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文化层面看，旅游的本质特征是文化，现代旅游业竞争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内涵的竞争。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与旅游、经济等要素相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从经济层面看，“十二五”期间，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文化产业和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融合发展。从生态环境层面看，文化旅游产业相对而言是一种低消耗、高产出的“绿色”产业，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产业本身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鲜明特征，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低碳产业。
关中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它以独特的优越地位，在秦汉迄隋唐时代，发展成中国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关中文化旅游资源呈现明显的特点，具体表现在文化旅游资源数量多、种类全、分布集中、内涵丰厚、等级高等多个方面。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到，关中具有发展文化旅游的优越条件和巨大的开发潜力，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因此，发展关中文化旅游不仅重要，而且紧迫。但是，如何有效促进关中文化旅游发展，为关中文化旅游发展寻找适当的路径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
本研究以文化旅游理论及实践背景为研究基础，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角度、开发的视野，以关中文化旅游开发为实证案例，对关中的文化旅游资源，从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农业文化等视角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探索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条件和市场需求等，最后以经典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区域为个案，探讨关中文化旅游的开发情况。通过对关中文化旅游从理论到现实进行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关中旅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政府实现关中文化旅游开发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一 关中旅游研究综述
关中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迅速，在整个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中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关中旅游类型、关中旅游资源与开发研究、关中旅游环境质量研究、关中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关中旅游业发展研究5个方面。
（一）关中旅游类型
关中地区旅游类型多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休闲活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城市生活的焦虑感和紧张感使得城市居民寄希望于短时间逃离日常生活环境，于是乡村旅游逐渐兴起，于全涛以陕西关中地区发展乡村旅游较为成功的袁家村作为范本，分析和研究了未来关中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可行性。[1]林君飞、李玲从乡村体验旅游的角度，对陕西关中地区乡村体验旅游进行了研究。[2]张清杉、杨尚英认为关中地区农业发达，陕西旅游产业要做大做强，有必要加大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并且结合关中的实际情况，对关中地区观光农业旅游进行了初步研究。[3]张景群、马聃对陕西省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将陕西省划分为4个生态旅游区，即风沙滩地生态旅游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生态旅游区、关中平原生态旅游区和秦巴山地生态旅游区，为陕西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4]赵克礼结合关中地区当前的旅游发展趋势，将关中地区分为以西安为中心的“古代都城建筑遗址”旅游区、以渭河两岸黄土塬地和北部山系为主的“古代帝王陵墓”旅游区、以秦岭山脉北坡为主的“宗教建筑”旅游区三大主要人文景观旅游区域。[5]
（二）关中旅游资源与开发研究
高校校园旅游作为新兴的产业蓬勃发展，关中书院旅游资源丰富，史平认为关中书院地理位置优越、关学文化博大精深，极具文化旅游价值。在开发上，学院可以同专业的旅游机构合作，规范运作文化旅游，同时一定要根据其特点突出文化内涵，让游客了解书院文化，了解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6]刘晓军对富有农耕文明的建筑群体——关中古民居进行了研究，并且对民居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进行了简要介绍。[7]马耀峰、李旭等分析了陕西红色资源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关中地区红色旅游资源挖掘不足，红色旅游的潜力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8]杜忠潮对关中地区帝陵遗产旅游区的区位交通优势、经济基础、市场需求，以及政策倾向等因素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关中地区帝陵遗产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对其保护和开发提出了对策性的建议。[9]王建力、郭可雷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关中体育旅游资源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且对关中地区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途径与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索。[10]杜忠潮、李磊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关中地区县域乡村旅游资源综合性定量评价做了初步探讨，分析结果表明长安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吸引力与可进入性较强，其乡村性较差；淳化县的乡村旅游资源吸引力与乡村性较强，可进入性较弱；杨凌区可进入性和设施完善性较强，但是缺少有吸引力的乡村旅游资源；岐山县的乡村性最强，其乡村旅游资源吸引力及设施较差。[11]
