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传略
一
189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廿六日)，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石门县玉溪镇(今桐乡市石门镇)。丰子恺的祖父丰肇庆(小康)，早丧。祖母沈氏。父丰 
，字迎年，号斛泉，又号鹤旋。母钟云芳。丰子恺出生时，丰家已有女六人。丰子恺排行第七，为长男。后有一妹二弟，二弟后夭亡。丰氏祖上从浙江金华汤溪迁入，世代均为诗书礼仪之家。
丰子恺的父亲丰 
是清朝的末代举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87 名)，加上他家有祖传下来的染坊，也算得上是出生在书香门第。丰子恺自6岁起在父亲座下读书，越三年，即1906年，其父病逝。父亲去世后，丰子恺转入于云芝的私塾继续求学。1910年，私塾改为溪西两等小学堂，后又更名为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丰子恺自幼聪慧，并从很小起就养成了绘画的兴趣。1914年2月，足龄未满16岁的丰子恺已在《少年杂志》第4卷第2期“儿童创作园地”栏目上发表了四篇寓言:《猎人》《怀挟》《藤与桂》和《捕雀》。每则寓言都有副标题，用以点明意旨。丰子恺当时叫“丰仁”。“子恺”则是此后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才有的号。
1914年春，丰子恺在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年夏赴省城杭州投考。因担心落第回乡，又听说有同时投考数所学校的办法，便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甲种商校、第一中学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果，他同时被这三所学校录取，甲种商校录取为第一名，第一中学录取为第八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录取为第三名。丰子恺最后选择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自谓:“但看学校的形式，觉得师范学校规模最大，似乎最能满足我的知识欲。我便进了师范学校。”[1]是年，该校录取新生80余人，分甲、乙两班，丰子恺被分在甲班。丰子恺入学之初，各科成绩屡列第一，然而三年级后，成绩一落千丈，甚至都没有到小学校里去实习。幸好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待丰子恺毕业时，他的平均成绩尚得第20名。三年级后成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跟从李叔同学习艺术科，而疏远了其他的课程。他自己的表白是:“三年级以后，课程渐渐注重教育与教授法。这些是我所不愿学习的。当时正梦想将来或从我所钦佩的博学的国文先生而研究古文，或进理科大学而研究理化，或入教会学校而研究外国文。教育与教授法等，我认为是阻碍我前途的进步的。但我终于受着这学校的支配，我自恨不能生翅而奋飞。”[2]然而，丰子恺自跟从李叔同学习绘画以后，他又体会到了艺术与英、数、理、化的不同滋味。此后，他渐渐疏远其他功课，而埋头于美术，居然成了学校里绘画成绩的佼佼者。由于对艺术课的偏爱，丰子恺在学校里不仅能弹钢琴、画画、治印，他还被推为学校“桐阴画会”的负责人。从四年级开始，他经常借故请假到西湖写生，几乎没有学过有关教育方面的课程。跟李叔同一样，夏丏尊也是学生们敬佩的一位师长，又开启了丰子恺的文学兴趣。夏丏尊具有多愁善感的性格和务实的作风，这种性格和作风导致了他在对待学生的学习、生活上也有了跟李叔同不同的教育方式。丰子恺介绍夏丏尊的教育教学态度时说:“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3]
1919年3月，丰子恺曾回故乡石门。3月13日(农历二月十二日)，与徐力民结婚(旧俗以夏历二月十五为“百花生日”，此日称“花朝日”;另一说为二月十二日)。1919年7月，丰子恺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二
丰子恺毕业时，同校学长吴梦非、刘质平计划在上海创办培养图画音乐及手工教员的学校，正在招募同人。刘质平知道丰子恺无升学计划，又不甘心放弃图画，就拉他一起创办学校，他遂于毕业后与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在上海小西门黄家阙路一弄内租屋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私立的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授西洋画等课程。[4]
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创办人都是李叔同的学生。此诚如李叔同出家后所说:“任杭州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凡油画、美术、图籍，寄赠北京美术学校(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音乐书赠刘子质平，一切杂书零物赠丰子子恺(二人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5]
就在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同时，丰子恺还与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在上海东亚体育学校任教，丰子恺任音乐、图画课教师，并在其校刊《上海东亚体育学校校刊》第1期(1919年12月出版)上发表《图画教授法》一文。在该刊的第2期上，也有他的翻译作品《素描》。丰子恺同时还在城东女学等学校兼课。丰子恺不仅自己在该校兼课，也将妻子徐力民送到该校读书。1919年冬，吴梦非、刘质平和丰子恺三人又与其他同类学校的刘海粟、姜丹书、张拱璧、吕澄、欧阳予倩、周湘等联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美育团体“中华美育会”，并在1920年4月20日创刊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杂志《美育》月刊，丰子恺为广告部主任。丰子恺在《美育》上先后发表《画家之生命》《忠实之写生》和《艺术教育的原理》等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他还在《美育》第7期上发表了他的人体素描《习作》(木炭画)一幅。
随着上海的美术事业日益发展，绘画机构逐日增多，从东西洋留学归来的画家时有所闻，丰子恺开始觉得自己的观念已经落后，教学也已出现危机，他又在上海的日本书店里购得一些美术杂志，从中可窥知一些最新世界美术发展的消息以及日本画界的盛况。于是，他觉得自己从前所得的西洋画知识实在太陈腐太狭窄，遂于1921年早春赴日本游学。
三
丰子恺准备的出国经费只可在日本度过10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一去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成了三不像的东西。”[6]所以他干脆就称其为“游学”。丰子恺自己大略地介绍了他在日本10个月时间的学习情况:“我在这十个月内，前五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本文。后五个月废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去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看opera以及游玩名胜，钻旧书店，跑夜摊(yomise)。因为这时候我已觉悟了各种学问的深广，我只有区区十个月的求学时间，决不济事。不如走马观花，吸呼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而回国吧。幸而我对于日本文，在国内时已约略懂得一点，会话也早已学得了几声。到东京后，旅舍中唤茶、商店中买物等事，勉强能够对付。我初到东京的时候，随了众同人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读了几个礼拜就辍学。自己异想天开，为了学习日本语的目的，向一个英语学校的初级班报名，每日去听讲两小时。他们是从A boy，A dog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与开明第一英文读本程度相同。对于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听这位日本先生怎样地用日本语来解说我所已懂得的英文，便在这时候偷取日本语会话的诀窍，这异想天开的办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语学校里听了一个月讲，果然于日语会话及听讲上获得了很多的进步。同时看书的能力也进步起来。本来我只能看《正则洋画讲义》一类的刻板的叙述体文字，现在连《不如归》和《金色夜叉》(日本旧时很著名的两部小说)都会读了。我的对于文学的兴味，是从这时候开始的。”[7]
就日本文学而论，对丰子恺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夏目漱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潇洒自如的写作风格、超脱尘世的思想——都在丰子恺散文中有迹可循。即便是在丰子恺的晚年，这种影响仍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特殊的内涵而已。日本学者曾以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来称颂丰子恺，而丰子恺却说:“艺术家这顶高帽子，请勿套到我头上来，还是移赠给你们的夏目漱石、竹久梦二……”[8]丰子恺的景仰之情，可见一斑。丰子恺先后两次翻译过夏目漱石的《旅宿》，第二次翻译完全不参照第一次的译本，由此可见其对《旅宿》的喜爱。丰子恺甚至说:“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9]
