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论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梁实秋曾肯定地说：“新月根本就没有派。”[1]此言出自新月派重要成员、公认的新月派理论家之口，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多年后，人们早已普遍认定朱湘是新月派重要诗人，另外一位新月派诗人蹇先艾却撰文说：“朱湘不是新月派。”[2]学术界公认的新月派重要作家沈从文，生前多次辩解说他不属于该派，闻一多甚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自己被人说成新月派很生气——长期以来，“新月派”似乎不是个好名称，也不是个准确的名称。

对于上述情况，人们熟视无睹，依然在各种文学史书、著作、文章，乃至中国现代文学选本中，以“新月派”指称当年的一批作家：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沈从文、朱湘、林徽因、凌叔华、陈梦家、臧克家、卞之琳等。朱光潜对这个名单不满，他说：“‘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3]依他所言，京派应当归入新月派。那么，周作人、杨振声、废名、朱光潜等京派作家也属于新月派，如此，前列名单扩大了。然而，直到近年还有研究者以“新月社”指称新月诗派或新月派[4]，如此，前列新月派名单又缩小了，即不曾加入新月社的朱湘、陈梦家、臧克家、卞之琳等被排除在新月派之外。

虽然当事人所说，容有出入，后人见仁见智，也可理解。但新月派名单时大时小，令人不知所以，这未必是件好事。究其原因，在于新月派的内部构成及具体起止时间，迄今尚未敲定，导致该派名单时见增删，现代作家中较早成名的梁启超、郁达夫，较晚成名的朱光潜、汪曾祺，都被列入该名单中。

时至今日，虽然人们普遍承认新月派并肯定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关于这个流派，却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弄清楚，譬如“新月派”这个命名怎样得来?新月派与新月社、新月派与新月诗派是什么关系?与京派又是什么关系?新月派怎样聚集起来形成文学流派?为何解体……

追问下去，就能发现，原以为熟悉、了解的新月派，竟然还有如此之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去解答。而这些问题，竟然像链条一样环环相连。要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得牵出并解决连带的另外几个问题。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视野下时，将会看到，它们竟然与新月派作品的创作、传播和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说，这些问题甚至能够影响人们对许多相关文学、历史现象的理解。比如说，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为了在文坛“打出一条道来”，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文学策略。弄清楚这一点，就能从新月派的文学策略角度去观察和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鲁梁论战”，而不是简单依靠阶级的或文学的观念。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将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即以新月派为具体研究对象，在尽量搜集、扩充新月派史料的基础上，细读原版书刊，从具体的文学史事实出发，对新月派作家作品的基本文献、重要史实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考察辨析，力求在新月派具体事实方面和文献资料方面，有若干新的发现，以便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文学流派史研究、巩固其文献基础；进一步描述与澄清新月派及其相关史实，通过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考证和辨析，提供可信的文献和史实信息，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对新月派的认识和研究。

