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
一 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论内涵
本体论是关于事物存在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学说。从哲学上讲，凡客观之存在皆为本体。一种事物的本体，是这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存在，也可以称作本原存在。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一种事物的本体又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认识对象，即事物客观存在的本体。就事物本身而言，本体又是构成事物的主体内容，反映该事物整体意义上的属性、特征、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事物本体又往往等同于事物本身或事物主体。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本体论都应是该学科研究内容的主体构成。文献本体研究，既以文献作为直接的、处于主体地位的研究对象，又以构成文献存在的主体，即文献的本体存在状态及其规律为主要的对象，开展哲学本体范畴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本体论是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的主体构成，它反映的是文献学学科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静态的微观的文献本体存在状态及其规律考察。
哲学意义上的文献学本体论研究，既可以与已有的文献学成果多从一些相关学科来透视文献学的研究区别开来，又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文献学基本理论建设，它所建立的文献学基础理论范畴，为学科文献学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文献本体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发展规律，是在文献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文献既是人类认识的产物，又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文献本体存在与运动发展离不开人类的认识、实践和所创造的工艺技术这样一些基本条件，文献是物质与精神有机的统一体，它在本质上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论，应该以现代文学文献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其客观存在形态及运动规律，以及这样的存在状态及规律如何为其传播功能的运作机制提供客观的支持条件或限制因素。文献本体存在可以析分为文献个体存在与文献集合存在两个基本范畴：文献个体存在主要呈现为一种内部结构关系；文献集合存在主要呈现为一种外部属类关系。对文献本体存在状态进行内部与外部、个体与集合多层面综合研究应该是文献本体研究的主要内容。故此，考察现代文学文献的本体存在形态及其规律，可以从文献结构、文献类型和文献谱系等几个方面进行。文献结构可表征文献个体内部的存在状态及构成关系，文献类型和文献谱系则可表征文献集合体外部的存在状态及属类关系。二者分别从内外两个层面上揭示文献本体存在的状态及规律。如果对文献本体的存在状态进行历史的考察，则文献一般有原始文献与复本文献（即以某一文献的原初状态为基础生产的复次文献，如原始文献的重版本、复制本等）不同的存在形态，在由原始文献到复本文献的转型过程中，文献的版本内容和形式往往都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差异，甚至舛误，有时还会存在原始文献或者复本文献散佚的现象，这就需要对文献的版本流变、文字异同、散佚情况等进行搜集、整理与考证研究，这既是文献本体存在的内在要求，反过来又影响着文献本体存在状态及规律，影响着文献整序与利用，这些工作也应该是文献学本体论研究的内容。
二 现代文学文献本体的内容与形式
从哲学意义上讲，事物本体内部结构是由内容和形式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内容反映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的共同内涵及其本质特点，决定着该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基本内核；形式反映事物的外在形态及事物间的关系，它既可以从外观形态上使该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又可以使该事物属类间的各个个体单元之间建立一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矛盾关系。因此，考察文献内容与形式可以揭示出文献本体存在的内部状态与规律，从而为文献传播功能的动态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依据。
文献内容是文献所承载的知识信息本身，它是文献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换言之，文献内容即是文献信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内容是现代文学及文化信息的记录。文献信息研究又可以从两个理论层面上进行，即文献信息本身的结构关系和信息的文献化过程。弄清了文献信息的结构，以及信息文献化的过程，也就弄清了文献信息的本质及其文化功能基础，其中信息的文献化过程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所谓文献化，乃是文献信息生成和固化的一种内在机制，“我们将人类文化信息借固态载体得以存在的社会过程称之为文化信息的文献化”[1]。从哲学意义上讲，文化信息与自然信息一样，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它又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建立联系的中介。从文献学意义上讲，只有通过文献记录进入文献载体的文化信息才具有文献学价值。因此，文献信息与文献载体是不可分割的，文献载体是文献信息的依托，离开了文献信息，文献载体也就失去了文献学意义。
