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
第一节 在文学史的坐标上——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评价
如何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是一个已经令批评家们费尽口舌的问题。21世纪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之声就不绝于耳。这种否定既有来自洋人的，也有来自国人的。举其要者，德国汉学家顾彬发出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高论；中国的部分“思想界”人士提出过“当代文学作品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乃至良知”、“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道德良知和社会承担”的指责。[1]这两次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都曾引起激烈的反响，尤其是顾彬的结论，至今还是一个热议的话题。新近更有陈晓明与肖鹰、王彬彬之间的争议。如果抛开争议不谈，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评价一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尺度？我主张在文学史的坐标上来进行考察。
文学史的坐标包含着横轴和纵轴两个方面，用南帆先生的说法，“横轴指的是文学与一个时代的互动关系；纵轴指的是文学传统名义之下的各种承传，例如母题、故事模式、意象、性格类型、叙述形式，如此等等”[2]。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那么，一个时代文学的价值，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参与了现实的社会文化建构，反映了时代要求它必须关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介入到时代的大潮中去，并帮助人们认识这个时代的本质，从而引导人们去改造现实的弊病，建设理想的未来。另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创造了新的文学形象，建立了新的叙述形式，对文学本体的建设有无创新和超越。
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新世纪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的结论也许并不那么令人悲观。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会产生少有的激动，因为与现代文学或当代文学的前50年相比，新世纪文学至少并不逊色，而且其中的新质还让人兴奋。
一 对现实的“介入”
在文学参与生活的建构这一点上，新世纪文学表现了少有的自觉。例如面对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而出现的等级和压迫，另一批权力关系的迅速形成，底层民众的困境和困惑，文学自觉地担当起了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使命，一大批底层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它们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承担精神，表现了底层的当下处境，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其锋芒直指当下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平不公。它直接继承了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的优秀传统，使曾经一度失声的文学又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彰显了文学为人民代言、为时代呐喊的特点。其中曹征路、胡学文、陈应松、罗伟章、王十月、王祥夫等人的创作在新世纪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儿》、《问苍茫》、《命案高悬》、《马嘶岭血案》、《太平狗》、《高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国家订单》、《无碑》等底层文学创作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品，有些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广泛的社会评论。尽管关于“底层文学”的话题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讨论，它自己也正在生长之中，其中有些作品的粗糙和概念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底层文学企图记录一个时代最为深刻的情绪，这将是永远值得肯定的。
再如一大批乡村小说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精细刻画，既表现了大变革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也反映了在这种变革面前农民精神的困惑与失措、痛苦与抉择，还揭示了在城市化浪潮中乡村文化精神的某些失落和由此带来的伦理困惑，还有对中国多年来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的深入思考以及启蒙主义在当下仍然具有意义，等等。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与秦地、秦人生命融为一体的，有着千年文化底蕴的秦腔，却悄无声息地衰落了，甚至在清风街也已无人聆听，乡土文化从未像今天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和挑战。而众多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使清风街变成了“空心村”。像夏天义那样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农民也随着他的去世变成了前朝往事。新村官夏君亭在带领清风街取得经济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乡土中国在新世纪的现代性裂变被作家艺术地展现了出来。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旷开田由一个遭受权力之苦因而也想摆脱权力制约的普通农民，到变成像原村主任詹石磴一样专横跋扈、横行乡里的楚王庄的“王”，同样反映了当下农村的某种令人痛心的现实。