第二节　论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949年以前，虽然已有研究新月派的文章出现，如石灵发表于1937年1月的《新月诗派》[5]、鲁迅等左翼作家对新月派的批判文章，等等，但显然并未形成研究气候。1949年元月上旬，北大学生在教学楼上悬挂一条巨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沈从文认为自己会遭到灭顶之灾，遂于3月9日试图用保险刀自杀。此事说明，曾作为新月派一员的沈从文，当时已预见新月派此后被批判的命运。事实如沈从文所预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月派尚且被区别对待。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艾青发表《爱国诗人闻一多——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四周年》一文，指出，“‘新月派’成员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考验中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以胡适之为代表，走向反人民的道路，奴颜婢膝，向美帝国主义者献媚，给中国最后一个暴君做殉葬的侍女；一部分以闻一多为代表，从不丧失真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人生与艺术，努力探求真理，在认识了真理之后，毅然决然走向人民，参加了革命行动”。[6]此后的30年里，在中国大陆，新月派被贴上了三个“标签”(属性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自由主义，艺术特色是贵族的、强调趣味的)[7]，甚至连闻一多、臧克家等进步诗人也受到批判。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改变。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新月派的研究，逐渐走出并抛弃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在研究中不再“政治挂帅”，研究角度转向新月派作为文学社团流派具有的特征并且开始重视新月派的创作，但这些研究整体上具有替新月派“翻案”的性质。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新月派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新月派某个方面的特征或某种文学实践为切入点，从大文化视角展开的宏观研究；二是集中在关于新月派、新月诗派整体性或个别成员创作的美学风格、思想特色等具体分析上。第一个方面的研究侧重于从文学外部研究出发对新月派予以宏观的文化考察，第二个方面则侧重于从文学内部研究出发对新月派进行整体性考察与探究。毋庸置疑，这两个方面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除此之外，由于对新月派长期存在较大争议，新月派及其有关的一些史实模糊不清或者众说纷纭，因此相关考辨文章令人瞩目。这批考辨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考辨新月派演变过程的文章，如王强的《关于“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瞿光熙的《新月社·新月派·新月书店》[8]、胡凌芝在《新月派与徐志摩》一文中对新月派的考述[9]、黄志雄在《关于新月社》一文中对新月社发展演变和活动的考订[10]……有必要提出，黄昌勇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月派发展轨迹新论》[11]，上伸和下延了以往一般认为的新月派始于1923年、终于1933年的发展时段，认为新月派的发展经历了胚胎、形成、发展、分化四个完整的重要时期，其活动内容包括清华文学社、大江会、中华戏剧改进社、聚餐会、新月社、新月社俱乐部、中国戏剧社及《清华周刊》《大江季刊》《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新月书店、《新月》《诗刊》《独立评论》《学文》月刊、《自由评论》《文学杂志》，可谓将新月派及与之有关联的团体和刊物“一网打尽”。黄昌勇尽量放大新月派发展时段的做法，有主观、随意的嫌疑，但这种分期在新月派研究史中是第一次，尤其他从刊物兴衰和人物聚散两方面切入的研究思路，为新月派研究提供了某种方法论上的启示，如刘群坦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受到黄昌勇这种研究思路的启发[12]。看得出来，这一类文章基本上都试图梳理新月派的演变过程，使之清晰、明确，但新月派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松散性决定了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达成大致的认识，难以出现一个能被普遍认可的说法。由于这个缘故，尽管这些论文几乎都认为，新月派起止时间是从1923年新月社成立到1933年《新月》月刊停刊和新月书店关门，中间经历了《诗镌》《剧刊》《新月》时期，笔者仍在本书中对新月派起止时间予以重新考辨，并提出新的见解。

第二类是辨析一些重要作家的新月派成员身份的文章，如凌燕萍、刘君卫的《沈从文是“新月派”吗?——“沈学”文艺思想探究》依据沈的挚友巴金和新月派诗人饶孟侃对沈的不同回忆作出推断：“沈从文不是新月派人士。”[13]而魏晓东通过对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透露出的对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讽刺，指出沈与新月派关系微妙。[14]此外，张劲考辨闻一多与新月派的关系，认为闻氏不是新月派。[15]蹇先艾也在1992年发表文章指出“朱湘不是新月派”。[16]由于作家的文学流派身份认定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研究者对相同或相似的一些史料和史实作出不同的解读，以至这类考辨文章所得结论未能令人尽信。

第三类是考辨新月派相关史实的文章，倪平撰写的《新月派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新月〉月刊若干史实之考证》两文，对新月书店的成立与结束时间、创办人、经理等细节问题以及《新月》月刊的主编、性质、编辑“轮流坐庄”、停刊原因等作了考证，基本上澄清了这些一直有争议的问题。[17]胡博的《新月派前期的文学梦》一文通过钩沉和辑录散见于若干种旧报纸期刊、传记年谱、出版史料、文坛史话以及公开或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信函和日记中的线索与信息，连缀并缝合起新月派早期活动场景。[18]侯群雄根据硕士学位论文改写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群体——以〈新月〉为中心》，对新月群体的聚合、《新月》的缘起、新月的态度、新月的文学实践、《新月》和国民党的关系、新月的沉落作了细致的考析[19]，尽管其猜测多于说理因而说服力不足，却仍然是考析《新月》若干问题较为详细的文章。