文化信息的文献化过程实质上就是“文献记录活动”，文献化的结果是文献成品的生成，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即波普尔所谓的“客观知识世界”[2]。“客观知识世界”既不同于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客观世界，而是依附于人的主观世界的一种客观资源，是借助一定物质载体形式而存在的知识信息，它在本质上并非一种简单的“物”，而是同时具有“世界1”和“世界2”的某些特性的另一个世界，它承担着人类文化记录与传播的重要使命。“世界3”理论也告诉我们，文献集合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它既是物质世界生产的结果，又是精神世界创造的结果，因此，揭示这一世界的存在状态及其规律需要同时考察它所具有的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这样才能揭示出文献的本质及其人文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内容是现代文学文献所承载的有关现代文学及文化活动的信息。现代文学文献的内容主要以文献主题的方式，通过特定的语言表达结构和话语描述结构表达出来。现代文学文献内容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在各种各样的载体之上，发挥着各不相同的文化传播功能。现代文学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文献形式不同，影响到文献内容记录与传播的方式和效果，文献内容记录与传播的方式和效果反过来又影响着文献形式的生产与变革。比如，从文献形式上考察，《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属于断代体选本性总集文献，作为断代体文献，《中国新文学大系》不可能反映现代文学文献的全程景观，而只能反映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即1917—1927年间的现代文学现象；作为选本性文献，它不可能反映这一时段中的所有现代文学现象，而只能反映一部分，尤其是各位选家眼中的现代文学现象；作为总集类文献，它又能在较大限度上包容众家，反映各种文学社团流派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勾勒出第一个十年中，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流变、整合的主体轮廓，具有其他文献类型所不能达到的文献记录和交流功能。从文献内容上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包容了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主要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尤为重要的是，它的编选者都是这一段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参与者或亲历者，他们熟悉和掌握着这个时期文学的最生动丰富的文献资源，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具有最敏锐的感应能力和很强的概括能力，因此，他们所选的文献在内容上历史地具有了后人无法比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这使得《中国新文学大系》从开始生产时起就具备了文学经典的特质，并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和历史解说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后人对那段文学史的历史记忆。它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给后来的文献生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新时期以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原版本，之后又编纂出版了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大系版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体例上直接影响了后来文献编纂出版上的“大系”类型，在记录、保存和传播现代文学及文化信息上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新时期继续编纂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年以后部分、《中国新文艺大系》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等，都是它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大型文献工程。从根本上说，文献传播是信息内容的传播，现代文学历史的延续，现代文学研究活动的承传，以及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可以说都是现代文学文献信息内容的记录、存贮与传播交流的结果。
相对而言，近百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文献信息内容的关注是比较多的，包括一些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也往往更注重它的内容本身，或者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其信息内容的利用，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内容和形式是构成文献本体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文献内容既要以文献形式为负载物，又要受到文献形式的制约和影响，二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文献形式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它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产物，本身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因此，文献学研究要同时考察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文献形式在文献生产的物化过程中生成，又在文献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所以应在文献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进行文献形式研究。根据文献生产过程及其存在形态特征，文献形式范畴可以析分为三个子范畴，即文献载体、文献记录、文献形制。文献载体是文献内容的物质承载体，文献记录即运用某种记录手段（如写、刻、印等）将文献符号（主要是文字）记录在载体上，文献载体和文献记录是文献生产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形式要素。文献本体存在的直观表现形式是文献的形制，人们对文献进行整序和利用的主要依据是文献的形制特点，文献形制是表征文献单元实体存在形式的基本概念，是文献化的物质表现形态。因此，现代文学文献本体形式研究，可以从文献载体、文献记录、文献形制三个方面进行。
