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是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1883年，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Г.В.Пеханов，1856—1918）和他的“土地平分社”的民粹派战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伊格纳托夫在瑞士日内瓦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他们公开宣布彻底抛弃民粹主义，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他们提出“劳动解放社”有两项任务：第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译成俄文，用这种办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二，以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劳动人民的观点来解释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出版了《当代社会主义丛书》、《工人丛书》、定期文集《社会民主党人》等，并秘密运回俄国发行。对于“劳动解放社”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列宁曾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2]“‘劳动解放社’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3]“我们老一辈的同志”“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4]
从1883至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批判俄国民粹主义，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优秀著作。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四部书：《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4）、《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4）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列宁对《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5]在反对民粹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发表了评论民粹派作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理的一系列论文，如普列汉诺夫的《格·伊·乌斯宾斯基》（1888）、《斯·卡罗宁》（1890）、《尼·伊·纳乌莫夫》（1897）、《俄国批评的命运》（1897）、《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1897）、《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等；查苏利奇的《我们的当代文学矛盾》（1890）、《谢·米·克拉夫钦斯基》（1901）等，这些论著开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先河。
除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外，查苏利奇的批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维·伊·查苏利奇（В.Н.Засулич，1849—1919）出生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省一个清贫的贵族家庭。父亲死后，当她三岁的时候，母亲不得不把她寄养在堂姐家里。十七岁那年，她离家到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1863年，在彼得堡一家装订厂当女工。后来参加民粹派组织的活动，曾坐牢、流放过几年。1878年因枪击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被迫流亡国外。不久回国参加“土地平分社”。1880年1月，她和普列汉诺夫一起，重新流亡到国外，并创建了“劳动解放社”。后来，担任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委。从1903年到去世，她成了孟什维克。在马克思主义时期，她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关于俄国的社会问题》等；从1881年起就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系，并且写过好几部著作和一系列文章，阐述哲学、美学、国际工人运动史等问题，如《国际工人协会史概要》（生前发表过一部分，1974年全书出版）、《伏尔泰及其生平和创作活动》（1893）、《让·雅克·卢梭，试论他的社会思想》（1898）。她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在1890年至1900年间，在题材上和思想上，同普列汉诺夫那个阶段的批评论著十分接近。她最初的一些批评文章，如1890年的《我们的当代文学矛盾》，力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阐明80年代俄国文学的特点，并同自由民粹派展开争论。她以俄国作家斯列普佐夫的中篇小说《艰难时代》为根据，揭示了自由民粹派的本质，抨击了包包雷金的小说《改弦易辙》对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所作的歪曲描写。列宁在文章中谈到这本书时，曾引用过她的精辟看法。她在《谢·米·克拉夫钦斯基》（1901）一文中，对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夫钦斯基的长篇小说《地下俄罗斯》和《安德烈·柯茹霍夫》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真实地描写了俄国地下革命者的活动，同时指出它们在艺术上还不够完满等缺点。她作为一个女革命家，同克拉夫钦斯基长期保持友谊关系，她本人就是《地下俄罗斯》的描写对象之一。此外，查苏利奇撰写的论文，如《皮萨列夫》（1900）和《杜勃罗留波夫》（1901），也都受到当时读者的重视，列宁曾经认为她的《皮萨列夫》是一篇优秀文章。
然而，由于普列汉诺夫及其领导的“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大都长期侨居国外，同俄国社会生活缺少直接联系，他们未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俄国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В.И.Ленин,1870—1924）。1893年，二十三岁的列宁来到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1895年，他把彼得堡近二十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历史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它是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不容忽视的萌芽。虽然普列汉诺夫在80年代给了民粹派观点以沉重打击，但民粹主义在90年代初还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继续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这一主要绊脚石，列宁于1884年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彻底揭穿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
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在自己的那些批判民粹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论著中，已开始涉及俄国民族文化问题，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是俄国民族文化的一切民主主义和进步的成分的当然继承者。之后，在列宁创办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1900—1903）上，文学批评已占有自己的地位。它曾刊登评论格·乌斯宾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文章，以及抗议把高尔基驱逐出下诺夫哥罗德市一事的文章。继《火星报》之后，《无产者报》（1906—1909）、《明星报》（1910—1912）、《真理报》（1912—1914）等报纸越来越经常地发表党的著名活动家和工人通讯员写的论述文艺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05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第一张合法报纸《新生活报》（同年10月27日至12月3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是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文学与艺术的纲领性文献。之后，列宁于1908—1911年撰写的那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一组著名论文，由于揭示了作家创作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统一性、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相互联系，而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正是这些论著以及与美学问题有关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等哲学论著，揭开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与文学批评大大推向前进。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阶段中，奥利明斯基（М.С.О.Льминский，1863—1933）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1897年前，他是民粹主义者，后来完全站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1898年参加共产党，多次被捕入狱，曾先后担任布尔什维克刊物《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明星报》、《真理报》的编辑。他尖锐批判梭罗古勃、阿尔志跋绥夫、维尼钦柯等颓废派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解体这一普遍过程的表现；他捍卫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对普希金、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的创作作了不少阐述，但对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意义估计不够；他提出文学的进步是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并对那些诽谤高尔基创作的言论进行了反驳。沃罗夫斯基（В.В.Воровский，1871—1923）是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始终如一的、坚定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他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虽然不能同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8）相比，但是普列汉诺夫晚节不保，而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在很多问题上（包括文艺在内）受到波格丹诺夫（1873—1928）的影响，犯有马赫主义和造神说的严重错误，曾受到列宁的批评，其政治、文艺上的成就和贡献主要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邵武勉（С.Г.Щаумян，1878—1918）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亚美尼亚人。1900年参加共产党，1903年在日内瓦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第一次相见。1905年回国后在第比利斯主持党的工作。1914年在巴库主持党的工作。1917年十月革命后，担任高加索地区的领导工作。文学批评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并始终坚持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1905年，他在高加索的工人日报上详尽地介绍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并对资产阶级颓废派进行了批判，他在许多文章中，对西欧和俄国的作家塞万提斯、海涅、莫泊桑、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的作品都有独到的分析。他从高尔基的创作中看到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萌芽。
在19世纪末的俄国文学批评中，一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司徒卢威、柯罗普卡、波格丹诺维奇等，也开始运用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柯罗普卡认为，“诗人首先是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表现者”；“普希金是自己阶级和19世纪初贵族知识分子的聚焦点”，等等。他们的这种分析显然具有庸俗社会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