作家怀着高度的历史理性和启蒙主义精神告诉人们，在乡村变革中，如果只注意经济改革，而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独立自主意识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必要的权力约束机制又没有建立和完善，那么即使通过所谓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也会重复以往掌权者的悲剧。胡学文在他众多的中篇小说如《飞翔的女人》、《命案高悬》、《逆水而行》、《淋湿的翅膀》等作品中，表现了乡村的无序和精神之“困”，他说：“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3]总之，大量的乡村小说广泛地描写了乡村各阶层人物的种种命运遭际、人生轨迹。不管如何评价眼前的这一场巨大社会变革，文学存留了许多真实的生活细节，丰富了历史所呈现的面目，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敬意。
特别需要提及的还有一大批教育题材小说的出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党和国家及时调整政策，被“四人帮”彻底搞乱的教育体制得到了有效恢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但教育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也变得越来越紧迫。罗伟章在他的一系列小说如《磨尖掐尖》、《水往高处流》、《我们能够拯救谁》、《奸细》、《潜伏期》、《最后一课》、《心脏石》、《我们的成长》等作品中，对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的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描写，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里既有针对教育腐败和师德沦丧所进行的道德声讨和社会批判，也有针对教师的内心矛盾和精神失落展开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其中体现着作家对教育“现实”的深度介入。而一批描写大学校园生活的小说，更是将当下日益不堪的高校体制的种种弊端和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相揭示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在痛感高校无序竞争的同时产生深深的忧虑。南翔的《大学轶事》、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汤吉夫的《大学纪事》、纪华文的《角力》、阎连科的《风雅颂》以及李洱的《遗忘》等，呈现了一幅幅学院知识分子的群丑图。这里既有对当前学术腐败的揭露与鞭笞，也有对当代知识分子道德灵魂的逼视与诘问。“透过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命运和结局，我们隐隐可以听到作者们对知识分子堕落的痛惜声，也可以看到对知识分子向理念人的角色回归的殷殷期待。”[4]杨争光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所反映的既是教育问题，又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让我们反思教育，反思考试，也反思家庭，反思社会，反思我们的文化土壤及其复杂性。小说写了几种关系，家庭的关系，老师的关系，同学的关系，亲戚的关系，课本的关系，张冲这个很可爱、很勇敢，也很有正义感的少年，为什么其成长的过程那么失败？他是怎样变成一个问题少年、犯罪少年的？针对教育，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分数的高低就成了衡量一个学生好与坏的标准？学习的好坏能否成为判定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成长重要还是成才重要？成人重要还是成龙重要？教育是要培养人的独立意识还是压抑人的自由天性？作家在小说中实际上对包括父母、老师、亲戚以及学校教育、教育意识形态在内的这个社会及其文化，进行了深度拷问，小说提出的问题是全方位的。
另外如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王跃文等的“新政治小说”（或称为“反腐小说”），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关注，大量的“商战小说”对市场化时代商业竞争的描写等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倾向。总之，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无论是激情的宣泄，还是深沉的思考，也无论是黄钟大吕，还是小桥流水，都在讲述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记录着这个时代的民生百态，也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欢欣与阵痛，这意味着文学的基本价值。
二 艺术的创新
纵向来看，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前50年，新世纪文学在人物、情节、意象、叙述模式等方面，也为读者呈现了诸多新的因素。
一是新的人物塑造。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就塑造了何开来这个新典型形象，这是一个和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局外人”都有联系，但又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个对工作、对亲人、对爱情都不断逃离、不断后退，对社会通行的一切都拒绝认同，因而孤独、虚无、厌倦一切的何开来，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一群体或一种亚文化存在的反映，也是作家对人与自我分离、隔绝的问题的形象探索，吴玄说：“陌生人，也是冷漠绝望的，开始可能是多余人，然后是局外人，这个社会确实是不能容忍的，这个社会确实是荒谬的，不过，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还不算是陌生人，陌生人是对自我感到陌生的那种人。”“对陌生人来说，荒谬的不仅是世界，还有自我，甚至自我比这个世界更荒谬。”[5]对一切都感到特别“陌生”，连丝毫责任感也没有的性格特征，正是作家对当下某种精神状态的独到发现与表达。何开来这个有异于以往任何形象的人物，是作家对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