文献载体是文献信息内容的承载物和物质支持体，它具有存贮、传递信息的功能。与一般的信息载体不同，文献载体都是固体物质（如龟甲、兽骨、玉石、金属、简牍、缣帛、纸张、磁性材料、光电材料等），现代文学文献载体以纸张为主体，又辅以磁性材料和光电材料等人造物质材料。文献载体只有与文献记录发生关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载体，才能具有文化的内涵。文献记录的文化含义是多重的，在文献认识论上，文献记录既可以用来表征文化信息文献化的社会过程，也可以用来表征文献的基本功能，还可以用来表征文献实体本身，这可视为文献记录的广义理解。在文献技术论上，文献记录则多用来指称文化信息文献化的工艺技术过程；在文献结构范畴中，文献记录是表征文献形式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些可以称为文献记录的狭义理解。现代文学文献学在文献形式研究上可以取狭义理解的文献记录，专指文献形式方面，它包括记录符号和记录手段两个方面，它们的不同特点决定着现代文学文献形式的不同。如现代文学文献记录符号以文字为主，记录手段以印刷为主，辅以光感、磁化等现代技术手段，此外还有手写记录方式，如许多现代作家都有手稿、日记、书信等手写文献保存下来，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它们发挥着各不相同的文献记录与传播功能。
文献载体和文献记录共同制约着文献的外在形制特点，文献形制研究通过揭示文献的外部存在状态及其规律，为文献整序与利用提供形式依据。文献整序研究的前提是弄清文献的属类关系，因此，文献属类分析应是文献形制研究的主要内容，它要求确定文献的分类标准，分析其属类结构，揭示出文献本体的外部存在状态及规律，这是文献整序与利用的前提条件。可见，文献形制研究的关键是分类标准的选择，文献形制划分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这决定了文献属类结构体系的复杂性。文献形制分类也应有一些比较普遍的划分标准和属类结构，如文献形制分类可按载体与记录特征进行，因为文献载体和文献记录是文献生产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形式要素，它们的结构特点直接影响着文献成品的外部存在状态及规律，以此标准进行文献属类划分，可以较全面地揭示文献的形式特点及其利用规律。就现代文学文献形制来说，按载体与记录特征可将其划分为印刷型文献、手写型文献、缩微型文献、声像型文献、光盘文献等。其中，印刷型文献是现代文学文献的主导形制，它在现代文学记录与传播利用过程中具有其他文献类型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便于阅读、携带和大量印制，成本较低等，但是它也有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如体积大、分量重、信息存贮密度低、收藏占用空间大、难以长期保存、不易实现信息的自动化提取和快速传递等。故此，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缩微文献、声像文献和光盘文献等得到较快发展，如《鲁迅先生纪念集》复印本[3]，以及《鲁迅全集》和《鲁迅研究月刊》等光盘文献的出版，它们以其检索便捷、易于长久保存和成本低廉等优势，不仅成为印刷型文献的重要补充，而且必将在未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文献功能。
随着现代编辑与出版事业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编辑与出版在现代文学文献生产与传播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编辑与出版特征成为现代文学文献形制划分的另一基本标准。文献载体与文献记录是古典文献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因为古典文献载体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而文献记录长期以来以写、刻等手工作业为主，成为古典文献生产上的一大特点。到了现代，文献生产的技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在人类文献生产与传播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现代印刷技术成为现代文献生产的主要记录手段。同时，编辑出版日益成为专门的职业，对现代文献生产与传播的速度、效率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文献与古典文献在形制特点上的根本不同，产生了报刊等一些新的现代文献形制类型。因此，按编辑与出版特征进行划分，可以形成现代文学文献形制类型的另一基本系列，即报刊、图书和档案资料等文献类型。它们在现代文学文献记录与传播上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图书是一种比较系统完整而又成熟定型的出版物，它是现代文学文献的基本形制，是迄今为止最基本的文献类型之一，其总体特征是主题突出，反映的知识内容比较完整、系统、成熟，论述全面，多为编著者长期研究的成果和学识的积累。因此，要对现代文学进行系统的、历史的考察，对现代文学求得初步的、较为完整的了解，要查找现代文学领域内多种事实、资料的来源与出处等，图书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但是图书也有明显的不足，即撰写和出版周期较长，在反映文化信息内容上常有滞后现象，一般不含最新的情报性的现代文学信息。这一不足在报刊文献那里得到一定的补偿。报刊是报纸和期刊的合称，其基本特征是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刊行，使用连续的卷期号或年月顺序号作为时序标志；有统一而较为一贯的名称，固定的版形、开本和篇幅；汇集若干责任者分别撰写的多篇文章、资料或线索；由常设编辑出版机构和人员编辑出版，内容广泛，知识新颖，信息提供及时等。由于现代作家的作品大都是首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结集出版，以图书的形制流传，因此可以说，现代文学报刊，几乎汇集了现代文学活动及研究的一切原始文化信息成果，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基本文献类型之一。除了图书、报刊这几种基本的现代文学文献形制外，还有档案资料等零散文献。现代文学零散资料是对不装订成册的一类文献形制的统称，主要包括有关现代文学的档案资料、图片等。其中现代文学档案资料是记录现代文学活动原始信息的重要文献类型，发挥着较特殊的传播功能。