丰子恺来到日本，学习美术是重要目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竹久梦二的漫画作品。[10]他钦佩梦二的画风:“竹久梦二的画，其构图是西洋的，其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综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他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11]“日本竹久梦二的抒情小品使人胸襟为之一畅，仿佛苦热中的一杯冷咖啡。”[12]在竹久梦二的作品中，丰子恺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漫画艺术的趣味，他“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13]同样令丰子恺倾心的还有竹久梦二漫画的简洁表现法、坚劲流利的笔致、变化而又稳妥的构图，以及立意新奇、笔画雅秀的题字。
丰子恺也受到另一位日本漫画家蕗谷虹儿的影响，此后还一度模仿蕗谷虹儿的画风。[14]丰子恺在1927年的第二本漫画集《子恺画集》里就收入了多幅这类画稿。朱自清在这本画集的跋里记述这类画时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便是本集里有了工笔的作品。子恺告我，这是‘摹虹儿’的。虹儿是日本画家，有工笔的漫画集;子恺所摹，只是他的笔法，题材等，还是他自己的。这是一种新鲜的趣味!落落不羁的子恺，也会得如此细腻风流，想起来真怪有意思的!集中几幅工笔画，我说没有一幅不妙。”[15]当然，像这种工笔漫画，除了在丰子恺的装帧漫画中时有所见外，在他的漫画创作中尚属少数。
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在国内时看不到自己国家的长处，而一到国外，反而看得更加清楚了。丰子恺在日本虚心地学习，但他也在日本美术家的言论中领悟到了当初在国内时不易领悟到的东西。比如他读到了这样的文章:“支那绘画是日本绘画的父母。不懂支那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无理的要求。”另一位日本学者又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恰好比支流的小川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中加一种地方色，即成日本美术。”[16]丰子恺越是在日本感受到新鲜的事物，就越感到自己留日的时日短暂。1921年冬，丰子恺回到祖国。
四
丰子恺从日本归来后的最初几个月，仍复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职，同时又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等学校兼课。在中国公学中学部，他认识了此后与他缘分很深的朱光潜、匡互生等同道;在专科师范，他与同事陈望道亦意气相投，过从甚密。[17]1922年初秋，丰子恺赴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起初他是单身前往，次年春，他便把家人也都接了过去。丰子恺在白马湖畔有“小杨柳屋”。“小杨柳屋”与刘叔琴[18]的寓所相邻;而夏丏尊的“平屋”与刘薰宇[19]的居舍相邻，两对房子毗邻而筑，时人戏称为“夏刘”、“丰刘”。这四家人不分彼此，日常生活用品互通有无。
在夏丏尊等的召集下，一批实力派作家云集于白马湖，形成了被文学史家称为“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群体。白马湖作家群有着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即在彼此之间的友情中获取乐趣，在相互之间的艺术熏染中获取乐趣;他们有相近的文学风格，更有共同的理想——以“立人”为基本诉求，张扬艺术、提倡美育，在教育上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在春晖中学，丰子恺首先是学校里的美术、音乐教师(兼授英文)，他在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方面都有较多的努力，并为校歌谱曲。也是在白马湖，丰子恺走出了他作为文学家和漫画家的第一步。丰子恺的散文创作起步于《春晖》半月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篇散文就是《青年与自然》[20]和《山水间的生活》[21]。丰子恺漫画的起步也在春晖中学。据丰子恺自己回忆，他在白马湖作漫画，缘于春晖中学的一次校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对“那垂头拱手而伏在议席上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22]印象颇深，回家后就用毛笔把校务会议上的印象画了出来，并贴在门后独自欣赏。此画激起了丰子恺的极大兴味。此后他就经常把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译”作小画，又把对日常生活中有感的物事一一描绘出来。每次画完之后，他都会“得到和产母产子后所感到的同样的欢喜”。他开始勤奋作画，“于是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簏的反面，都成了我的Canvas，有毛笔的地方都成了我的Studio了”。[23]丰子恺最早发表的漫画就是在《春晖》半月刊上。1922年12 月16日《春晖》第4号上发表了《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两幅画，这是目前发现的丰子恺最早发表的漫画。丰子恺的漫画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最初发表在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的《我们的七月》(1924年)上。作此画时，丰子恺尚在春晖中学任教。
1924年冬，丰子恺由白马湖迁往上海，参与创办立达学园。他离开白马湖，是因为学校的进步教师与学校领导层在办学思想上发生了分歧。虽然主张改革的同人不少，也深受学生爱戴，但是他们不掌握行政大权，所以，他们越来越感到，只要“寄人篱下”，就不可能实现他们自己的教育理想。
五
1925年初，丰子恺与匡互生等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用民房，办起了立达中学，后因房租太贵又迁至小西门黄家阙路。同年夏，学校在江湾觅得一块荒地新建校舍，校舍建成后即改名叫立达学园。“立达”二字，取义《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句。
立达学园成立后不久，还成立了“立达学会”。在匡互生的授意之下，朱光潜执笔撰写了一份“立达宣言”，公开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而后之所以称“学园”，是表示“学园”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它既能令人联想到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风气，又包含把青年当成幼苗来培育的更为切实的积极意义。
丰子恺为创办立达中学出力甚多。他卖去了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所得700余元，别的同道又凑合了数百元钱，共1000余元就在虹口老靶子路的租屋上挂起了校牌。学校迁至小西门黄家阙路时，“在那里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旧得多。楼下吃饭的时候，常有灰尘或水滴从楼板上落在菜碗里。亭子间下面的灶间，是匡先生的办公处兼卧室。教室与走道没有间隔，陶先生去买了几条白布来挂上，当作板壁”。[24]办学的条件虽艰苦，但立达同人的办学热情却并不因此而减少，他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25]
立达学会于1926年9月创刊了《一般》月刊。丰子恺成了这份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丰子恺在立达学园时期编写、编译或翻译了许多艺术读物。美术方面的有《西洋美术史》《现代艺术十二讲》等;[26]音乐方面的有《音乐的常识》《孩子们的音乐》《音乐入门》《中等教科适用歌曲集》《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音乐与生活》等。同时他也写了众多艺术理论文章，如《中国画的特色——画中有诗》《美术的照相——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西洋画的看法》《乡愁与艺术——对一个南洋华侨学生的谈话》《一般人的音乐——序黄涵秋〈口琴吹奏法〉》等等。
1925年12月，丰子恺出版了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文学周报社)。至此，丰子恺开始正式走上了作为艺术家的起飞之路。