以《历史的天空》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徐贵祥，在他的长篇新作《马上天下》中同样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异于以前文学作品中我军指挥员的人物——陈秋石，他从一个稀里糊涂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高级将领，其间升升降降，都与他独特的性格有关。作为一个天才的战术专家，陈秋石屡建奇功，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让大家钦佩。但这位书生气很浓的人，给工农干部上军事课，因为那些人素质太差而骂他们是乌合之众，再学三年也赶不上国民党的一个连长。还说红军是偏安一方，国民党没有跟我们打大规模的兵团战术，大家都是小打小闹。甚至认为红军的一些指挥员不懂得用兵之道，光凭勇敢，搞人海战术。他还做不到身先士卒，且振振有词，说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应该是最后一个战死的。与过去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爱兵如子、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很好干群关系的指挥员形象有别，在以工农为主体的我军队伍中，陈秋石较少同道者，因而孤独寡欢。但是陈秋石却是一个在新的战争理念下塑造出来的一位传奇英雄。而作品把他的遭遇与他的恩师杨邑在国军中的遭遇并列呈现的这样一种方式，又使我们感到，像陈秋石这样的战术型人才，难免不成为一个悲情英雄。所以有论者说，徐贵祥的《马上天下》“无论是在关于战争文学的基本观念上，还是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上，恐怕还要比《历史的天空》更胜一筹的”，“如同陈秋石这样一种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具有突出儒将气质的技术专家型军人形象，差不多就是绝无仅有的”。[6]另外如蒋子龙《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曹征路《问苍茫》中的常来临，王十月《无碑》中的老乌等，都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典型形象。
二是新的形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实验热潮过去，一些先锋作家也转向传统叙事之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形式探索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其价值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事实上，不管什么时候，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形式探索都是有意义的。而文学的价值也正在于不断的探索之中。新世纪文学在形式探索方面同样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李洱的《花腔》就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形式探索意味的小说。作品的正文部分是由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三人所叙述的葛任生死之谜构成的，而“我”在整理这三份自述时却发现它们都有明显的错讹、遗漏、悖谬，于是就进行纠正、补充和梳理，而冰莹、宗布、黄炎、孔繁泰、安东尼、埃利斯、川井等人的文章和言谈就是对正文的补充和说明。小说情节曲折婉转，充满诡异和悬念，让读者对葛任的命运和结局有一种难以说出的困惑，但正如小说在“真实还是虚幻？”一节中说的“本书中每个人的讲述，其实都是历史的回声”。[7]想努力澄清历史的真相，而结果却是真正的“真相”被瓦解，也许这才是历史本质的“真实”？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李洱在《花腔》中的形式探索，“已经超越了80年代末先锋写作单纯的形式实验文本，具有了形式功能上的独创性价值。在文本开放性的叙事体系中，文本形式已经具有了制造或改变意义的功能，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8]。
著名作家韩少功更是在小说文体形式的探索上不遗余力，他的《暗示》可以说是一部彻底颠覆解构传统长篇小说文体规范的小说，这已为评论界所公认。而他在新世纪创作的众多中短篇小说从结构方式到叙述模式等，无不充满探索性。如《方案六号》通篇由两个人的对话组成，并且隐去了对话者的言语，只保留了“我”的话语；《801室故事》不仅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连小说赖以存在的故事也没有。这两篇作品的结构都是开放式的，读者也被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创新性。《是吗？》将事件各种可能性结局并置的开放式结尾方式，更是放弃了叙述者为事件定性作结的权力，让读者在歧义丛生的疑惑中产生“这也许才是生活的真实”的感受。
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回归故事的传统现实主义艺术倾向的情况下，那些仍然坚持叙事探索的作家作品，显然更值得我们投以崇敬的目光。因为“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9]。在文坛上引起广泛争议，被认为故事不好看，使人难以卒读的贾平凹的《秦腔》，在叙事上就是一部大胆探索的小说。它放弃故事主线，用细节、场面、对话来结构整部小说，将生活的鸡零狗碎原汁原味地呈现出的写法，彻底瓦解了读者心中已经储存的乡村小说阅读经验。这是一种回到生活直接性的乡土叙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最原始的风土人性，最本真的生活事象。对于擅长讲故事的贾平凹，这显然是一种艺术的冒险，可贵的是他的这种冒险，收到了另一种有别于“故事”的独特艺术效果。正如作家王彪所说，小说“以细枝未节和鸡毛蒜皮的人事，从最细微的角落一页页翻开，细流蔓延，泥沙俱下，从而聚沙成塔，汇流入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10]。《秦腔》这种破碎性的叙事本身，是乡土自在的本真性生活的自我呈现，它也改变了现代以来形成的乡土美学传统，正如陈晓明所言，“清风街的颓败，是革命文学关于乡土叙事的宏大历史解体象喻”[11]，其中体现着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
