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国政治学会2013年年会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3年10月中旬，中国政治学会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政治学会2013年年会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政治学会、各地方社科院以及全国多所大学的政治学系和国际政治系的代表约200人参加了会议，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信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代表学会致辞并作了主旨发言。李慎明回顾了2012—2013年中国政治学会的各项工作，过去的一年里，学会重点围绕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十八大”以来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理论建设课题，引领政治学领域从事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致力于鼓励、引导具有中国话语特点的政治学研究，坚持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服务，学会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开幕式上，学会秘书处还组织全体与会代表观看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的教育政论片。开幕式后举办了为期两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学术研讨会，重点就“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三大专题进行了分组研讨，形成了一系列研讨成果。
一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讨会重点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与历史演变，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理路径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并形成一系列理论认识。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演变
参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有效执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提出科学、合理并符合社会发展的执政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提出并不断完善的现代政治伦理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述，是为解决现阶段社会问题而不断进行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
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本质要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想，要以此为中心重构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也有学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构建人民的政治认同，而且从历史宏观层面来看，是构建更高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有学者则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出发，指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不能就文化本身谈文化建设，而是要抓住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和内核，要充分认识到“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强调并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今天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指导下，从国际、国内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并存的现实条件下提出的进行社会建设的基本主张，这个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伦理观不断调整的结果，是革命伦理观向建设伦理观演进的结果。
（二）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无法脱离各自的历史文化，没有一种进步的政治文化作为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就会根基不牢。参会学者普遍认为，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密关联。
有学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左右两种“亚政治文化”——“僵化派”和“西化派”——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干扰，提出构建主流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善待并继承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文化资源，不少学者提出，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判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围绕着人伦展开，从人生的终极意义定位人的社会存在的合理方式，对某些问题的回答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同理想和仁政思想。另有学者从国际视角出发，通过对苏联解体前民众政治文化状态的数据介绍和分析，提出这一时期苏联民众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政治冷漠、政治分歧以及对党的信心的丧失，是导致苏联出现政治动荡直至解体的重要因素。
（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合理路径选择
参会学者普遍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换句话说，它需要正确有效的路径，关键取决于如何在“中西古今”相互作用中吐故纳新、汲取精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建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及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观念相交融。这一观点认为，“十八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表述，实际上是一个思想综合、对接和吸收的过程。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是简单的思想传播和对接，要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要求，还需要结合思想领域的特点，进行适当的教育运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制度建设，要避免出现核心价值观与制度体系不契合、“价值与制度”两张皮、“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的情况。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在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存在大量不适应、不协调、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研讨会围绕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现实难题以及未来挑战和路径，进行了集中研讨。
（一）从国内外政治转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参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一个在探索中前进的过程，它受到国内外两个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从外部环境和世界政治转型方式的变化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有学者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转型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政治转型日益由激进性和暴力性呈现出温和与渐进的特征。人们不再把民主化和政治转型视为一场革命或改朝换代，而是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权力交接。这种变化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心理上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从国内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回应型政治需求，今天的政治发展需要强化政治回应的及时性、主动性、整合性和包容性，注重宏观政制设计、时序选择和地方基层探索。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代替”角色必须向“利益代表”角色转变。“利益代表”角色强调权力有限和双向互动，民众有通畅的渠道向执政党反映和反馈政策诉求和意见，同时执政党有着健全的权力行使纠错机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参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坚持客观务实地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逻辑起点。中国政治发展要以最小成本实现政治发展效益的最大化目标，对此，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三种路径选择。
首先，通过参与式民主推动政治发展。多数学者认为，如何进一步丰富直接民主形式，扩大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特别是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式民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效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径。其次，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推动政治发展。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应当遵循五项基本原则：协商主体的平等性与多元性原则、协商客体的理性与包容性原则、协商方式的多样性与程序性原则、协商过程的公开性与协商性原则、协商结果的合法性与责任性原则。还有学者基于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提出了富有中国话语特点的“党群协商”作为协商民主内核的观点。最后，也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建议从动力机制、制度机制和保障机制三方面加强和建立党内民主对党际民主的带动机制。
（三）政治发展中的防腐倡廉与权力监督
参会学者就如何加强防腐倡廉与权力监督等议题，分别从历史发展、理论思考与制度建设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
党的纪检监督制度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有学者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检监督制度的模式演变，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检监督先后经历了从运动式治理到文件治理，再到规范化的党纪规章制度建设。这一过程凸显了党的纪检监督的制度化成长和制度独立性的提升；从附属性纪检体制到双重领导体制，再到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显现了党的纪检监督体制自主性的增强；而“政党反腐”形式的确立，又使得党的纪检监督权力的干预范围不断拓展，影响力与威慑力显著提高，这一脉络构成了党的纪检监督发展和改革的基本路径。围绕反腐倡廉和权力监督的制度建设，有学者提出反腐倡廉需要由规范体系走向制度体系，建议通过包括考核评价机制设计在内的制度设计以改变相关规范的动因结构，从而使相关规范由规则转变为制度。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是否拥有依法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健全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既是决定执政团体能力与水平的核心关键，也是保证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项议题，参会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特点与要求，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优化地方治理结构，提升公共政策水平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治理结构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的产出能力和公共管理水平。
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的公共治理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梯度分权”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府际”权力不平衡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要改善不均衡发展的局面，必须调整中国的“府际”关系，重点在于变“梯度分权”为“均衡分权”。有学者讨论了城市地方治理的问题，通过对广州市城市管理经验的分析提出，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是提升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水平的关键。也有学者将视角投向乡镇一级基层政权，从“压力型体制”角度解释基层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提出“压力型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但是自上而下的目标设置和激励方式容易脱离实际，有时还会超出地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僵硬的监督考核机制甚至会导致基层政策执行偏离实际。基于此，应当探索更加灵活的监督考核机制。
（二）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建设，还需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理念。参会学者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是一项系统的行政改革工程，它受到先进的理论和由实践探索得来的经验两个层面的“双轮”驱动。
有学者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完善制度，更需要创新理念。有什么样的行政价值与理念，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态度和思维方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行政行为和决策。另有学者提出，当前不少观点借助“服务型政府”概念，兜售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理念，实际上削弱了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在“服务行政”这个核心理念之上，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改革是要完善政府职能结构，而不是削弱政府能力。在研讨中，不少学者表达了对当前公共行政中行政伦理缺失的忧虑。有学者提出，目前伦理约束刚性不足，不仅会造成腐败现象，而且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执行力和服务效能。
（三）创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重要方面。参会学者普遍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是要适应这一系列转变所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使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围绕如何创新加强社会管理机制，参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思路。有学者分析了目前地方治理实践中所出现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一系列经验比较，提出了通过组团式服务实现协同治理机制的模式。有学者则分析了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认为政府话语与民间舆论话语相互分歧甚至相互冲突的现象日趋普遍，改革的重点是要通过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和话语方式的变革来协调、改善公共话语关系，促进官民互动。还有学者从政策参与过程的角度，提出合理利用互联网推动政策咨询和参与，可以改善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通过对一系列现实案例的分析，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正在将“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善用互联网进行决策，可以极大地优化议程设置，提升政策决策透明度，增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与合法性，因而对优化决策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