（三）关中旅游环境质量研究
杜忠潮、文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旅游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他们通过对关中西安、宝鸡、咸阳3个城市的实证研究指出，关中地区都市旅游环境现状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个城市共存的主要问题是在旅游资源互补性、气候舒适度、安全保障设施、服务效率和游客容量合理性诸方面还有待提高和改进；加之近年来旅游流过度膨胀，导致旅游环境质量明显恶化，旅游环境治理滞后。[12]杜忠潮还对陕西旅游开发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陕西旅游开发对风景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主要对自然保护区的侵扰、对水源的污染、对文物古迹的损毁、对地史记录的破坏等。[13]
（四）关中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李胜利、顾韬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研究案例，根据民俗旅游资源的存在形态和表现形式，将关中地区民俗旅游资源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3种类型，并且将关中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总结为产品开发模式、区域开发模式两个大类。[14]王小磊对杨凌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将杨凌区现有的旅游发展模式分为5种，即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模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观光旅游发展模式、会展旅游发展模式和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并且基于AHP法对杨凌区旅游业总体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15]张建忠对陕西关中的帝陵价值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黄帝陵以中华寻根—祭祖符号导向模式，构建遗产旅游利用范式，打造人文初祖，构建祖陵圣地旅游；秦始皇陵以大秦帝国—遗址公园符号导向为模式，坚持遗址公园旅游利用模式；乾陵以园林公园导向模式为方向，走大唐盛世—帝陵园林模式旅游。[16]
（五）关中旅游业发展研究
金锐认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转型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产业集聚度、提升区域整体形象的客观需求，经济区旅游业转型升级要通过旅游规划、产业集群、信息化建设、文化形象塑造、产品设计以及综合效益等方面的转型升级来完成。[17]宋咏梅对陕西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对陕西旅游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陕西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潜力提升和显化策略。[18]刘宏岐、张高举等对关中佛教圣地法门寺佛教文化旅游区进行了分析，对近期旅游业现状进行了总结，对景区未来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对策。[19]张敏娜对陕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与现状进行了分析，建立了陕西省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策略。[20]
二 旅游文化研究综述
（一）国外旅游文化研究综述
旅游文化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国外学者对旅游文化的研究较早，有较高的重视。研究涉及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文化概念研究、旅游文化影响研究等方面。
1.旅游文化概念研究。
1942年，瑞士教授汉泽克尔（Hunziker）和克雷夫（Kurt Krapf ）在发表的《旅游总论概要》中提出：“旅游现象是多方位、多层面结构的，需要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旅游现象不具有经济性质，其更接近于社会学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可以看成旅游文化的萌芽。1977年美国人罗伯特·麦金托什（Robert W.McIntosh）提出了“旅游文化” （the culture of tourism）的概念：“实际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在吸引和接待游客与来访者的过程中，游客、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现象与关系的综合”。[21]这是在国外学术领域真正对旅游文化较早的研究。在近期研究中，可雷克（Craik，1997）的提法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旅游文化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旅游文化的产品价值，重新确定游客的经历和经验，确定旅游的文化影响，适应旅游产业的文化变化”。[22]
2.旅游文化的影响研究。
国外旅游文化影响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其中居民的态度和居民感知是一个普遍的热点内容。道克西（Doxey）在1975年提出，根据居民的态度，以及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可以将旅游分为陶醉阶段、冷漠阶段、恼怒阶段、对抗阶段和后续阶段5个阶段。[23]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对旅游文化影响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索开始加大。沃尔（Walle，1996）讨论了有关思想形态与文化旅游的问题，认为文化旅游者对他们游览方式的理解影响自身的旅游体验。伍德（Wood，2000）对加勒比海游轮旅游发展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雇员的种族主义会导致全球化过程中新的人文景观格局，并且会对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影响。[24]普雷斯顿·怀特（Preston Whyte）在2001年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对南非加德班海滨旅游地的空间社会认同、空间竞争和空间变迁进行了研究，得出社会文化认同引起了海滨旅游地空间社会的分割。[25]