三是新的意象营造。特殊的意象创造是建构独特的审美空间的途径之一，在新世纪文学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与以住不同的文学意象。如贾平凹《高兴》中的架子车、箫、高跟鞋、塔、肾等象征意象。架子车象征的是刘高兴及其同伴拾破烂的底层生活，箫象征着刘高兴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高跟鞋象征刘高兴的爱情，塔是对生命意义或终极价值的隐喻，肾则象征乡下人与城里人、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一种分离。而多样的意象共同建构起了作家在这个“乡下人进城”故事中所体现的多重思考和作家对当下现实的矛盾、困惑、茫然，作品因之也具有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充满了艺术的张力。
在更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中，与以往常常出现的“田野”、“桃源”、“边城”等乡村意象，“舞厅”、“酒吧”、“霓虹灯”等都市意象不同，那些更接近普通人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意象大量进入到小说中，如“白水青菜”（潘向黎《白水青菜》）、“围巾”（池莉《托尔斯泰围巾》）、“塑料大棚”（鲁敏《颠倒的时光》）、“剪纸”（鲁敏《纸醉》）、“夜晚”（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香熏精油”（范小青《城乡简史》）、“路”（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树”（蒋韵《心爱的树》）以及许多作品中出现的动物如狗、牛等。这众多的意象中，有些是属于即时审美意象，目的常在于让作品中的人物睹物感兴、触景生情。而更大量地属于象征意象，作家通过对这类意象的营造含蓄曲折地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感情。这些更接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象，也反映了新世纪文学创作在审美空间的开拓上有了更自由更开放的恣态，是对传统美学体系的一种自觉的突破与超越。
总之，当我们将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它的价值是明显的。而在这一坐标上去看又是必需的，正如蒂博代所说：“无视文学史的批评家没有任何久存文学史的可能，而缺乏批评审美观的文学史家则会陷入到一种沉闷的学究气中而无人理睬。”[12]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在当今海量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难以入流的作品，真正经得起反复阅读的少之又少，但这又是文学的正常生态。还是蒂博代的话：“如果不是由很快就默默无闻的成千上万个作家来维持着文学的生命的话，便根本不会有文学了，换句话说，便根本不会有大作家了。”[13]因为他认为文学不能归结为若干部杰作。我觉得评价当今的文学同样需要这样的心态。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抱着非传世之作不写的宗旨，那么，传世之作未必会有，而文坛将会成为一片荒漠。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当代有价值的作品并予以阐释。让我们记住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在这漫无标准的文艺界中要求真的文艺出来，在这漫无限制的文艺作家中要求真的天才出来，这正是批评家的任务。……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之中寻出金。”[14]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以底层文学为例
在新世纪渐成气候并在2005年前后呈星火燎原之势发展的“底层写作”，业已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学潮流，许多作家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见证”和“记录”着市场经济时代以资本强权为主体的权力压迫下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裂变，从而也证实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平则鸣”“为民担当”精神和悲天悯人情怀的未被泯灭。
一 新文学传统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兴起
事实上，描写底层人群的生活和命运，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和血泪，本来就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传统。五四时期，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劳工神圣”的口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实践者在关注“人的解放”、“人的文学”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向广大的劳工大众和城乡平民阶层，提倡“平民文学”（周作人）、“血与泪的文学”（郑振铎），主张文学要“同情被污辱、被损害的不幸的人们”，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达到“研究平民生活”、“将平民生活提高”的目的。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像鲁迅、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丁玲等以其大量的以底层民众为表现对象的经典作品夯实了新文学的深厚基础，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具有平民意识、批判意识、悲悯意识和社会承担意识的优秀文学传统。
描写底层人群的生活，反映底层的苦难和血泪，这是自新文学开始就有的一个传统，新时期文学也有许多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但为什么到了新世纪初，这种底层文学却再度成为一个文学的热点，以致形成了一种强劲的文学潮流呢？这既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因、思想文化改变的原因，还有新时期以来文学自身发展、自我调整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变。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社会迅速改变了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沉滞状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与此同时，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益明显。城乡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加剧，工人下岗，农民失去了土地，生态环境恶化，干群关系紧张，腐败现象严重，社会秩序混乱……这一切无不警醒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作家），怎样去反映这变化着的现实，反映底层人群的生活？两极分化已越来越严重，而弱势群体的生活急需作为代言人的作家去了解、表现，为其呼吁。