丰子恺正式从事散文创作始于1922年。到了立达时期，他的散文艺术趋于成熟，风格特征也开始显现。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出版于1931年。此后又相继出版了《子恺小品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子恺随笔集》和《缘缘堂再笔》等。
就在1925年12月丰子恺出版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的同一个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丰子恺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音乐的常识》。虽系编撰，亦具有音乐启蒙意义。自从《音乐的常识》出版后，丰子恺在这一时期又先后出版了《音乐入门》《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近世十大音乐家》《音乐初步》《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和《西洋音乐楔子》等音乐理论及普及读物。他用浅显而又生动的语言加以阐述，使音乐知识在现代中国大众中普及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其中的《音乐入门》，从1926年初版后重印了30余次，直到今天，中国的出版界仍在出版此书。
1927年的秋天，弘一大师在上海的丰子恺家小住一个月。丰子恺在《缘》一文中所述:“每天晚上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27]他俩晨夕一堂，弘一大师的言行、思想与品格以至信仰便又一次影响了他。终于，丰子恺发愿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皈依的地点就在江湾缘缘堂的钢琴边上，时间是1927年农历九月廿六日丰子恺29周岁的这一天。弘一大师为丰子恺取的法名是“婴行”。丰子恺皈依后，与弘一大师合作编有《护生画集》(第1集出版于1929年2月，开明书店)。
由于时局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立达同人曾满怀信心的立达学园日趋衰落。1933年4月22日，匡互生逝世。匡互生逝世后，学园同人于该年5月推选原教务主任陶载良为校务委员会主任继续维持学园的运作。[28]立达学园创办人之一的丰子恺自该年春起即长居故乡的缘缘堂，实际上已不多过问学园的事务。
1926年8月，开明书店成立。[29]1928年，由夏丏尊、刘叔琴、杜梅生、丰子恺、胡仲持、吴仲盐等八人发起，将开明招募股本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丰子恺除投股外，妻子徐力民也拿出私房积蓄，凑成一股以支持书店。丰子恺被选为公司的董事，后又任监事。1930年，开明书店创办了一份以中学生为对象的《中学生》杂志，夏丏尊为《中学生》的主编之一，丰子恺是编辑之一。[30]继《中学生》后，开明书店又于1936年1月1日创刊了一份以初中学生和高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重要的刊物《新少年》(半月刊)，仍由夏丏尊任社长，丰子恺、叶圣陶等为编辑，主编为顾均正。[31]在这个时期，丰子恺有大量的装饰漫画，即主要是为了书籍装帧、插图之需而作的漫画。丰子恺的装饰漫画主要分两类，一是书籍的封面、扉页画，二是书籍的插图及补白。此类画在丰子恺的漫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翻译方面，除了《苦闷的象征》外，他还翻译了田边尚雄的《孩子们的音乐》、黑田鹏信的《艺术概论》、上田敏的《现代艺术十二讲》、田边尚雄的《生活与音乐》、门马直卫的《音乐的听法》、森口多里的《美术概论》等，而他的许多艺术读物，许多为参照外文本而编写。
六
1930年正月初五，丰子恺的母亲钟芸芳病逝。丰子恺为了永远纪念母亲，服丧后即开始蓄须。是年秋，丰子恺患伤寒症，辞去教职，卧病嘉兴，居杨柳湾金明寺弄4号。
丰子恺于1932年迁回上海江湾旧宅。1926年，弘一大师曾指点丰子恺用抓阄的方法确定了他在上海的寓所为“缘缘堂”。这所谓的“缘缘堂”在当时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名称而已。丰子恺说这是“缘缘堂”“灵”的存在，这个“灵”足足跟随他达六七年之久。一直到1933年春(一说为1932年秋)，丰子恺终于给这个“灵”赋了形，他在他的家乡石门湾的梅纱弄里，也就是丰家老屋的后面，建造高楼三楹，“缘缘堂”终于堕地。赋了形的“缘缘堂”是由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一所中国式构造，近世风形式的宅院，完美地达到了丰子恺所追求的高大、宽敞、明亮，具有朴素深沉之美的要求。
丰子恺在缘缘堂生活期间，可以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利用堂内一二万册各类藏书，在这安谧宁静的气氛中勤奋著述，其间出版的漫画集、随笔集、文艺论著就有，画集:《云霓》《人间相》《都会之首》;随笔集:《子恺小品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丰子恺创作选》《缘缘堂再笔》以及《少年美术故事》;音乐著作:《开明音乐教本》《开明音乐讲义》;艺术论著:《绘画与文学》《近代艺术纲要》《艺术趣味》《开明图画讲义》《艺术丛话》《绘画概说》《西洋建筑讲话》《艺术漫谈》等。
每逢春秋时节，丰子恺也赴杭州小住，一来是变换一下环境，好去领略西湖的美景，二来也是为了几个孩子在杭州求学。1934年，丰子恺就在杭州觅得寓所，先住皇亲巷，后又迁至马市街，最后又居田家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不久，杭州也遭空袭。石门湾位于京杭运河的大转弯处，历来是军事上的要冲之地。丰子恺知道时局紧张，便取消了杭州的租屋，把其中书籍器具装船运回缘缘堂。11月6日上午，丰子恺开始画《漫画日本侵华史》，这是根据蒋坚忍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而作的漫画集。按照丰子恺的设想，此画集将和《护生画集》一样，以一文一图形式成册，希望能让文盲也看得懂。也像《护生画集》一样贱卖，能使小学生都有购买力。是日中午，石门湾的上空出现了日军飞机。日军终于在和平的石门湾扔下了罪恶的炸弹。这天傍晚，丰子恺暂时转移到三四里之外的南深浜。此后，丰子恺曾与大女儿陈宝、店员章桂等回缘缘堂取书物。这成了他与缘缘堂的最后一面。11月21日，雇船离南深浜。同行者有:岳母、妻力民、姐丰满、子女陈宝、林先、宁馨、华瞻、元草、一吟，连丰氏共10人。表弟周丙潮夫妇及婴儿等3人、店员章桂亦随行。
七
1937年11月21日，丰子恺率全家告别故乡，踏上了逃难之路。次年1月，缘缘堂终被毁于战火。
丰子恺走上了万里跋涉之路。他率领全家经杭州奔桐庐，径直投奔马一浮。[32]由于日军迫近，且丰子恺又有一家老小，他终于只在桐庐住了一个月左右，于同年12月21日雇船溯江而上，重新踏上了逃难之路。不久，马一浮也迫于战事，离开桐庐去了江西。丰子恺离开桐庐后，经浙江兰溪、江西上饶、樟树镇，接着抵达萍乡。在萍乡，他遇上当年在上海时的学生萧而化，并在那里的乡下暇鸭塘暂住度过1938年的春节。此时，长沙开明书店陆联棠来函邀请，丰子恺便又告别了萍乡于3月12日抵湘潭，13日抵长沙，安顿家小后，他又偕了两个女儿赴汉口。[33]汉口是当时的文化人云集之地，也是抗日的宣传中心，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4月，该协会出版《抗战文艺》，丰子恺也成了该刊的编委。
丰子恺在汉口逗留了两个月左右。九江失守后，丰子恺不得不再度转移。这时，桂林师范学校的校长唐现之来信邀请他赴该校任教，丰子恺便于1938年6月到了桂林。[34]
1938年底，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委托马一浮转言，说竺可桢校长欲邀请丰子恺为该校的艺术指导。[35]1939年4月，丰子恺前往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在浙江大学，丰子恺又于1941年为学生新增新文学课，升任为副教授。丰子恺任教于浙江大学的时间是1939年4月至1942年11月。他任的是艺术指导，授艺术教育、艺术欣赏等课程。[36]
1939年8月，日军攻南宁，宜山亦危在旦夕。迫不得已之中，浙江大学决定迁往贵州，但师生需要各自设法逃难。丰子恺于1940年元旦到达贵州都匀的一个月后，浙江大学又迁至遵义。他初居城内，继居城外罗庄，最后则在南潭巷的熊宅定居下来。丰子恺是爱替住宅取名的。熊宅是一座楼房，窗明几净，环境幽雅。有一天晚上，丰子恺在窗前独酌，但见月明星稀，恰与楼前流水相映成趣。他想起了苏东坡改写的《洞仙歌》中的句子:“时见疏星渡河汉。”于是就给自己的居宅定名为“星汉楼”。1941年秋，他在浙江大学升任副教授。在课余，他完成了重绘旧作的工作，编成《子恺漫画全集》(1945年1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在“星汉楼”的日子里，他还出版了《艺术修养基础》《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客窗漫画》以及与学生萧而化合编的《抗战歌选》第一、二册。《子恺漫画全集》是丰子恺在抗战时期对旧作的重新绘制。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在泉州圆寂。丰子恺获知弘一大师圆寂的消息是在大师西逝后第五天。那是1942年10月18日的早晨。1942年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邀请丰子恺到重庆该校任职。[37]10月18日早晨，丰子恺正在遵义的住宅“星汉楼”中整理行装。这时，邮差突然送来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报告弘一大师圆寂的消息。丰子恺接到电报后，心里自是一阵悲恸。他下意识地走到窗前，望着长空沉默了几十分钟。然后，他发了一个愿，即决定替弘一大师画像一百幅，分寄各省信仰大师的人。11月中旬，丰子恺全家迁居重庆，连应酬加疾病，他在次年1月方才动笔绘像。他先一口气连画10张，分别寄给福建、河南诸信士。另外90幅，准备一面接洽索画人，一边为之绘作。