三 现代文学文献类型与文献谱系
在文献学工作实践中对文献形制的划分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标准多种模式同时并存的，因为这样能够在多个层面上揭示出文献形制的特点及其复杂系统，也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某一学科文献的全貌。现代文学文献形制综合使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形成一个复杂、丰富的文献类型系列，即文献谱系。现代文学文献的类型系列、谱系的内部关系以及组合方式等形成不同的类型结构，不同标准和分类方法的具体运用则形成不同的文献结构形态。现代文学文献类型及其结构关系、形态，在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论研究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识别、研究、创制、描述和检索现代文学文献的重要的范畴性概念和技术规范。从理论上讲，没有一个现代文学文献个体是可以超然于现代文学文献类型之外的，或者说，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文献都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归入某一种文献类型。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划分现代文学文献类型，具体地说，就是依据什么标准，分类结果又具有何种结构特征，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何。
现代文学文献的结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而对于每一种划分系列来说，其内部各类型单元之间则应是平行的、并列的关系，但任何一种单纯的划分系列都很难详细地再现现代文学文献的每一个实体单元的类型特征。因此，在现代文学文献工作实践中，往往可以以一种标准为基础进行一级划分，再以其他标准进行二级、三级……划分，从而形成一个现代文学文献分类上的等级性（或曰树型）谱系结构，以此再现现代文学文献实体单元的类型特征和功能。一般来说，现代文学文献分类的谱系结构是不统一的，也是不固定的，由于选用标准的不同及标准使用次序的不同，必然会形成形态各异的分类结构系统，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文献分类谱系结构具有多维性、立体性、交叉重叠性的特点。
现代文学文献类型的多维性、立体性、交叉重叠性，为我们全面、客观、有效地分析、研究、应用现代文学文献类型及其结构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在现代文学文献工作实践中，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文献类型做出全方位的划分。一般情况下，根据现代文学文献本体存在的特性，结合文献实际采用一些特定的标准对现代文学文献类型做出线性结构划分就可以了。这种线性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对现代文学文献类型整体结构的“抽取”，只能代表整体结构的局部特征，展现其部分景观。从工作实践上看，这种线性分类结构是对现代文学文献类型结构理论与方法的实际应用，是一种应用型的分类结构。因此，对于这样一种现代文学文献分类的线性结构，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在现代文学文献工作实践中，由于认识角度、实际操作中的目的性和功用视角的不同，往往造成实际分类中结构形态的较大差异。这是现代文学文献分类操作中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
现代文学文献类型的线性结构模式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种形式：一是单纯线性结构，即只以一个标准划分出一组现代文学文献的类型系列，该系列内各文献亚类型之间互为并列关系。比如，为了从总体上研究或者说明现代文学文献的连续性特点，将现代文学文献划分为连续出版物和非连续出版物两种。这种单纯线性结构，一般适用于对现代文学文献的整体性或者综合性特征作简单的研究和说明，是较笼统、简单和上位的划分方法。二是等级谱系式线性结构，即严格地按第一级采用一个划分标准，第二级采用另一个标准，……层层逐级划分下去。比如，在第一级上先按载体与记录特征标准划分出现代文学文献的一级文献类型，即印刷型文献、手写型文献、缩微型文献、声像型文献和光盘文献；在第二级上，按编辑与出版特征划分出二级类型，即图书、报纸、期刊、档案资料等；在第三级上，按现代文学文献的交流和使用功能，划分出三级文献类型，即阅读型文献、参考型文献；在第四级上，按文献生产来源特征，划分出四级文献类型，即创作文献、译介文献；在第五级上，按编纂体例和类型，划分出五级类型，即报刊、别集（单行本、选集、文集、全集）、总集、丛书、类书。还可以按另一种思路进行划分，即按照文献的级次将现代文学学科的所有文献划分为原始文献；由整理、研究原始文献而派生的二级文献；研究二级文献所产生的三级文献，即研究之研究文献。在现代文学文献工作领域里，这是一种较常见的线性结构类型。三是局部多维线性结构，即在等级或非等级线性结构的某一程度上，对某种或某几种文献类型按不同的标准同时划分出几个并列的次级类型系列。比如，上述第五级文献类型在按编纂体例划分的同时，再按体裁划分为小说文献、诗歌文献、散文文献、戏剧文献、批评文献。这一分类法可以扩大文献分类的辐射面和覆盖面，可与第二种分类方法结合使用。四是综合标志线性结构，即从按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若干个类型系列中抽取或者概括出若干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献类型，组成一个多种标准杂糅在一起的类型系列。这一系列中的各类型之间存在部分交叉和兼容关系，因此，这种结构形式在逻辑上是不够严谨的，但是它的实用价值较高[4]。对于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来说，这四种文献类型结构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每一种单纯的类型结构都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在表征现代文学文献本体存在状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现代文学文献工作实践中综合运用上述几种类型结构，往往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本书的基本结构和叙述框架，就是按照对文献类型进行级次划分，即将全部现代文学学科的文献首先划分为原始文献、二级文献（研究文献）、三级文献（研究之研究文献），然后各级文献的内部再继续分类的思路加以构建的。
