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海战
苏小东
北洋海军曾是晚清军事自强的最大成就，也是近代中国人做的第一个强国之梦。但曾几何时，这支经过数十年努力、耗费数千万两白银建成的亚洲一流舰队，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不堪一击，未战几个回合便全军覆灭了。百余年来，后人已无数遍地反思过北洋海军留下的遗憾和耻辱，并将一切致败原因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唯独对北洋海军的各级指挥将领，人们多以同情之心讳言其咎，尽力去开掘他们的经历中那些值得称道的事迹和言论，并将其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当我们为此聊以自慰时，他们的形象却并未因此变得清晰起来，因而我们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即无法对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没后，竟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的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北洋海军的失败并不全是客观原因所致；其内部败因也很难归咎于提督丁汝昌一人。丁以外行身份统领海军，指挥失误毫不奇怪，且属特例。本文主要考察受过正规培训的北洋海军战舰管带（舰长）这一军官群体，试图通过重建其成长过程再现他们的本来面貌，并以此诠释他们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
一
北洋海军的战舰管带几乎均为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前几届毕业生，有些人还于毕业后作为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深造过。虽学历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海军生涯可以说都是从福建船政学堂开始起步的，而在校学习阶段又正是其素质养成的关键时期。
福建船政学堂是晚清军事自强的最早成果之一，也是国内第一所培养近代化造船人才和新型海军军官的学校，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许正是这一开先河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亦同样十分明显。从海军教育的角度加以考察，其本身不论是海军特色还是一般的军事特色都极为淡薄。严格说来，船政后学堂还不是正规的海军军官学校。因为当时中国尚未创建近代化海军，该学堂无从纳入海军编制，所以学生不着统一制服，更谈不上军事化管理。不仅如此，学堂的主办者及管理人员几乎都不懂海军，根本不知如何实施海军教育。学堂虽然聘用了一批外籍教师，但中方人员对近代海军的无知，又决定了所聘洋员的海军教育训练水平极为有限。反映办学水平和教育取向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学堂教学内容及学科的设置。据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记载，他于1867年考入船政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在堂学习4年，所开课程有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5科，其中英文和算法是贯穿堂课始终的课程。[1]鉴于学生入学前多未接触过自然科学知识，又因驾驶班聘用外籍教师以英文授课，学堂重视基础课和外语课教学当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船政后学堂培养的毕竟是海军军官，在其课程设置中仅“枪炮操法”一科与军事有关，甚至连起码的强身健体的体育课也未开设，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养成军人素质。
船政后学堂招收的学生一般在12—17岁之间，虽非广泛的择优选拔，但可塑性较强。学堂主办者也注意到学生的这一特点，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不是有针对性地强化军事教育训练，而是要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唯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因此在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2]按照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学堂培养的只能是掌握了一定“外国之技巧”的士子。而中国传统士子之“性情”，经过长期的积淀，早已形成共有的特质，即重文轻武，喜静不喜动，善思考而恶劳作。这些特质存在于传统士子身上也许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评价，但对军人来说则肯定是致命的弱点。因此，船政后学堂的学生虽已被定位为未来的海军军官，但他们却不想也无从体认其准军人角色。
1874年秋，英国海军军官寿尔（Henry N.Shore）曾到福建船政学堂访问。在船政后学堂的算学课上，学生们用毛笔缮写作业及其作业本之整洁，都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外籍教师嘉乐尔（James Carroll）那里，他听到的也是对学生的称赞，“说他们勤勉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但寿尔在仔细观察之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3]其实学堂里的外籍教师也承认，“让清国学生作体育比进行学术教育还远远为难”[4]。寿尔参观船政学堂时，第一届学生虽已毕业，但因“抚育的方式”相同，他们在校时的情景也不会例外。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寿尔语近尖刻的评论，难免会被疑为偏见。但战争的规则只承认优胜劣败，因此任何国家或民族，评价军人优劣的客观标准必然有其相同的素质要求。船政后学堂的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书本知识学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介书生，与培养近代海军军官的要求相去甚远。