弘一大师圆寂以后，夏丏尊的身体亦日复一日的衰弱。尤其是1943年底夏丏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捕去后，肺病复发，健康状况更为恶化。1945年，夏丏尊又患肋膜炎。1946年4月23日，夏丏尊逝世。
1942年11月，丰子恺告别浙大抵重庆沙坪坝，并于下旬在重庆夫子池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展出逃难以来所作彩色人物风景画。后就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1943年秋辞职。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
八
1946年7月3日，丰子恺踏上了还乡之路。他取道绵阳、广元、汉中、宝鸡、开封等地先抵达武汉。路途虽艰辛，但也能遇上得知他大名的百姓的协助。他在武汉，为了解决盘川，举办过画展，然后乘江轮至南京，并于9 月15日由南京乘火车到达上海。
在上海，丰子恺在学生鲍慧和家住了几天，即赴故乡石门湾凭吊他当年的缘缘堂。当年的缘缘堂已不知去向，只有一排墙脚石，表示这即是缘缘堂的所在之处。1947年3月11日，丰子恺在杭州入住位于招贤寺边上的一所平屋，即当时的静江路(今北山路) 85号。
1946年12月，钱君匋在万叶书店为他出版了第一册彩色漫画集《子恺漫画选》;[38]1947年，他又先后出版了《又生画集》《劫余漫画》《幼幼画集》《音乐十课》; 1948年年初又出版了《丰子恺画存》。他也写了许多记述逃难生活的散文和一些儿童故事。
在杭州，丰子恺与许钦文、易昭雪、郑晓沧、郑振铎、马一浮、舒国华等多有交往，也曾赴沪拜访内山完造、梅兰芳等文化名人。[39]
丰子恺在杭州应邀参加了两次画展。第一次由浙江美术会举办，第二次由民众教育馆组织。主办者当然知道丰子恺是能为画展增光的人物，于是派人前来借画，丰子恺各为画展提供了两幅漫画。两次画展均有一幅画被偷。事后，丰子恺说:“我现在好奇心发，颇想知道:这人是谁，为什么肯为了我这张画，而不惜辛苦，不怕冒险，动手去偷?我仔细地想，他一定不是为利。若为利，偷画去卖，一定不偷我的画，而另偷别的名家的墨宝。因为我已定润格卖画，而润格不高，即使卖脱，所得也很有限，犯不着辛苦冒险的。结果不为利，那么难道真是偏好我这种‘尝试成功自古无’的画，而无力出润笔，就不惜辛苦冒险。”于是丰子恺认为此人一定是“知己”，就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愿意替他偷得的画题上一款:“某某仁兄大人雅正”，以酬劳他的辛苦和冒险。他诚招窃画人，说:“这不是谎话，我以人格担保。如果这人拿了画来访，我立刻题款奉赠，决不扭送警察，也决不对外界任何人宣布‘偷画的原来是某人’。”丰子恺为此人想得格外周到:“你持画来访时，倘座上有外客，使你不便的话，你只说:‘这画请加题上款某某’，不必说别的话，我就心照不宣了。至于我的地址，你大概是知道的。”[40]
1948年秋天，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邀请他同游台湾，他欣然地带着幼女一吟与章锡琛一家同登旅程。[41]丰子恺到了台北后，下榻于中山北路开明书店隔壁弄内的一个文化招待所。他在台北，见到了学生萧而化。10月的一天，他在中山堂举办画展，又见到了与他十分有缘的女作家谢冰莹。10月13日晚8时至8时15分，丰子恺在台北广播电台作了15分钟以“中国艺术”为题的广播演讲。丰子恺这次在台湾，曾为《台湾人报》题报头。
1948年11月23日，丰子恺偕幼女由台湾抵厦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南普陀寺凭吊弘一大师的故居。丰子恺在南普陀寺，意外地与广洽法师相遇。[42]广洽法师在抗战爆发后去了新加坡，在这之前，他长期亲近弘一大师。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在厦门佛学会作了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演讲中他提出了所谓的“三层楼喻”。
1949年1月，他的家属们也先后抵达厦门，他们就在古城西路43号租屋住下。也就是在这时，丰子恺赴泉州谒弘一大师圆寂之地。他在泉州期间，受到当地佛教界的热烈欢迎。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给丰子恺看。此信正是当年他寄给弘一大师的，信上，“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顿时跳至眼前。于是他发愿立即绘作《护生画三集》70幅。丰子恺在厦门绘护生画，闭门谢客三个月。丰子恺完成了《护生画三集》后，根据章锡琛的提议，他给住在香港的叶恭绰先生写信，请求为画集题字，并很快得到允诺。[43]于是，丰子恺于4月初亲自携画赴香港拜会叶恭绰先生。
丰子恺这回赴港，除了请叶恭绰先生书写《护生画三集》中的诗文外，再一个就是要在香港举办画展。画展于4月15、16日两天在花园道圣约翰礼拜堂举行，由于参观者众多，就又于19、20日在中环思豪大酒店续展。画展结束后，丰子恺被请到培正中学发表演讲，校方还特约将画展移到该校图书馆再展出两天。4月23日，他乘飞机返回上海。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子恺决定在上海定居。初至上海，暂住在闸北西宝兴路汉兴里的学生张逸心家，不久在同一弄内觅得一屋。[44]7月4日，他应万叶书店主人钱君匋之请迁往南昌路43弄(邻园村) 76号。1950年1 月23日，他又迁入福州路631弄7号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旧宅。他在此一住就是四年半，一直到1954年9月1日，丰家迁居陕西南路长乐村的一幢西班牙式寓所，直至终老。
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一个室内小阳台，阳台中部有一个梯形的突口，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丰子恺就选择了这个室内阳台作为自己的书房。他坐在室内，可以从天窗上看到日月运转。根据这个特点，丰子恺又给自己的新居取名为“日月楼”。名字取定后，他又顺口诵出一句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下联征上联，为此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先生拟了一句“琴诗影里琴诗转”，而马一浮先生则拟了“星河界里星河转”，并书写后送给丰子恺。这即是一直挂在日月楼中，陪伴着丰子恺晚年一切写作活动的名联:
星河界里星河转
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回到上海的最初几年，他一直为在杭州建弘一大师纪念塔而努力。按照丰子恺的本意，他原想在杭州建弘一大师纪念馆。为此，他也曾跟杭州的有关部门联系，后终因种种原因而改变计划。关于建纪念塔，这原本也是早就应该做的事，因弘一大师生前曾嘱咐不得为身后事募化，所以佛教界内部亦不便违逆弘一大师之遗愿而自行募款建塔立碑。基于这种情况，丰子恺下决心独力立碑。消息传开后，钱君匋、章锡琛、叶圣陶、黄鸣祥、蔡吉堂等纷纷支持，终于合力于1953年9月在杭州虎跑后山为弘一大师筑舍利塔一座。塔身“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由马一浮题写。1954年1月10日，丰子恺、马一浮、钱君匋等数十人冒雨参加了落成典礼。纪念塔建好后，丰子恺曾请上海的画家画了一大幅弘一大师遗像，又请了几位画家合作了两巨幅山水风光，他自己则写了一副对联挂在石塔下面的桂花厅里，借此装点湖山美景。
1949年后，由于主客观诸方面的原因，丰子恺决定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苏联文化或俄罗斯文学方面的翻译工作。要做这项工作，就必须精通俄文，但他除了在日本学过一丁点俄文外，几乎没有学习俄文的经历。然而对于学外语，丰子恺似乎有很高的天赋，53岁的他，居然毫不犹豫地攻读起来。1952年年底，丰子恺译完31万字的《猎人笔记》，耗时五个月零五天，并于1953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于1955年重新出版。从1952—1956年，他已从俄文翻译出版了十多册音乐美术参考书(部分与人合译)，此外也从英、日文翻译了一些书籍。
大约从1961年8月开始，丰子恺投入了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以往，他虽翻译过不少日文书籍，但这次译《源氏物语》却是最为投入，并深感欣慰。丰子恺早在日本游学的时候，就曾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过《源氏物语》的原著，因为那是日本古文本，读起来不容易理解。后来，他有过一本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之后，感觉上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于是爱不释手。为了《源氏物语》，他后来下苦功夫学过日本古文，曾把《源氏物语》的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当然，尽管丰子恺喜爱《源氏物语》，但在当时，他并没有决心翻译它，也没有这个机会。《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自英国的瓦勒(Arthnr Naley)于20世纪20年代初选译了这部巨著后，美、德、法诸国先后有了全译本问世。而在日本，用现代语译出的，也有与谢野晶子、洼田空穗、谷崎润一郎、丹地文子等人。由于这部巨著卷帙浩繁(近100万字)、人物众多(出场人物达440多人)、情节复杂，加上日本古语艰深以及时代、环境等客观原因，长期以来在中国几乎无人敢于问津译事。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翻译出版一批日本古典名著，其中对较深奥的经典著作，出版社还专门约请了学识渊博、日文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担任译者。《源氏物语》先由钱稻孙先生译成前五帖，后因故没有译下去。出版社遂又决定由丰子恺承担译事。丰子恺对承担这项艰难的工作似乎感到十分荣幸。他写了一篇随笔《我译〈源氏物语〉》，自豪地说:“只有中日两国的文学，早就在世界上大放光辉，一直照耀到几千年后的今日。”又说:“直到解放后的今日，方才从事翻译;而这翻译工作正好落在我肩膀上。这在我是一种莫大的光荣!”[45]
