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金代契丹人的研究较早，首见于20世纪40年代，之后虽不断有论文发表，在一些金史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总体来看还比较薄弱，目前尚未见到一部金代契丹人研究的专著问世。但是，学界已有的直接或间接研究成果，为本书展开的金代契丹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下面从本书研究的角度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评述：
1.金代契丹人军事活动研究
关于金代契丹人军事活动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尤以金朝中期契丹人反金战争、金朝末期在金蒙战争中契丹人军事活动的研究为多。赖家度《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2]一文对窝斡反金的背景、经过、作用做了详细的论述。周峰《论金章宗的北疆经略》[3]对金章宗时期契丹人在抗击蒙古战争中的活动，对守卫北疆乣军的叛乱做了论述。
关于金末契丹人在金蒙战争中军事活动的研究较早而且成果较多。如余行迈《蒙古伐金初期契丹人之投效》[4]一文全面考察了蒙古攻金时金朝各地契丹人纷纷投效蒙古，以及他们投附蒙古后所作的贡献。佟宝山对蒙元时期的契丹人进行了系列研究，其中涉及金蒙战争中契丹人军事活动的论文主要有两篇，其一为《蒙古军中的契丹将领》[5]，分析了契丹人投蒙后，在蒙古攻金灭宋的战争中所作的贡献；其二是《论契丹人在蒙元时代的影响》[6]，该文探讨了契丹人投效蒙古后，在蒙古灭金、西征、攻宋战争中的军事贡献，进一步肯定了契丹人在蒙元统一全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周峰《论金末的东北边政》[7]一文论述了金对耶律留哥起兵的镇压，以及在金蒙争夺东北的战争中契丹人的军事活动。这方面的文章还有都兴智的《试论金蒙鼎革之际的契丹人》[8]等。
关于金代乣军的研究是金代契丹人军事活动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目前的研究多是从乣军的任务、民族构成、军事编制以及“乣”读音等方面进行探讨，也涉及了乣军的军事活动。日本学者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翻译的《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9]，对辽金乣军的组成、军事任务做了深入的探讨。朱子方在《辽金乣军考略》[10]一文中对辽金乣军的组成、设置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辽金之乣军，均包含许多种族不同分子，每一乣或由单一的种族组成。辽代的乣军，每种各有其特殊任务，金代的乣军，则以戍边为主。乣军的编制，金以五十骑为最低单位，五十骑以上，用十进法编制。陈述《乣军考释初稿》[11]一文认为，金之乣军虽然承袭辽代，但在性质上与辽之乣军不同。在契丹之世，乣军为抽调出戍之军，故有管理留后户之司徒，有管领戍军之详稳。金则固定其任务，专防北边，以久在北边，故金世无所谓留后户。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12]，文章在论述木华黎麾下的兵种时谈到了乣军，认为由契丹等族组成的乣军在蒙古攻金战争中起关键作用，乣军的叛金和蒙古利用乣军力量攻金，是金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13]对辽金元三朝的乣军做了详细的考述，重点论述了金代乣军。对金代乣军的民族构成和军事行动做了深入探讨，认为金代的乣军中包含契丹人，他们的军事活动对金朝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其中一部分）和论文对金代几个时期契丹人的军事活动进行综合论述。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著，李东源译的《金朝史研究》[14]分论第一部分《金治下的契丹人》，对金治下的契丹人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首先分析了讨灭辽室前耶律余睹等契丹将士的归附以及金对契丹人的统治；其次论述了契丹人反金，同时探讨了金末契丹人的动态。外山军治这一关于金代契丹人的论述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思路。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15]一文对辽朝瓦解前后契丹人的动向，金治下契丹人的大起义，金末契丹人投效蒙古等军事活动做了深入探讨。冉守祖《金代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16]谈及了不同时期契丹人反金以及反金的影响，但并未深入分析。巴雅尔《金国的民族关系和成吉思汗的对金战略》[17]，对窝斡、耶律留哥反金及金末契丹人对蒙古的归附和契丹人在蒙古灭金战争中的作用做了探讨。刘素云《金代东北契丹人民的反抗斗争》[18]，对正隆、大定年间的契丹人在东北地区的反金活动及金末乣军、耶律留哥在东北地区叛金的情况做了论述。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金代契丹人军事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代中期的契丹人反金活动、金末契丹人投蒙以及乣军的一些军事活动等问题上。但对于金代契丹人助金灭辽中的军事活动、金对宋战争中的军事活动以及金代契丹人在军事镇防和平定内乱等方面的军事活动极少涉及，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论文。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对金代契丹人的军事活动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2.金代契丹人政治活动及作用研究