学堂主办者则认为，学生的文强武弱是在校学习期间的正常现象，而由学生到军人的角色转换似乎也很简单，完全可以在下一步的上舰实习阶段完成。沈葆桢早就说过：“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5]因此，第一届驾驶班学生于1871年夏堂课结业后，即被派上练习舰进行为期两年的实习。实习科目虽然也有操演枪炮，但主要是在外籍教习的指导下练习驾船航海，以验证所学的书本知识。而寿尔在练习舰上的发现又进一步验证了他在学堂里所看到的一切；学生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极不情愿。[6]实习结束后，他们确实已达到了当初确定的近海航行的培养目标，有些人还能胜任远洋航行，于是不论是外籍教习还是中国官员都认为这些毕业生已是合格的舰长和大副了。但是若仅仅以能否驾船航海为标准，海军军官与普通轮船船长又有什么区别？
船政后学堂的前几届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先后被直接分配到兵船上任职，少数优秀者则被派往英国继续深造。1877年春，船政后学堂第一、第二届毕业生中的12人作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启程赴英，先后进入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理论，并到英舰队的各种军舰上实习，留学期限为3年。英国是当时的海军强国，其海军教育方式、内容及环境均属世界一流，为海军学生留学深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就中国海军留学生而言，他们出国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长期养成的传统士子性情已基本定型，即使是置身于西方国家，在短短的两三年留学时间里也很难有明显的改变。从现存的史料看，他们在留学期间仍习惯于重视海军专业技术的学习与实践，对海军军事理论却几乎没有涉猎。至于其军人素质，亦未能在新的环境里得到加强。最典型的例子是留学生严复在留学第二年向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讲述的一件事，他说：“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唯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7]严复不仅注意到中国人与英国人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异，进而还得出了“西洋筋骨皆强”是“自少已习成故”的结论，其认识已比较深入。如果严复听到过英人寿尔几年前对船政学堂学生的评价，此时肯定也已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即中国学生的“虚弱孱小”同样是由“抚育的方式造成的”。不过，留学生们在承认差别的同时，又因“已习成故”而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从而放弃了改善自身素质的努力。特别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做官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而做官一般是无须劳力的，这又使他们在思想上难以认同西方的军事教育训练方式。正因为如此，他们留学英国除了海军军事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在极其薄弱的军事素质方面实无多大长进。作为军人，身体强健永远都是先决条件，否则就根本无法应付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紧张激烈的战争。而且，身体如果不堪重负，在此基础之上的军人应有的理想、信念、敬业、尚武、献身等精神素质也必然要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船政后学堂毕业生和海军留学生的素质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既无军人的体魄和精神，又缺乏军官的军事思想素养，只不过是掌握了一定的近代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受过正规培训的新型海军军官，他们尚未达到其所要担负的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这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二
沈葆桢对由他主持培养的船政学堂前几届学生以及海军留学生颇为看重，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时，他曾致函特别提示：“轮船操演，非求管驾于学堂不为功，将来厚望在出洋局矣。”[8]其实无须沈提醒，李鸿章亦深知其中道理，而且这也是当时的唯一选择。他从为北洋购置第一批炮船开始，即陆续择优选调船政学堂前几届毕业生担任管带、大副等职。第一批学习驾驶的12名海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有9人被他网罗到北洋，其中除严复留在刚建立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其余8人均被委以主力战舰管带要职。
但是，学生官们上任不久，其素质缺陷便逐渐暴露出来，实际表现难如人意。1876至1877年，李鸿章从英国购买的4艘炮船先后到华，随即选调4名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前来担任管驾。但他很快发现：“四船管驾均非锐意向上之人，中国水师人才造诣实浅，又不肯虚心求教。”[9]后来，随着更多的船政学堂毕业生以及海军留学生进入北洋服役，李鸿章对他们的个性和弱点也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1881年初，他在与船政大臣黎兆棠的往来信函中多次讨论海军学生官的素质问题。李、黎二人对这些学生官总的评价是：“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10]经过实践检验，当年英人寿尔对船政学堂学生的评价，如今又在中国官员的口中以另一种表述而得到证实。李鸿章明知学生官们文强武弱，不足以胜任战船管带，但因在带船学问方面无人能够取代他们，也只好“因材器使”而寄希望于将来。