根据丰子恺自己预计，这项工作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译毕，1965年可以出书。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译本准备出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于是译稿一搁就是15年之久，直到1980年其上册才得以问世，先后分上、中、下三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此时丰子恺早已作古了。
丰子恺自是一位受到各方尊重敬仰的人物。1949年后，在他的名下挂上了一大串头衔。至1959年末，他已担任了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外文学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辞海》艺术分册主编等各种职务。1960年6月，他受聘担任了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1962年起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此外，他还是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委员。
丰子恺的头衔多了，少不了参加各种会议。其中，他数次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成了他难忘的经历。1959年4月，他首次赴京出席第三届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每次去北京也都会见到许多新老朋友。他与俞平伯神交数十年，还是这时期在北京有一次见面的机会。他对与新朋老友的会见显然无限怀念。他在一封致常君实先生的信(1959 年5月20日)中表示:“回思在京近一个月，宛如一热闹之梦，事迹多不胜收。其中与新朋旧友之会晤，尤为印象深刻。”[46]
1961年的秋天，丰子恺也曾随上海政协参观团访问江西。他们先后到了南昌、吉安、井冈山、赣州、瑞金、兴国、抚州、景德镇等地。在南昌的烈士纪念堂参观，使丰子恺很受感动。他在《化作春泥更护花——参观江西革命根据地随笔》一文里说:“江西人民用千百万生命来换得了胜利!这些烈士的血化作了革命的动力，激励了全国人民的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瞻仰烈士纪念堂之后，想起了古人的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诗看似风雅优美，其实沉痛悲壮;看似消沉的，其实是积极的。这就是‘化悲愤为力量!’我把这两句诗吟了几遍，胸中的郁勃才消解了些。”[47]所以，这些年来的丰子恺对今昔生活常作对比，从而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
从1954年搬入日月楼至1966年，丰子恺过了12年的安定生活。在这些年中，他几乎每年春秋都会出游，其中去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他的第二故乡杭州。他每次出游归来，都有一些散文、漫画新作问世。这便是他在这些年间游记作品特别多的一个原因。
在这些年中，他也没有忘记纪念弘一大师。1957年，他编了《李叔同歌曲集》，交北京音乐出版社于次年1月出版。1957年是弘一大师逝世15周年，新加坡广洽法师辑集有关弘一大师在家时热心文教工作之论著在新加坡出版《弘一大师纪念册》，丰子恺为之作序。1956—1957年，他又连续写下了《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等缅怀先师的文章。1962年，由广洽法师捐款，丰子恺编《弘一大师遗墨》在上海印行，作非卖品刊行。1964年，丰子恺又整理当年夏丏尊编《李息翁临古法书》作为《弘一大师遗墨》的续集由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募印发行。
丰子恺在这些年间也没有忘记续作护生画的第四第五集。《护生画四集》(80幅)于1961年年初在新加坡出版。《护生画四集》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以及丰子恺的其他友人均建议提前绘作第五集护生画。丰子恺本人也有此意。他说:“第五集，照理须在弘一大师九十冥寿时出版。但人世无常，弟倘辜负此愿离去婆娑，则成一大憾事。因此，催弟提早画第五、六(圆满功德)者，不乏其人。弟私心亦极想如此。”[48]第五集护生画后终于在1965年8月下旬全部完成。9月即由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出版。
1965年，广洽法师回国观光，丰子恺陪同他游览了苏州、杭州等地。而在杭州时，丰子恺特意安排了他与马一浮的会面。
十
作为上海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丰子恺免不了要对一些文艺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丰子恺在谈这些意见时，显然与他直抒胸臆的秉性很相符。
1956年，他写了一篇《谈“百家争鸣”》并于次年7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用美术上的譬喻来发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见。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同美术上的“补色调和”一样:“在文艺上，在学术上，尽管意见分歧，尽管花样繁多，然而因为异途同归，所以相得益彰。‘争鸣’，表面上看似对抗的，相反的，而实际上是互相补足的，互相调和的，就同红补足绿，蓝补足橙一样。”他又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构图法中的“多样统一”一样:“在文艺上，在学术上，尽管各持一说，各成一家，然而具有共通的动机，符合共通的目标。”同年，他画过《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发表于1956年11 月25日的《新闻日报》上。特定的历史背景似乎让丰子恺也想用漫画的形式来说几句话。画面上是三个奇形怪状的女子，或是高髻，或是广眉，或是大袖。画上有画题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画题下又题曰:“《后汉书·长安城中谣》。注云: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这幅画的讽刺意味是很明显的，丰子恺在题字中也已点明，即“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这里的“好”自然是画家不以为然的了，而“下必甚焉”的“甚”同样也是画家深恶痛绝的。“天真”的丰子恺很是为此画得意过一阵，甚至在1957年1月1日《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元旦小感》以解释之。他在文中明确表明了他自己的期望:“近来有些号召提出之后，我似乎看见社会上有许多同这三个女人一样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因此画这幅画。”又说:“我但愿1957年以后不再有这种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出现。”1957年后，国内出现的情况自然不能如画家所愿。所幸丰子恺未被戴上“右派”的帽子。1961年9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章正续、施怀曾撰写的《小中见大，个中见全——丰子恺谈漫画》一文，对丰氏的漫画给予肯定。1962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为丰子恺拍摄了一部记录短片《画家丰子恺》。
1962年5月9日，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隆重召开。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会场，气氛严肃而又热烈。每一位代表的发言都牵动着听众的神经。当时丰子恺已是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的演说，自然格外引人注目。(该发言后来在1962年5月12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时候，题目为《我作了四首诗——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
丰子恺的发言十分简短，实际上只是解说他新近作的四首诗。为此他说:“就同我的画一样寥寥数笔，不能作几小时滔滔不绝的冠冕堂皇的发言。”这四首诗是:
创作先须稳立场，丹青事业为谁忙?
