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玻利瓦尔·莱蒙涅尔（Bolivar Lamounier）在《民主治理与社会不平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当代政治科学对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甚少关注”[1]。他分析，政治科学家忽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过于自信，他们认为不平等即使存在但对民主政体的生存已经不构成威胁”[2]。这一论断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政治科学家关注平等是因为它关涉到民主政体的存亡；第二，在当今世界，民主的扩展与不平等的扩大是同时存在的现象。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持。2001年出版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0/2001）》的主题为“向贫困宣战”。这一年恰好是检验第三波民主化实践成果和同一时期指导第三世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规范改革方案成果的第一个十年观察期。然而，报告结果显示，“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这一增长并没有能够惠及穷人，这一改革的成就被大打折扣”[3]。在报告中的《使市场更好地为穷人运作》一文中，作者对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成果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华盛顿改革加剧了拉美地区的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失去信心。尽管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并没有关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关注政治发展在改进财富不合理分配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但我们至少从经济数据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第三波民主化并没有改善目标国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即民主与最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不再具有相关性。从2001年的世界银行宣布“向贫困宣战”以来，世界性的贫富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差距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内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1年度报告，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20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7%，但10%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长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增长，收入不平等呈扩大趋势。[4]而据瑞士信贷研究所2010年的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全球人口和财富分配，占世界总人口68.4%的底层人口占全球总财富份额的4.2%，而占世界总人口0.5%的富裕阶层却占有全球财富份额的35.6%。[5]
对于第一个问题，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希·贝尔梅奥（Nancy Bermeo）的发言非常具有代表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蔓延全球的反对国际金融寡头集团的浪潮引发了人们对遍布世界和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的关注。2009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出资，全球网络民主研究所（NDRI）在斯洛伐克的伯拉第斯拉瓦城召集了一次以“贫困、不平等和民主”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强调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条件下，重新反思贫困与不平等对民主化的阻碍作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贝尔梅奥教授在会上发言承认，尽管从1990年到2005年，民主国家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但经济不平等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甚至在很多民主国家还出现了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她将不平等分为三个方面的因素：政治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民主化过程通过为所有公民创造一个更平等的政治环境减少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不平等，然而由于其不能直接影响私人家庭和市场领域的活动，因而对经济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并没有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她还通过有效数据证实，“尽管很多学者将民主看作一场再分配的博弈，坚信民主能够改善经济不平等，但从基尼系数的数据显示来看，大多数民主国家的经济不平等不是维持原状就是有所增加”[6]。然而，奇怪的是，在做另一组数据统计时，贝尔梅奥却得出结论说“经济不平等并没有威胁自由权利和问责机制，从这个角度而言，经济不平等并没有影响民主的质量”[7]。与此同时，贝尔梅奥还强调，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的经济不平等并没有像60年代那样导致民主的崩溃，因为传统颠覆民主政府的富裕阶层发现他们在选举民主条件下比威权时期拥有更多的权力。在进行这两项分析之后，贝尔梅奥得出结论，尽管不平等具有很大的危害，但它对民主制度并没有构成显著的威胁。[8]
贝尔梅奥的结论回应了莱蒙涅尔的判断，政治科学家主要是从自由民主政体巩固的角度去关注平等问题，当不平等对自由民主政体不构成威胁时，他们常常忽视这一问题。这里所谓的忽视并不是说他们对平等问题不关注，而是说他们关注平等的初衷是为了某种政治秩序的巩固，这一秩序本身与平等无关，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反对平等的，因为平等本身与这一秩序的核心价值——自由，有着根深蒂固的冲突。
正是鉴于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和民主化理论对自由民主范式的倚重，随着自由民主作为一种理想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选择和接受，这些新兴民主国家表现出来的问题究竟是非自由民主的问题还是自由民主本身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课题。正如我们在开始时指出的，随着民主化“第三波”甚至“第四波”浪潮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发现民主并没有与大众利益的扩张和国家的有效治理呈现出稳定的相关性。从“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践效果来看，其主要成果仅仅表现为“选举民主”的确立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前者尽管赋予了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矛盾，也没有形成不同阶级和族群之间共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利润分配方式，这种选举权的竞争反而使阶级和族群之间的矛盾显性化，因而频繁在发展中国家引发暴力冲突。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是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策略随着“第三波”自由民主的推进以新自由主义规范药方的方式在新生民主国家推行，其在方便各国精英积累财富的同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原本就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而对这种生存困境的不满和改善这种困境的期待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渴望和支持民主制度的初衷。于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越来越像一场华而不实的时尚游戏，它困扰着已参与者，诱惑着未参与者，但这场游戏的结局似乎并不指向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治理。
对于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出现的这些问题，民主化理论家并不是没有加以重视，否则就无法解释民主巩固学科的兴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化研究者从什么角度去解释和解决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普遍出现的民主低质量、低绩效问题。他们的解释和解决方案是否有效？
