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巨人，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倡导和实践中、西、马综合创新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七十余年的“爱智”探索中，在中国哲学史、文化观和哲学理论三大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从总体上来看，张岱年哲学包括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和价值哲学、人生哲学、文化哲学，这个哲学体系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等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成果。在文化哲学上，张岱年建立了以“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核心的第一个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现有资料来看，学界对张岱年哲学思想的探讨始于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孙道昇认为张岱年“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代表”[1]。而毕业于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张聿飞（张荫南）则认为：“张先生是一位少壮哲学家，我认为是中国哲学会中特殊的一位。他的思想之出发点，不同于哲学会中任何一位的哲学家。所以在大家讨论他的论文时，很表现出一些质问，可是他和他们的问答，简直像牛头不对马嘴。他很口吃，不能用爽利的言语和人们辩论，然而他的态度是对的。他的思想是新颖的，时代的，在这次年会中，他很给年会添了些生气。……他认为个人生活能够与群为一，是一种最高修养，即此一问题，引起了许多的辩论。哲学的根本在‘思’，我想请一般哲学家想想，‘与群为一’的原则，还会有否定的余地吗？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说。”[2]他还明确指出：“在现代哲学上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存在与思维’的问题。……如果本此标准而分析大会中各位思想家的哲学的立场，大半是主张唯心论的，……在大会的十八篇论文中，以及两天讨论的时间里，我只看见一篇，也就是一位新唯物论的主张——张季同先生的论文。从这个分析上面去看，可以晓得此次大会中的哲学思想及其各人的立场之倾向了。……张先生和其他各位的哲学立场，分明是对立的了！”[3]苏渊雷高度认同张岱年的哲学思想，认为：“数于《国闻周报》上拜读大著，广大精微，叹未曾有。意者中土新哲学之诞生，将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乎？待之，待之，直至今日拜读大著《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后，始信我愿不虚矣。”“尊论谓以新唯物论为本，先求唯物与理想二义之综合，而兼综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言解析所以察乎几微而免混淆，言唯物所以不违实际而远离虚幻，言理想所以克服自然而造于至善者，切问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谈也。”[4]除这些正面的评价之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柳湜、西化论者沈昌晔、伪马克思主义者叶青等对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哲学都有所误解、曲解而提出商榷或质疑，而张岱年亦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回驳”。

陈来的《张岱年早期学术思想评述》（1984）是新时期张岱年哲学研究的开端。就文化哲学而言，刘鄂培整理了1987年6月12日张岱年在中华孔子研究所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以《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为题发表于《北京日报》1987年7月10日第3版，后又发表于《济宁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和中国台湾《中国论坛》第311期，这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正式提出。1987年年秋，刘鄂培还参与组织了中华孔子研究所先后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会议室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征求陈岱孙、季羡林、陈元晖、金克木、邓广铭、虞愚、杜任之、赵光贤、石峻等学者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意见。1987年，羊涤生发表《试论文化的综合和创新》，范学德发表《论张岱年同志四十年的基本哲学思想》、《论张岱年同志三十年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贡献及其特点》（与沈晓阳合作），后又于1988年发表《天下惟器理在事中——张岱年的“事理论”》、《“和实生物”与“两一”“反复”——论张岱年四十年代的辩证法观点》等文章，明确提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就是实现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一次成功的探索”[5]。1988年，张岱年出版《真与善的探索》和《文化与哲学》，1989年刘鄂培主编的《张岱年文集》第一卷出版，这为张岱年哲学和文化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基本文献支持。1989年5月，方克立明确提出要“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均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态度”[6]，同年10月又提出“我们所企盼的未来新文明将是东西方文化之精华的辩证综合”[7]。同年，程宜山认为《真与善的探索》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宗并对古今中外其他哲学的优秀成果采取兼综融会的态度”[8]；范学德在《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张岱年作于1943年的《文化通诠》；钟肇鹏发表《〈文化与哲学〉评介》。总起来看，张岱年在1987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后，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多关注，以至于他在致方克立的信中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之浩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阐述逐渐增多。1990年，张岱年与程宜山合作出版《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本观点。同年，庞万里发表《融会中西自成一格》。陈来提出：“张先生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观点，即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有价值的精良贡献，融合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这些思想与张先生在80年代文化讨论中反复申述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9]方克立主张要给“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进行综合创新的一派观点”以应有的地位，指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可简称为‘综合创新’派）”，是“五四”以来业已形成的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10]，从而准确地表达了“综合创新”的理论内容，这就为正确认识它的阶级基础、理论实质、基本特征、学派传承等基本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1991年，程宜山发表《综合创造自成一家——论张岱年先生的早期哲学思想》，于承武探讨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的主体性”、“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文化系统的综合与创新”[11]等问题，李存山的《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今日启示》以“创造的综合”为主线论述了张岱年的早期哲学，王中江论述了“文化一般”、“论中国传统文化”、“论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新文化建设”[12]等重要问题。1991年4月，方克立在接受访谈时提出张岱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代表，并把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3]。1992年1月27日，方克立在《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读后》中提出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又最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这些论述和江泽民同志今年‘七一’讲话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精辟概括，在内容和精神上都是完全一致的”[14]。1993年，李存山在《“一心二门”与“一本多级”》中提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转型，不能再以道德之‘理’或‘心’为世界的本原，因为这样一开始就采取了道德与知识对立从而贬抑科学的立场；如果我们有鉴于上述后两者之所以失误的历史教训，那么我们应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前提下，从中引出以物为本、分出天人的‘一本多级’模式。”[15]该文被张岱年誉为“此文极佳，难得难得，这是当代第一等文章，必是传世之作”[16]。同年，吕希晨、刘润忠、周德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出版，该书以专章形式论述了“张岱年以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的综合创新论”，可以说是张岱年“文化哲学”研究的开先河之作。1994年5月，张岱年与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出版；同年，方克立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中从文化继承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概括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四个理论要点[17]，使这种文化主张逐渐为学术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刘仲林提出：“早在1935年，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了复兴中国哲学的‘综合创造论’主张，1985年以来又多次强调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笔者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分析、整理、拓展，发现有可能形成一个与新儒家立场和风格不同的学派。张岱年先生热情地肯定了这一分析，亲自斟酌，提议可称之为‘创建派’。”[18]