关于金代契丹族官员政治活动和作用的研究，不仅论文较少，而且很泛泛。与之相关的研究，目前见到的主要是契丹族官员的墓志研究，如刘凤翥、于宝林《萧仲恭墓志考释》[19]一文通过对该墓志铭的破译及结合文献资料，详细考证了萧仲恭的生平事迹，从中可见萧仲恭在金代的政治活动。阎万章《河北兴隆金墓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20]，对墓志所记载的萧仲恭的事迹与《金史·萧仲恭传》做了对照性的考释，对萧仲恭的生平事迹有了更清楚而全面的认识。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21]一文在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一文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墓志铭和文献记载的详细对比分析，认为该墓主人在所处时代、经历、出身、族属、官职等方面都与《金史》记载的移剌斡里朵相吻合，只是在墓主人任博州防御使的时间上与《金史》记载不同，但作者仍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契丹人移剌斡里朵。然乌拉熙春的《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史墓志铭〉墓主非移剌斡里朵——兼论金朝初期无“女真国”之国号》[22]不赞成刘浦江的观点，认为墓主人是《金史》所漏载的契丹族官员。这些墓志的释读和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资料补充。
另外，冯继钦《契丹人在金代的政绩和地位》[23]一文对金代契丹族人在政治等方面的贡献做了初步探讨，兼论契丹族政治官员在金代的地位，但只是列举了金代契丹族官员的任职情况，未做深入分析。贾祥恩《试论金代的民族政策》[24]一文对金初契丹官员对稳定金朝政局方面的作用和金中期契丹族官员的地位有所提及，但没有展开论述。
综上可见，目前学界对金代契丹族官员的政治活动及作用的研究非常薄弱，还没有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但学界利用墓志资料对契丹族官员的生平、任职情况进行的个案研究，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将从金代契丹族中央官、地方官、外交官三个方面，探讨契丹族官员在金代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政治活动及所起的作用。
3.金代契丹人迁徙及分布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对金代契丹人的分布有所论述。如张云波的《金代女真之配布及对契丹人之处理》[25]，涉及了窝斡反金斗争被平定后，金廷对契丹人重新配布等方面的内容，但论述得比较简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代契丹人分布的研究渐趋增多，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学者多从契丹人的活动考察其分布地域。冯继钦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26]一文，通过考察金代契丹人反金活动所导致的契丹人迁徙来探讨契丹人的分布，通过考察契丹人的活动区域，阐释契丹人在金代的分布状况；一是《从战迹和官职看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27]，通过对蒙元时期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各地契丹人的军事、政治活动论证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情况。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论述金元两代契丹人分布状况的姊妹篇，为我们了解金元时期契丹人的分布情况提供了方便，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此外，还有的学者对金代契丹人口的迁徙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融合问题做了分析。申友良《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迁徙研究》[28]谈到金代东蒙古地区契丹人的迁徙活动，以及他们在与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的杂居过程中逐渐融合的现象。石方《金代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29]，谈到了契丹人在金代被迁往内地及中原，在民族杂居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族融合。