早在亨廷顿撰写《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时，他就已经在关注民主巩固问题，鉴于前两波民主化过程中都出现过民主回潮现象，亨廷顿提醒人们注意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已经开始出现民主回潮现象。但他提出的针对回潮问题的解决方案很有意思。他并没有把关注点集中于如何解决新兴民主国家即将面对的各种问题上，这些被他称为情境问题的可能导致新生民主国家出现回潮的危机包括重大叛乱、种族和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度介入经济。在他看来，短期内这些问题在新兴民主国家是无解的，所以对于民主巩固而言，最主要的应对措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尽快建立民主政权的程序合法性。亨廷顿指出，“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几乎完全建立在绩效之上，而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却可以依靠程序而存在。对于民主政体而言，政绩合法性处于次要地位”[9]。从这个角度出发，亨廷顿强调，“决定新兴民主国家能否生存基本上不是它们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或者政府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政治领袖对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方式”[10]。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需要团结起来让公众意识到“对民主的支持和对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支持是两码事”[11]，只要没有一个政党把造成问题的责任归咎给政府，只要没有一个政党声称，这些问题可以在民主之外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那民主政体就是稳定的。[12]
亨廷顿的民主巩固论并不是集中于解决如何提高民主政体的回应性以及如何通过民主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困境，相反，他的民主巩固论以回应性缺失为前提，他集中研究的是在民主无法解决问题时民主政体如何得到巩固的问题，他的研究出发点其实与他解释拉美威权主义兴起时强调的“政治秩序论”一脉相承，他的民主化理论其实是一种维稳论，而不是改进论。
亨廷顿的民主巩固论同样印证了玻利瓦尔·莱蒙涅尔的观点，即民主化研究仅仅关注自由民主的推广和巩固问题，他们并不真正关注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在笔者看来，民主化研究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次要问题，而是涉及民主的价值、存在意义和它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是否具有相关性的核心问题。本书认为，鉴于自由民主在目前民主化研究中无可争议的地位和它作为一种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政治转型方案，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出现的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存不存在自由民主的问题。与民主化理论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判断不同，本书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问题，而是由于资源和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这种利益失衡由于长期得不到根治进而持续性地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表现为阶级冲突、族群冲突、文明冲突和国家冲突。民主，如果对于当今世界和国家而言是最可行的治理方案，它必须以改变世界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为目标。
事实上，民主无论在其诞生之地古希腊，还是在它现代重生之地美国和西欧，都是一个与反抗不平等高度相关的问题。当代民主化研究之所以会出现对平等问题的忽视，与其建构的民主概念和民主化研究中的去社会主义化现象直接相关。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息息相关，而在当今民主化研究中，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这种相关性，甚至建立了相反的相关性，社会主义被看作一个反民主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成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没有触及精英主导的社会结构，因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不过是一个将“威权统治”下的精英利益以民主之名合法化的过程。
为了解决现实民主化理论和民主化过程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强调民主的平等视野，重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然而，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为何以及如何发生？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结果造成了怎样的差异？在一个民主成为普世价值的时代，要想使民主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公正、维持国家良性治理的推动力量，我们需要对现有的民主概念和民主化理论进行怎样的改进？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本书的主题是从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角度对民主化理论和第三波民主实践进行反思。本书的研究动机和切入角度决定了本书实际上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民主概念转型、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民主化理论反思和民主化实践困境的解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民主概念研究与民主化研究基本上都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主要为从事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所关注，而后者基本上是政治科学特别是比较政治专业学者大展身手之处。这种学科分离状况导致民主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基本处于互相隔绝、缺少对话的状态，于是民主理论对现实民主制度的反思和批判很少被民主化理论家所关注并延伸进自己的研究领域，这造成民主化研究始终无法走出用自由民主去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的狭隘视野，进而陷入用西方经验去规范非西方实践的死循环。
由于本研究将民主理论和民主化理论进行了贯通性的整体思考，因而现有民主研究领域的学科分离状况并不能为本书提供直接相关的文献支持。尽管如此，汗牛充栋的民主研究文献还是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启发性的智识。此外，与本书主题相关的非政治学学科的相关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灵感、材料和数据支持。由于在本书正文部分对民主巩固理论的分析中会对民主化现实困境的研究做综合性介绍，下面仅对相关研究剩余的三个领域进行文献综述。
1.关于民主概念的转型
约翰·邓恩（John Dunn）在其讲述民主历史的《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一书中提醒人们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时要尽量揭示每一次概念演变背后的历史背景，因为民主概念的演变史是非常具有价值倾向的。然而，在民主化研究领域，民主基本被等同于自由民主本身，对民主概念转型史的忽略成为民主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相对于民主化研究的学者而言，对民主理论进行分类研究和关注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比较重视研究民主概念演化的历史和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过民主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和“精英民主”论得以确立的冷战背景。
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讲述了民主概念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精英民主”的确立实际上是民主主义相对于精英主义的失败，从“古典民主”到“精英民主”的退变，民主理论基本上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回路：从为一系列能够证明民主正当性的坚实基础做辩护到主张对民主反对者作出全面让步。熊彼特对民主的看法，只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却把政治参与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13]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中从自由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从携手到分裂再到妥协的过程。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是自由主义从激进转向保守的分水岭。在这一系列由大众参与的革命运动中，自由主义者从群众的民主诉求中看到了民主对财产和市场“规律”的挑战，看到了民主对自由的威胁。相对于民主而言，自由是更具精英立场的价值，只要人民局限于提出本质上符合自由主义的要求，许多自由主义者一直乐于将民主看作是自由的朋友。而一旦群众的需求从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和社会领域，自由主义马上就会倒向保守主义的一方，成为大众激进政治的反对者。这种自由主义去激进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自由主义对民主概念的整体性修正。从托克维尔和密尔开始，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忧虑就已经以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和防范表现出来，19世纪后半期政治思想界的所有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扩大选举权与维持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历史发展到20世纪，大众政治看来已经发展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反对民主本身已经变得不可能，自由主义者捍卫自由价值的唯一选择就是修正民主的定义，而这一工作无疑成为了20世纪中叶冷战自由主义学者学术研究的集体重心所在。[14]