此外，国外旅游文化由最初的单一学科的纵向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史蒂芬·克利夫特、迈克尔·卢翁戈（Stephen Clift and Michael Luongo，2004）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旅游文化主体的性别、职业做了调查研究。[26]
（二）国内旅游文化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大发展，学术界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中国旅游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中国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旅游文化的概念界定、旅游文化的开发研究、旅游文化建设、旅游文化的特征研究4个方面。
1.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
中国最早探讨旅游与文化关系的是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书中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了阐释：“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游客不仅吸取游览地的文化，同时也把所在国的文化带到了游览地，使地区间的文化差别日益缩小。”[27]魏小安认为，旅游文化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由此形成了综合性现代文化现象。[28]马波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和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变化的综合，是游客的社会文化和旅游接待地的社会文化通过旅游者这个特殊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结果。[29]沈祖祥给旅游文化下的定义是，旅游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系统，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介等外部条件，通过旅游客体的能动活动，碰撞产生的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总和。[30]章海荣认为，旅游文化是奠基于人类追求人性自由、完善人格而要求拓展和转换生活空间的内在冲动，其实质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方式，它是世界各区域民族文化创造基础上的后现代化、全球化趋势中的大众的、民间的休闲消费文化。[31]
2.旅游文化的开发研究。
旅游文化的开发强调旅游文化的具体应用，以及多城市旅游建设的作用。徐小波在对南京、镇江和扬州旅游文化圈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城市连绵区的文化资源整合进行了研究。[32]卢长怀对中国乡村旅游文化资源进行了分析，对其开发保护的对策进行了相关探讨。[33]盛红提出滨海旅游度假区吸引力的关键是滨海度假文化所具有的度假性、外向性以及崇商性等特征，并且从旅游文化角度提出了滨海度假文化的开发意义和开发原则。[34]牟红、姜蕊提出了旅游景区文脉、史脉和地脉的文化分析与文化创新方法。[35]
3.旅游文化建设。
文化已经成为了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因此加强对旅游文化的建设，对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36]2004年邹本涛在《旅游文化建设论纲》一文中，提出了中国旅游文化建设应该遵循的3个基本原则，即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大众化、民族化和借鉴、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37]夏建国在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旅游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对中国旅游文化建设有益的启示。[38]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城市旅游文化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郑昌盛分析了连云港市加强旅游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基础条件、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连云港市旅游文化建设基本思路。[39]李建军、陈清等讨论了信息化时代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认为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应该探索出一种旅游业与信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互动的发展模式。[40]
4.旅游文化的特征研究。
旅游文化是相对独立于社会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既有一般文化的特征，又有自身鲜明的特征。旅游文化具有传承性、创造性、服务性和大众性，还有学者认为旅游文化具有移传性。[41]旅游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系统，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需要跨越多个文化空间和社会环境，借助大量的旅游服务，完成跨文化的交流。同时从不同的角度看，旅游文化还具有时代性、地域性、世界性、神秘性、艺术性和教育性6个特征。[42]时代性：不同的人文资源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物质文化水平。地域性：旅游资源具有不可移动性，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景观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世界性：当代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经过文化冲突和文化交融实现文化的世界性。神秘性：人文景观中的某些部分渗透着神秘的文化成分，如宗教文化等神秘的东方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种永恒的旅游吸引因素。艺术性：附着于自然或人为物质景观上的艺术作品，人为艺术创造，如书法艺术、建筑艺术等超越时空的限制，拥有持久生命力，而且对特定目标市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教育性：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历史遗迹，有着其特定的教育价值，可以满足旅游者的求知、考察、研究等旅游动机。
