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
1965—1966年，山东省博物馆在益都苏埠屯发掘了四座殷代墓葬和一座殷代车马坑。[1]在其中的第一号奴隶殉葬墓中，发现两件大铜钺。这两件铜钺体形巨大，一件长 31.7厘米、宽35.7厘米，另一件长32.5厘米、宽34.5厘米。器身有透雕的人面形纹饰，作双目圆睁，张口露齿状。这后一件，在正背两面的人面形口部的两侧，各有一个“亚醜”铭记。[2]
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是一座有四个墓道的大墓。墓室长15米、宽10.7米、深8.25米，南墓道底长26.1米。墓室中央有“亚”字形的木椁。墓内有殉葬奴隶48人。两件铜钺就出在墓室北壁靠近北墓道的填土中。这座墓曾被盗掘过，随葬品除两件铜钺外，只发现鼎、斝、爵、卣等青铜容器的残片，戈、矛等兵器以及陶器、玉器等。其中的一件铜爵残片和一件铜锛残片，也都有“亚醜”铭记。[3]
益都苏埠屯发现“亚醜”铜器已经不止一次了。早在1931年，就曾出土过两组铜器，一组出在村东的洼地，另一组出在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所在土岭的断崖上。后一组铜器有鼎、爵、觚、觯、斗5件容器，而铜觯的圈足内就有一个“亚醜”铭记。[4]
《山东金文集存》辑录了苏埠屯出土的6件铜矛，都有“亚醜”铭记，同出的还有鼎、盉、觚、觯等器。[5]
在著录的传世青铜器中，不少是有“亚醜”铭记的，但绝大多数没有确切的出土地点。铭记相同的铜器往往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散见各地，但是苏埠屯屡次发现“亚醜”铜器，情况应有所不同。可以设想，传世“亚醜”铜器的大部分有可能是苏埠屯出土的，有的或许就出自第一号奴隶殉葬墓和附近别的被盗掘过的墓葬。因此，将这些铜器和苏埠屯的发现联系起来，对于进一步认识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都是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选录了若干有图像的“亚醜”铜器，并从中剔除了被认为是伪器和可疑者[6]，连同发掘所得，共有鼎、甗、簋、爵、觚、尊、卣、觯、罍、觥、盉、彝、铙、钺、矛共15类56器。
表一 若干有图像的“亚醜”铜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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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56件“亚醜”器中，容器有12类45件。这些容器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方形器占了很大的比重。除去甗、卣、觯以外，其他9类都有方形器，共22件，将近总数的一半。
方形青铜器这种形制，很可能是从木器中摄取来的，但因木器不易保存，缺乏这方面的实例。陶器中也有方形器，在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中曾经出过陶的方鼎和方杯，[7]它对于方形青铜器很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就青铜器来说，年代最早的方形器当推最近在郑州发现的商代二里岗时期的两件大方鼎。[8]这两件方鼎，器身近于正方形，这种形制显然源出于二里头时期的陶方鼎。二里岗时期的方形铜器数量很少，迄今只有上述二器。方形铜器的盛行应在殷代的小屯时期。根据以往的发掘资料，安阳出土的方形铜器有：小屯第331号墓的方爵、方卣；第238号墓的方斝和方彝。[9]西北岗第1004号墓出过牛鼎和鹿鼎；第1022号墓出过方斝、方彝；第1400号墓出过方斝。[10]司母戊大方鼎也出于西北岗。大司空村出过四足鸮卣[11]和方罍[12]。直到西周初期，方形器如鼎、尊、觥、彝等仍然比较流行，而方彝延续的时间更长。但是无论是殷代还是周初，在同一铭记的铜器群中，像“亚醜”器那样集中出现方形器的情形还是不多见的。
图一 亚醜铜器铭文
1.亚醜父辛鼎铭《三代》二·二八 2.亚醜父丙爵盖铭《三代》十八.二十 3.亚醜杞妇卣盖铭《三代》十二·六十 4.亚醜方鼎铭《三代》二·九 5.亚醜父辛簋铭《三代》六·十七 6.亚醜父丁方盉铭《三代》十四·四 7.亚醜父丙方鼎铭《拾遗》图二 8.亚醜季尊铭《三代》十一·二十 9.亚醜者女方觥《三代》十七·二六
“亚醜者女”一组铜器比较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特点。现能见到图像的7件器物，除去一件甗以外，其余的一件爵、一件尊、一件罍、三件觥都是方形的，未见图像的一件觥和另一件罍也很可能是方的。至于只有“亚醜”铭记的方形器，如第17器方爵，第28器方尊，第36器、37器方罍，其形制、花纹和“者女”方爵、方尊和方罍完全相同或相近，很可能原本是一组的。这种以若干同铭的方形铜器为一组的现象在西周初期仍有发现，如洛阳出土的令方尊和令方彝，传河南出土的“
”方尊、方彝、方觥。[13]1963年扶风出土的同铭方尊、方彝、方觥三件一组铜器[14]也是如此。也有一人之器而铭文不同的方形器，如麦方尊、方彝、方盉、方鼎[15]。
“亚醜”方形器中，鼎的数量较多，共5件。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中发现有方鼎的残片，1931年苏埠屯出土的两组铜器中也有一件方鼎，可见方鼎之流行。方鼎的形制大多相同，器身均为长方形，器壁有“凹”字形乳钉纹的可以上溯到郑州发现的方鼎，而其下限也似较晚。第6、7两器以及1931年苏埠屯出土的，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所出残器，均属此种形式。第7器“亚醜父丙”方鼎与周初康王时的“作册大”方鼎在形制、花纹上几乎是相同的。