约翰·邓恩在其讲述民主发展史的《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一书中从历史的视野出发对民主概念的演变进行了最新也最为细致的探讨。他在书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就是民主如何从一个被大多数精英学者反对的词汇一跃成为20世纪最具合法性的词汇，在这一过程中，民主经历了一个去平等化的过程。精英对民主的接受和民主与精英主义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精英民主在20世纪最大也是唯一重要的对手苏联所谓的“人民民主”实践的失败所赐。在邓恩看来，精英民主的胜利最主要不在于其本身的成功，而在于其对立物的失败。民主虽然借助其向精英主义的转型起死回生，但它的魅力也因而荡然无存，它不能再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能再以大众参与的力量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它只是成了一个在各种利己主义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工具，在目前这个充满危机的年代，它似乎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感召力。而对于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言，想要欢呼民主的胜利还任重道远。[15]
米歇尔·曼德尔鲍姆（Micheal Mandelbaum）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民主的美名：世界上最流行政体的兴起和风险》一书中探讨了民主在20世纪获得合法性的原因。他指出我们今天公认的民主概念与20世纪之前的民主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当代民主是一种将自由（个人自由）和民主（全民统治）合二为一的民主。而在20世纪之前，自由和民主是彼此充满对立和矛盾的价值，那时的民主仅仅指的是人民主权即多数的统治，而多数统治是遏制自由的。经济自由，特别是私有制、宗教自由和各种政治权利在当时被认为在民主之下无法存在。到了20世纪自由与民主开始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混合政体，并独占了民主之名，自由和民主的结合遏制了各自的消极因素，使民主呈现良治状态，民主逐渐获得了好名称。[16]
艾伦·伍德教授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阐述了古今民主概念的转变。她认为，美国对民主的重新界定是民主概念转型的关节点。在此之后，民主主义被自由主义所替换，民主成为没有社会含义的精英民主。民主概念的转型适应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需求，成为捍卫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和遏制民主运动的工具。[17]
在《民主、意识形态和客观性》一书中，阿恩·奈斯（Arne Naess）等通过查阅从柏拉图时期一直到1950年代的相关文献，列举了311种关于民主的定义。在对民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中，他们认为冷战与民主概念的规范化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从文献中显示的民主概念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概念开始形成稳定的自由民主的内涵，从那以后，大多数民主的概念都包括选举、法治和政治自由的内涵。[18]
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在《民主理论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讲述了自由民主形成的过程。他认为自由民主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掩盖在历史上存在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将民主看作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在冷战开始之后，自由主义者开始以民主代言人的面目出现，重视民主并且希望它有实质定义的政治理论家总是希望民主的定义与他们所支持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一致。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概念发生了亲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转变。[19]
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在《精英民主理论批判》一书中对精英民主的反民主特征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精英民主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在莫斯卡和帕累托这些精英主义理论家眼中，文明所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是以社会主义为幌子的试图颠覆富豪统治的灾难。他们继承了托克维尔时代的传统，强调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区分，把民主看作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的手段和催化剂。因此，发起了对民主猛烈的攻击。熊彼特非常明智地将民主和精英统治嫁接起来，他把一个具有价值和目的指向的民主概念改造成一种经验的选择统治者的方法，因而熊彼特的精英民主概念很自然地被那些声称“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家所接受。在精英民主的支持者看来，如果民主保持一个开放的概念，那一定会为一种非美国的民主哲学留下发展的空间。而问题一旦被宣布解决，那无疑会帮助民主发展为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并使其免除在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20]
除了上述著作之外，涉及民主概念转型的研究成果还包括芬利（M.I.Finley）的《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彼得·欧本、约翰·华莱克和约西亚·欧伯尔主编的《雅典政治思想和美国民主的重建》（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约西亚·欧伯尔和查理·赫得里克主编的《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Ancient and Modern），以及柔兹（P.J.Rhodes）的《古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意识形态》（Ancient Democracy and Modern Ideology）等书。
相对于国外民主理论家对民主概念转型的关注，我国学者对民主理论的研究缺乏原创性。对于发生于20世纪的民主概念从“古典民主”到“精英民主”的蜕变，事实上成为近年来我国民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我国学者对“精英民主”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精英民主”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熊彼特、罗伯特·达尔、萨托利等人著作的转述层面上，着重于对“精英民主”理论的介绍，对于“精英民主”理论建构背后作者的深层次意图和“精英民主”理论从产生到确立主流地位所经历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转向，恰恰是被我国学者忽视的研究领域。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只有蒋达勇在《民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一文中探讨过民主概念的转型及其反思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民主的原初含义和基本价值是城邦公民的直接参与。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这一含义与价值受到歪曲和异化，由主张人民主权变成了主张尊重财产权和市场自由，并呈现出现实的运行困境。从解决民主运行困境的角度，蒋达勇强调，当下的民主理论不应是西方话语体系的翻版，而应在整合各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这种重构，一要还原民主的本来意蕴；二要容纳多种模式的探索；三要紧贴各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概括而言，就是要在价值层面还原民主的批判性；在实践层面坚持民主的多元性；在操作层面体现民主的发展性。[21]
