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从“游离中国”到“回到中国”——《比较政治与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研究书系》总序
杨光斌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国学”即人文、国粹而无社会科学。张灏先生把1895—1925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即西方的各种思想、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不仅如此，中国的思想之神被妖魔化，而外来先贤则被神圣化，“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他者”。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笑话！当中国即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很多人依然在按照“先生”的“标准答案”来对照中国，依然在说中国是一个错误的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的真问题是，如果“标准答案”错了，学生怎么做都被认为是错的。是时候放弃某些标准答案而寻求自己的答案了。
在中国思想界，已经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共识：中国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而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要与既有的话语体系决裂和割舍，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只能在对话基础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可思议的是，在社会科学已经“去中国化”百年之后，在只有西方中心主义而看不到中国影子的中国比较政治学，有“普世情怀”的学者则立志要“淡化中国”。这种学术方向的研究成果最终必然是“叫好不叫座”，只不过是延续了目前美国政治学的游戏学术套路而已。当政治学变成学术游戏的时候，其生命便走到了尽头。
“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工程迫切且重要。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既有的、流行的话语体系已经不能解释中国的经验；而中国社会科学的“去中国化”历程决定了既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甚至不能解释中国的经验。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只能是“回到中国”，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在中国实践中重新定位。作为社会科学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学科政治学，有着不容推脱的责任为重述、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学科性贡献。
一 社会科学的性质与中国经验的挑战
我一直认为，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先贤们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观念化建构，而且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直白的意识形态学，东西方莫不如此。这样，问题来了，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
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断中国的成就，目前的理论现状大致有两类。在不少人看来，中国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观念；另一派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这同样是因为我们观念、话语的短板和欠缺。因此，社会科学范式重建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我把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类是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国、美国经验的产物，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作用。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所以，在英、美等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商业集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当他们认为需要政府的时候，这些实业家集团加入联邦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学校、教会等先建立起来，最后才是建立政府。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比如法国、德国依靠国家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战争制造的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建构能力特别强大的德国人，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建构了一套主要以德国经验为核心的理论即国家中心主义。
我们的问题是，政党在哪里？现代化是分批次的，第一波是英国和美国；第二波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点都有标志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如果说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是靠商业集团来推动，第二波是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那么这些后发国家，比如中国，谁来组织这个国家？这种组织既不是商业集团，也不是官僚制（当时国家的官僚制体系已经崩溃了）。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国家组织瘫痪了，而国家又需要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者就是政党——布尔什维克。从此，政党组织国家就成了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
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研究年代，第三波现代化国家，即后发国家的经验需要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结果，文不对题，无论怎么解释，发展中国家都是错的。
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特别重视政党研究，为此我曾提出过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其过去出现的问题而否认其价值，正如国家中心主义，不能因为其在实践中出现过问题而否认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核是什么？逻辑是如何构成的？这些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一人一体系，中国形成一个体系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比如儒学的形成。
我们的研究发现，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而是因为国家强大，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如果流行的概念、观念真的很好也很有用，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陷于发展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从摩根索到亨廷顿，他们是坚决反对普世价值之说的。
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使用书本概念比照现实的对与错。所谓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有知识的，但是很多学者只知道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而对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判断都敢下。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科学现状的必然结果。
二 中国政治思想百年：从“游离中国”到“回到中国”