图二 亚醜父丙爵
图三 亚醜父丙方鼎
图四 亚醜季尊
图五 亚醜父丁方盉
图六 亚醜方彝
图七 亚醜方尊
图八 亚醜杞妇卣
图九 亚醜方簋
图一○ 亚醜者女方觥
图一一 亚醜方罍
图一二 亚醜者女方爵
图一三 亚醜方觚
“亚醜”爵形器共6件，而方爵占4件。由于传世方爵的数量很少，因而“亚醜”器中盛行方爵这一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亚醜”诸方爵器壁多扉棱装饰，花纹也较繁缛。方爵这种器形的年代下限由于没有发现过确属西周时期的实例而可以推定。
其他的方形器，如方彝，与殷墟发掘所得的3件方彝形制相同而纹饰略异，它们都是直壁、四壁底部中央都有小缺口。而西周早期的方彝器壁多略呈弧形，四壁底部中央大都没有缺口。方尊与小屯第331号墓所出的尊形器相似，都有一个大侈口，折肩，肩上有兽头装饰，有较高的圈足，所不同的，前者体方，后者体圆。这种形式的尊，小屯中期以后就很少见，而代之以另一种形式的尊，如“亚醜季”尊之类，两者的器形是完全不同的。至于方簋、方觚，都是仅见的例子，没有可供比较的材料。
方形器以外的容器23件（包括两件器盖），其中第21器“亚醜父丙”爵形制比较特殊，其他各器都是殷代铜器中常见的器形。
“亚醜”铜器中大部分花纹繁缛，只有少数几件没有纹饰或只有几道弦纹的简朴形式，而且只限于觯、爵等比较小型的器皿。最主要的纹饰是以雷纹为地纹的饕餮兽面纹，在辅助花纹中，夔纹较多，此外还有鸟纹，双尾龙纹、蝉纹、圆涡纹、乳钉纹等。这和小屯出土殷代青铜器的纹饰主题是完全一致的。“亚醜”器中用扉棱作装饰的情形比较多，部分地是由于方形器比较多的缘故。
“亚醜”器的组合，按同铭同组论，有“者女”和“季”两组，前者至少有甗、爵、尊、觥和罍，后者至少有甗、尊、卣和簋。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发现有鼎、方鼎、爵、卣和斝等器的残片，但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是同组的。比较完整的组合是1931年苏埠屯出土的两组铜器。第一组只有一件觯有“亚醜”铭记，其他的或不同铭或无铭。虽然如此，它无疑是“亚醜”器组合形式的一个代表。第二组铜器铭文相同而无“亚醜”铭记，但由于出自这个墓地，仍然可以认作是与“亚醜”器同时的组合形式。第一组有鼎、觚、爵、觯、斗，共5件；第二组有方鼎、二觚、二角、觯、盉、卣、盘，共9件。[16]第二组的两件角显然是爵的替代品。因此，这两组器物表明“亚醜”器或和它同时的铜器组合中的主要器类是鼎（方鼎）、觚、爵（角）和觯。
殷代最常见的铜器组合形式是觚和爵的组合，如有第三器，则大都是鼎[17]。苏埠屯的两组铜器都有觚、爵（角）和鼎（方鼎）。
小屯第188、232、333、388号墓所出铜器代表小屯比较早的组合形式，主要器类有鼎、觚、爵、斝、瓿。[18]斝和瓿是这种组合中的典型器物。在传世的“亚醜”器中没有斝形器，也没有瓿形器。应该指出，传世的类似小屯所出的斝形器和瓿形器很少是有铭文的，上述小屯各墓所出的斝和瓿也没有铭刻。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中发现有斝的残片，表明除了苏埠屯那两组铜器的组合形式外，“亚醜”器中还可能有相当于小屯比较早的组合形式。
小屯比较晚的铜器组合中没有斝和瓿，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1958年大司空村第 51号墓出土的一组铜器有鼎、簋、觚、爵、尊、卣、方罍等。1962年大司空村第53号墓出土两件觚、两件爵和一件觯，以及一组仿铜器的陶器，有鼎、簋、觚、爵、尊、卣、斝、壶、盘等器[19]。随葬仿铜器的陶器，这种例子在安阳的殷墓中发现过不少，它反映了当时通行的铜器组合形式。传世的“亚醜”器中有相当数量的簋、卣、罍、彝等器形，“亚醜季”一组铜器和小屯晚期的铜器在器形上更是接近。苏埠屯所出第二组铜器，其组合形式和小屯晚期也是很相近的。
觯是一种比较晚出的器形。如上述1962年大司空村第53号墓被认为是最晚的殷墓，同期的另一墓出有短胡二穿铜戈。苏埠屯的两组铜器都有觯，第一组的觯有“亚醜”铭记，同出的也有一件短胡二穿铜戈。
容器以外，“亚醜”器中富有特征的器物还有铙。这种乐器三件一组，大小依次相递，只见于殷代。西北岗1083号墓[20]、1953年大司空村第312号墓、1957年高楼庄第8号墓[21]、1958年大司空村第51号墓等都曾发现过。1968年河南温县出土的一批殷代铜器中也有一组铜铙。[22]传世的两件“亚醜”铙也应是各自成组的。
《金匮论古初集》中著录有一件大铜钺，[23]钺的两面都有人面形纹饰，脸庞扁阔，双目和鼻凸出，两耳及牙齿皆透雕，头上有茂密的头发。自刃至内长约30.5厘米、刃宽约34.2厘米。这件铜钺与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所出的两件铜钺，大小、形制相仿，纹饰主题也相同。器传出浚县辛村，被认为是西周初年卫国的遗物。[24]可见此种铜钺通行于殷末周初。
郭沫若同志早在1930年就曾指出，殷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文字，乃是古代国族之名号，为古代氏族图腾之孑遗或转变。[25]“亚醜”即是一例。安阳出土甲骨刻辞中有“醜”和“小臣醜”，郭沫若同志根据同一刻辞上的地名，推断“亚醜”族当在殷的东南。[26]益都苏埠屯多次从墓葬中发现有“亚醜”铭记的铜器，绝非偶然，很有可能就是该族的一处墓地。