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出现的新月派文献资料、研究成果也不宜忽视。一方面，晚年生活于台湾的新月派重要成员梁实秋、叶公超及旅居海外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等人发表了一批关于新月人事的回忆性文章，为人们了解新月派当年的活动情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20]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新月派的专题论著。例如，陈敬之著《“新月”及其重要作家》，该书前半部分以“健康与尊严并重的新月社”为题，概述了“新月”的形成、“新月”的态度、“新月”与左翼及鲁迅的论战、“新月”的成就等，后半部分则是对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朱湘、臧克家六位重要人物的生平、作品的评析，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他们的经历和作品。[21]与同时期中国大陆刊发的多数研究成果相似，这部书也以新月社贯穿了“新月”的全部历史，把新月社与新月派混为一谈，而且言辞间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此外，它的特点也是它的缺点，即有关“新月”的发展历程、在文坛上的影响等方面的叙述过于简略，对作家的评述流于传略性，而未能强调他们与“新月”的关系。徐志摩研究专家梁锡华对新月派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梁锡华有意识地对当时还健在的梁实秋等新月派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因此留下一批珍贵的研究新月派的口述资料。他的专著《徐志摩新传》[22]，对徐志摩与新月社、新月派同人的交游特别是新月派研究中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作了辨析、钩沉。还须提及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此书虽然直到1983年才由纯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但部分章节是她1932—1938年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撰写，其余写于20世纪70年代。书中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论及新月派诸诗人的创作，包括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臧克家、刘梦苇、蹇先艾、沈从文、孙毓棠等。第十三章论现代诗人，论述戴望舒、何其芳等。其中一些篇章在1949年以前发表后，受到学界注意，有的观点甚至被普遍接受，如对朱湘长诗创作的肯定、把邵洵美称为“颓加荡派”、指出沈从文小说的语言特色，等等。另外，中国香港特区学者王宏志、台湾地区学者秦贤次对新月派的研究，也颇有创见。王宏志完成于1981年11月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月诗派研究》，应该是最早的新月诗派专论。该文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新月诗派的定义、主要成员、诗歌理论、创作及其没落。作者依据新月诗派作品条分缕析，推理严密，以史带论，态度客观，语气平和，时有精彩议论，从而使该论文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平。[23]秦贤次近年对徐志摩若干史实的钩沉，也引人注目。[24]

海外学者中较早涉及新月派研究的夏志清，他在1955年基本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5]中，首次在文学史著作中辟专章论述新月派重要成员徐志摩、沈从文，不过他的研究并不是在文学流派视域下进行，自然更不是新月派研究专著。旅美(旅加)学者董保中1971年所作博士学位论文《秩序和形式的追求——新月社及现代中国的文学活动(1928—1935)》，很可能是最早以新月派为题的论著，它的主题是论述新月派追求的规范、秩序和形式。围绕这个主题，该文从多个方面展开讨论：在文学理论方面，主要论述了梁实秋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宣扬；在新诗理论建设方面，阐述了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阐述罗隆基的政治主张；而《新月》杂志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也被用来证明徐志摩是重视规范和秩序的。[26]

新月派作为一个课题引起人们关注、越来越多研究者加入探索新月派一伙人及其作品的行列，却要等到1980年以后。截至2014年2月16日，1980年以来公布的以新月派及其相关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有38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5篇，硕士学位论文33篇，[27]说明这一论题已有相当的研究规模，并受到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为主体的青年研究者关注。从这些博硕士学位论文来看，大体上1990年前以新月派及其创作本身为研究对象，而1990年后《新月》《诗刊》等新月派刊物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有人以《新月》杂志刊载的小说或者翻译乃至“书报春秋”专栏为选题。[28]这不但表明新月派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体现出了相关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虽然如此，无须讳言，已有的新月派研究成果尚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