1995年12月，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协办、澳门文化司赞助的“综合与创新——张岱年哲学思想研讨会”在中国澳门召开。随后，《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2期开辟“‘综合创新’研讨会论文选登”专栏，发表丁祯彦《略论张岱年先生的“理论分析方法”》、陈庆坤《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本体问题的厘清》、李存山《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张岱年先生论人生之道》、刘仲林《“综合创新”论早期思想述评》、游唤民《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管见》、韩敬《“综合创新”之我见》、李玉梅《张岱年论怀悌黑的教育哲学》、王生平《“综合创新”价值之初探》、陈静《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方——简论“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李景源《文化体用观与“综合创新”论》、魏宏远《论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李春平《论张岱年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根据及其现代意义》、钱逊《张岱年对“两一”（对立统一）的阐释》、钱耕森《中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评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邝柏林《张岱年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转型》、王步贵《中华精神的综合创新》、刘培育《正确对待外域文化是“综合创新”论的重要内容——逻辑的传入和发展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刘鄂培《“综合创新论”对“体用说”的突破》、翁正石《张岱年哲学观的一些问题》、岑庆祺《唯物、唯心的综合》等大量文章，有力地推动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入研究。这次会议是张岱年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化理论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综合创新’学派已经形成（确立）的标志”[19]。

1997年，张岱年与王东合作发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1998年，张岱年与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出版。在此前后，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存山的《自强不息创造综合——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生涯与思想要旨》（1996）、刘鄂培的《论张岱年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1997）、洪晓楠的《论“综合创新”文化观》（1998），以及学界围绕《张岱年全集》的出版而发表的一系列书评。1999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张岱年先生90华诞庆祝会”，随后出版了由陈来主编的《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论文集》，收入刘鄂培《试论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建立》、衷尔钜《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张岱年先生的辛勤探索》、李存山《气论与新唯物论——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述评》、许抗生《张岱年先生的孔、老思想研究》、王东《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求索》、刘仲林《张岱年“知本达至”思想初探》等论文。对“兼和”范畴的揭示和阐扬，是张岱年文化思想研究在1999年的另一个重大进展。范学德最早在《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中论及“兼和”，李存山指出“兼和”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与道德理想主义的统一。‘兼和’包含着注重实际，正视矛盾，崇尚和谐，不断追求富有之大业、日新之盛德的思想”[20]，并从学理上明确揭示了“兼和”与所谓“和合”的本质差别。刘鄂培在1999年6月10日拜访张岱年，他回忆说：“我说：兼和是您的文化观‘综合创新’的哲学基础，是您的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是您的哲学中的精髓所在。听完我的汇报之后，岱年师意味深长地说：你解释得很对，现在还很少有人是这样来理解我的哲学的。我再问：以兼和思想作为贯穿在您的哲学和文化观中的核心思想如何？岱年师微笑着说：可以这样。”几天之后，刘鄂培请张岱年审阅谈话纪要，张岱年写下批语：“鄂培同志所写，深合我意，对我的思想有深刻理解。我非常感谢！张岱年99年6月19日。”[21]随后，刘鄂培撰文指出：“兼和”是“张岱年深邃智慧的结晶，是张岱年哲学中的精髓”[22]。“精髓”论的提出，为深入探讨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指明了方向，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