在苏埠屯没有发现与墓葬相应的居住遗存，而墓地的发掘工作才开始，因此，了解“亚醜”族的文化面貌就有一定的局限。不过，从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判断，这个族的许多文化因素，从器物特征到埋葬制度，和安阳殷代晚期文化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苏埠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传世的“亚醜”器，上文已分别从器形、纹饰、组合等几方面讨论过，表明它们和殷代晚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是一致的，个别器物的年代可能稍早一些。
陶器的材料比较少，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中出土陶器40多件，其中有30件是斗笠状的器盖，这类器盖在安阳发现过不少。[27]此外，有盆、罐、觚、瓿、盘、盉、簋、鬲等，都是安阳殷墓中习见的器物。就它们的器物特点来说，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的“大司空村Ⅱ期”。[28]
在苏埠屯第二号墓中发现有完整的釉陶豆和印纹硬陶罐。[29]这种质地的器物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就曾发现过，[30]釉陶的器形大都是尊形器而未见有豆形器。殷墟发现的釉陶器有双耳罐、豆和器盖等。[31]西周的釉陶器发现更多，器形大都是豆，也有尊，但与郑州的尊形器有别，发现的地点遍及今江苏、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等地。郑州的釉陶和西周的釉陶都曾作过鉴定研究，关于釉陶也有过一些讨论。安阳和苏埠屯出土的釉陶都未经鉴定，因此无从比较，但是仍然可以认为是两者共同的文化因素。
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还出土了不少玉饰，雕琢成鸟、兽、鱼、蝉等，[32]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这类装饰品在安阳的殷墓和陕西的西周早期墓中均有发现。
在埋葬制度方面，苏埠屯第一号墓、第二号墓都是大型墓葬。第一号墓有四个墓道，墓室中有“亚”字形木椁，墓底有“腰坑”和“奠基坑”一类的殉葬坑。这种大型墓葬过去只是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发现过，被认为是殷代帝王的陵墓。苏埠屯第一号墓墓室占地面积为160平方米，其规模虽不及西北岗的同类墓葬，[33]但形制是完全相同的。
苏埠屯的四座墓葬都用奴隶殉葬。第一号墓共殉葬奴隶48人，大部分集中在南墓道连接椁室的地方，分三层埋葬，第二层的殉葬奴隶仅有头骨，没有肢体，共24个，第三层殉葬13个奴隶，头大都向着椁室，排列比较整齐。第二号墓在墓室的四角各有一个殉葬人的头颅，并随葬一戈一盾，像是充任禁卫的。西北岗殷代大墓的殉人情况也是这样，而残杀的奴隶人数更多，有一墓殉葬奴隶达百数十人的。[34]在苏埠屯和安阳的殉葬奴隶中都有很多青少年和儿童。苏埠屯第一号墓南墓道第三层的13名殉葬奴隶都是儿童。西北岗殷代大墓殉葬的奴隶“大部发育未成”或“大多数尚未成年”，甚至还有“极幼年”的。安阳后岗杀殉坑中54个奴隶大多数是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青少年，还有5个是儿童。[35]1971年在后岗发掘的殷墓中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殉葬奴隶是儿童。[36]这种情形不但表明两者的殉葬制度相同，也反映出两地的奴隶社会正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
殷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盛行用车马随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地发掘的殷周车马坑为数已很不少。在苏埠屯也发掘了一座车马坑，获得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在这以前，苏埠屯就曾出过铜
、辖、轭首、踵等车马器物，[37]估计那里还会有这类车马坑。在安阳大司空村和孝民屯，解放后都曾发掘到殷代的车马坑，上面提到苏埠屯出土的几件车马器与1972年在孝民屯发现的完全相同。[38]
以苏埠屯墓地为代表的“亚醜”族文化和殷代晚期文化在很多方面完全一致，但是，无论从政治上或地域上说，它终究不同于殷王国。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晏婴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指明“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
，汤时有逢公栢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据此，在殷末周初这一带乃是薄姑氏所居， 而“亚醜”族文化应该就是薄姑氏的文化遗存。
关于薄姑氏，文献资料语焉不详。当殷之末世，薄姑氏是殷王国在东方的主要盟国之一。武王灭殷，薄姑氏或未臣服。成王初即位，武庚、管、蔡叛周，一时东夷并起。周公东征，三年悉定。西周初年铜器中有关伐东夷的铭刻就是这一段历史的实录，其中的《
方鼎》更是指明周公伐“东夷、