三 文化旅游研究综述
随着旅游深层次的发展需要，文化旅游逐渐成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文化旅游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但是对于文化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地增多。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对文化旅游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国外文化旅游研究综述
国外文化旅游研究开始较早，其中涉及的学科较多，包括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行为学、城市学、经济学、营销学等学科。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有：文化旅游概念研究、文化旅游环境与保护研究、文化旅游者及其市场研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文化旅游地研究、文化旅游理论与方法研究6个方面的相关内容。
1.文化旅游概念研究。
文化旅游被作为专业名词最早提出是在1977年美国出版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一书中，书中用文化旅游作为一章的标题，并且指出“文化实际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1985年世界旅游组织将文化旅游定义为，文化旅游就是“人们想了解彼此的思想和生活所发生的旅行”，具体来说，就是以某些具体的表达方式或载体为桥梁，提供机会让游客鉴赏、体验和感受旅游地地方文化的深厚内涵，使游客的体验活动获得更丰富的内容和意义。[43]莱辛格（Reisinger，1994）认为，文化旅游多指那些对体验文化有特殊兴趣爱好的游客发生的旅游行为，文化旅游不仅包括一般的历史文化旅游，还包括了各地的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比如目的地民族宗教活动、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地方的音乐舞蹈和戏剧等都在文化旅游的范围之内。[44]
2.文化旅游环境与保护研究。
文化旅游的环境问题是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旅游资源的脆弱性使得近年来文化旅游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塔尔夫（Tufts，1999）[45]以加拿大蒙特利尔为例，说明了有着教育和文化功能的博物馆在城市经济发展和旅游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博物馆面临着财政来源、新技术、劳动实践和网络发展条件等的制约，因此，现代博物馆的重建，一方面要考虑公众传统的需求，另一方面要迎合旅游者对多样化旅游产品的需求。鲁索（Russo，2002）[46]讨论了城市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恶性循环”问题，并且认为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会损害旅游地旅游业的长期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遗产地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应该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目的地可达性来缓解这种局面。
3.文化旅游者及其市场研究。
科恩（Cohen，1979）对文化旅游者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即旅游者希望离开日常生活去体验不同的文化，获得审美享受。[47]西尔布伯格（Silberberg，1995）[48]讨论了博物馆和遗产地文化旅游及商机问题，认为文化旅游能够给博物馆和遗产地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但是博物馆和遗产地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从吸引力、社区合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保障，同时需要对经营者进行遗产保护和相关教育。威伯克（Verbeke，1996）[49]研究了城市博物馆旅游市场，并且通过梯度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了游客动机和市场行为模式。莫斯卡丹（Moscardo，1999）[50]研究了宗教旅游者问题。加特（Charters，2002）[51]对酒文化旅游者进行了研究，并且对酒文化旅游者的行为和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个基于游览目的、基本动机与旅游行为的三维分析模式。
4.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赫伯特（Herbert，1996）[52]以法国3个小镇为例说明了名人遗址遗迹旅游地对有辨别能力的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游客不仅包括大众游客，还包括专项游客，游客对这类旅游地的感知和期望是旅游地发展的重要促进因子。贝斯克尼迪（Besculides，2002）[53]使用利益引导法对有着西班牙人和非西班牙人居住的美国卡罗拉多州居民文化旅游感知进行了调查。理查德（1996）对欧洲文化产品与消费进行了研究，指出遗产文化供给对需求有较大的影响，遗产旅游产品的生产局限性较大，因此很难增加旅游产品的供给。维格尔（Wager，1995）[54]以有着众多历史遗迹的吴哥为例，提出了对遗产地保护和管理要实行分区制和法律保障途径。
5.文化旅游地研究。
泰德（Ted，1997）希望保持遗产地原有风貌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55]蒂莫（Timothy，1997）研究了文化旅游地购物市场的情况，结果表明非法经营者的行为影响到游客和当地居民关系以及游客的旅游体验。[56]麦基谢尔（Mckercher，2004）认为香港大众文化旅游产品中产品、体验、市场营销这3个属性对文化旅游地发展至关重要。[57]
6.文化旅游理论与方法研究。
奥迪穆（Ondimu，2002）[58]对古斯当地居民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和访谈，论述了社区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性，运用SPSS因子分析法对结果进行处理，提出了旅游发展模式，并且采用旅游中心和外围中心概念进行了解释。米迪尔（Median，2003）[59]从人类学角度论述了有着玛雅文化遗存的伯利兹城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文化商品化对传统旅游者旅游经历的影响，指出在其发展中，文化商品化是一把双刃剑。卡鲁（Cano，2004）[60]以墨西哥乡村社区的亡灵节为例，说明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作为文化旅游的规划者和市场行为及实践的仲裁者，如何协调文化旅游与社区居民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政府对社区居民反对发展文化旅游的态度有所重视，但是政府为了社区经济发展，仍然提倡发展文化旅游。