2.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在本书中，社会主义是一个与民主有着高度关联的概念，它们的关联性体现于二者在现代兴起动因的相关性和二者价值指向与利益指向的相关性。然而，在西方民主化研究领域，社会主义作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反民主的力量。民主概念的去社会主义化使西方学者很难去认同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但是，仍有少量注重历史研究的学者看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过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工人运动对民主的推动。
约翰·史蒂芬斯（John D.Stephens）教授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书中通过历史比较和案例分析阐述了民主在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福利国家的建立更是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本质的改变。而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是因为社会主义与民主运动的结合，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持续不断的斗争。尽管民主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但民主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却迫使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妥协，福利国家在本质上正是这种妥协的结果。[22]
哥伦比亚大学谢里·伯曼（Sheri Berman）教授的代表作《政治的首要性：社会民主和二十世纪欧洲的形成》一书阐述了欧洲民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巩固的过程。作者认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始终困扰于各类战争、经济危机和政治社会冲突，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地区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意识到必须将民主与良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欧洲才可能实现长期的繁荣和稳定。而推动战后欧洲转型的除了苏联的威胁和美国的援助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转型。通过吸取两次战争期间欧洲各国崩溃的教训，欧洲跨越各个政治光谱的行动者开始意识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是相互连接并且需要和谐统一发展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欧洲人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制度，这一制度旨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将社会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中拯救出来。政府不再被看作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因素，政府成为社会的守卫者而不是经济的守夜人。然而，近几十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逐渐抛弃了这一战后共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速度远远超过政治一体化的速度，经济发展凌驾于政治发展之上，而社会需要国家保护的观点被看作阻碍经济一体化和干预市场的力量逐渐被边缘化。这一转型造成的结果是民主失去了运作的经济社会基础，因为民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是社会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23]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民主推动力量的观点。鲁施迈耶等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不同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中是利益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在对土地贵族的反民主性和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摇摆性、资产阶级对民主的遏制性进行分析后，鲁施迈耶等认为在所有社会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民主化确实的受益者，所以只有工人阶级的崛起才能为民主化提供动力。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具有民主需求和组织性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民主发展的前提。但资本主义促进民主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与民主的相关性，而恰恰是工人阶级与民主的相关性。[24]
露丝·科利尔（Ruth Berins Collier）教授继承了鲁施迈耶的工人阶级推动民主论。在《通向民主的路径》一书中，科利尔教授批判了民主转型学确立的精英行动主义范式。科利尔将民主定义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当要求民主的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比抵制民主的阶级更强大时，就发生了民主化。在此书中，科利尔教授将工人运动看作精英主动转型的动因，她认为在存在下层压力的情况下，上层精英才会进行主动的民主改革。[25]
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在《民主理论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确立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属性。他指出，在自由民主观念确立之前，资产阶级始终将民主看作威胁自身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因素。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逻辑延伸，而民主的实现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为此，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大多具有遏制民主的动机。自由民主观念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属性消解，在此之后，资产阶级才接过民主的旗帜作为意识形态挥舞。[26]
由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些派别倾向。自由主义学者自然不会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去揭示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学者由于知识领域过于狭窄或者对于自由主义有着过多的偏见也对这一问题避重就轻。正是这些与学术无关的政治顾虑和意识形态偏见导致一个与民主进程具有重大相关性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2008年，杨光斌教授和许振洲教授几乎同时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杨光斌教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一文中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梳理了英、美、德等国家民主制度的建制过程。他通过对不同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资产阶级与民主关系的比较分析，驳斥了社会科学界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神话。他认为，在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国确立普选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民主是工人阶级反抗统治阶级权力垄断的旗帜，因此，民主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民主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27]
许振洲教授在《试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一文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价值偏好上的紧密联系。许教授认为，相对于自由而言，民主和社会主义都是把平等作为评价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正义性的首要标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只能归结于具体的国家制度建设问题，不能因此否定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28]