白、尃古”。[39]可见薄姑氏不但参与叛周的活动，而且还是主要成员之一，也因此而被覆灭。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
薄姑氏既是殷的东方诸侯国，它和殷王国在政治、文化上自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以苏埠屯墓地为代表的“亚醜”族文化就是薄姑氏文化，那么，它和殷文化如此一致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薄姑氏的灭国在成王初年，苏埠屯墓地没有发现晚于殷末周初的迹象，而第一号奴隶殉葬墓的形制、规模可以和西北岗殷陵相媲，表明它很可能是薄姑氏国君的陵寝。
苏埠屯墓地既如上述，则与墓地相应的居住址，即薄姑氏的都城，又在哪里？
《汉书·地理志》琅琊郡姑幕下云“或曰薄姑”，语气是不肯定的，聊备一说。《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杜预注：“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姑城。”《后汉书·郡国志》乐安国下也云：“博昌有薄姑城。”《水经注》两说并存，既曰：“济水又经薄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又曰：“（浯水）东北迳姑幕县故城东……故薄姑氏之国也……薛瓒《汉书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
上述两处古城，一在今小清河的博兴县，另一在今潍水上游诸城县的西北，是否即为薄姑故城，均无确证，也未见有发现相当于殷文化遗存的报道，而两处距苏埠屯均较远，尤以姑幕古城为甚。苏埠屯的发现，应是探寻薄姑城的最重要的线索。鉴于薄姑氏和殷王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有理由相信它的都城和陵寝的布局很可能也是以“殷墟”为蓝本的。苏埠屯靠近氵弥河，薄姑城不会离苏埠屯太远，更不会远离氵弥河而去建在别的河流旁。因此，如能在苏埠屯附近的氵弥河两岸认真地做一些调查和探掘工作，把薄姑城发掘出来，是很有希望的，这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入了解苏埠屯墓地也是十分必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殷商文化的认识已经远远越出了殷墟的局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有了不少新的重要的发现。就其分布而言，殷商文化遗存不仅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而且到达了长江以南，包括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辽宁等地。但是，在殷商文化之前，分布在这个地域内的却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它们之间即便有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的文化因素，而在总的文化面貌上，各自的特征仍是很明显的。只是到了殷商时期，才第一次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内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这是我国考古学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大的突变。
这个变化是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国家确立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渐完成的。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奴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奴隶制国家之间为掠 夺奴隶、掠夺财富而进行的战争，随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的相互影响，随着氏族的瓦解和融合，等等，原有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化类型终于消失，新的共同的文化终于产生，并为以后的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苏埠屯墓地是一个例子，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说明一个地区内的这种文化上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文署名殷之彝，原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后记：“亚醜”铜器在苏埠屯续有发现，参见《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1989年。
[1]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2]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一二三，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
