲的健康，增加了家庭的不幸。再者，人口增殖过速，物产不能随之加增，便要酿成社会上种种罪恶。[59]
如果说之前的《在海船上》和《归途》着眼的是从民族根性上来观察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那么如今《生活周刊》的写作则把眼光收回到社会生活的细部，希望通过一个个案例的探讨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这些案例有些大到国家官员的腐败、政府机构的低效，有些则小到学校图书馆被偷的一部书，自己被顺手牵羊的一双袜子，芸芸众生，社会万象，作者都要检视一番。这些言论也许不够深刻，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见出男权主义在她身上的无意识留痕，但其文中所透露出的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对社会现状的种种不满，以及对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都流于笔端，其批判之尖刻锐利，让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归入保守的闺秀派作家的行列。
一方面是残酷地对内开掘，另一方面是冷峻地对外批判，20年代的苏雪林从这两个向度呈现了她作为五四之子的启蒙色彩。随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苏雪林也面临着从“启蒙书写”向“道德批评”的转变。
[1] 方英：《绿漪论》，载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书店1933年版，第147页。
[2] 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1页。费正清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
[3] 鲁迅：《文化偏执论》，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4]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3—78页。
[5] 胡适：《易卜生主义》，载《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6] 周作人：《人的文学》，载《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7] 苏雪林：《己酉自述——从五四到现在》，载《苏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第五册），苏雪林文化基金会2010年版，第2页。
[8] 《智慧的薪传》，台湾生龙锦凤传播公司制作的录影带（1994年7月），转引自沈晖《论苏雪林与五四新文学》，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总第26期）。
[9] 鲁迅：《〈小说二集〉导言》，载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10] 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1] 鲁迅：《在酒楼上》，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2]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5页。
[13] 苏雪林常说五四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个观念就是理性，比如她曾经说：“我们那时把康德所谈的‘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最高点，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拿来放在理性的权衡上称量一下。只须理性这一端的砝码略为向下低沉，即使我们平素至所溺爱的，至所偏袒的，也不敢不放弃，不愿不放弃。”（苏雪林：《我的学生时代》，原载1942年4月《妇女新运》第5期，载《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14]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16] 周作人：《山中杂信》，载黄开发编《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页。
[17] 参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8页。
[1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9] 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20] 淦女士（冯沅君）：《隔绝》，载《卷葹——新文学碑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21] 刘乃慈：《第二/现代性：五四女性小说》，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86页。
[22]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纯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08页。
[23] 《绿天》是一部散文集，初版于1928年，当时收录《绿天》《鸽儿的通信》《我们的秋天》《收获》《小小银翅蝴蝶故事》诸篇。
[24] 苏雪林：《绿天》自序，载《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25] 苏雪林：《绿天》，载《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26] 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载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14页。
[27]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28]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页。
[29] 苏雪林：《绿天》之《收获》，载《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30]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纯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51页。
[31] 苏雪林：《绿天》自序，载《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32] 绿漪女士：《北新》1卷49、50期，1927年10月1日，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
[33] 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一卷），沈晖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34] 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一卷），沈晖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35]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纯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
[36] 参见［法］西蒙·波娃《第二性》第三卷，杨翠屏译，志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37]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0—291页。
[38] 周作人：《〈语丝〉发刊辞》，载杨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39]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40]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4—135页。
[41] 苏雪林：《在海船上》，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42] 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43] 苏雪林：《归途》，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65页。
[44] 绿漪女士（苏雪林）：《棘心》，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160页。
[45] 苏雪林：《归途》，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
[46] 同上书，第166页。
[47] 详细论述参见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2页。
[48] 苏雪林：《在海船上》，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49] 关于《生活周刊》的创刊情况和办刊宗旨，参见赵文《〈生活〉周刊（1925—1933）与城市平民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6—47页。
[50] 赵文：《〈生活〉周刊（1925—1933）与城市平民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66页。
[51] 苏雪林（雪林女士）：《康健的美》，载《生活周刊》4卷50期，1929年11月10日。
[52] 苏雪林（雪林女士）：《回忆》，载《生活周刊》3卷26期，1928年5月13日。
[53] 苏雪林（春雷女士）：《一辆锈的脚踏车》，载《生活周刊》4卷51期，1929年11月17日。
[54] 苏雪林（雪林女士）：《高瑛案旁听感想》，载《生活周刊》5卷9期，1930年1月26日。
[55] 毕云程：《我们的根本信念》，载《生活周刊》4卷4期，1928年12月9日。
[56] 苏雪林（春雷女士）：《由梁任公的追悼会而联想到嚣俄的葬仪》，载《生活周刊》4卷14期，1929年5月12日。
[57] 苏雪林（雪林女士）：《喝茶》，载《生活周刊》3卷32期，1928年6月24日。
[58] 苏雪林（雪林女士）：《忠恕》，载《生活周刊》3卷33期，1928年7月1日。
[59] 苏雪林（雪林女士）：《无限制产儿的结果》，载《生活周刊》5卷6期，1930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