第一，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探讨。多数研究成果局限在个体与局部研究层面，尤以新月诗派研究居多。例如，笔者于2014年2月16日在中国知网以“1979—2014”为时段模糊检索篇名含有“新月派”的论文，共得183篇；以相同条件检索“新月诗派”，有75篇，占以“新月派”为篇名检索所得总数的1/2强。姑且不说硕士学位论文和单篇论文，即使以新月派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大多数是从某个层面入手对新月派作局部研究，如朱寿桐《论新月派的绅士文化倾向》(导师叶子铭，南京大学1993年)，黄昌勇《新月派研究》(导师陈鸣树，复旦大学1994年)，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导师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1998年)，程国君《诗美的探寻——“新月”诗派诗歌艺术美研究》(导师孙党伯，武汉大学2002年)，胡博《“新月派”的报刊书店与文学梦》(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报告，2004 年)，叶红《生成与走势：新月诗派研究》(导师罗振亚，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对新月派及其历史作相对系统、全面考察的，只有刘群《新月社研究》(导师陈思和，复旦大学2007年)。该文将新月社(派)置于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的统一框架中，围绕新月知识分子以聚餐会、出版物及出版机构等开辟的“公共空间”，着重从社团内部发展史、人事变迁的角度探讨新月社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可惜该文对新月派诸多史实和存在问题，要么不曾涉及，要么浅尝辄止。

第二，新月派的研究看似火热，成果丰富，其实还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弄清，更有一些被遮蔽的研究盲点与研究空白有待填补。比如说，时至今日，连“新月派”的得名、新月派成员名单、新月派起讫时间等都存在较大争议；从文学流派角度研究新月派小说、杂文、翻译、戏剧，也极少见。对新月派聚合生成与现代文化语境的关系尚未作进一步的梳理，对新月诗派的意象、新月派散文和小说的研究，也有待开拓。尤其是，新月派若干基本问题存在较大争议或至今模糊不清，导致已有的相关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进入21世纪后，新月派基础研究薄弱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不仅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较以前大幅度减少，而且整体质量也有所下降。

第三，研究范式有待突破。当社团流派研究备受关注时，在发掘新月派历史的前提下，从其作品形式、美学观念层面展开的审美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思路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对自身学科品质的追求，也呼应着对“现代性”以及“自由主义文学”等命题的向往。就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研究思路已成为此类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影响了后来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思潮和现象讨论的展开。社团流派研究“范式”的存在，使得新月派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历史连续性。近二十年来，不仅新月派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影响几乎不再有争议，连新月派研究也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流派研究一样自成体系，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问题和框架，新月派历史中交织的诸多问题，出现了一些颇有创建的讨论。此事如同一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近年新月派研究成果的同时，成功的快感刺激他们倾注更大的热情追新逐异。但是，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出现，必须有相应的基础研究背景。如此一来，相关基础研究的薄弱成为制约新月派研究发展的“瓶颈”。目前，新月派研究中课题的重复、雷同或者相对停滞不前，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譬如，在中国大陆，直接以《新月》月刊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有9篇[29]，尽管它们切入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存在一些研究内容相似乃至主要观点雷同的情况。鉴于这种状况，加强新月派基础研究，爬梳、辨析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挖掘有关新月派的新史料，显然已成为新月派研究获得更大活力、新的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结构

本书无疑属于以考辨为主的实证研究，故有必要界定“考辨”的概念并提出自己的思考。

所谓“考辨”，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的简称，它在程序上至少包含两个步骤，一是根据证据(文献资料及依据文献资料合理推理、归纳得到的结论)进行考订、证明，去粗取精；二是对多种可能性进行辨别分析，去伪存真。考辨的前提是有据可依，但光有可靠的依据(如材料)是不够的，考辨的生命力在于辨别分析。辨别分析可以依据文献资料展开，也可以依据文献资料得到的合理推论，还可以是科学理论或者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辨并不排斥理论和价值观念，也不排斥任何可以成为依据的方法。因此，考辨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是真相本身，但它至少显示出了人们对真相的追求和尽量接近真相的努力。当然，考辨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它的功能和作用并不限于此。

许多琐碎的考辨，单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一旦把它与相关史实联系起来，就有可能解决一些单纯依靠作品解读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文学本体性对学科丰富性的要求，也使考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方法。比如说，作家必须有张扬的艺术个性，而艺术个性主要不是通过千篇一律的作品，而是通过各具个性特征的作品以及作品与创作、出版、阅读过程中若干细节的互动得以呈现。更何况，梳理、澄清有关史实，是研究者接近事情真相的前提。文学史中的作家言行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相关联系中，只有首先厘清这些社会关系和相关联系，让作家的关系和性格随着细节的逐渐丰富而呈现，后世研究者才能“亲临现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当事人全部有关言行，并将各种不同的记录相互印证，从而揭示言行的所以然，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文学事实。换言之，文学历史的真相建立在对所有相互纠葛甚至相互矛盾的相关人事“了解之同情”[30]的基础之上。