在李鸿章看来，学生官担任战船管带已是勉为其难，遑论海军将才之选。因此，他一方面选定虽不懂海军但久经战阵的原淮军将领丁汝昌为正在建设中的北洋海军的统领，希望借丁的军旅资历和带兵经验驾驭整个舰队，当然也含有由他本人直接控制海军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聘用一批外籍雇员，分别担任舰队高级顾问和舰艇教习、战术技术军官等职，以帮助北洋海军进行正规训练。因丁汝昌是外行，所聘舰队高级顾问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先后聘用过3位外籍高级顾问，其中任职时间最长、表现最出色的是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Lang）。
1882年11月，李鸿章正式延聘琅威理为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在丁汝昌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舰队的管理与训练。琅威理是职业海军军官，来华前为英国海军现役舰长，既精通海军业务，又有管理、训练舰队的丰富经验。但他能否在北洋海军立足并发挥应有的作用，除了取决于其个人因素外，管带各舰的学生官们的合作态度亦至关重要。琅威理刚一上任，便发现由海军留学生和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管带的巡洋舰，在管理上存在许多弊端，现有人员素质极差，整顿将非常费力。[11]琅氏治军严格，训练有方，且能以身作则，很快为包括各舰管带在内的海军官佐所敬惮。他实施的正规化管理与训练，不久即初见成效。据他自己回忆，“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12]但就在北洋海军的纪律、训练都大有起色之际，因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琅威理以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丁汝昌当时对琅氏去职颇感惋惜，谓“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而且“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可验诸口碑”。[13]
其实，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琅威理与各舰管带的良好关系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由于琅威理任北洋海军总查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及敬业精神都是无可挑剔的，而刚入北洋海军服役不久的学生官们资历尚浅，自知技不如人，同时又有初任战船管带的职业热情，所以双方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维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此外，北洋海军当时尚未经制化，各舰管带均非实缺，学生官们能否保住现职或继续升职，总查琅威理的意见显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对他有所顾忌。两年后，琅威理再次被聘为北洋海军总查，并在一段时间内仍与学生官管带们保持了相当和谐的关系。但随着各舰管带的地位最终趋于稳固，双方的关系便有了微妙的变化，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1888年10月2日，以《北洋海军章程》的颁布为标志，北洋海军宣告正式成军。在清廷随后发布的任职谕令中，丁汝昌等各级军官均获升署舰队武职实缺。其中，“镇远”、“定远”号铁甲舰管带林泰曾、刘步蟾分别升署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北洋海军左、右翼总兵，“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号巡洋舰管带邓世昌、方伯谦、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升署副将，“超勇”、“扬威”号巡洋舰管带黄建勋、林履中升署参将，“威远”、“康济”号练习舰管带林颖启、萨镇冰升署游击。此项任命意味着各舰管带已正式成为朝廷命官。一年后，便发生了导致琅威理负气辞职的“撤旗事件”。1890年春，北洋舰队例巡南洋时寄泊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即撤下提督旗换升其总兵旗。这等于是向琅威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在舰队中没有副提督的地位。当琅威理提出质问时，刘步蟾答以海军惯例如此。[14]不错，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确实没有副提督的编制，但同样亦无外籍总查的编制。如果完全按章程规定办，琅威理的总查职务似乎也可以不予承认。刘的换旗理由显然经不住推敲。实际情况是，清廷确曾赏给过琅威理提督衔，李鸿章在发给他的文电中也一向称其为提督。如今舰队的一个一直受他领导的总兵官突然以换旗的方式宣布他不是副提督，李鸿章又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氏感到这是对他的羞辱，遂拂袖而去。此后至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再未聘请高级顾问。