尽管有人认为，底层文学“是处于社会精英集团与广大下层之间，犹疑于两个边缘的中下知识分子的文学表述”，甚至认为“底层不是一个文学或美学的命题”，它的文学意义“要在历史、政治的前提下展开”[15]，但我觉得，底层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正是要放在历史、政治的前提中去加以考察的。正如鲁迅小说的意义和价值要放在“五四”启蒙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去确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价值要放在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空前尖锐激烈的大背景之中去确认一样，离开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也就难以理解底层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底层文学并非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缺乏文学性（在我看来，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都是既有社会性也有很强的文学性），但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没有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我们要文学又有何用呢？底层文学的作者用自己的作品参与当下文化精神的建构，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政治发言，正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表现。
其次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自90年代末期以来，就中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发生了激烈论争，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大有称霸一时之势。但“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特定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如何能够与更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利益相一致，并得到和谐的发展？这却是“新左派”关注的问题。“保守主义”在坚持他们的等级秩序的同时，却很难将他们的思路向更开阔的领域发展，“复古”的结果便是等级秩序的重新建立，而处于底层的广大民众则永远是“抹布阶级”，永远改变不了受欺压的命运。这样的思想文化现象，也就促使一批作家去思考，怎样才能继承左翼文学的精神传统，使文学重新和人民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尽管有学者说：“如果说这批作家有意承继新文学的传统，那是夸大之辞，只能理解为是历史提供了某种相同的契机，使他们可以或者不得不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而且文学也只能以此来达到它所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和尽可能有效的艺术表现方式。”[16]但不论自觉也好，“不得不”也罢，思想文化界的诸多现象的确促使了底层文学作家对左翼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作品也客观上建立起了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底层文学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文学发展自身的原因。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对现实世界的依存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流派发展中，或明或暗，或直接或曲折地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作家们对现实的关注总是保持着相对持久的热情。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两种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一是所谓的“向内转”，由侧重对心灵世界的开掘到对人内心隐秘甚至隐私心理的表现，在欲望化的叙事中，一些作家一步步将审美的探头伸向了歌厅、酒吧、卧室乃至浴缸等“私人空间”，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将文学的“感性”推向了极端。二是“形式热”，作家们对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和学习，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时尚。叙述的圈套，技巧的过度，使中国文学一度呈现出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态势。而新文学中曾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等，也因为他们过分贴近现实的创作，被人们认为缺乏文学性，因而予以否定。而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的作品却被大加推崇。当然，这种带有“拨乱反正”色彩的文学评价自有它的意义，创作中的形式探索也自有不容抹杀的功绩。但当形式的探索变成一种先锋姿态，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盲目的崇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明，甚至完全隔膜之时，文学与社会大众也就越来越远，一些在圈内“十分叫好”的作品得不到普通大众的认可，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自恋”。这就迫使文学界自身发出了又一种“回归”的呼声。由当年的回归“纯文学”再一次回归“现实主义”。
