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诗学，自陈良运先生发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1]以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理论家的学术兴趣，已有《诗学体系论》《中国诗学通论》《中国诗学批评史》《中国诗学史》等专著相继出版，成为一门显学。

何谓“诗学”？一般有两种理解，广义的与西方的含义一致，指文艺理论或文学理论。它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诗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专著《诗学》。亚氏在这部著作里，以史诗、悲剧和喜剧作为研究的对象，讨论了“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诗要写得好，情节应如何安排，以及这个研究所有的其他问题”。[2]当然，这里的诗，主要指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和戏剧。所谓诗学，也就是关于叙事文学的理论与评论，这已为世人所共识。狭义的诗学，在中国则专指诗歌理论。这个理解，除了特殊指称(如“诗经学”，简称“诗学”；或古代将诗歌创作也称为“诗学”)外，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汉书·翼奉传》曰：“诗之为学，性情而已”[3]，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诗学概念。以“诗学”来命名的诗话类著作有元代范梈的《诗学禁脔》，明代周叙的《诗学梯航》，清代顾龙镇的《诗学指南》等，这些所谓的“诗学”，多是指诗歌的创作技法，与前朝的那些“诗格”“诗法”应是一类的。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古代诗学，主要指狭义的诗学。如陈伯海、蒋哲伦主编的《中国诗学史》“导言”说：“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里，惯常的做法是将‘诗学’限制在与诗歌这一特定文类有关的范围之内，不包含散文、小说、戏剧等文类的研究，因而‘诗学’便成了‘文艺学’……”明确表示其所编的《中国诗学史》之“诗学”“仅限于跟‘诗’有关的领域”[4]。蒋寅从比较诗学视野出发，认为中国诗学“核心在一个‘学’字，这个‘学’不仅包括历来人们对诗歌本身及其创作方法的认识，还应包括古今人对诗歌史的认识及对认识过程的反思。”他认为中国诗学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 1)诗学文献学，( 2)诗歌原理，( 3)诗歌史，( 4)诗学史，( 5)中外诗学比较。[5]当然，泛化的诗学概念在中西古典文论和文学批评史上都曾出现过。本书所谓“诗学”，并非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包括一切文艺理论在内的广义“诗学”，而是现代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诗学”，即有关诗歌这一特定文体的理论。

在中国，诗的概念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广泛。“诗”在先秦专指《诗三百》(即《诗经》)，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包括五言、七言和杂言的古近体诗，也包括后来的词和曲。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特别是在古代，诗歌作为各种文体之首，被推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6]的至高地位，上至帝王朝臣，下到贩夫走卒，人人皆能歌诗。诗的普及度、诗的地位如此之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古代中国。在小说、戏剧文体出现之前，只有诗，才谈得上是一种纯文学样式，也只有诗的理论与品评才谈得上是纯文学理论。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实质上是建立在诗歌理论基础上的，可谓真正的诗学。

中国人在观照世界、把握世界时，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直观性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理性思维的结果，采用一种非逻辑性的语言，借助感性形式来表述理论内涵，这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主要言说方式。中国古代学者对诗学义理的阐述，不是枯燥缜密的理性阐释，而多为精到的直观把握和感性的描述，言约意丰，耐人寻味。比如说某诗好，是“初如食橄榄”；不好，则是“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在评论风格时，这种表述便成为一种标准的方式，如“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7]陆机的《文赋》，用“赋”这一文学体裁来论文，而司空图的《诗品》，纯粹是二十四首诗。这种借助感性形式来表现理性思维、形象化，或用诗的言语来表达文学见解的言说方式，一方面，利用或叙或议的诗境，扩大了读者想象空间的形式，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信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种表述方式，造成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缺陷。一是因为讲的是总体印象，不作全面细致的分析，因而往往有以偏概全的弊病；二是因为作家感情介入，往往会带来一定的主观片面性；三是因为习惯上用高度诗化的语言表达感性直觉的印象而不是理性概念，而这种感性直觉的印象在本质上无法界定其含义，往往使人看不明白，难以理解；四是概念、范畴含义模糊，同一术语表示不同含义，以及不同的术语表示同一含义等，造成同一概念、命题的多义性和使用上的随意性，不像西方的理论那样概念清晰，富有逻辑性。这使得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从表面上看，缺少科学性、系统性。

从中国古代诗学的表现形态看，经验型、感兴式的片言只语，往往不容易使人将其与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体系挂起钩来。其实这里有一个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诗学是否有体系？关于这个问题，回观其建构的历史因素，一是思想文化背景复杂，儒、道、佛诸家都有不同的特点或系统，在不同的思想指导下有不同的诗学思想和著作；二是大部头的著作很少，史学理论多散见于诗话、词话、序跋、书信中，比较松散杂乱零碎，而不像西方那样有众多体系完备的理论著作；三是许多诗论家，本身就是著名的诗人、词人，他们的理论表述，或许是其不经意间的创作经验交流，诗歌鉴赏感悟的升华，具有鲜活的经验性质，难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大都建立在或对前辈师长的承继中，或对经典文献的阐释中，或对某一理论范畴的批评中。从表面看，只是列举前人若干诗论，无非老生常谈，但集合在一起，就表达了其新的看法，寄寓了自己的意旨。弟子与师长、后人与前人之间，潜藏着种种内在的精神传承。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传承与变革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以个人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范畴作为核心，历经千百年而不衰。如“形神”“风骨”“意境”等都是如此。它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

神龙见首不见尾，东露一鳞，西露一爪，但不等于其首尾的不存在。研究者的目的就是要拨开云雾，把其首、尾、爪、须，乃至片片鳞甲完整地描绘出来，显现一个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8]这段话给我们研究者指出了一条思路，研究古代诗学，当先从古代诗学理论特定的范畴、命题和论证方法入手，逐步上升到一些理论专题，以至总体结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一种理论形态就其整个体系而言，好比是一张网络，体系所赖以建构的各个命题、范畴好比网络上的点眼，点眼的纵横交错扭结成网络。所以研究古代诗学，当从最典型意义的范畴、命题和批评方法入手，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局，最终就能建构起整个古代诗学的体系。

范畴，本为哲学名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思维对事物的本质特性方面和关系的概括反映。所谓诗学理论范畴，就是诗人、批评家对诗歌的本质、特性及其内在关系的概括和反映。中国古代诗学在其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基本命题和范畴，这些命题和范畴对我们正确认识古代诗学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选择了中国古代诗学部分命题、范畴——诗言志、言意象、风骨、虚静、意象、意境、滋味、妙悟、神韵、性灵等，以历史资料为依据，以检索、考据、梳理为主要方法，从其缘起的历史文化语境、诗歌创作状态以及诗学理论自身的生态环境等入手，探求该范畴、命题的历史生成及其原始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其衍变、发展的流程，探求其衍生之新义。以历时性和共时性为结构线索，从其哲学社会思潮、道家禅宗悟性、文学传播接受、诗学内在结构等方面探求其命题、范畴的发生、衍变、发展的规律及其现代意义的转换。

[1]陈良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3](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0页。

[4]陈伯海、蒋哲伦主编：《中国诗学史》，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5]蒋寅：《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6](东汉)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7](宋)敖陶孙：《诗评》，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