这里谈的政治思想，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而提出的种种思想。从张灏先生划分的“转型时代”算起，中国开始引进、发展社会科学就是100年的事。以30年左右为周期，我把中国社会科学100年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初步西学期（西学化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中国人的个别概念，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或者说并不是合格的学生。因此，这一时期有很多国学大师，如清华大学的“四大教授”，北京大学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大师是谁？都是到国外走马观花，然后回国介绍一些政治社会方面的逸闻趣事。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因为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因此这里的“西学”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在政治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最成功，即其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毕竟不是主导性的，主导性的还是留学生们介绍给官府的西方思想，反正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第二个30年：全盘苏联化时期（1949—1980）。这一时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这些思想成果无疑都是来自苏联的，因此是典型的全盘苏化时期。最典型的是，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主要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是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无论是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更不用说很多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在这一时期，对经典作家能诠释好的就是大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能生存下来就很不容易。因此，我们不能苛求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
第三个30年：全盘西化时期（西学化2.0版）。改革开放不但是政策上的，必然伴随着思想上的。因为在过去30年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社会科学，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科学曾全盘西化，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都是“留学生”，要么在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著作都翻译到中国了，真是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比较而言，这个30年社会科学的西方化程度远远高于第一时期，第二个30年中的一些思想遗产在这一时期勉强生存，而经济学则几乎全盘美国化。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的历史和现状，没有用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构成的“话语权”，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意味着中国思想的贫困，思想的贫困导致国家安全危机。但是，主管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目前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正在强化着这种危机。
如何拯救、谁能拯救并复兴中国社会科学？按照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似乎只有用英文发表文章和讲英文的教授能够充当中国社会科学的救世主，这真是给中国社会科学雪上加霜啊！要知道，不同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本身就是意义，就是目的。这是学术意义上的语言的意义。更重要也是常识性的知识是，语言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英语是重要的，但充其量是一个工具理性，而不能本末倒置地当作价值理性。
第四个3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已经他国化100年之后，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这是我期许的中国社会科学下一个30年即第四个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相对于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自主性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沟口雄三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其实，“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毛泽东提出来了，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他这样说：“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重读这段话，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界该做何种感想？毛泽东的理论自信来自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同样，中国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就不能给我们理论自信吗？
三 作为社会科学知识交汇点和知识增长点的比较政治研究
提出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是，如何解决问题？首先要认识到，这无疑是一项世代工程，不是几个人在几年时间内能很好地完成的工程，任何人的工作都是这个“新转型时代”的一个分母。
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大写的分母。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基础学科构成；而在这三大学科中，政治学产生于古典时期，经济学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即诞生于18世纪，而社会学来得更晚，是为了应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诞生于19世纪。英雄不问出处，晚到的经济学已经形成“帝国主义”的架势，其对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都经济学化了。但是，那种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经济学，毕竟不能回答人类的整体性利益和整体性难题，而政治学的天职则是回答和解决“共同体之善业”。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还停留在古典时期，还停留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还是历史社会学，都是一种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学问，是政治学不容缺失的组成部分。因此，虽然我们的学科身份决定了必然要从政治学出发而研究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但这里的政治学无疑是吸纳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大政治学科。
在政治学科中，对发展社会科学最有价值但在中国发展得最不好的则是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关系不待多言，很容易理解。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政治哲学到底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先验”的吗？即使是先验的，也是奥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2]，他们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我们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它们其实是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诠释完一线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再诠释二线思想家如美国开国之父们，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三线乃至不上线的思想家。这种仅仅基于文本的思想解读陷入了社会科学的一元化思维，即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社会科学至少是二维的，即理论与现实或者理论与历史。这里的现实或历史就是比较政治的经验研究。
