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富尔曼诺夫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富尔曼诺夫（1891—1926）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优秀代表者之一。他生于科斯特罗马省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在小酒店工作。后来举家迁居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1909年至1912年他在基涅斯马城实科中学就读，后入莫斯科大学学习，1914年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志愿上前线当医务兵，1916年离开军队返回故乡，在工人培训班教书，先后同民意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有过短暂联系。十月革命时，任区革命指挥部领导人。1918年7月由伏龙芝介绍加入联共（布），并在他领导下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党政机关任职。国内战争期间，在前线作战，任东方战线第二十五师政委，师长为恰巴耶夫。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即来源于他这一期间的经历。富尔曼诺夫1919年任土尔克斯坦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1920年先后任库班地区红色陆战队政委和格鲁吉亚第十一军政委兼《红色军人报》主编，并参加在维尔纳伊城平定高尔察克发动的反苏维埃叛乱，长篇小说《叛乱》即取材于此。1920年8月，他因领导红军陆战队歼灭了弗兰克尔向库班突进的乌拉加伊将军部队有功，被授予红旗勋章。1921年5月富尔曼诺夫退役，前往莫斯科定居，在国家出版社工作，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加入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1924年至1925年任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莫普”）书记。1926年1月15日，富尔曼诺夫因患脑膜炎去世。富尔曼诺夫的一生是光辉的。鲁迅在介绍和总结他的生平时，曾给予很高评价：“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特密忒黎·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13]
富尔曼诺夫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十月革命前发表诗歌《纪念叶弗列莫夫》（1912）和特写《斯特里河上的兄弟公墓》（1916）。1921年创作三幕话剧《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于1965年首次刊出。1922年发表中篇小说《红色陆战队》，这是一部描写国内战争期间红军潜入敌后，奇袭乌拉加伊匪军司令部驻地的故事，作者塑造了不少普通劳动者的感人形象，鲁迅于1932年将它译成中文，并结合那时我国文坛的实际作了评论：这是“用一支奇兵，将白军的大队打退，其中似乎还有些传奇色彩，但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谈，即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给高谈专门家和唠叨主义者一个大教训”。[14]
富尔曼诺夫于192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也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在苏联文坛素以艺术编年史家著称。这部小说和他以前的创作一样，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它取材于不久前的国内战争，以亲身经历为基础，作者本人和书中主人公都是红军第二十五师的指挥者和战士。但它并不是那种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或纪实文学，而是一部把历史的真实与巨大的艺术概括密切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典型化和个性化的文学创造。它再现了20年代初国内战争时期急速而动荡的历史风云——游击队、纺织工人的志愿部队、农民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同白卫军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艺术地揭示了闻名遐迩的恰巴耶夫率领将士在东线抗击高尔察克匪徒的英雄业绩，深刻地反映了革命对人的改造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恰巴耶夫。他早就是一位民间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在沙皇时代备尝艰辛，同广大苦难农民有着同样的经历与命运。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成为红军的一位师长。书里的恰巴耶夫这个形象，主要是通过作为师政委和叙述人的克雷奇柯夫的认识、评价和理解逐步展开，以克雷奇柯夫同恰巴耶夫的相见为叙述起点，以后者的牺牲为故事的结束。小说没有采取通常那种以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来建构情节的手法，这是小说结构上的一大特色。在恰巴耶夫出场之前，克雷奇柯夫从格里沙那里已经听到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见到他以后，却发现他是“一个平常的人，瘦瘦的个子，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一双纤细的、几乎和女人一样的手”，等等。这不像克雷奇柯夫所听到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在初次接触中，发现他同那些带有江湖习气的部下相处得都很随便，如同一家人，只是他与他们不同，已经有了一些修养，外表并不那么粗鲁，好像“一匹草原上的野马，自己系上了缰绳”。只是他的部下“热爱他和尊重他”。在进一步认识他后，发现他是一位充满信心、沉着应变、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领；他关心部下的生活，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善于动脑子，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仔细研究军事地图，从而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周密的部署，并在米欣斯卡亚、乌法等战役中克敌制胜，显示出他高超的指挥才能。
对于恰巴耶夫这样一位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英雄人物，富尔曼诺夫并没有美化拔高他，而是遵循生活的真实，按照现实主义方法，把他描绘成一个有诸多缺点和失误的活生生的人，如他的自由散漫，游击习气，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倾向，喜欢奉承和任性等。至于如何描写恰巴耶夫这个形象，富尔曼诺夫有过疑虑，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道：“我是如实地描写恰巴耶夫，连他的一些细节，一些过失，以及整个人的五脏六腑都写出来呢?还是像通常写作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人物，也就是说，虽然形象还鲜明，但是把许多方面都割弃掉呢?我倾向于前者。”[15]正是这种“五脏六腑”的真实描写，揭示人物的成长过程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使主人公成为苏联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农民群众的典型代表，而且具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意义。
《恰巴耶夫》中的政委克雷奇柯夫这个形象，是国内战争时期具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和修养的红军指挥员的卓越代表，他在书中同恰巴耶夫的形象相辅相成，相互辉映。克雷奇柯夫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对恰巴耶夫及整个部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认识革命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意义，规劝他们抛弃过去的游击习气和不良习惯。克雷奇柯夫在这样做的时候，从不以教育者自居，从不损害他们应有的自尊心。恰巴耶夫对克雷奇柯夫开始时不怎么信任，不怎么友好，但在后来便事事找他商量讨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革命的友谊。当得知政委要调离该师时，他坚决请求上级把政委留下来，并深情地对克雷奇柯夫说道：“感谢你给我的一切，你教了我不少东西。”而克雷奇柯夫本人在工作中也是一个受教育者，不仅得到了锻炼，也学会了包括指挥打仗在内的许多东西，了解到了自身的弱点。这是小说在表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密切关系和新人成长历程方面的成功之处。两个中心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如果说小说还有什么缺点与不足，那就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不够，形象的外在表现较多。
1923年富尔曼诺夫刚结束《恰巴耶夫》的创作，便开始写长篇小说《叛乱》（1925）。这篇小说仍然取材于国内战争。与《恰巴耶夫》不同的是，其主人公就是作者富尔曼诺夫自己。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达尔维纳（今阿拉木图）红军第二十七步兵团一个混合营拒不执行前线军委会命令，于1920年6月间发动叛乱。事前，土尔克斯坦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所警觉。以富尔曼诺夫为代表的二十余人被派往那里工作，最后竟被叛军头目关在牢房里。他们临危不惧，经过七天的艰苦工作与斗争，由于广大士兵不同意迫害他们，敌人的阴谋才告破产，事变得以用不流血的方式平息。这是一部盛赞共产党人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作品。
（原载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 文格罗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史》第1卷，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176页。
[2]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3] 《普列汉诺夫论文学与美学》第2卷，莫斯科：苏联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页。
[4] 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载《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6] 《普列汉诺夫论文学与美学》第2卷，莫斯科：苏联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515页。
[7] 同上。
[8] 同上。
[9]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198页。
[10]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0页。
[11]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12] 《鲁迅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30、805页。
[13]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鲁迅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14] 同上。
[15] 《论写作》，苏联作家出版社辑：《富尔曼诺夫的书信札记》，张守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