房亚明博士在《民主、不平等与再分配：结果正义的维度》一文中指出，民主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有助于缓解不平等。因此，结果正义是衡量民主发展水平和性质的重要尺度。民主制度之所以有助于推进再分配，消解不平等，其制度机理在于竞争、参与和选择机制，舆论、监督和问责机制与商谈、博弈和抗争机制。要实现社会正义，推动社会公平，改善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必须发展和提升民主，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与拓展，建构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与程序，强化民主机制的多样化与有效性。[29]
在《工人运动与西方民主》一文中，孙力和高民政通过英、法两国民主化进程的案例研究，指出了工人运动与欧洲民主化的关系。他们认为，西方民主是历史的产物。它不仅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近代社会确立以来两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西方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大抵有两种模式：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分别代表了近代以来两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不同历史作用的两种基本轨迹。无论哪一种轨迹都显示出，工人运动对西方民主的构建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变革。西方民主的演进正是这种变革的重要体现，忽略了这一点，就忽略了工人阶级伟大历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30]
3.关于民主化理论的反思
由于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呈现出无法回避的实践困境和民主化理论对这些困境解释的单一性，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一些对民主化理论进行反思的论文。一些综合研究和评估民主化的著作也在局部章节中对民主化理论的单一范式提出了批评。
对民主化理论反思较有影响的论文应该是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教授的《转型范式的终结》。在这篇发表于2002年《民主杂志》的论文中，卡罗瑟斯对民主转型范式存在的五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他认为，与民主转型理论勾画的美好前景相反，第三波民主化普遍遭遇了转型危机，它们并没有转型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长期被固定于“无效多元主义”和“权力主导性政治”的灰色区域。无效多元主义国家大多表现为政府腐败和无能，而权力主导性国家与其相反，存在一个过于强大的个人、政党或者组织操控整个国家权力。为解释民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卡罗瑟斯对民主转型范式进行了批评：第一，不能认为告别专制就意味着民主转型，大多数国家在专制之后长期处于灰色区域；第二，并不存在固定的民主发展的序列，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是不同的；第三，竞争性选举并不意味着能扩大政治参与和增强政府责任，民主的有效有赖于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第四，民主转型论忽视了民主发展的条件，把民主看作单纯的政体变革；第五，民主转型论忽视国家能力建设，它过于注重分权，不利于稳定政体的生成。[31]
史蒂文·胡德（Steven J.Hood）教授在《政治发展与民主理论：重新思考比较政治》一书中指出了民主化研究的两个弱点：第一，没有将发达国家民主实践存在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困境结合起来研究，在他看来，当代民主实践存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性，都表现为治理危机、参与弱化和平等衰退，二者的区别只是问题的程度不同而不是性质不同；第二，民主化研究对民主的理解局限于民主的程序和运行机制方面，这种民主观妨碍了人们对民主的整体质量进行评估。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重新设定民主的定义，需要回归民主的理想并用这一理想指导实践。[32]
珍·格鲁吉尔（Jean Grugel）教授在《民主化：一个批判性导读》一书中对现有民主化理论过于强调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统一性提出了批评。她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和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为民主化创造了机会，但资本主义所制造的结构性不平等对民主的实现却是一个障碍，此外，民主化理论过于强调国家权力与民主之间的对立性，忽视了国家能力是有效民主的前提。[33]
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和哈维尔·桑蒂索（Javier Santiso）批评了现有民主化研究轻视时间和序列因素的倾向。在《民主巩固的三个时间向度》一文中，他们指出，对于民主化而言，决定其结果成败和优劣的主要不是民主化是否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什么，而是其发生的时间、节奏和顺序。但现有民主化研究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民主化发生的原因和设计一次性解决方案上。作者认为，民主化理论家所应该做的是向政治家提供以时间为依据的策略选择。面对民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确定某一过程一定产生成功的结果。对于政治家而言，选择正确的策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何时去实施这些策略。他们必须放弃极端的、快速的、线性的、毁灭性的休克疗法，学会操控时间表，依据事物的发展，时而暂停、时而加速、时而改变、时而放弃原定的目标，以一种可控的、机动的方式操作改革进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改革的时间、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序列决定了改革的成败。[34]
艾德里安·莱夫特维克（Adrian Leftwich）批判了民主化研究的前提。这一前提将市场化作为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并认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对于推动民主转型和巩固都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巩固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市场化彻底不彻底，或者公民社会是否存在，而在于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自主性国家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在经济增长和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独立高效的政府不是制度移植和培养公民社会的产物，而是政治的产物，而政治的核心问题涉及的是生产、使用、分配资源的过程。以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现实条件来看，自由民主不是一种可以克服各种不利条件的政体模式，因为它无法推动一个有效国家和治理系统的产生。[35]
玻利瓦尔·拉蒙涅尔（Bolivar Lamounier）教授在《民主治理与社会不平等》一书的前言中批判了民主化理论对全球化消极影响的忽视。他指出，尽管大多数学者将民主化和全球化看作是同步发生或者是彼此促进的关系，但事实上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调节再分配的能力。然而，由于大多数学者从政体稳定性的角度看待民主和平等的关系，所以当不平等不再威胁民主政体稳定时，人们便不再关注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大量不平等问题。这种观点的存在是因为大家将民主看作一种与再分配无关的程序概念。因此，若想改变政治科学家不关注平等问题的现状，需要从概念上建立民主与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民主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36]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克里斯蒂安·威尔泽尔（Christian Welzel）对民主化研究中的民主概念和评估标准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形式民主概念不能保证民主的有效性。因为民主的有效性最主要体现于政府对大众需求的回应。如何反映政府的回应性，英格尔哈特和威尔泽尔提出在“自由之家”[37]的评估标准之上还要加上世界银行治理指数中关于政府腐败系数的标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的回应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廉洁度，一个被裙带关系和集团利益所操控的政府不可能遵循法治，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民的需要作为政策设定的前提。英格尔哈特认为有效民主的概念弥补了自由民主的不足，它使纸上谈兵的自由真正转化为人民实际的自由。[38]
卡尔·克努森（Carl Henrik Knutsen）在《测量有效民主》一文中批判了现有民主化理论所倚赖的自由民主的评估标准，认为它过于依赖程序指标，忽视了实质民主的参数。在肯定英格尔哈特提出的有效民主概念及其内含的强调实质民主重要性的观点的基础上，克努森也反思了英格尔哈特建构的评估有效民主的标准。他认为英格尔哈特的标准存在着很大的不科学性和性能分配上的失衡。首先，仅补充腐败指数一个参数并不能涵盖有效民主的全部变量，它还可能在实践中造成忽视程序民主的倾向。按照这种评估标准，一个不腐败的威权国家的民主得分可能会高于一个腐败的民主国家。此外，这一评估标准在实践运用中会拉高发达国家的民主得分，因为发达国家大多在解决腐败问题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39]