名花从此辞温室，移植平原遍地香。
创作源泉何处寻?人民生活最关心。
繁红一树花千朵，无限生机在此根。
思想长兼技术长，士先器识后文章。
芝兰朴素香千里，毒草鲜艳弃路旁。
名言至理可书绅，艺苑逢春气象新。
二十年来多雨露，百花齐放百家鸣。
他对前两首诗未作详解，对第三首也只是稍微强调了一下思想与技艺的关系。但他把重点放在了第四首诗上，其意亦多少是针对当时的文艺现象的。所以他强调:
关于最后一句“百花齐放百家鸣”，我还有一点意见。百花齐放已经号召了多年，并且确已放了许多花。但过去所放的，大都是大花、名花，大多含有意义。例如梅花象征纯洁，兰花是王者之香，竹有君子之节，菊花凌霜耐寒。还有许多小花，无名花，却没有好好地放。“花不知名分外香”，在小花、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也都应该放，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再说:既然承认它是香花，是应该放的花，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不要“帮”它生长，不要干涉它。曾见有些盆景，人们把花枝弯转来，用绳扎住，使它生长得奇形怪状，半身不遂。这种矫揉造作，难看极了。种冬青作篱笆，本来是很好的。株株冬青，或高或矮，原是它们的自然姿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仿佛砍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丰子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会场上的掌声长久而又热烈，谁都没有想到，这位平时言语不多，看上去平和悠然的丰子恺居然在会上作了如此振奋人心，措辞铿锵有力的发言。
8月，他又在《上海文学》第35期上发表随笔《阿咪》。随笔写的是他自家的一只可爱的猫。若是在今天，这样的讲话，这样的随笔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在当时，则极易惹出麻烦。巴金在他的《怀念丰先生》一文中回忆说:“今天我还隐约记得的只是他在1962年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简短的讲话，他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反对用大剪刀剪冬青树强求一律的办法，他要求让小花、无名的花也好好开放。三个月后他又发表了散文《阿咪》。这位被称为‘辛勤的播种者’的老艺术家不过温和地讲了几句心里话，他只是谈谈生活的乐趣，讲讲工作的方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反’什么，要向什么‘进攻’。但是不多久台风刮了起来，他的讲话，他的漫画(《阿咪》的插图——“猫伯伯坐在贵客的后颈上”)一下子就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毒草。”[49]事实上连同被批评的还有那幅《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理由是他不写工农兵形象，只写猫狗;不歌颂社会主义，反而去描写黑暗面。于是丰子恺干脆把精力投入到日本文学巨著《源氏物语》的翻译之中，以此亦可回避主观意识很强的创作。
丰子恺的这些言论和作品虽然遭到了某些批评，但是还算幸运，他没有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牵连。不知是祸福循环，还是阴阳交错，他终于还是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噩梦。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是在这一年的3月里，丰子恺还游览了杭州、绍兴、嘉兴等地，不料回来未逾两个月，他就变成了一个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且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揪出去示众，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批斗，这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丰子恺来讲已成了家常便饭之事。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闹剧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这时，佛教思想在丰子恺的生活中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像一个参禅者冷眼看待千丈红尘中的一切。对于他来讲，坐“牛棚”就是坐禅，批斗就是演戏，过江游斗是“浦江夜游”，被审讯是上了一回厕所……丰子恺在乡下劳动接受“改造”，为此他也有一段打油诗般的戏言:“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丰子恺总是尽一切可能向家人隐瞒自己在外面受的苦难。家人对他的这番苦心了如指掌，为了不伤害丰子恺的心，家人们总是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尤其是每天一斤黄酒，总会设法向他提供。诚然，丰子恺当时的生活十分寂寞而凄惨。他有一则日记记述了他一天的生活:
六时起身
七时早餐
八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自由主义、老三篇
十时休息，整理衣物，洗脚
十二时午餐
十四时学习毛主席语录
十六时休息，抄写思想交代
(二十时半就寝)
全日无客来
全日不出门[50]
那个时候丰子恺睡觉经常是不脱衣服的，此所谓“和衣而卧”。这种习性的养成实在也非常悲哀与无奈，因为当时他会随时被通知参加批斗。
丰子恺的境遇终于因一场大病而有了“转机”。那是在1970年年初，他因在乡下劳动受风寒。2月起患上了中毒性肺炎，不得不住院治疗。肺炎好转后，肺结核又长期与他纠缠。这一场大病，客观上救了他，因为他可以凭病假单在家全休了，此亦可谓因祸而得来的“福”。
1972年年底，丰子恺得到上海画院的通知，说对他的“审查”已经结束，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
这六七年来，丰子恺不曾离开上海，心里早已觉得气闷，如今这一“解放”，他立即于1973年3月作了杭州之行，算是对湖山的告别。
他开始在不能公开的状态下进行文艺活动，对于他而言，此乃“地下活动”，并逐步发展到作画、写文、翻译三管齐下的地步。他写诗，这个时候有了《红楼杂咏》34首，咏《红楼梦》中的34个人物，多少也是他对世相的一种看法; 1970—1972年，他先后译出日本著名古典文学《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于1971年译出了汤次了荣解释的《大乘起信论新释》。
1971年，一项新的创作活动在丰子恺的笔下进行了。这就是创作散文《缘缘堂续笔》。这个计划早在50年代末由他的幼女丰一吟提出。因为丰子恺的散文一向以“缘缘堂随笔”而著称。以往曾有过《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现在再有一个《缘缘堂续笔》就好了。丰子恺以为这个设想很好，但那时他忙于译事，一直没有实现，如今他却真的动手写作。《缘缘堂续笔》一共写了33篇。说来也别有意味，丰子恺在写这些散文时，正值社会动荡、诸害猖獗的年代，可他的文章，一篇篇几乎都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遥远的往昔。散文《暂时脱离尘世》是一篇颇能引起人们深思的作品。作品首先引用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小说《旅宿》中的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欢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丰子恺表示赞同夏目漱石的话，说他是“一个最像人的人”，并且认为人们喜欢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初读此文，颇能让人觉得丰子恺是在宣扬一种暂时脱离尘世主义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中曾有一种被人称为飘然的格调和消极的情绪。像他早期的散文《渐》《大账簿》《秋》等作品里，多少流露出来一种对人世的怅惘、不解、苦闷的哀叹。为此，他自己说他那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么，晚年的丰子恺，他此时的超脱尘世的处世哲学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蔑视。丰子恺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他不屑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他在《暂时脱离尘世》一文里可怜那些随浊流而沉浮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做人应该如此吗?“不，做机器应当如此。”[51]作品告诉人们，他，丰子恺是不会做机器的。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正直、真率的丰子恺即使不能公开地写，公开地画，但也决不会迎合那种丑恶的世相，更不会听任恶势力的摆布。
《暂时脱离尘世》是理解《缘缘堂续笔》的一个注脚。正直、真率的丰子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蔑视淫威，坚持写作，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了一种令人感叹的境界。作为一代漫画家，丰子恺没有忘记对自己的漫画作一次最后的审视。1971年，他选择了平生漫画中自爱之题材，一一重作成套，名曰《敝帚自珍》，并作了一篇序: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谴世虑也。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从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52]