这次“撤旗事件”，表面上是刘步蟾与琅威理之争，实际上反映的是大多数管带的一种情绪。北洋海军虽是一支近代化的舰队，但因植根于封建土壤之中，必然要受到封建毒素的侵蚀。当年的学生官们在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也便进入了旧的官僚体制，于是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即消磨殆尽，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开始随波逐流。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和平时期，工作表现通常不是晋升的决定因素，敬业自然也就成了十分愚蠢可笑的行为。但琅威理却始终坚持按章办事，而且铁面无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到各舰管带的尊严和利益。尽管他们当时和后来始终承认，在琅威理任总查期间，北洋海军的纪律和训练都是历史最好水平，但对他的反感却依然与日俱增。尤其是当他们的地位稳固以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一位知情者事后指出，“众将怀安，进谗于李傅相（鸿章）而去之”，道出的正是琅威理辞职背后的真实隐情。[15]
丁汝昌失去一位得力助手，遂“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悉委步蟾主持”[16]。他如此超脱，既是因为不懂海军业务，也是出于无奈。北洋海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福建人，如12艘大舰的管带，除“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和“平远”舰管带李和是广东人，其余均为闽籍。闽系军官逐渐成为能够左右整个舰队的派系势力，且以人多势众排挤非闽系官兵，内部矛盾已呈公开化，皖人提督丁汝昌亦不过依违其间。他因“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17]。由于这些管带们并没有学到琅威理的敬业精神及严格的治军方法，又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结果在他们的具体主持下，北洋舰队的管理、训练水平急剧下滑，与琅威理在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舰队训练，北洋海军的中下级军官于甲午战后呈文总结教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他们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执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例如“平日操演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操演船阵时，先期预定阵式，“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而且“一令即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应命，用之已惯”。[18]这种流于形式的训练已不是有无实战性的问题，而完全是在各舰管带集体故意下的虚应敷衍，弄虚作假。
训练废弛只是海军走向腐败的一种表现，同样严重的问题还有纪律的日趋败坏，而带头违规违纪者还是各舰管带。《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19]此章程本是由许多管带参与起草制订的，但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各舰管带就已经在基地及其附近兴建私宅，可见规章制度在他们的心目中不过是一纸具文。[20]这不仅是海军军官携妻带妾建房陆居的利弊问题，关键是他们动摇了军纪的严肃性，由此产生的后果极为严重。琅威理任总查期间，上岸陆居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遏制，“自琅去后，渐放渐松”，自左右总兵以下争相挈眷陆居。上行下效，军士亦去船以嬉，以致“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纪律一经破坏，便愈演愈烈，直至视为故常。每年冬季舰队例巡南洋，一至上海、香港，官兵便相率上岸淫赌。[21]时人注意到：“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北洋海军基地）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22]各舰管带按官职大小每年薪俸银少则1000余两，多至近4000两，普遍超过同级绿营武官薪俸的3倍以上，但仍纷纷以权谋私。《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各舰月有“行船公费银”数百两，用于购置“水线以上船舱内外应用各色洋漆、油斤、纸张、棉纱、砂布”等以保养船械，例由管带领银包办。但日久弊生，间有管带以职权之便侵吞此款，“应换不换，应油不油，故其船身各件易坏，而后膛炮机亦至生锈”[23]。足见其腐败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1891年夏，北洋海军的6艘主力战舰应邀第二次出访日本。舰队在横滨停留期间，横滨海军基地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甲午战争时任“浪速”号巡洋舰舰长）曾仔细观察过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舰上中国海军官兵给他的印象是缺乏纪律性，而且他发现舰上大炮没有擦干净，上面还挂满了晾晒的衣物，遂生轻视之心。[24]北洋舰队军官也同样对日本海军进行了观察，但关注的重点却仅限于武器装备。“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即向丁汝昌力陈：日本海军实力已超过中国，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25]甲午战争前夕，“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又直接上书李鸿章，内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26]他们注意到日本海军实力已迅速提高以及对中国构成威胁，并主张尽快更新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以与之抗衡，所见不无道理。但构成海军实力的因素不仅有武器装备，还包括操纵武器装备的人，而后者的作用尤为重要。况且，当时中日海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实际差距并不像他们所强调的那样严重，“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主要亦不在此。北洋海军的致命弱点是官兵素质低下，但其管带们竟无一人注意到中日海军在这方面的明显差距，其自身素质由此亦概可想见。实际上，1891年至甲午战争前的3年，正是北洋海军在各舰管带的直接作用下走向腐败变质的时期。有鉴于此，曾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于1893年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27]