（二）中国文化旅游研究综述
中国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旅游内涵研究、文化旅游资源及开发研究、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研究、文化旅游产品研究4个方面。
1.文化旅游内涵研究。
中国文化旅游首次被提到是在魏小安《旅游发展与管理》一书中，书中指出，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活动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对于旅游经营者而言，旅游业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同时中国的文化旅游活动具体体现在制度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4个方面。[61]马波在《现代文化旅游学》中首先明确指出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指出文化旅游是旅游的一种类型。[62]郭丽华认为，文化旅游不是独立具体的旅游产品，而是一种观念意识，是一种突出吸引物质文化气息的创意，消费者消费这种带文化色彩的旅游产品的过程即是文化旅游。[63]蒙吉军认为，文化旅游产品是提供者为消费者提供的以学习、研究、考察旅游目的地文化的一方面或诸方面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产品，如历史文化旅游、文学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64]张国洪指出，文化旅游是人们对异地异质文化的求知和憧憬所引发，离开自己生活环境，观察、感觉、体验异地或异质文化，满足文化介入或参与需求冲动的过程。[65]中国对文化旅游的内涵研究认为是文化旅游时一种类型或一种旅游产品，文化旅游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感受异质文化的过程。
2.文化旅游资源及开发研究。
孙文昌等人对祭祖旅游进行了分析，认为祭祖旅游是专项旅游产品，是一种文化旅游活动而不是宗教活动，最后他对鲁南祭祖文化资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66]郭颖对民族文化旅游进行了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是中国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了泸沽湖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方式和开发模式。[67]王亚力在挖掘长城文化内涵、诠释凤凰三大文化景区之间成因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长城文化为旅游主题，以南方长城和民族文化分合的景观整合为线索，打造万里长城文化旅游精品的思路和措施。[68]余青、吴必虎分析了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保护措施，最终认为生态博物馆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一种持续旅游发展模式。[69]杨丽霞等从7个方面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进行回顾和研究分析，提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在理论技术方面和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存在不足。[70]
3.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徐菊凤在对北京文化旅游产品发展现状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了其发展文化旅游的难点，以及优势与劣势，并且提出了北京文化旅游发展的6项战略。[71]谢红吉分析了福州市文化旅游的资源概况和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福州市文化旅游产品和市场的开发策略，以及相应的对策和措施。[72]王好在分析和评价绍兴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给出了绍兴文化旅游形象，并且探讨了绍兴文化旅游发展的基本思路。[73]秦学分析了宁波发展文化旅游的条件和优势，评价了其文化旅游的开发潜力。[74]刘晓霞对陕西文化旅游资源的潜力和优势及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现有的文化资源类型为依据，提出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构想，探讨了具体的文化旅游开发的措施。[75]余雷分析了荆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空间布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荆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76]
4.文化旅游产品研究。
袁成对文化旅游的特征及市场定位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有效开发文化旅游产品的措施，同时依据消费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了分类。[77]陶犁在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中，阐释了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类型与开发模式。[78]皮平凡提出了体验经济时代的新型旅游消费，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业要坚持创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加旅游产品的互动性、参与性，开发体验式旅游产品，满足体验经济时代游客旅游的需求。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者们对于中国文化旅游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国内外的研究侧重点有所区别。国外文化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旅游、文化旅游消费、居民参与方式、政府职能的发挥等方面。中国学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侧重于文化旅游资源及开发、区域旅游发展等理论研究，关心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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