戴维·毕瑟姆（David Beetham）教授批判了民主化理论的民主观。他认为无论是具有“选举主义谬误”的熊彼特的“选举民主观”还是达尔的“自由民主观”，这些民主观都是把既定制度而不是公众获益度和满意度作为衡量民主的标准。在他看来关键的问题是，凭什么人们要把某种制度安排看作民主的。对此，毕瑟姆认为应该回到实质民主的观念，将人民的统治和人民对集体决策的控制作为民主的核心标准，把民主的程序作为第二标准。只有某种制度能够保证实现政治平等和人民统治，这种制度才能被认为是民主的。[40]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尚缺自主性，中国学者对民主化理论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综述层面。在中国知网以民主化理论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涉及民主化理论有效研究的文章只有20多篇，且大多数为介绍性研究。这其中包括甘峰的《民主化的理论系谱：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化理论》、叶长茂的《先民主化还是先自由化——达尔政体转型理论对后发国家的启示》、王菁的《西方政治民主化理论的研究途径、理论模式及其对中国学界的启示》、黄徐强的《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理论的演进脉络》、丛日云的《亨廷顿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理论》、刘瑜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谭晓梅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与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何历宇的《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走向》、马奔的《民主化的前提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的视角》等。
除了以上综述性研究之外，有四位学者对民主化理论进行反思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建设性。
杨光斌教授在《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民主观：二元对立或近似值》《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当前世界民主变种与未来大势》《埃及民主挫败的“政治命理学”》《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逆向关系——比较历史的视野》等文章中持续反思了民主化理论的核心命题和范式，批判了自由民主对民主观和民主发展序列的误导，提出了更有建设性的“参与—自主性回应—责任”三位一体的“治理民主”观念。杨光斌教授认为，自由民主理论对民主的认知是类型学式和社会中心论的，以它为核心的民主化理论所确认的很多议题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误导性。例如，认为公民社会会促进民主和有效治理的观点就忽视了公民社会运行的情境和民情基础，将公民社会与有效民主的关系简单化。大量实践证明，与坏的国家相对应也会有坏的公民社会，一个组织化但碎片化的公民社会会直接妨碍国家治理，导致民主的无效。杨光斌教授认为，以政治民主移植论为基础的民主化理论是对民主发展历史的简化，它忽视了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落实才是民主稳定的前提。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决定了玩家们总是要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把历史政治化，甚至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掩蔽历史。因此，并非武断地说，西方民主化理论其实就是政治教科书，它企图在一夜之间跳跃过程直奔模式，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漫漫长夜。
徐湘林教授在回应第三波民主化困境的基础上区分了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转型危机主要是指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包括两个基本特征：（1）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2）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而国家治理危机则是指作为治理者的政府（国家）在特定时期无法有效地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进而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统治能力的一种状态。国家治理危机也包括了两个基本特征：（1）其危机不是指由某些重大事件引发的政治紧急状况和不稳定现象，而是指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体制性困境，即多方面的和大范围的国家治理职能的衰退和弱化；（2）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而且体制僵化，自身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整。徐教授认为，在理论上区分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的性质和差别非常必要，因为它为解释和分析为什么转型危机在有的国家导致了政治制度和治理体制的瓦解，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没有导致类似的危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而由于缺乏这一区分，民主化理论无法解释第三波民主浪潮以来不同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徐教授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后产生的不同结果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是否产生了转型危机，而在于国家治理体制应对转型危机的能力差别和在面临治理危机时自我矫正和调试的能力差别。因此，相对于政治转型而言，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更为重要却被民主化理论忽视的概念。[41]
景跃进教授在《民主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西方民主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逻辑适应性问题。他认为，以熊彼特选举民主和达尔多头政体为民主概念的西方民主化理论具有强烈的选举中心论色彩，这一民主理论将合法反对派的登台竞争以及政权更替作为民主化的基本内容和衡量标准，其中隐含着选举与回应之间一种内在的、单向性的联系。这种单向联系使人无法看到现实政治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有选举无回应和有回应无选举现象。以此单向联系建构的民主化理论在经验层面排除了非选举回应的可能性，因而即使经验中出现了这一情形，民主化理论也不将其作为民主实现的方式之一加以考察，因为民主化理论只承认竞争性选举和政权更迭的政治变化才是民主化的研究对象。在这一分析基础上，景跃进认为西方民主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中存在的多样性问题，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需要建构自己的民主化理论。[42]
王绍光教授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和《有效的政府与民主》等文章中批评了民主化研究中存在的忽视政府统治力的现象。他指出，民主化特别是早期的民主研究过于强调政府的反民主因素，把民主化过程看作是政府权威削减的过程，这混淆了政体和国家能力的区别。民主化关于政治转型的注意力多集中于政体形式上，即要民主制还是威权制，要中央集权还是分权，要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国家能力问题不是完全被忽略掉，就是被当成特定政权形式的固有属性。王绍光认为，引起将国家能力与政体类型混淆的原因是没有将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外延范围与有效程度区分开来。国家能力不等于威权政体，国家能力指的是国家将自身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或者说国家能力指的就是国家的自主性，威权政体如果被强势集团俘获，那威权国家很可能就是缺乏国家能力的国家。王绍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就在于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首先是民主的，其次国家要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将有利于民主的政策贯彻到底。[43]
第三节 论文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理论价值
第一，为民主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性工作基本分为三种：（1）对既有理论的反思和修正；（2）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3）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本书的研究是前两种尝试的结合，一方面对既有民主化理论进行了反思性的批判研究，另一方面从民主去社会主义的新视角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和结果的异同。在现有民主化理论研究中，尽管有一些人提出过民主化与社会主义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关系，但尚未有人从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角度去研究发达国家社会科学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规范和影响，以及这种规范背后的政治动机和利益指向。通过反思现有民主化理论的去社会主义指向以及这一指向导致的民主与社会和经济平等脱钩现象，本书试图为第三波民主化遭遇的困境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和解决方案。