三
北洋海军的管带们军事素质不高，也决定了他们对战争必然持消极的态度，甚至没有勇气去面对战争。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E.Fremantle）海军中将驻华期间曾就海战问题与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作过交谈，一位管带用流利的英语对他说：“海战是最愚蠢的战争。”这位海军将军听后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说：“诚然，战争是愚蠢的，但这决不应该从一海军军官口中说出。平时以国家柱石自任，国难当头愿以身殉国者，这才是作为军人应尽的天职”。[28]也许那位北洋海军军官的话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管带的态度，但如果联系到战前北洋海军训练和纪律尽弛的事实，却足以证明他们确实没有为随时投入反侵略战争作过积极的准备。也正是在这样的被动状态下，他们迎来了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战争中，北洋海军的管带们尽管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各种爱国反应，但他们身上的素质缺陷也暴露无遗。
虽然中日两国于8月1日即已正式宣战，而且在此之前的7月25日还发生过日本舰队偷袭中国军舰及运兵船的丰岛海战，但对北洋海军管带群体的严峻考验实际上到9月17日的黄海海战才真正开始。是日上午11时许，北洋舰队在完成护送陆军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的任务后正准备返航，突然发现日本舰队来袭。提督丁汝昌当即传令停泊于大东沟口外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10艘主力战舰，以前后交错配置的双纵队起锚迎敌。接敌途中，丁汝昌见12艘日舰以单纵队扑来，遂又下令改阵式为双横队。[29]但出乎意外的是，舰队接敌时形成的并不是双横队，而是一个散漫的类似“人”字的阵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严重后果，除了后续各舰向两翼展开费时较多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各舰管带“勇怯不同”，“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30]二是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擅自下令提前发动攻击，致使整个编队失去了作最后整理的时间，已来不及补救。
中午12时50分，北洋舰队以零乱的阵形接敌至5300米时，“定远”舰305毫米口径右主炮在刘步蟾的指挥下发出了海战的第一炮。随后，距离更远的其他各舰也相继发炮。但日舰却迟迟没有还击，直到逼近至3500米，才在有利阵位上开始发炮。那么，刘步蟾为什么在比日舰发炮距离远近2000米时就下令攻击？史学界普遍认为，“定远”舰的第一炮是向全队发出的进攻信号，目的是为了先发制人，力争战场主动。[31]此论看来颇有道理，似已成定评，其实深究起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理论上说，海战场上只有最高指挥官才有权发出舰队开战指令，旗舰管带无此权限。刘步蟾既没有接到丁汝昌的命令，又未向其请示，便擅自下令开炮，这在战场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行为。况且，先发制人也是有条件的，只有能够达到“制人”目的时，“先发”才有意义。当时的海军界权威人士、美国著名海军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评论这场海战时，依据的是中日海军交战距离为3000米这样一个并不准确的数字，但即使是这个被传闻大大缩短了的距离，他仍表示：“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能要短兵相接。”[32]事实上也是如此，北洋舰队发动的第一波炮击，炮弹尽落于海，无一命中。[33]刘步蟾是被时人誉为“明海战术”的将领，何以会在与日本海军决战的关头犯下违背战场纪律和战术原则之大错？对此，亲历此次海战的“广甲”舰大管轮卢毓英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初经战阵心慌意乱耳”[34]。
“定远”舰发射的第一炮没有击中日舰，其强大的后坐力反将己舰的舰桥震坍，正在舰桥上观察日舰的丁汝昌毫无思想准备，跌落甲板负伤。数分钟后，“定远”舰的信号装置又被日炮摧毀、由于丁汝昌事先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因此北洋舰队从一开始便失去了统一指挥，从而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丁的这一重大失误，固然说明了他这个外行海军提督的无知，但作为“内行”的各舰管带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比丁高明多少。且不说战前他们没有就此提醒过丁汝昌。即在旗舰指挥信号中断后，由其他军舰主动接替指挥亦属基本常识。然而，在近5个小时的海战中，竟然没有一个管带挺身而出。直到海战接近尾声时，“靖远”舰管带叶祖珪才在帮带大副刘冠雄的提示下代升督旗收队，对指挥作战已毫无意义了。海战后，李鸿章根据丁汝昌的报告，奏请朝廷奖恤有功和阵亡军官，其中提到丁汝昌受伤后“总兵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35]。此话说得颇为模糊，也极易给人造成错觉。所谓“代为督战”，是督一舰还是督整队？如指督“定远”一舰，这是管带分内之事，谈不上代督；如指督全队，旗舰信号装置于开战不久即被摧毁，他又如何能指挥其他各舰？
