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德丰

一

杜运辉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他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取得十分喜人的成果，毕业之际曾荣获“南开十杰”称号；而后他步入大学校园任讲师、副教授，继续励耘勉耕，硕果累累，这一过程屈指算来大约也有十年的光景。作为导师，我本人就是运辉孜孜矻矻十年磨剑的见证者。运辉生而为中国北方之农家子，崛起于草根莽野，他深通一理：天道酬勤，倘自己不苦斗，无人能助你成功。

二

略加统计，学习中国哲学不过十年的杜运辉已经发表学术论文30篇，出版专著4种，其中《张岱年先生学谱》（刘鄂培先生与杜运辉合著，昆仑出版社2010年版）、《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更是为许多行内专家交口称誉的精品之作。其搜罗之广泛全面，考订之绵密精当，论定之审慎坚确，都彰显出作者不同寻常的努力、学力与功力。至于他撰写发表的论文，其选题之重大，内容之深刻，布局之严整，学术质量之精湛，以及社会反响之强烈，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个群体的平均水准而成为当之无愧的佼佼者。有一次教育部社科司原司长杨瑞森教授读到了杜运辉的文章很感兴趣，他专门打电话给南开大学哲学院的陈晏清教授，打听、了解这位作者的情况，令杨司长多少有些惊讶的是，原来文章的作者杜运辉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学子！

杜运辉的写作不仅刻苦持续，而且相当得法。他深谙“义理、辞章、考据”三者统一的“古文章法”。在考据方面他重视原始资料的蒐集，颇晓“采铜于山”的道理。我亲见他读一套名家全集，竟能校读出一百多条舛漏错讹之处，他是用“一掴一掌血，一鞭一条痕”的精神去研读原著，绝非等闲浏览、走马观花者可比，所以运辉的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扎实、厚实、平实，这是他的治学风格。在义理方面，他重视文章的思想性，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衷心钦敬张岱年、侯外庐、张岂之、方克立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的理论素养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运辉确有一股追慕大师、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在辞章方面，他羡慕大师的文章风采，强化自己的文字修养，有很高的眼格和追求。对于别人的赞扬他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这样评估自己：以往所有的成绩仅仅是开了个头，“行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未来的治学之路还很漫长，今后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前行。其虚怀若谷、不满不溢有如此者。

三

运辉的为人极为敦厚、纯朴、温良。张岂之校长审读了他7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侯外庐先生学谱》并和他多次接触后评价称：“杜运辉同志平日沉默寡言，但他勤于搜索资料，勤于向学者们请教，勤于思考……这是一本有学术功力的书，值得向学术界、理论界的朋友推荐。作为外庐先生的学生，我要向杜运辉同志表示感谢。”张校长的观察和评赞是完全客观中肯的。

运辉对于他有幸接触、交往的前辈硕学大家极为敬畏，像刘鄂培、张岂之、方克立诸先生，他敬重之不暇，只觉他们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自己不过稍窥门墙而已；对于当今中国文化与哲学方面的学术重镇人物，像陈来、李存山、王中江诸先生，他寻找一切机会向他们请益学习，并协助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母校的师长，他总是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恪尽职守，默默做好该做的事，尽上一份自己的心；对于比自己辈分、资历稍浅的师弟、师妹，运辉多年来也是尽其所能颇尽同窗之谊，有老大哥风范。运辉的修己为人和个性特点博得各方“刚毅木讷近仁”的美誉。

四

杜运辉用力最勤、成果最集中的领域，还是在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研究方面。他的博士论文是《张岱年人生哲学思想研究》，他获取“南开十杰”与此项论文之优质创新有很大的关系。《张岱年先生学谱》是他协助刘鄂培先生实现心愿的著作，颇受学界好评。他的学术论文以研究张先生居其半。他还担任“张岱年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在他供职的河北师范大学，为创建和办好“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做了大量具体工作，而且做得很好、很到位。这些情况表明杜运辉已经成为研究张岱年学术思想的新生代之重要成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正是由于方克立先生、刘鄂培先生、张岂之先生、陈来先生、李存山先生等名师指路，自己才选择了张岱年思想研究的学术方向，并决心以阐扬张岱年思想为终生职志。……自己只是初步入门，不仅不能与许多同龄人相比，而且也惭愧于许多更年轻的学者。”这是一段真情告白。运辉这么想，这么说，我觉得很好，惟其如此，才可以虚己从人，取法高标，永不自囿。

五

癸巳年孟冬时节，杜运辉又完成了20万言的新著《张岱年文化哲学研究》，并且征序于余。

首先我感到：是书之杀青付梓，使运辉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又平添了一道新的亮丽景观，其张学研究成果阵容将会更加强大。作为第一读者，初步披览之余，深为此项论著的精深所折服。全书6章20节，架构舒展而宏阔，逻辑谨严而精密，评断中肯而明确，在资料和观点上有不少新鲜的内容。该书对于张岱年文化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前提、发展阶段、未来前景，都有线索明晰的展示；对于张先生独特的文化理念、“兼和”范畴、综创主张都有剥茧抽丝般的理论解析；对于张先生的文化观与20世纪并存同行的各种文化观，都进行了旗鼓对峙的比较研究；对于张先生与其晚年“同调和知音”方克立先生二位共谋中国文化发展之方略大计，终于贡献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创新说，作出了富有说服力的、有理论深度的推介、解读与诠释，这是全书的最大亮色与思想巅峰。凡此种种都说明运辉的这部新作亮点频频，贡献多多，既有学理性，又具可读性，现在我将此书郑重推出，希望文化理论界学人与广大青年后学共同关注，分享这一份色香俱佳的精神大餐。

“操千曲而后知音，操千剑而后知器。”我和运辉有多年的师弟之谊，我了解运辉。我坚信，以运辉的学养、恒心与定力，其人必会奋苦有加，奋进不已，其学必更加厚重充实而有光辉，其精神产品必更加博大精深，陆续奉献给日益蓬勃的学术界。

是为序。

2013年12月1日

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