四 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论
文献本体存在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文献因连续生产而不断被制造出新的存在形式，有的文献会以原始文献的状态一直存留下来成为绝版，有的文献则会以原始状态为基础进行复次生产，从而产生该文献的复本文献；另一方面，无论是原始文献还是复本文献，都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损毁甚至散佚。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文献本体的存在状态，也会影响文献的传播功能。从文献的生产来看，文献的原初状态一般具有相对分散、凌乱、无序的特点，这也会给文献交流与传播带来各种不便。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文献存在状态中的无序、歧异、错讹，甚至散佚等现象，对文献存在状态进行搜集和整序研究，就成为文献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广义上说，自文献诞生之日起，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也就随之开始了，因为，没有经过整理研究的文献一般是不便于交流与传播的，即便是在传播中被使用了，也会埋下信息内容不可靠的隐患。因此，对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构成了现代文学文献本体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既要继承传统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又要考虑到现代文学文献的实际存在状态及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从现代文学文献本体存在状态的特征来考察，一般来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研究应包括版本、目录、校勘、注释、辑佚、考证等一系列工作，它们构成了现代文学文献整序工作的主体。其中，版本、校勘、注释工作主要考察现代文学文献内容的流变、生伪、误解的过程与成因，并通过一系列细致的工作，鉴定版本真伪、优劣，校正文字内容上的错讹，解释内容信息上的难点、疑点等；辑佚、考证工作注重散佚文献的搜集与鉴别；目录研究则着眼于文献集合体，进行宏观上的整序研究，为文献交流与利用提供方便，提高文献信息内容的检索频率和使用效率。它们大都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仍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一）版本。版本研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文献学工作。一般来说，文献的诞生也就随之出现了版本问题。文献生产越多，复制情况越复杂，版本研究的问题也就越多、越复杂。由于现代文献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现代印刷工艺的进步，现代文学文献生产的数量以几何级数不断扩张，文献复本量大幅度增加，加之市场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文献改版生产的情况也非常突出。另外，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现代作家往往有借重印和再版的机会修改文献内容、变换文献形制的习惯。这都使现代文学文献版本研究具有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对现代文学文献版本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代文学文献版本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已经不是一个是否要开展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应该如何开展和如何加强研究的问题。
版本研究首先要弄清版本的含义。“版”，《说文解字》释为：“判也，从片，反声。”判，是分开的意思。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书更准确地指出：“判木为片，名之为版。”即版原指剖成片状的木头。最初人们直接在“版”上刻写文字，雕版印刷发明后，版也用来指称印刷用的书版，其后版被借用于指称书本。“本”字用于指称书本，最早见于西汉末年刘向所撰《别录》[5]，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书之称本》说：“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可见“本”原指书的一部分，后来借以代称书籍。印刷术发明以后，古人将印刷之书称为“版”，手写之书称为“本”，以示区别。到了宋代，“版本”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6]。由此可知，“版本”一词自宋代被广泛应用以来，主要指称雕版印本。近代以铅印、石印、胶印为主的西方现代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以后，版本一词的含义随之更为丰富，除了指称刻本书外，还指称各种类型的印本（如活字本、铅印本、石印本、胶印本、影印本，等等），甚至稿本、抄本等手写本以及拓本也用版本来指称。所以《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给“版本”所下的定义就是：“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一般来说，版本就是一部图书的各种实物形态。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都应是版本内涵的构成部分，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版本的真伪和优劣。