在没有主动代理旗舰指挥的问题上，如果说各舰管带均负有责任的话，那么其中责任最大的无疑是另一艘大铁甲舰“镇远”号的管带林泰曾，因为按地位而论他是提督的第一代理人。据当时任帮办“镇远”管带的美国军官马吉芬（Philo N.McGiffin）战后回忆，“镇远”的信号索具在开战不久也被日炮摧毁，或许这就是该舰没有接替旗舰指挥的原因。但他同时又披露了另一个情况，说该舰一直由副管驾杨用霖指挥作战，言外之意是管带林泰曾没有履行其职责。[36]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将马氏赞誉中国海军官兵作战勇敢的言论视为信史而大量引用，惟对其扬杨（用霖）抑林（泰曾）之论多持怀疑态度。论者以林、马间的矛盾证明马有诬林之嫌，但对林未指挥“镇远”舰作战之说，则始终拿不出“证伪”的直接证据。相反，一位亲历海战的中国海军军官的自述，却进一步证实了马氏的说法。原来，“大东沟之役，林（泰曾）惊慌失措”，“故饮浓酒至大醉而卧于指挥台下，一切调度进退指挥”，“皆公（杨用霖）一人耳”。[37]
海战进行到下午2时30分左右时，北洋舰队已沉毁“超勇”、“扬威”两舰，但停泊大东沟口内外的巡洋舰“平远”、“广丙”及诸鱼雷艇也赶来参战，大中型军舰仍有l0艘。日方则有3艘弱舰因伤被迫退出战场，仅余9舰继续作战。实力对比虽发生了有利于北洋舰队的变化，但因缺乏统一指挥，被动防御的态势并未改变。尤其当3时30分左右“致远”舰被击沉后，混乱局面更加恶化。“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平远”、“广丙”等舰先后撤离战场，或驶往近岸施救，或径回旅顺基地。[38]此时海战场上仅有“定远”、“镇远”两舰在坚持作战，奋力抗击日本舰队本队5舰的围攻。其他军舰在日第一游击队4艘快速巡洋舰的追击下，各求自保而溃散，甚至坐视已受重伤的“经远”舰被日舰追及击沉，竟无一舰施以援手。避至近岸的4艘军舰有幸得以施救，并待日舰退走后方升旗与两艘铁甲舰会合，这场持续5个小时的海战亦就此结束。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投入的作战兵力基本相当，但结果却大不一样。北洋舰队损失巡洋舰4艘（不包括逃逸途中触礁被毁的“广甲”号），其余各舰均不同程度受伤。而日本舰队却l舰未沉，仅有3舰受重伤，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北洋舰队是严重失利的一方；而在双方胜负的背后，实是中日海军官兵素质的优劣不同，其中尤以管带（舰长）群体在战术意识、指挥艺术及作战勇气等方面的差距最为明显。诚然，北洋舰队的大多数管带毕竟率领各舰与敌进行了搏战，这本身似乎就可成为肯定他们的依据。特别是力战捐躯的4名管带，其中“经远”管带林永升中炮阵亡，“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致远”管带邓世昌均为战舰沉毁后蹈海自尽，表现出的也是与舰共存亡的气概。按照惯例，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自然要将死难管带的壮烈讲足，同时还要为一部分幸存管带评功摆好，朝廷也便格外开恩予以从优议恤和奖赏。但在丁汝昌的内心，他最看重的只有邓世昌，亦最痛惜“殒我邓君万夫雄特之将”[39]。
经黄海一战，北洋海军不仅实力严重折损，而且士气也更加一蹶不振。战后，丁汝昌因伤获准疗养，奉命暂代提督的刘步蟾及各舰管带已是责无旁贷，本应有所作为。然而，对于朝廷和李鸿章不断下达的尽快修复伤舰并择能战之舰早日出海的指令，他们始终未作积极回应。李鸿章以其对他们的了解，似乎有所预感，遂去电警告说：“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宕缓，误我大计，定行严参！”丁汝昌虽离职养伤，仍“当认真督催，勿为若辈把持摇惑”。[40]但李的警告此时已不起作用。北洋海军刚刚经历过“寄身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的惨烈海战，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在旅顺基地休整期间，包括管带在内的各级军官“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日驰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魄，亦触口惊心”[41]。他们对继续与日本海军作战已经丧失信心，醉生梦死的放纵，正是悲观、绝望的表现。鉴于士气如此低落，离职养伤的丁汝昌在写给朋僚的信中表示：“或搜或剿，非身亲督队，别无作气之术。”[42]可悲的是，当他仅治疗一个月即“力疾上船”后，非但无力使全军士气振作起来，反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动摇了自己的信心。因此，面对日军于10月24日发动的辽东半岛战役，北洋海军的表现极为消极，没有为保卫旅顺作出任何努力。
旅顺陷落前夕的11月13日晚，北洋舰队匆匆撤往威海基地，不料次日凌晨进港时，“镇远”铁甲舰不慎触礁受重伤，管带林泰曾于16日服毒自杀。丁汝昌在事故报告中说，“因风大水溜，浮鼓稍有移动”，故致“镇远”擦伤。[43]但问题是，在前行驶的“定远”舰能够顺利进港，何以随后跟进的“镇远”舰会因浮标移动而触礁？清廷览奏，感到其中情节颇多疑窦，尤其是“林泰曾纵因船损内疚，何至遽尔轻生？”甚至认为，“难保该船无奸细勾通，用计损坏”，因此谕令“李鸿章严切查明，据实详晰复奏．不得一字疏漏”。[44]李鸿章本有掩饰之意，及见朝廷深疑，遂赶紧复奏说明：“林泰曾向来胆小，想因疏忽，内疚轻生，未必有奸细勾通，用计损坏。”[45]“胆小”和“疏忽”，的确道出了“镇远”触礁及林泰曾自杀的真实原因。但对北洋舰队来说，事故原因已无关紧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实力已很薄弱和士气极为低落之际，最大的两艘铁甲舰竟自伤其一，从而更加不敢出海作战了。
在接下来的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提出港口防御方案，其决策依据正是当时舰队的实力和士气，而后者又是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北洋舰队最终选择株守军港这一下策，是丁汝昌与部分洋员及诸管带集体研究决定的，当然也体现了大多数官兵的意志。当日军于1895年1月20日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时，丁汝昌曾召诸管带会议，结果还是决定守卫港口，不去袭击日军运兵船。[46]此后，北洋舰队为了避免与日军海军在海上交锋，曾倾全力协同威海南北帮炮台抵御日军的陆路进攻。至2月1日登陆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及海岸炮台，完成对军港的水陆合围，北洋舰队又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外省援军能及时赶到并由陆路解围，但因援军迟迟不到和日军水陆夹攻日急，港内海陆军官兵的情绪日趋不稳，管带中因绝望而无意再战者也日渐增多。