新世纪伊始，李陀等人便开始反思“纯文学”，希望重建文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因为所谓的“纯文学”已经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当时曾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参与讨论，如韩少功、南帆、罗岗、薛毅、蔡翔等。现在文学界基本已有了一种共识，即对“写什么”的重视。批评家王尧指出：“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向，再次考验着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而不是挑战技术层面上的写作能力。”[17]青年批评家谢有顺说：“我认同格非所说的话：‘中国作家在经过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也同样考验作家面对世界发言的能力。世界不能沉默，人必须站出来说话，这是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个迫切期待。”[18]王晓明认为：“今日中国，文学绝不应该是可有可无之物，新的支配势力越是布下愚民之阵，文学还越有不可替代的反抗价值。”[19]可见，反思“纯文学”，让文学回归现实主义，向现实发言，已成为创作和理论批评界的一种共识。而底层文学正是这一反思的具体表现。
另外，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政治关怀倾向尤其是左翼文学研究的政治关怀倾向，也推动了底层写作的发展。新时期以来曾经一度受到冷淡和排斥、贬抑的左翼文学，又一次得到人们的肯定，尤其是对左翼文学关注民众和底层生活的传统，以及其中体现的反抗精神，研究界给予了新的充分的肯定。如孟繁华认为，“左翼文学的先锋性和它的民众性，是它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导中国文学潮流的内在原因”。因此面对当代文学的现状，他说：“我对左翼文学充满了憧憬和怀念。怀念左翼文学，不止是要呼唤它的革命精神，而更多的是刚才说过的左翼文学的丰富性。”[20]张梦阳甚至喊出了“高举左翼文学的旗帜，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口号。[21]还有研究界对延安文学、对毛泽东《讲话》的重新理解和评价，这些使得深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现实面前鼓足勇气，去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
可以说，底层文学的出现，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它是新世纪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它“并不是旧意识形态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22]。
二 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
底层文学已经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和广泛的评论。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大概从2004年就已经开始，到2006年形成一个不小的高潮，而且至今仍在继续。这场论争被认为是继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唯一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论争，因而意义重大。那么这场论争主要涉及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在这些问题上论争双方都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不同的观点中哪些更有益于今后文学的发展呢？
首先是“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之争。底层文学的倡导者认为，处于“文学第三世界”的底层文学因为关注的是广大的底层人群，而这些人又是中国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曾一度失去了在文学中的地位，在社会时尚主宰下的当代文坛，对他们的书写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是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抽象的苦难书写，而是直面现实的真实文字”，“在红尘滚滚的今日就尤其显得高尚和珍贵”[23]。显然孟繁华更多的是从社会或政治思想角度来称赞底层文学的，注重的是底层文学反映的社会内容和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判断，尚未涉及文学性的问题。但批评者却认为，这种“政治正确性”并非永远高于“文学性”，而“道德标准”也不能永远高于并随时取消“艺术标准”或“艺术自律”[24]。郜元宝显然更为推崇那种高蹈的“纯文学”。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曹征路又对郜元宝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他认为：“‘纯文学’的虚幻性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从现实中逃离出来，只不过进入了另一个圈套而已”，“在真相被刻意遮蔽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纯文学’，实际上就是主张虚假的文学，主张瞒和骗的文学”[25]。在此前后，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加入到了这一论争当中，一些底层文学的作家如陈应松、罗伟章等，都表达了对底层文学的一往情深。陈应松说：“当文学越来越专业化、贵族化的今天，‘底层文学’能如此强烈地、勇敢地、直接地表达人民的心声，是令人震撼，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应该对这批作家保持起码的尊敬。”[26]罗伟章也明确表示：“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同情、悲悯、人文情怀、牺牲精神和苦难意识，都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27]但同时，不同的声音一直存在，著名批评家程光炜在《小说的承担——新世纪文学读记》一文中指出：“小说承担的应该是它本来应该承担的‘娱乐’和‘美’。”并认为“梁启超‘新小说’主张事实上是将小说‘引入歧途’的最大祸根”。在这一理论下，他说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以至周作人的小品，才是“文学中的绿色食品”，而那些“主题吓人的‘大作’——《子夜》、《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读时令人大倒胃口，至少不觉其中有多少绕梁三日的世间真情”[28]。