[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4] 祁延霈：《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5] 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下，第13页。
[6] 《西清古鉴》、《西清续编》甲编、乙编、《宁寿鉴古》四书共收“亚醜”器45件。本文根据容庚《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选录被认为真者10件，疑者1件，共11件。又《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第九四图亚醜父丁方鼎、《善斋彝器图录》第一○六图亚醜罍，两器铭记容庚均以为后刻，本文剔除不收。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8]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9]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10] 陈梦家：《殷代铜器》图版壹、贰、拾肆、拾伍、贰拾，《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
[11]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1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八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13]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423、A647、A665。《商周彝器通考》下册第五五一、五九九、六八二图也录此3器，但断为商器。
[14] 梁星彭、冯孝堂：《陕西长安、扶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8期。
[15]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16] 《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只记录7器，卣、盘流散在外，器形不明。盘铭见《三代吉金文存》十七·二。
[17] 《殷墟发掘展览目录》，《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页。
[18]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一九六二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20] 西北岗第1083号墓所出一组铜铙，《殷墟发掘展览目录》中说是4件三音，《殷代铜器》中说是3件，两说不同。
[21] 周到、刘东亚：《一九五七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
[22] 《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
[23] 陈仁涛：《蚩尤纹透雕大铜钺》，《金匮论古初集》，亚洲石印局承印1952年版，第27页。
[24] 这件铜钺也见于林巳奈夫所著《中国殷周时代の武器》第169图。著者认为此钺属殷代后期，出土地点不明。
[25] 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
[26]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588、589片。
[27] 《殷墟陶器图录》943C.D. F.K等式。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29]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一二二。
[30] 《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0页。
[31] 《殷墟陶器图录》209X、295G、952B。1958—1959年发掘殷墟时，也曾复原过一件大型双耳釉陶罐，见简报。
[32]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一二四。
[33] 西北岗各殷代大墓墓室占地面积，可参看《殷代铜器》所列简表。
[34] 黄展岳：《我国古代的人殉和人牲》，《考古》1974年第3期；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年第7期。
[35]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3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37]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图七九—八四，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3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39] 有关薄姑的文献和铭刻资料，可参看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