2月5日至9日，日军以鱼雷艇夜袭和利用夺取的岸上台炮炮击，先重伤铁甲舰“定远”，继又击沉巡洋舰“来远”、“靖远”、练习舰“威远”、差船“宝筏”。当“来远”、“威远”于夜间遭袭时，管带邱宝仁、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在此期间的7日上午，还发生了13艘鱼雷艇和2艘汽艇在管带率领下的集体逃跑事件。10日，丁汝昌令将已搁浅的“定远”舰炸毁，以免资敌，管带刘步蟾于当晚服毒自尽。至此，丁汝昌已得不到管带们的支持，完全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先是刘公岛居民求放生路，“兵轮管带不欲战者复交煽其间，兵勇水手和之”。丁汝昌虽明确表示拒绝投降，并勉慰固守待援，但在军中洋员和部分管带的纵容下，士兵散而复聚，仍喧噪不已。丁见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乃命诸将候令，同时沉舰。“诸将不应，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47]11日，丁知陆援已无望，几次派人要将“镇远”舰用鱼雷轰沉，但无人动手。次日凌晨，他见投降已成定局，决以一身报国，遂吞鸦片自尽。[48]当天，港内的海陆军官兵及残存的l0艘军舰便向日军投降了。
笔者无意贬低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也不否认他们都各有其长处，以及其中有个别相对的优秀者。本文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将北洋海军管带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考察，试图以同样数量繁多的史料为依据补苴出他们的另一面，以使其形象更接近于真实和完整。毫无疑问，倘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与旧式水师军官相比已有质的进步。但海军是国防武装，其作战对象主要为敌国海军，因而海军军官素质的优劣也只有与同期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假想敌国作横向比较才有意义。就此而言，北洋海军管带的群体素质显然不高，远未达到近代海军舰长所要求的水平。甲午海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日海军的素质较量，而事实证明，北洋海军管带与日本海军舰长在素质上确实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北洋海军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文载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 方伯谦：《益堂年谱》（手稿），同治六年至十年条。按：方伯谦，字益堂。
[2] 《沈文肃公政书》卷4，光绪庚辰版，第6—7页。
[3] 寿尔：《田凫号航行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5—386页。
[4] 《斐利曼特尔海军中将评日清海战》，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3页。
[5] 《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46页。
[6] 寿尔：《田凫号航行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第390页。
[7] 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50页。
[8] 沈葆桢：《复李中堂》，《沈文肃公牍》2，巡台六。福建省图书馆藏稿本。
[9] 李鸿章：《复吴春帆京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光绪乙巳四月金陵版，第23—24页。
[10] 李鸿章：《复黎召民廉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11] 《中国海关密档》第3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9页。
[12] 《英琅威理军门语录》，上海广学会译著：《中东战纪本末》卷7，光绪丁酉新春图书集成局版，第29页。
[13] 丁汝昌：《致袁观察书》，《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14] 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节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页。
[15]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第3页，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6] 《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49页。
[17]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18] 北洋海军“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枪炮二副高承锡等战后呈文，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盛档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403、407页。
[19] 《北洋海军章程·官制》（十四款本）第2册，北洋海军编印，第3页。
[20] 据方伯谦《益堂年谱》记载，他于1881年调入北洋的当年即移眷至大沽，到1888年已在烟台、威海、刘公岛兴建3处私宅，并有妻妾随侍。其他管带恐怕也不能免俗。
[21] 《张哲溁呈文》，《盛档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399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63页。
