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一生短暂，总共才活了三十七年。他的生活道路也同样复杂和矛盾，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和启蒙主义到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探索、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三十年代他受过谢林、黑格尔等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世界是绝对理念的体现，并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思想，把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现实，看成是合理的。这就是别林斯基生活历程中那个“与现实妥协”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对艺术本质等问题的阐述，同样渗透了唯心主义的气息和观点，认为“整个无限的大千世界”是“统一的、永恒理念”的“呼吸”，“艺术的使命和目标”是“用言辞、声响、线条和色彩把大自然一般生活的理念描写出来，再现出来”，并断言：“诗歌除了自身之外是没有目的的。”在《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1840）和《智慧的痛苦》（1840）等文章里，他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文艺的“客观性”、“无目的性”，声称格里鲍耶陀夫的名作《智慧的痛苦》“不是艺术作品，是讽刺文”。这无异于说，这位杰出俄国喜剧家不该暴露当时的丑恶现实。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所说的别林斯基的复杂和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从总的方面而言的。绝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似乎在受唯心主义影响、“与现实妥协的”时期里，他没有写出任何可取的东西。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他在文艺问题上仍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现实主义的论述仍是他的重要方面。不然他后来在文艺观上发生的转折，就不可能得到正确说明。关于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讲得很对。他认为，别林斯基的“评论愈来愈多地充满着对我们生活的生动兴趣，愈来愈好地认识了生活中的现象……每一年我们在别林斯基的文章中，愈来愈少地发现他关于对象的抽象议论，即使议论的是生动的对象，也是从抽象的观点出发的；他的评论愈来愈坚定地具有生活的气息。”^[6]我以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见解，也完全适用于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观念。

19世纪30年代，别林斯基进入文坛的时候，正是以普希金、果戈理和莱蒙托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走上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在《文学的幻想》（1834）这篇成名作中，他正确论述了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全部俄国文学史，尖锐抨击了盲目崇拜西欧文化和根本否定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西欧派”，以及排斥外国文化的国粹主义的“斯拉夫派”，并明确地提出俄国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他指出，文学不能离开民族土壤，它“如果想变得巩固而永久，非具有民族性不可”。所谓民族性，就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同时，他坚决反对对民族性的曲解，认为它“不是汇集村夫俗子的言语或者刻意求工的模拟歌谣和民间故事的腔调，而在于俄国才智的隐微曲折之处，在于俄国式的对事物的看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30年代看到民族性“包含在对俄国生活画面的忠实描绘中”和“保存在下层人民里面最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是这些卓越思想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热烈称颂普希金是第一个民族诗人。这表明别林斯基在30年代还是写了不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别林斯基前后两个时期截然对立起来。

从40年代初开始，别林斯基在逐渐兴起的俄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影响下，结束了“与现实妥协的”时期，站到了否定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来。他既反对把俄国宗法制度理想化的斯拉夫派，也反对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张通过革命运动来开拓俄国的新社会。1847年6月，他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学上一生的光辉总结。他谴责果戈理在晚年背离了现实主义，宣扬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虔信主义，歌颂了人民的统治者，他指出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一个真正的作家应当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以来被埋没在污泥和尘芥之中的人类尊严”。因此列宁称这封信是“没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同时，在思想上他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影响，主张“把科学从先验论和神学的怪影中解放出来”，坚持理论同生活的密切联系。他写道：“理论问题的重要性有赖于它和现实的关系。”正是遵循着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别林斯基抛弃了先前风行于欧洲的“纯”艺术观，要求文学为人民的觉醒和社会的变革服务。1840年12月11日，他给鲍特金的信中说：他想起自己对《智慧的痛苦》的指责，心里就觉得难过，并认为这部作品是对丑恶的俄罗斯现实提出的“有力的‘并且是第一次’的抗议”。又说，“我惊醒了过来——回想起那场噩梦来，真是可怕之极……这是对于丑恶的俄罗斯现实的强制的和解……如果我还要结结巴巴地为这一切进行辩解，就叫我的舌头烂掉！”在《玛尔林斯基全集》（1841）一文中，别林斯基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写道：“不管考察哪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不能把它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分隔开来。”在《莱蒙托夫》（1840）里，他要求艺术家反映时代的生活，“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血液里，负载着社会的生活”，“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1847年俄罗斯文学》里，他进一步写道：“本身就是目的的‘纯艺术’，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诗歌，如果不把它的光投射在现实上，那就是悠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