王德忠《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30]，认为金朝契丹族人口有三次大的流动，即余睹叛金后契丹人的大逃亡，窝斡反金后金廷对契丹人的迁徙，特满群牧起义后契丹人的流动，认为这些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契丹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关于金代契丹猛安谋克的迁徙与分布，目前学界没有专文论述，但整个金代猛安谋克的分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也涉及契丹猛安谋克的迁徙与分布。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31]，分论部分第四章关于猛安谋克户的居住地中，考察了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的居住地，认为山东西路、咸平路、北京路、西京路、南京路等都有契丹猛安谋克或生活在猛安谋克下的契丹人。另外，张博泉在《金史论稿》（第1卷）[32]第三编第三章论述了金代东北猛安谋克的分布，重点论述了上京路、咸平路、北京路、东京路所属的猛安谋克的名称及具体分布地，并论述了东北猛安谋克的内迁，其中涉及了咸平路契丹猛安谋克的分布。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猛安谋克与民族关系，在论述猛安谋克的民族人口构成和民族融合时，涉及了契丹猛安谋克的南迁及民族融合，从中可以窥见契丹猛安谋克的分布地。这两位前辈对金代猛安谋克的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4.金代契丹人社会组织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早见于20世纪40年代，主要有金毓黻的《金史所纪部族详稳群牧考》[33]，对金代部族的名称、分布、民族构成做了详细的论述。前面提及的朱子方《辽金乣军考略》、陈述《乣军考释初稿》对于乣作为社会组织的性质也略有涉及。
此后关于金代契丹人社会组织的讨论便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相继出现几篇重要的文章。张英《略述金代畜牧业》[34]一文介绍了金代群牧组织的名称、数目、分布、管理以及群牧在金代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其侧重点不是研究金代群牧组织下的契丹人。程妮娜《简论金代畜牧业》[35]一文论及金代群牧制度沿袭辽朝，所辖广大牧户多是契丹人。杨若微《辽朝“乣”之探讨》[36]一文论及金代的乣，认为是泛指女真人以外的，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所有原辽朝统治下的北方游牧部族。赵冬晖《金代契丹人》[37]一文，对金代契丹人的社会组织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论述了金代契丹人的猛安谋克组织、部族组织的设立、管理情况，但比较简略，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程妮娜《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乣制度研究》[38]一文利用中外文献资料，对金代契丹等游牧部族、乣的设置、分布、管理、任务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代东北路统辖下的游牧民族建置以部族为主，西南、西北两路游牧民族则主要设乣统辖，部族偏重生产，乣偏重军事的论点。
总之，关于金代契丹人社会组织的研究，目前学界绝大多数是从契丹人的某一种社会组织或者是某一个视角来论述的，没有全面系统的分析。本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梳理史料，系统全面地剖析金代契丹人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这些组织的设置、变迁、管理以及各组织下契丹人的生活状况。特别对金代契丹人猛安谋克组织做重点论述，这是学术界很少论及的。
5.金代契丹人经济生活研究
关于金代契丹人经济生活的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主要涉及了金代契丹人的农业、畜牧业的状况以及国家对契丹人经济生活的管理。相关论文有乔幼梅《金代的畜牧业》[39]，对金代群牧及私人畜牧业的情况做了探讨。衣保中《金代屯田制度初探》[40]对金代在中原地区屯田的契丹人屯地分配、出军给米的制度以及在边疆诸乣屯田区内的契丹人的屯田状况都有所论及，但是未全面深入分析。赵鸣岐《金代北疆地区的农业开发》[41]对东北地区契丹人口的数量进行了估算，并认为契丹人移民东北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周峰《金代北疆地区的开发》[42]一文对金代上京路、北京路、东京路等北疆地区城镇建设、农牧业发展以及文化繁荣等情况做了论述，其中涉及了这一地区群牧的发展。
由上文可见，关于金代契丹人经济生活的研究多涉及的是群牧所、部族和乣中契丹人，没有涉及生活在猛安谋克组织下契丹人的经济生活。另外，对契丹人的赋役、徭役等问题也几乎没有涉及。
6.金代契丹人婚姻、姓氏研究
关于金代契丹人社会生活方面，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契丹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以及契丹人姓名在金代的发展变化。如张荣铮《论金代民族融合》[43]一文，认为契丹人被迁往东北及中原地区，金廷以猛安谋克进行统治并鼓励契丹人与女真人通婚，民族杂居和互相通婚促进了契丹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贾敬颜《“契丹”——汉人之别名》[44]一文，指出辽金之际燕云一带汉人的契丹化，此时汉人已经被称为契丹；同时论及契丹人南下中原所出现的汉化，久而久之实现了各民族融合。冯继钦《金元时期契丹人的汉化、女真化和蒙古化》[45]一文，从金代契丹人与女真人、蒙古人通婚，契丹人语言文字变化等方面论证了金元时代契丹人的女真化、蒙古化问题。齐春风《金源女真文化与各民族之交融与影响》[46]一文，探讨了金对渤海、契丹、汉文化的吸收，以及女真文化对金统治下各族的影响。