第二，通过历史比较分析为人们更清楚地展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所处的时代背景差异和这一差异对主流意识形态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影响，这些影响最终使民主在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进程中表现出比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更多的平等指向，因而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发达国家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而第三波民主化进程所处的自由主义强势而社会主义衰落的历史背景，则使社会主义内含的价值和利益指向被最大限度地排除出民主的概念建构和制度设计之外，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从一个遏制精英利益的概念变成一个维护精英利益的概念，这一概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方便了一切精英主义者“‘以捍卫民主’的名义‘反对民主’”[44]。
2.现实意义
人类的历史走向何处与人类的历史来自何方是一个具有高度相关性的课题。如果人们关于发达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描述并没有反映发达国家真实的民主化历史，那从历史中走来的发达国家的现实便难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好前景。这种理论与历史的偏离是现有民主化理论存在的最大问题，而这种偏离导致了民主化理论对第三波民主化实践的错误引导。当人们将自由民主与民主等同，实际上就抛弃了民主的平等面向，从而将自由民主的历史演变和阶级博弈过程变成一种制度移植和文化改造过程。这种简单的和误导性的理论注定无法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福利，最终也会影响到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并在发展中国家导致威权的回归。
正是为了解决第三波民主化的现实困境，本书试图重新确立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并指出自由民主对民主平等面向的遏制，从而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民主化进程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些解决思路。具体而言，重新确立和强调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民主实践的发展：
第一，使民主化理论研究更加符合发达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真实历史，以便在实践中推动发达国家民主事业突破自由主义的瓶颈向前发展。
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民主进程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民主化理论成功地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主要源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原则的背离为反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建构联系提供了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自由民主”对大众的吸引力，并成功遏制了人们超越“自由民主”的意愿。然而，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在实践层面却伤害了大众的利益。在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日益右倾，其对激进民主政治的反对和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宣传表现出与保守主义极为相似的安于现状和反乌托邦政治的特征。这种自由主义的右倾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遂在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与这种右翼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相对应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衰落，更是民主力量的衰落。民主的本质是弱者反抗强者的权利，其从根本而言追求的是平等，不是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彰显自由的价值而淡化平等的意识，其在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捍卫的不是劳工而是资本的利益。在自由主义民主掌握话语霸权的时代，富人的自由被发挥到极致，而穷人的民主沦为空谈，其表现出来的最大时代悖论莫过于民主话语的强势和民主力量的衰竭。随着社会主义的衰落，弱者反抗强者的空间不仅在缩小，而且其反抗的合法性也被消极自由观所侵蚀，在社会主义民主被当作乌托邦丢进历史垃圾堆的同时，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打着民主的旗号大行其道，缔造了一个贫富日益悬殊、资本回归野蛮的世界。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确立有利于突破自由民主的研究范式，在实践层面推动大众参与意识的增长和对自身利益的自觉维护。
第二，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利于加强民主与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联系。一方面使民主改革更容易被执政党接受，另一方面也为既得利益集团以社会主义名义反民主制造了更多的话语障碍。
在中国很多学者看来，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是一种为中国现行体制作注解的投机行为。这种论调虽然很激进，但却无益于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局，真正切实地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中国，做一个西化自由派或者是反西化自由派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二者都不用花费精力真正深入实际地理解并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后者不用说，只要跟着官方的理论亦步亦趋钻研投机就可以名利双收了。前者存在的问题更具复杂性。中国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丝毫不顾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进程之间存在的非共时性问题，简单地移植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以自由的名义不断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大众民主，其在强调个人权利和多数暴政的同时，根本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民粹主义倾向，因而自由主义对自由与民主之间张力的强调完全是有的放矢的话，今天的中国却完全是一个精英联盟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足以威胁少数人的多数。在一个大多数民众还没有形成任何联合力量的国家大谈多数的暴政，这只能制造自由主义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强调民主的大众参与性和平等的价值，即使是自由主义民主，其在转化为实际制度安排的过程中也必须有大众参与，以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简单地移植精英民主观在中国目前很可能会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因为其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很容易被一些伪社会主义者用来制造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反对政治民主改革。