所以，为了厘清或考辨新月派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关联系，本书中的考辨，并非单纯的文本梳理和解读，而是把文本(史料)放置到具体的历史中，在历史中解读这些文本，这种做法可以使研究具备两个特点。第一，重视文本反映的历史细节，在细节中展现历史的自在情境。如此用细节叙述的历史，固然避免了宏大话语的空泛，却也因为重写历史的大厦建筑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使历史成为话语构建的历史。这种话语构建起来的历史，比单纯用史实堆砌起来的更能还原历史的亲在性，它可以使历史最大可能地进入研究者和读者的视野。第二，研究者在没有预设的前提下进入历史，实现自身与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这两点使我们能够朝着“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31]的研究思路前进，也使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被单方面从文学或历史出发所遮蔽的史实和文学现象，从而收到“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的效果。

在研究资料方面，本书不再拘囿于文字材料，而是不论与新月派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还是照片、实物等，悉入眼底。现代文学研究以作家作品作为主要资料，这并无疑义。不过，史实有多面，研究资料有多种，尽管记述不一，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主攻文学批评者偏重于作品，文学史家则往往强调史料的第一手第二手、主要史料辅助史料之分。其实，一方面，任何资料，哪怕是文学作品集，也只能反映作家文学思想、文学活动的某些方面，而且任何单篇作品的创作，都会受到作家当时创作环境下偶发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类似《鲁迅日记》那样的“流水账”乃至现代作家遗迹，也能被视为某一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四面看山均为真，不宜以某方面的资料轻易否定其他方面。而应该把各种相关资料视为从不同方面反映真相的综合体，尽力网罗。套用傅斯年的一句话，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史料”。

本书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绪论”简要交代论题缘起及研究意义，论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方法及本书框架设计。正文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新月社考论。通过梳理、考辨新月社若干史实，认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月社，不论从其始末、缘起、创始人和成员来看，还是从其既无明确文学宗旨也无社刊，在当时的文坛没有什么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谈不上有多少影响来看，该社只能是文艺沙龙，而不是文学社团或者文学流派。

第二章新月诗派考论。主要辨明新月诗派名称由来、形成和瓦解时间、成员身份，并指出，新月诗派是格律诗派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一种变体。

第三章新月派考论。辨析新月派名称由来、起始和瓦解时间，厘清新月社、新月诗派、新月派之间的关系，辨明哪些现代作家属于新月派、哪些不属于，并对徐志摩、林徽因、刘梦苇等新月派成员若干史实予以考辨。

第四章新月派重要成员若干史实考。主要依据相关史料，考辨徐志摩生平若干史实、闻一多与新月派之关系，补正陈学勇编《林徽因年谱》，考订刘梦苇出生日期。

第五章新月派传媒考论。考察《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新月书店和《学文》月刊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发展形态，在此基础上考辨、论述相关问题。其中，考察了《晨报副刊·诗镌》与前期新月诗派之间的关系，认为《晨报副刊·诗镌》对新格律诗起到了塑造作用；而《学文》月刊不仅是“新月的继续”，还为后期新月派向“现代”诗派转化或者融入京派提供了契机。

第六章新月派佚作考录。本章先是考订《梦家诗集》的各种版本问题，对193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种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予以汇校，考实徐志摩的《威尼市》一诗系译作而非创作。然后辑录新月派各类佚作共440则，其中徐志摩诗文信共6则，方玮德诗文8篇(首)，刘梦苇诗文信7则，朱大枏诗文19篇(首)，方令孺诗文7篇(首)，于赓虞集外译诗10首，臧克家诗4首、文1篇，凌叔华诗文信9则，卞之琳诗文34篇(首)，《胡适全集》未收诗文信共120则，《储安平集》未收作品215篇。