另外，研究者如果熟悉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就应该知道，很多古典思想需要得到反思甚至重构。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既完全不同于政治化的古典城邦，也不同于近代洛克笔下的二元化结构即政治—社会，今天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化结构。这就是说，“利维坦”不但是政治的、国家的，还有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考虑到这样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古典思想本身，还是基于文本解读而发展出来的新古典思想如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或者新共和主义等思潮，我们都需要更谨慎地对待，因为很多关于政治、关于国家、关于人性的古典命题都没有考虑到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或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化社会”。在我看来，没有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径”，国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引介与诠释阶段。要真正复兴国内的政治学理论，回到源头，即一开始比较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就不分家的传统，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和好的路径。这也是美国政治学者阿普特（David Apter）所呼吁的。
简单地梳理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人们应该相信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点。
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对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很有冲击力。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历史终结”了，即自由民主已经彻底胜利了。但现实世界如何呢？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是12个，其中有3个是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3个国家靠掠夺和战争才得以发展，比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式掠夺，日本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而其他9个是发展中大国，即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在这9个国家当中，除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即自由民主。这9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即曾经都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当殖民者撤出之后，这些地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大，国家力量较弱。而实行代议制民主更加地去国家化。所有的后发国家是需要组织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政体能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统一起来。结果如何呢？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其他8个国家在治理上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因此，代议制民主政体和民主集中制政体都需要重新研究。
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很多国家有了经过党争民主而获得的授权及所谓的合法性，但国家治理得如何？有的甚至因选举而使得国家分裂、社会分裂。很多国家也有了宪法法院，但有宪政主义吗？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不但不能维护民主，反而是反民主的，甚至是动乱之源。
与合法性理论密切相关的是，流行的西方治理理论给出的“善治”标准就是社会参与、公开透明、责任和合法性。这个药方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谁能否定公共参与和公开透明以及由此而达成的合法性的价值呢？但是，价值之善就一定是实践之福吗？在价值定位上，还有哪家价值比共产主义更有道德优势？还是看看世界政治的境况吧，世界上很多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确实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去治理了，公民社会活跃起来且无比发达了，结果如何呢？地方自治需要负责任的公民社会，但林林总总的公民社会的关系之和就必然是善的吗？难道不需要强大的有责任的政府去协调公民组织吗？具体到中国，美国人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这样说中国的地方自治：一旦超出县域范围，自治的乡绅们便不再合作。了解印度发展中的情况更让人慎思。根据张千帆教授主编的法政科学丛书中的《印度民主的成功》和《论拉美的民主》中的说法，恰恰是在印度民主社会最发达的二十几年来，印度的治理变得更差了，出现了奇怪的“托克维尔悖论”：“1947年的最初几年里，民主政府运转顺畅，恰恰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随着民主社会的慢慢出现，加上真正的政治平等意识的传播，它已经使民主政府的运转更加困难。”[3]这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论，但却不是局限于印度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当一个群体最终安定下来并决定按规则行事时，其他新兴的鲁莽群体则以平等的名义公然违抗规则。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非西方性的“非守法性”文化，即使在已经发生民主转型并得以巩固的拉丁美洲国家，行政权远远大于议会的权力，通常的做法是以行政法令绕开宪法，而且这是所有政党的惯例。[4]更严重的是，民主化之后的巴西、墨西哥，依然有高达75%的百姓相信警察是为有钱人服务的，随时可能对百姓滥用暴力。
其实，关于公民社会的理论早就告诉我们，比如托克维尔的“民情说”和普特南的“强公民社会—弱公民社会”的区分，同样都叫公民社会，但“质”并不一样，而质具有多样性，有好的公民社会，还有意大利南部的坏公民社会，而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印度式的碎片化公民社会、菲律宾式的封建制公民社会、尼日利亚的部族式公民社会，结果导致“无效的民主”。鉴于此，曾经放言“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最近则在著名的《民主杂志》上发表《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反思治理理论中的社会参与—公开透明的无效性问题，而绩效上的无效性必然伤害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而在我看来，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不但重要而且必须，但地方政治公共性之和并不等于全国政治的公共性，而将地方自治协调起来并变为行动能力的，非强大而有责任的政府不可。
这就是比较政治研究要告诉我们的，观察中国，不要眼睛只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得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
因此，“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但要通过理论“重述”而重新理解和建构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更要通过比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而更新我们的知识。中国社会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化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意识都是假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转型升级，需要自主性。当大部分人跳出了美国化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时，理论转型就已经完成了。
最后要说的是，本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最合适不过，对此本人深感荣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而且赵剑英社长一直怀着不变的使命、坚强的定力去振兴中国社会科学。这套书系将是一种“世代过程”，由不同的主题构成，每个主题由几本书构成一个分论丛，首个分论丛（第一辑）将是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民主新论”。
2015年9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1]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2] [美]霍华德·威尔亚达等：《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台北韦伯文化公司2005年版，第4页。
[3] \[美\]科利：《印度民主的成功》，牟效波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4] [美]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