[22] 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节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22页。
[23] 《北洋海军章程·俸饷》（十四款本）第4册，第15页；郑观应：《盛世危言·水师》，《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0页。
[24] 〔美〕约翰·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29—1895》，苏小东等译，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年印行，第168页。
[25] 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影印，第231页。据池仲佑《海军实纪·刘军门子香事略》所记，刘步蟾还曾当面向李鸿章力争添购新式战舰，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72页。
[26] 《方管带驻韩日记并条陈防倭事宜》，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卷5，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第25页。
[27] 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2，光绪辛丑上海书局石印本，第18页。
[28] 《斐利曼特尔海军中将评日清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91页。
[29] 关于北洋舰队的接敌阵形，本文为简明起见，未使用专业名称。
[30] 《沈寿堃呈文》，《盛档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3页。
[31] 这一观点自1978年史学界重新评价刘步蟾时开始出现，后逐渐成为普遍认同的主流结论，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关论著。
[32] 马汉：《评鸭绿江口外的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20页。
[33] 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6章“黄海战纪”，东京水交社1905年版。中方史料亦有相同记载，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67页；《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26页。
[34]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26页。
[35]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1，故宫博物院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第22页。李鸿章此折于10月5日上呈，在此前后的9月21日至10月中旬，丁汝昌获准离职疗伤，由刘步蟾暂代提督。
[36]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71、284页。
[37]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6、48页。
[38] 《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报告》（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250页。
[39] 丁汝昌：《复张楚宝昆仲》，《丁汝昌集》，第218页。
[40] 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龚道》，《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41]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2页。
[42] 丁汝昌：《复吴瑞生》，《丁汝昌集》，第217页。
[43] 《丁提督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三），第163页。
[44] 《清实录·德宗实录》（五），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51—552页，光绪二十年十月甲子条。
[45] 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三），第186页。据亲历者卢毓英的回忆，亦谓林泰曾本忠厚胆小，故因船损而愧惧自杀，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6—37页。
[46]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59页。
[47] 以上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71页。刘步蟾自杀时间，姚文记为2月8日，但亲历者的《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清末海军史料》，第338页）和《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页）均作2月10日，故从是说。
[48] 据《东方兵事纪略》称：丁汝昌死后，“英员浩威作降草，仍托诸汝昌语，管带闽人某译华文，牛昶炳暑以毒军提督印”，另据《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丁与洋员马格禄面商后，亲作降书，并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送往日舰，遂即仰药自尽；《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则称丁命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降书，并派程璧光送书，随后自杀，本文无意讨论这一问题，仅录此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