1961年，《护生画四集》80幅在新加坡问世。也许丰子恺自知世寿无多，《护生画集》第五集90幅在1965年8月就宣告完成，9月即在新加坡发行。至于最后的《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这便是丰子恺于“文化大革命”中在一无资料，二无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地下活动”于1973年完成的(1979年10月在香港出版。丰氏于1975年去世)。这种不为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为病魔的侵扰而退馁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不可思议的。《护生画集》第六集完成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丰子恺绝对没有机会将书画稿寄给广洽法师，书信中亦不便提及。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广洽法师再次回国时才将画集携至新加坡，后在香港出版。丰子恺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集，标志着他与弘一大师共同制定的护生宏业的功德于此圆满。他把画稿交与朱幼兰保存。[53]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丰子恺似乎是在有意安排每一件事情:作护生画最后一集、重译《旅宿》、绘《敝帚自珍》、赴杭州、回故乡……
1975年8月上旬，丰子恺的右手手指麻木，热度持续不退，继而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经医院检查，诊断出丰子恺患了右叶尖肺癌，且已转移至脑部。丰子恺是在9月2日被送入华山医院的。1975年9月15日中午12时零8分，丰子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9月19日，由上海画院发讣告，丰子恺的追悼会由上海画院出面在龙华火葬场大厅举行。画院里的画师们凡是走得动的，几乎都来了。上海市文化局有关方面负责人沈柔坚到会表示悼念，并向丰氏家属徐力民女士作了慰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上海画院等单位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陈望道、苏步青、郭绍虞、刘海粟、吴梦非、刘质平、唐云等。追悼会由画院负责人主持，画院革委会负责人致悼词，三十多年老朋友蔡介如代表生前好友致词，丰氏长女丰陈宝代表家属致答谢词。参加追悼会的有画院画师，有丰氏生前好友、私淑弟子及丰氏家属子女共约百余人。追悼仪式结束后，哀乐声中，到会者怀着沉痛的心情，缓步绕过灵床，向丰氏遗体告别。
1978年6月5日，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作出复查结论，撤销原审查结论，为丰子恺先生平反昭雪。1979年6月28日，由上海市文化局、文联、画院出面，为丰子恺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将骨灰安放在上海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室。
从1979年6月28日起，他的骨灰一直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安放处。此后，丰子恺的亲属希望能“叶落归根”，此愿望于2006年得以实现。2006年4月22日上午，丰子恺的骨灰安放到故乡原来的衣冠冢内，与夫人徐力民及二位胞姐妹合葬在一起。墓地现由桐乡市人民政府修缮。
[1]丰子恺:《旧话》，载1931年6月1日《中学生》第16号。
[2]丰子恺:《旧话》，载1931年6月1日《中学生》第16号。在丰子恺的表述中，从李叔同学画的时间有差异。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载1943年5月《中学生》第63期)中丰子恺说:“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在《画家之生命》(载1920年4月《美育》第1期)中也说:“乙卯予从李叔同先生学西洋画，写木炭基本练习数年……”李叔同(1880—1942)，天津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佛门高僧。1901年入南洋公学，1905年出版《国学唱歌集》，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奠基人之一。1905年秋赴日本留学，1906年夏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入学前在日本创办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入学后于1906年末与同学一起创办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次年参加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为中国话剧的开创者之一。1911年3月毕业回国。1912年春任《太平洋报》画报副刊主编，同年秋应经亨颐之邀任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在中国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并创作出众多脍炙人口的学堂乐歌作品，其中有中国第一首合唱曲《春游》。在校任教期间培养出一批艺术界、文化界名流。1918年夏出家为僧。苦研南山律宗，被列为中国现代四大高僧之一、振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3]丰子恺:《悼丏师》，载1946年5月16日《川中晨报》“今日文艺”副刊第11期。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教育家、文学家。1905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1907年跨考东京高等工业学院。一年后辍学回国，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师，任教国文，兼任舍监，历经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传播新文化，为学校“四大金刚”之一。“一师风潮”后离校，历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上虞春晖中学、暨南大学等教职。主持开明书店编务。1936年当选为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主席。
[4]吴梦非(1893—1979)，浙江东阳人，现代著名美术、音乐教育家。1908年进入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爆发时曾一度辍学，1912年复作为初级师范肄业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跳级而成了两级师范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的学生并成为李叔同到校任教后的第一届学生，且被推为班长。1919年，吴梦非和刘质平、丰子恺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吴梦非还主持过中华美育会，主编《美育》杂志。1930年，吴梦非编译了中国第一部《和声学大纲》，同时还编写了许多音乐教育读物。1949年后，吴梦非先后任浙江省文化局秘书、浙江省文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音乐学院教务处副主任等职。刘质平(1894—1978)，原名毅，浙江海宁人，音乐教育家。
[5]弘一大师致李圣章信，收《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48页。
[6]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载1931年1月1日《中学生》第11号。
[7]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载1931年1月1日《中学生》第11号。
[8]丰子恺:《读〈读缘缘堂随笔〉》，载1946年9月《中学生》第179期。
[9]丰子恺:《暂时脱离尘世》，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663页。
[10]竹久梦二(1884—1934)，日本冈山县邑久郡人。早年自早稻田实业学校毕业后，苦学自修成才，成了日本著名的漫画家。在一般日本人的印象里，竹久梦二是以他绘画事业后期的“美人画”而著名的。而丰子恺则对其早期漫画更为钦佩。据丰氏1946年4月1日致《导报》编者信称，竹久梦二的漫画集是在东京神田区一带旧书店中搜求到的。
[11]丰子恺:《谈日本的漫画》，载1936年10月1日《宇宙风》第26期。
[12]丰子恺:《漫画浅说》，载1925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6卷第11号。
[13]丰子恺:《绘画与文学》，开明书店1934年5月版。
[14]蕗谷虹儿(1898—1979)，以绘画技法的细腻著称，被誉为工笔漫画家，虽然如此，他的画意则颇为深邃。他在画集《悲凉的微笑》自序里这样说:“我的艺术，以纤细为生命，同时以解剖刀一般的锐利的锋芒为力量。”参见鲁迅《蕗谷虹儿画选·小引》，朝花社1929年1月版。
[15]朱自清:《〈子恺画集〉跋》，开明书店1927年2月第1版。朱自清(1898—1948)，江苏东海人，文学家。1919年开始创作发表新诗，后又涉笔散文。1920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6]参见丰子恺《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载193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1号。
[17]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安徽桐城人。留学英、法获文学博士学位。后曾在春晖中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曾任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匡互生(1891—1933)，名颂英，字人俊，号互生，湖南邵阳人，1915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学习，1919年5月4日，北京各高校学生示威游行，至赵家楼曹汝霖宅时，首先攀墙破窗而入，并举火焚烧。五四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后曾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立达学园等;陈望道(1890—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与陈独秀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系《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译者。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教职，复旦大学校长等。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委。