显然，在很多时候，许多论争者都简单地把“底层文学”和“纯文学”对立起来了，似乎底层文学就天然地不具有文学性，而“纯文学”也就天然地与宏大主题，与底层书写无缘。这就走进了一个误区。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把书写底层与“纯文学”截然对立起来。鲁迅的小说是书写底层的，但谁又能把它从“纯文学”的队伍里清除呢？被程光炜先生称为“文学的绿色食品”的沈从文的《边城》（这是典型的“纯文学”）难道书写的不正是底层生活？实际上，没有哪一种文学是真正“纯”的，关键的问题是不论书写的对象是什么，都要用“文学”的方式去表现。我们“如果还要以一种非此即彼的僵硬立场去争吵‘纯文学’和‘底层写作’，让文学批评降格成‘大专辩论赛’——辩论激烈、观点迥异实则无益——之类的电视表演，只好请他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从第一行读起”[29]。
其次是作家站在什么立场表现底层以及怎样表现底层的问题。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作家）并不真正了解底层，他们也很难真正成为底层的代言人，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文学表述也只是他们自身道德立场的一种体现，并非真正关心底层，何况他们的书写也并不能被底层所阅读。批评家南帆说：“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底层，想象和体验底层，并且运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30]而且底层多大程度地渴望从文学之中读到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许多时候，将再现底层经验当作底层的迫切期待，会不会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象？”[31]南帆所提出的确实是一个由来以久的问题，底层大众听不懂知识分子（作家）对底层经验的表述，他们自身也许确实并非迫切地想从文学的镜子里搜索自己的形象。但是，这正好说明了知识分子表述的必要。何况底层大众本身就缺乏“话语权”，他们也没有“言说”的能力，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事实是，底层经验并非只能由底层表述，不被底层所期待也并不说明知识分子（作家）就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一个作家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某类读者的口味而创作，那不是商业化的游戏就是应制式的文字，断难真正成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还是南帆的另一句话有道理：“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底层形象曾经生动地出现在知识分子笔下。我愿意回到这个不无悖反的例子——尽管鲁迅无法开启闰土的语言系统，但是，闰土仍然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文学形象。”[32]
还有一种声音说，“在底层文学的潮流和批评中，我依稀看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自身的焦虑”。在表现底层苦难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很多作品还包含着隔岸观火的旁观者的津津乐道与暗自庆幸，另外还有一种深恐自己坠入其中的担心与焦虑”[33]。这种观点也并非没有根据，但若说这是底层文学的本质或主流，却绝对是一种误解。论者显然没看到大多数底层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苦难意识、批判精神、人文情怀、精神追问以及作家的一种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民族忧患感，说得刻薄一点，恐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确实有像陈应松那样，走进神农架，了解那里人民的生活，并为他们的苦难和艰辛而流泪而感动，因而从内心深处想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呼吁的作家；也有像贾平凹那样与进城拾破烂的农民交朋友，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作家；还有像曹征路那样为国营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也为那些没有出路的下岗工人洒一掬同情之泪，并用自己的笔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家；还有许多作家不仅深感底层的苦难和艰辛，更深感底层的困惑，他们精神的失落、心理的变态和扭曲。底层文学的作家以底层大众的身份，描写底层的生活，其中体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三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局限
在近年的文学创作中，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基本都是底层文学。底层文学不仅成为大众阅读的一个热点，也是文学评论界关注的重心。孟繁华、贺绍俊、洪治纲、南帆、陈晓明、张清华、李云雷等众多的评论家都非常关注底层文学。许多重要的底层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王安忆的《富萍》、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北北的《寻找妻子苦菜花》、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李锐的《太平风物》、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刘庆邦、罗伟章、阎连科、刘继明、方方、熊正良等人的作品，已经被评论界反复评论。在众多的文学评论中，有的侧重于揭示作品的社会价值，即从参与现实的角度论述底层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有的侧重于作品所体现的新的审美追求，分析其异于以往“左翼文学”以至“工农兵文学”的特质；有的侧重于揭示底层文学的人文观照；有的侧重剖析底层文学中的精神追问；有的分析底层写作的“新国民性”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底层文学评论中对其局限和失误的揭示，对今后的底层文学创作更有借鉴意义。