关于金代契丹人姓氏的研究，冯继钦《金元时期契丹人姓名研究》[47]一文，探讨了金元时期契丹人姓氏的变化，包括改姓、赐姓及契丹人采用女真名、蒙古名等诸多问题。周峰《金朝赐姓考述》[48]，从金朝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论述了金代的赐姓情况，认为金初女真统治者对有大功的契丹将领给予赐姓之宠；中期经历了复姓、赐姓的变化；后期又因边疆形势的紧张开始赐姓。
上述研究成果中没有专文论述金代契丹人婚姻、更无契丹家族的研究。本书将在这方面做补充性的研究。
7.金代对契丹民族的政策与金代契丹人的民族心态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张中政《汉儿、签军与金朝的民族等级》[49]一文，论述了宋朝对金治下契丹人的招诱以及契丹人在金代所受的歧视。刘肃勇《金世宗的民族思想及其民族政策》[50]一文，论述了金世宗以女真为尊的民族思想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对契丹人的压制。海中岩《试论契丹人归附成吉思汗的原因》[51]一文，认为金代契丹人之所以归附成吉思汗，主要是因为金代女真统治者对契丹人的压迫政策引起了契丹人的怨恨，契丹人复国的思想和成吉思汗鼓励吸收契丹人的政策等，是促使契丹人归附蒙古的原因。方衍《金朝之民族关系》[52]一文，论及了金朝对契丹人的统治政策，认为金代对契丹人的统治多数是压制的。刘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53]一文谈及了金代契丹人所受的民族歧视，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军俸、待遇等几个方面做了探讨。林威《金末契丹人附蒙反金现象初探》[54]一文，认为金统治者特别是金世宗及其继任者对契丹人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使契丹人不再认同女真政权，这是契丹人投附蒙古的真正原因。李学会《金世宗对契丹人的政策及影响》[55]一文，论述了金世宗镇压窝斡反金后对契丹人统治政策的调整及其作用与影响。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56]一文，在论述金代户口的类别时谈到了二税户，认为金代二税户不具有合法地位，世宗、章宗时期契丹二税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免。
佟宝山《论蒙元时代契丹人的民族心态》[57]一文论述了金代对契丹人歧视、压迫政策，认为金代契丹整个民族的心态是压抑的，契丹人时刻为复国努力，而金亡元兴之际，契丹人民族意识空前活跃，纷纷投效蒙古，为蒙古征金作出了贡献。
由上文可见，关于金代契丹民族政策的研究多是从民族歧视和压制的角度来论述的，其实金代并非所有契丹人都遭受歧视和压迫，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对契丹族的统治是很复杂的，不可一言以蔽之。另外，关于金代契丹人心态研究不多，又侧重金朝末年契丹人投附蒙古时的民族心态，对金朝其他时期契丹民族心态则几乎没有研究，也没有深入探讨金代契丹人民族心态的变化，本书对此问题做新的尝试性研究。
8.金代契丹人文化研究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金元时期契丹族天文学家和文学家的研究，而且多数学者重点论述元代契丹人在文化上的贡献，金代契丹人的文化建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蔡·尼玛《金元时期的契丹族天文学家》[58]一文，主要阐述了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和石抹继祖家族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其中绝大多数篇幅在论述元代契丹天文学家，对金代天文学家只谈到耶律履一人，且很粗略。黄凤岐《金代契丹族文人探微》[59]，提出金代契丹文人的成就具有传承性、时代性、融合性等观点。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60]一文对金元时期耶律履家族在文学上的贡献做了探讨，并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家族文学繁荣的历史根源。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61]一文谈及了金代契丹文字的兴废，认为契丹字之所以长期与女真字并行直到章宗时期才废除，是因为契丹文在汉文和女真文之间充当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这一观点对本课题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62]一文，对金代皇帝春水秋山的地点、内容做了全面的论述，认为契丹捺钵文化对女真统治者狩猎活动具有深刻影响。
上述研究成果虽多数题目为金元时代契丹族文化成就研究，但文章大量篇幅论述的都是元代契丹人的文化成就，金代契丹人的文化成就内容很少，而且集中在耶律履家族，其他契丹人很少论及，即使有所涉及，也没有展开论述。对于金代契丹人的观念、信仰以及契丹文化对金朝其他民族的影响，至今没有专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