现代文学文献版本研究除了不同版本内容的鉴别考证之外，还应该考察其版本形式特点与规律，及其对于现代文学文献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因此，这里所说的版本研究有别于古董家和考古学家们的版本研究，他们往往更注重版本本身的文物价值或考古价值，而现代文学文献学中的版本研究则更重视版本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朱金顺认为现代文学文献版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新文学出版物的各种版本，认识在学术上的优劣，明白一种书各种版本的源流。如此等等，为进一步治史、治论提供好的版本和可靠素材”[7]。除此之外，现代文学文献的版本类型及其不同的文化传播功能也应该成为现代文学文献版本研究的内容。现代文学文献多为铅印本，同时又有手写本和影印本等版本类别，它们在记录与传播现代文学文献信息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共同承担着现代文学文献记录与传播功能，因此，都应予以研究。手稿本和影印本是印刷本文献的有益补充，如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等都有完整的手稿本留存下来，具有印刷型文献无可替代的版本价值和文献学意义；影印本如《初期白话诗稿》[8]、《忆》[9]、《鲁迅诗稿》[10]、鲁迅辑校《嵇康集》[11]、《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2]、《鲁迅先生纪念集》[13]等，以其较好地保留了现代文学文献的原始面貌和信息，大都具有珍贵的文献学价值。
版本研究包括版本形式研究和版本内容研究两个方面。现代文学文献版本形式多样，按不同标准可划分出许多版本类型，如按照装订形式可分为线装本、精装本、平装本和毛边本等，按照版权归属可分为原版、翻版和盗版等。这些版本形式都应纳入现代文学文献版本研究的视野。现代文学版本内容研究同样是复杂而丰富的。现代文学文献版本内容变动情况较为复杂，原因也多种多样。就现代作家改动版本内容的情况来看，除历史原因外，也有个人好恶因素等，改动的具体情形也比较复杂，翻印本中的增补本、增订本、删改本等往往都有较大程度的版本内容改动。比如，1928年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的《志摩的诗》就是删削本，删去了十五首诗和《沙扬娜拉》的前十七章。又如对于《尝试集》的改动，胡适曾说：“《尝试集》第一编，删了八首，又《尝试篇》提出代序，共存十四首。《尝试集》第二编，删了十六首，又《许怡荪》与《一笑》移入第三编，共存十七首。《尝试集》第三编，旧存的两首，新添的十五首，共十七首。《去国集》，删去了八首，添入一首，共存十五首。”[14]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大多数现代文学书籍，其内容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如曹禺的《雷雨》就有三种主要的版本，即文学丛刊本、新文学选集本和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本[15]，相对于前两种版本而言，第三版在内容上就多有改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版本众多，出于种种考虑，作家因“悔其少作”而修改、润色创作文本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上表现尤甚。朱金顺以《叶圣陶散文·甲集》[16]的编纂为例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版本中的解放后版本大都为修改本，“作为研究的材料，用这种本子是不科学的”[17]，这就要求对其进行版本学研究，以便弄清它们的版本源流，鉴别它们的版本优劣。
古文献的版本鉴定，目的在于辨别版本的真伪，判定版本的优劣，以便选用可靠的本子。而所谓“优”，也就是“真”。但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书多版现象，很多都是作者或被动或主动亲自动手修改的产物，各种版本都是“真本”。这样，为了尊重历史，我们只能依据初版本甚至初刊本来评价一部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而不能依据事隔多年以后的任何一种修改本。但是作家不断修改作品，以至于造成一部作品的多种文本，这本身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其中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内容，值得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因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版本批评”的命题[18]，主张对这种现象进行专门的深入的批评研究。这将大大丰富版本研究的形式和内容。
（二）目录。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文献整序与利用，文献检索利用的途径和手段有很多，其中目录检索是较为常用的一种。目录检索的前提是目录研究与编制，现代文学文献目录编制是现代文学文献整序和利用的基本方法之一。“目录和目录索引，是资料研究的成果，它记录了资料搜集的情况，告诉我们对有关专题的研究水平。既可以成为别人研究的引导，又是更深入研究的基础。我们搜集某项专题资料，就可以按着目录或索引去翻检，去购求、寻访，这要比我们自己去摸索方便多了；这就是目录学对于研究和资料搜集的作用。”[19]我国古代，目录学非常发达，目录之学被视为治学的门径，研究的向导。现代文学文献数量众多，检索烦琐，许多研究者和读者往往在文献检索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要加强现代文学目录研究与编制工作，尤其要改进目录编制与检索使用的手段方法，积极走现代化的目录检索之路，即运用现代文献技术进行文献整序，编制文献目录，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大的方便。现代文学目录学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新时期以来才“略有发展”[20]，并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目录著作，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21]、《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22]等。但是，从总体上说，未来的现代文学目录工作仍任重道远，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校勘。文献内容研究的方法途径很多，其中校勘研究是文献内容整理与考证研究的方法之一。朱金顺认为现代文学文献校勘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书不同版本的校雠，对于异文的研究和考订，定取舍、找源流，认识它们的优劣，知道多种异文出现的原因。通过校勘，可以定出善本和善文，明白史、论工作应当依据的文字，也能够从中了解时代的烙印和作家的思想发展脉络”[23]。在古代，版本、校勘、目录既是各自独立的学问，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实际的文献学工作中，往往在“校雠学”的名下同时进行，难分彼此。“在厘定篇章，比勘文字，探求版刻源流，鉴别版本优劣，部次群书，条别异同，推阐大义，考镜源流中，三者是相互为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24]虽然现代文学文献学历史比较短，但是现代文学文献文字内容上的错讹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否则会直接影响研究的质量。当然，现代文学文献校勘工作没必要作烦琐的考证工作，应该结合版本研究，把工作重点放在文字内容的比较、考订上，通过校勘工作，指出不同版本之间文字内容上的变动、真伪、错讹，订出可靠的本子来，以供研究使用。