[18]刘叔琴(1892—?)，别名祖征，宁波镇海人，曾任浙江省立宁波第四中学校长及立达学园、国立劳动大学教职和开明书店编辑。
[19]刘薰宇(1894—1967)，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曾赴法国巴黎大学攻数学专业。著有《开明中学数学教本》《趣味数学》《数学园地》等。
[20]丰子恺:《青年与自然》，载1922年12月1日《春晖》第3号。
[21]丰子恺:《山水间的生活》，载1923年6月1日《春晖》第13号。
[22]丰子恺:《〈子恺漫画〉卷首语》，文学周报社1925年12月版。
[23]丰子恺:《〈子恺漫画〉卷首语》，文学周报社1925年12月版。
[24]丰子恺:《立达五周纪念感想》，初收《缘缘堂随笔》，(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月版，文末署“一九三〇年作”。
[25]参见匡互生《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收《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19页。
[26]丰子恺在开明书店1929年5月初版的《现代艺术十二讲》的序言中曰:“立达学园开办西洋画科凡三年。今年暑假第一次毕业后，即行停办。我为此三班美术学生译述三种关于艺术知识之讲义:为一年级生述艺术概论，为二年级生述现代艺术，为三年级生述西洋美术史。一年级与三年级两种讲义稿，已蒙开明书店排印为《艺术概论》及《西洋美术史》两书，于两月前出版。今再将二年级讲义稿付印，即此《现代艺术十二讲》。”
[27]丰子恺:《缘》，载1929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6号。
[28]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以后，立达学园迁往四川隆昌。1947年，立达学园迁回上海，落址松江。1953年，立达学园由政府接管，改名为松江第三中学。2003年4月18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举行由原松江三中转制的松江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立达中学揭牌仪式，立达学园第31届校友梁灵光和第63届校友李金生为立达中学揭牌。匡互生先生的女儿，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匡介人(第39届校友)作为嘉宾出席的揭牌仪式。至此，立达之名重新在上海恢复。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复名后的立达未能使用“立达学园”而只用了目前通称的“中学”。陶载良(1898—?)，江苏无锡人，1919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科，曾任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师，1925年与匡互生、丰子恺等共同创办立达中学，匡互生逝世后，长期执掌立达校务。
[29]在20世纪初，亦有一家“开明书店”，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夏颂莱(清贻)创办，曾出版《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等。1903年，译书汇编社出版李叔同译《国际私法》一书，即由开明书店发卖。
[30]1939年5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复刊，丰子恺是七人编委会成员之一。
[31]该刊因“八·一三”战事而停刊。1945年7月在重庆复刊，改刊名为《开明少年》。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
[32]马一浮(1883—1968)，乳名锡铭，幼名福田，号湛翁，晚号蠲叟，或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生于四川成都，1888年随父返回浙江，自幼聪颖过人，国学家。
[33]陆联棠，资深出版人，长期供职于开明书店、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重要出版机构。
[34]唐现之(1897—1975)，广西灌县人，教育家，桂林师范学校校长。
[35]参见丰子恺《教师日记》，万光书局1944年6月第1版。另据应向伟、郭汾阳编著《名流浙大》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91页)、《风流千古“缘缘堂”——艺术大师丰子恺》一文，除郑晓沧转述竺可桢邀请外，同时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主任孟宪承亦相邀他早日成行;郑晓沧(1892—1979)，浙江海宁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教育家。
[36]关于丰子恺应聘浙江大学的时间，应向阳、郭汾阳编著《名流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91页)一书介绍为1939年4月，而李曙白、李燕南编著《西迁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140页)则介绍为1939年3月。
[37]陈之佛(1896—1962)，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家、画家。浙江慈溪人，1918年赴日本学习工艺。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大学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38]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人，现代艺术家、出版家。
[39]许钦文(1897—1984)，浙江绍兴人，作家。易昭雪，浙江杭州人，著名牙医。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艺术史家和收藏家、训诂家。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中国文学研究所，为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舒国华(1898—1965)，浙江东阳人，法政大学毕业。1937年入浙赣铁路局任职，居当年杭州里西湖静江路37号。根据1945年8月浙赣铁路东段管理处人事室编的《浙赣铁路东段管理处职员录》，舒国华为副处长。舒国华曾自印《丰舒诗画集》，遐翁题封面;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长期在中国经营内山书店，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梅兰芳(1894—1961)，祖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戏剧家，中国京剧代表性人物。
[40]参见丰子恺《告窃画人》一文，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43页。
[41]据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91页，1948年“9月18日”条目:“丰子恺因好友邀请由杭携作品四十八件来沪，日内赴台北举办画展。(《申报》)”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绍兴人，出版家。
[42]广洽法师(1901—1995)，福建南安人，弱冠在厦门南普陀寺出家，追随弘一大师。抗战时赴新加坡弘法，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
[43]叶恭绰(1881—1968)，号遐庵，广东番禺人，清末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清铁道督办，民国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交通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国学馆馆长、铁道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44]张逸心(星)，又名张心逸，丰子恺在石门湾缘缘堂时期私授(日文等)弟子。
[45]丰子恺:《我译〈源氏物语〉》，载1962年10月10日(香港)《文汇报》。
[46]丰子恺致常君实信，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5页。
[47]丰子恺:《化作春泥更护花——参观江西革命根据地随笔》，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603页。
[48]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13页。
[49]巴金:《怀念丰先生》，收《随想录》(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9月第1版，第364页。
[50]此“日记”原稿现藏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丰子恺纪念馆。
[51]丰子恺:《暂时脱离尘世》，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662页。
[52]丰子恺:《〈敝帚自珍〉序》，收《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83页。此套漫画共有数套，分赠亲友。序中虽言“今生画缘尽于此矣”，但因私下求画者甚多，此后丰子恺仍日有所作，并相继分送友人。
[53]朱幼兰(1909—1990)，别名启后，浙江黄岩人。1949年前曾在三井银行任会计，1949年后先后在上海私立孟贤中学、上海十五中学任总务主任。1972年退休。朱幼兰居士为虔诚的佛教徒，17岁时皈依印光大师，法名智开，信奉净土宗，1989年当选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护生画集》四、六两集的题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