第三，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民主和现代化理论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亨廷顿把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议会民主制改革称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这一波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样本的民主浪潮的实践结果事实上是相当失败的，因为标榜自由优先的自由主义民主观不仅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塑造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因为其忽视平等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危机。长期以来被现代化理论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是先于或者与民主理论建构同步的，而民主的后发国家却正好相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民主理论的去社会主义化发生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之后，在发达国家是先有民主对多数利益的扩张，后发生自由对多数权力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精英民主论侵蚀大众利益的能力。但对于后发民主化国家而言，由于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运动而直接移植了自由民主，这使本来就倾向于精英利益的自由民主更容易被统治精英所操控，从而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对大众利益维护的价值。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民主实践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实现了政治民主，也取决于怎样使政治民主拥有社会平等的内涵。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
美国政治学家阿兰·艾萨克曾指出：“方法论对政治科学的视野有巨大影响，因为采用何种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政治科学能够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45]而罗伯特·达尔则从相反的层面指出：“我绝不认为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会比其他的方法更加具有优越性。最具决定性的是所要研究的问题。我强烈地认为是问题决定方法的选择，而不是方法决定问题的选择。”[46]综合二者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议题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择，而方法则决定了议题研究的成败。本书所采纳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1.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对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彼此的差异点，以此确认第三波民主化进程陷入困境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2.理性选择主义的基本假设
理性选择主义的基本假设包括以下观点：（1）个人的行为动机取决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2）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3）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4）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根据理性选择主义的基本假设，本书认为，由于民主体现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散化，因此，从理性选择而言，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统治阶层是不愿意接受民主的，恰恰是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所排斥的阶层构成追求民主的主体力量。而民主的稳定最终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平衡。
3.文本情景分析
本书对经典文献的解读采纳了剑桥历史学派的情景分析法。本书认为，对文本的解读不能停留于作者言语的表层，任何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只有结合时代背景对文本进行历史的全方位的考察，弄清楚作者著述文本是处于什么样的背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作者思想的实质和内涵。
[1] Joseph S.Tulchin（eds.），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equalit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2002，p.3.
[2] Ibid..
[3] “Attacking Poverty”，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0/200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61.
[4] http：//www.gfmag.com/tools/global-database/economic-data/11944-wealth-distribution-income-inequality.html#axzz2WV4XnPBh.
[5] http：//inequality.org/global-inequality/.
[6] http：//www.wmd.org/documents/BratislavaConferenceReport.pdf，p.2.
[7] Ibid..
[8] Ibid..
[9]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2页。
[10] 同上书，第312—313页。
[11] 同上书，第315页。
[12] 同上书，第314页。
[13]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4] [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 [英]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尹钛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6] Micheal Mandelbaum，Democracy’s Good Name：The Rise and Risks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Form of Government，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7.
[17]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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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蒋达勇：《民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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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杨光斌：《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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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hilippe C.Schmitter and Javier Santiso，“Three Temporal Dimension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9，No.1，1998.
[35] Adrian Leftwich，“Governance，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Third World Quarterly，1993，Vol.14，No.3，p.620.
[36] Joseph S.Tulchin（eds.），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equalit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2002，p.4.
[37] 当今从事民主化研究的学者在对民主进行量化评估时大多参照在纽约的民主监测组织“自由之家”的评估标准。“自由之家”的简介及评估标准可参照本书第64页内容。
[38]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92.
[39] Carl Henrik Knutsen，“Measuring Effective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31（2）.
[40] David Beetham，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90.
[41]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0年第5期。
[42] 景跃进：《民主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新视野》2011年第1期。
[43] 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页。王绍光：《有效的民主与政府》，《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44] Raymond Wiliams：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London：Chatto & Windus，1959，p.299.
[45] [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张继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46] Robert A.Dahl，Toward Democracy：A Journey Reflections（1940-1997），Berkeley：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Press，1997，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