（四）注释。由于历史、受众等原因，文献内容在接受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困难，这要求文献工作者对文献内容进行一定的解释，在文献学上，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注释来完成的。注释研究着重文献信息的解释与说明，以尽可能地减少文献阅读中的障碍和误读。现代文学文献注释工作不等同于古典文献学的注释工作，这主要表现为注释对象、注释内容和注释度等方面的不同。现代文学文献注释不宜把工作重点放在文字、音韵、用典等传统注释内容上，而应该在帮助读者理解文献的内容上下工夫。如《鲁迅全集》注释，重点注作品所涉及的人物类，书籍、作品类，报纸、刊物类，团体、流派、机构类，国家、民族、地名类，历史事件及其他事项类，引语、掌故、名物、词语类，外文词语类，鲁迅生平活动类，鲁迅笔名类。注释工作应该在考虑受众接受能力的基础上，坚持“少注精注”的注释原则。传统注释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在古代，往往校、释同时进行。朱金顺认为“新文学注释工作，不像古籍那样任务繁重，但也有其独特之处，必要的注释，却是不可少的”[25]。新时期以来，在编纂出版《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的过程中，都做过仔细的注释工作，其中《鲁迅全集》1956年—1958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的注释工作堪称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的典范。
（五）辑佚。由于种种原因，现代文学文献散佚现象也比较突出，对此，既要做好文献资料的钩沉、裒辑工作，同时又要对所发现和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认真的考证研究。古代文献学往往辑佚和考证同时进行，双管齐下，以完成对散佚的文献资料的钩沉、搜集及确认。现代文学历史相对较短，但是，文献散佚现象也是存在的，而且由于战争、动乱等社会历史原因，有些文献散佚情况还比较严重，还有一些作家生前一直没有出版过作品集子，或者出版数量占创作文字的比例相对较小等，这都要求对其进行辑佚和考证，这些工作都应属于辑佚和考证的范畴。“在现代文学领域里，以鲁迅佚文的考证最受重视，成就也最大。”[26]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辑佚著作当推杨霁云编辑的《集外集》[27]，此后又有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28]，这是1938年复社出版二十卷《鲁迅全集》后的巨大的辑佚著作。“这两部书虽然出版较早，随着更完善的《鲁迅全集》出版，它们早已绝版不印了。但从辑佚工作说，这依然是典范性的著作。”“唐弢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在新文学的辑佚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搜集的完全，考订的细密，证据的确凿，承袭了朴学的遗风。”[29]此后，不少研究者继续做着鲁迅佚文的考订、搜集工作，使这项工作日益丰富完整[30]。朱金顺认为辑佚要做到四点：“第一，辑佚要求全，尽力搜寻，使之最为完备；第二，考订要审慎，宁缺毋滥，不可使伪品混入；第三，除极个别的排印错误外，不可改动原文，保持辑佚的文献价值；第四，按时代顺序排列，以见历史面貌。”[31]其他一些著名作家如老舍、郭沫若、胡适的作品辑佚工作也都有较突出的成绩。这些都显示了现代文学文献辑佚工作的实绩。
（六）考证。文献学工作最终所要提供的文献资料应是真实可靠的，这就需要对原始状态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证。从广义上来说，原始状态下的文献资料大都具有需要进行考证的潜在因素；从狭义上来说，考证乃是一项专门的文献学工作。所谓考证，考是考察，证是证明，古代亦称为考据。考据学，是我国旧学中很发达的一门学问。它起源于汉儒解经。如《毛诗正义》中郑玄的“笺”，孔颖达的“疏”，都是经典性的考据成果。考据之学到了清朝的乾嘉时代达到鼎盛，以“戴（震）、段（玉裁）、二王（念之、引之父子）”为其代表人物。在清代，考据学又称朴学，其治学特点是谨守“我注六经”、“无征不信”、“述而不作”原则，甚至过激以至于“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清代朴学对中国有史以来的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清理和总结，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但是由于受当时的文字狱和时代环境的影响，考据脱离了时代，甚而至于陷进了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泥潭。但是，其治学方法还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梁启超概括清儒考据的方法步骤有六：一是注意，即见别人所未见；二是虚己，即不掺入己见；三是立说，即设立假说以为标准；四是搜证，即广集客观证据；五是断案，即归纳出正确结论；六是推论，即推及同类[32]。由此可见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古代考据学的许多理论和方法精华都是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学习的。在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考证工作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资料的鉴别真伪，还是版本的寻求源流，还是校勘的择善而从，还是目录的考订，往往都要进行考证”[33]。朱金顺认为现代文学考证的原则有三：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史料为立论服务；二是考证工作的重点在史实的考订和史料的钩沉，而不在音韵、文字、训诂上；三是考证的灵活性，即考证会因新材料和“活材料”（即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或访问材料）的出现而反复进行[34]。这实际上指出了现代文学文献考证工作不同于古典文献学考证工作的根本区别，要求在考证工作中坚持灵活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使考证工作更加贴近现代文学文献的实际。