进入新世纪之后，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进一步的阐扬，刘仲林的《中国传统文化综合与创新》（2000）、刘鄂培主编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2002）、郭一曲的《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张申府思想研究》（2002）、王东的《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2003）、刘鄂培和衷尔钜主编的《张岱年研究》（2004）先后出版。张岱年先生逝世后，方克立在2005年3月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深刻总结和高度评价张岱年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地位，他强调：“历史已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中、西、马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23]这些论述充分阐明了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哲学的理论贡献和当代意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和启迪。这一时期，李存山主编的《张岱年选集》（2005）、陈来主编的《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2005）、王中江主编的《中国哲学的转化与范式——纪念张岱年先生九十五诞辰暨中国文化综合创新学术研讨会文集》（2006）、刘军平的《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2007）、干春松的《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2009）、刘静芳的《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2009）、刘鄂培与杜运辉合著的《张岱年先生学谱》（2010）、刘鄂培等主编的《张岱年哲学研究》（2010）、王中江主编的《学思之境人格魅力——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2012）、方克立的《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2012）先后出版。在这些专著出版的同时，还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如2006年4月，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哲史组、香港孔教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科联、湖南孔子学会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共同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的“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2007年4月，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张岱年学术研究会共同举办“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暨开展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座谈会”；2007年11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2009年5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张岱年学术研究会协办的“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于同年6月23日开设“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专栏；2011年4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办、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承办的“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暨‘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随后出版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1辑（2013）；2013年6月，河北师范大学与河北省政协文史委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协办，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承办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随后出版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2013）；2014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文化书院、中华孔子学会、张岱年学术研究会、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协办的“古典中国哲学的通见、睿智和精义——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5周年学术研究会”在北京举行。这些研讨会的召开为张岱年哲学和文化思想研究作出了新的努力。

可以看出，由于刘鄂培、方克立、衷尔钜、程宜山、陈来、李存山、刘仲林、王东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大力阐扬，20世纪90年代后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研究呈现出成果由少到多、地点由北京向全国（国际）扩展的发展态势，特别是研究主体不仅有曾亲自受教于张岱年并高度认同其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批学者，而且逐渐向更年轻一代延续，这充分显示出张岱年哲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和光辉前景。

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中国现代思潮的其他流派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来说，对张岱年文化哲学的研究仍然相对滞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学界对张岱年哲学和文化哲学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张岱年哲学和文化哲学都没有得到充分、系统的展开，是一个没有最后完成的哲学体系；而且张岱年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过于简约，存在着文本解读上的实际困难。因此，正如方克立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应深入挖掘‘天人五论’的理论内涵，并期待张先生当年‘存而不论’的工作今后有人接着去做。”

目前来看，加强对张岱年哲学特别是文化哲学的深度解读和创造性阐释仍然是深化张岱年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要加强张岱年文化哲学与其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西化派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要较为系统地把握张岱年文化哲学的历史前提、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恰当评价张岱年文化哲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中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进而从学理上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哲学主潮的原因，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坚定捍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主导地位，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建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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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道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45期，第3页。

[2]张聿飞：《第二届中国哲学年会的纪实和批判（上）》，《现代评坛》1936年第1卷第16期，第27页。

[3]张聿飞：《第二届中国哲学年会的纪实和批判（下）》，《现代评坛》1936年第1卷第18期，第22—23页。

[4]苏渊雷：《与张季同先生书》，《苏渊雷全集•哲学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5页。

[5]范学德：《论张岱年同志四十年的基本哲学思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4页。

[6]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156页。

[8]程宜山：《综合与创新的哲学奇葩》，《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216页。

[9]陈来：《创造的综合——读〈张岱年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187—188页。

[10]关东：《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第84—85页。

[11]于承武：《张岱年先生谈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2]王中江：《张岱年——不息的追求与探索者》，李振霞主编《当代中国十哲》，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9页。

[13]汪先全、崔海教：《现代新儒学研究与文化讨论——访方克立教授》，《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

[14]方克立：《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读后》，《光明日报》1992年1月27日第3版。

[15]李存山：《“一心二门”与“一本多级”》，《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3期，第82页。

[16]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编：《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17]方克立：《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第6页。本文是作者1994年9月6日在北京“东方文化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

[18]刘仲林：《中国哲学中的“创建派”初探》，《哲学研究》1994年第7期，第57页。

[19]方克立：《开创二张研究新局面》（代序），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编《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0]李存山：《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张岱年先生论人生之道》，《学术界》1999年第2期，第25页。

[21]刘鄂培：《岱宗青长在光华耀千秋》，陈来主编《不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2]刘鄂培：《“兼和”——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精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8页。

[23]方克立：《张岱年先生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