书末有三则附录：《新月同人简况表》《〈新月〉各期出版日期与实际出版日期对照表》《〈新月〉广告中的新月书店新书目录》。

全书的框架设计体现了笔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旨趣：以史实考辨为主，论述为次，“考”和“论”结合。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史料是基础，也是前提。只有在尽量掌握具体、详备而且准确的史料的基础上，论述才能充分、确切。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偏重于考证、辨伪，占全书多数篇幅。但“考”和“论”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有机结合。每章“考”中有“论”“论”中有“考”，“考”是“论”的前提、“论”是“考”的升华。书中第五章发掘、整理的新月派佚作，则像塔基一样奠定前几章“考”和“论”的基础。由此，全书自上而下呈现出结构严密、稳定的“金字塔”形，构成前后互相呼应的开放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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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清玄：《揭开历史的新月——梁实秋与梁锡华的谈话》，《中国时报》(中国台湾) 1980年7月24日。

[2]蹇先艾：《朱湘并非新月派》，《花溪》1992年第1期。

[3]朱光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例如叶红《生成与走势：新月诗派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中以新月社指称新月诗派，刘群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月社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中以新月社指称新月派。

[5]石灵：《新月诗派》，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文原载《文学》第八卷第一号。

[6]艾青：《爱国诗人闻一多——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四周年》，《人民日报》1950年7月30日。

[7]刘群：《新月社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该文收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8]瞿光熙：《新月社·新月派·新月书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284页。

[9]胡凌芝：《新月派与徐志摩》，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68页。

[10]黄志雄：《关于新月社》，《抚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11]黄昌勇：《新月派发展轨迹新论》，《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该文脱胎于黄昌勇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月派研究》第一章，后来以《新月派发展史叙略》为标题收入黄昌勇《砖瓦的碎影——中国现代文学论》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159页)。

[12]参见刘群《新月社研究》，第5页。

[13]凌燕萍、刘君卫：《沈从文是“新月派”吗?——“沈学”文艺思想探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4]魏晓东：《沈从文与新月派》，《晋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5]张劲：《闻一多与“新月派”》，《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12期。

[16]蹇先艾：《朱湘并非新月派》，《花溪》1992年第1期。

[17]倪平：《新月派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新月〉月刊若干史实之考证》，《编辑学刊》2004年第6期。

[18]胡博：《新月派前期的文学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9]侯群雄：《一份杂志和一个群体——以〈新月〉为中心》，《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20]这些资料以梁实秋晚年撰写的一些关于新月派的回忆文章最为引人注目，后来大都由陈子善选编入《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梁实秋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也有收录，但不完整。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林清玄笔录的《揭开历史的新月——梁实秋与梁锡华的谈话》(台湾《中国时报》1980年7月24日、25日)。蒋复璁晚年撰写的回忆徐志摩的系列文章，也值得关注，这些文章包括：《徐志摩小传》(台北《传记文学》1962年版)、《徐志摩先生事略》(台北《大陆杂志》1963年版)、《追怀徐志摩》(《浙江月刊》1984年版)、《我与徐志摩》(台北《大成》1990年版)。

[21]陈敬之：《“新月”及其重要作家》，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

[22]梁锡华：《徐志摩新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0年版。

[23]该论文收藏于香港大学图书馆，部分章节曾发表于报刊，如王宏志《新月诗派的形成及其历史：新月诗派研究之一》(台湾《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丛刊》第一期，1987年版)。

[24]详见秦贤次《徐志摩生平史实考订》，《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25]1955年夏志清离开耶鲁大学至他校任教前，已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部分的写作(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参见董保中《秩序和形式的追求——新月社及现代中国的文学活动(1928—193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1年。Tung Constantine，The Search for Order and Form：The Crescent Moon Society and the Literary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1928－1935，Unpulished 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71。

[27]此数据系2014年2月16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模糊检索方式输入题名“新月派”，检索所得。

[28]参见本书“参考文献”之“四、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硕士学位论文”。

[29]此数字系笔者于2014年2月16日以“新月”为题名，在中国知网模糊检索所得。

[30]陈寅恪曾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280页)

[31]陈平原：《导言》，《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