[1]张欣毅：《现代文献论纲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2]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于1967年在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的著名演讲，提出了所谓“世界1、2、3”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有三个层面，即“世界1”，指物理存在状态的客体世界；“世界2”，指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的世界；“世界3”，指客观知识世界，即具有物化特征的文化、文明、语言和科学理论体系。
[3]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编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79年复印。
[4]在文献学领域里，这一类型的典型例子是我国国家标准《GB3468—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该标准将“文献”类型在同一个平台上并列地区分为26种，分别为专著、报纸、期刊、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技术标准、专利文献、产品样本、中译本、手稿、参考工具、检索工具、档案、图表、古籍、乐谱、缩微胶卷、缩微平片、录音带、唱片、录像带、电影片、幻灯片、其他。它不分系列，但是覆盖性很强，可在同一个大的平台上展现“文献”的类型概貌及其特征。在所列的26种文献类型中，可用于表征现代文学文献类型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并且这些类型也能够基本涵盖现代文学文献类型。
[5]参阅《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6]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云：“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
[7]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8]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
[9]俞平伯：《忆》，北平朴社1925年版。
[10]《鲁迅诗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
[11]鲁迅：《嵇康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
[12]《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1年复印。
[13]《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79年复印。
[14]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增订四版。
[15]即文学丛刊本，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后多次重印，可称原版本；新文学选集本，开明书店1951年初版，可称修改本；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初版，后多次大量印刷，可称为通行本。
[16]《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8]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20]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1]贾植芳、俞元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2]唐沅、韩之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3]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4]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13页。
[25]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6]同上书，第56页。
[27]杨霁云：《集外集》，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版。
[28]唐弢：《鲁迅全集补遗》，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
[29]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8页。
[30]如1979年出版的《鲁迅佚文集》（鲁迅大辞典编选组，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中有一卷是《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则是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加工和完善；21世纪初，国家着手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鲁迅全集》1981年版进行修订，在该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的20年时间里新发现的一批散佚民间的鲁迅书信和文章中有39篇（封）即将被增补入新一版的《鲁迅全集》之中（参阅《一批鲁迅书信和佚文被专家认定将被增补入新版〈鲁迅全集〉》，《光明日报》2002年2月27日［A2］），这是鲁迅作品辑佚工作的最新成果。
[31]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页。
[32]参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3—34页。
[33]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34]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