一是“美学脱身术”。对此陈晓明先生有深入的分析论述，他以杨映川的《不能掉头》、鬼子的《大年夜》、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等作品为例，详尽地分析了在底层小说的叙事中，作家是如何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的。他指出：“作家们在美学上依恋了现实主义的观念，但并不能在审美表现方式上完全依照现实主义的原则。回到现实主义，是因为作家们无力走出它；借助现实主义，然而想方设法脱身——这就形成了当下小说艺术表现方面的审美脱身术。”而作家为什么要如此呢？他说：“‘人民的苦难’是一个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主题，它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主题，这使‘人民性’的当代性只能变成叶公好龙，造成它必然向美学方面转化。”[34]李云雷也指出了“美学脱身术”是近年来底层写作的误区之一，他说：“追赶题材的时髦而写作‘底层’，不顾及艺术上的追求无疑是错误的；同时以艺术上的创新而将‘底层写作’虚化，在写作时玩所谓的‘美学脱身术’，也是不对的，这两种倾向的来源，都在于并非真正关心底层以及‘底层’的人。”[35]两位批评家都敏锐地发现了当前底层文学中存在的这一突出问题，尤其陈晓明先生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然而他说“人民的苦难”“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主题”这一点在笔者看来却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这就是一个现实主题。其实，作家之所以向美学方面转化，还是缺乏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表面看是以现实关怀、批判性的面目出现，事实上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中国当代历史危机的核心问题，不敢或不愿对当代的权力形式和体制加以批判，因而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刻意遮蔽、扭曲的历史也便难以得到真实的呈现。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学态度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底层文学的作家只有真正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直面现实、批判现实，才能跳出这种“美学脱身术”的误区。因为底层文学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文学性的创新和自我突破，它还必须是一种参与现实的方法，反抗现实的武器。
二是“苦难焦虑症”。洪治纲认为，近年来的底层文学对苦难的叙事层出不穷，许多作家陷入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带有某种“苦难焦虑症”[36]。李云雷也指出“苦难叠加”是底层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不良倾向。[37]事实上，确实有众多的底层文学作品，过分地不加选择地一味书写苦难，使读者感到压抑和绝望，甚至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情感承受能力。尽管这类作品的出发点是批判现实，但是对现实的批判目的并非一味地呈现苦难就可达到，有时反而会使人产生一种宿命感，而有意无意地削弱了这种批判力量。底层文学的这种“苦难焦虑症”，“从创作主体上看，关键的问题在于，作家们普遍地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38]。这确实是底层文学写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将自己的道德情感转化为艺术上的优势，对底层生活的苦难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泥沼。
三是“性爱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丁智才在2005年初就刊文指出了底层写作中对底层生活经验的认识和表达上存在的误区，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性爱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二是“伪底层的‘艰难’分享与图解”，三是“考古、丑化和戏谑”，四是“形式主义的陷阱”。[39]时间过去了近十年，然而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第一点更为突出。我们确实看到有许多底层文学作品通过描写女性出卖肉体，来突出底层女性的苦难境遇。但性的话语泛滥成灾，影响了文本积极健康的主旨。甚至许多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给人一种淫妇的印象，缺乏一种道德感。本来，作为一种苦难的担当方式，卖身只是一种外在的悲剧，关键是要写出人物因为身心的撕裂而导致的灵魂上的剧痛，通过人物内心的抗争过程来展现其中的悲剧性，这才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但是许多作品却缺乏这种由道德滑落所引起的内心挣扎与煎熬，没有真诚的自我拷问。有相当一些作品过分渲染性的场面，使人感到女主人公对此还相当满足，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不但苦难的悲剧价值被消解，精神追问的力度也几乎不存在。因此写出人物在道德观和价值观嬗变过程中巨大的心灵痛苦和挣扎，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故意吸引读者眼球的性描写，使生活场景的呈现成为具有震撼性力量的艺术表现，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追求。
底层文学存在的问题，需要作家和批评家在实践中逐步予以解决。我们相信，作为新世纪第一个具有思潮意义的文学现象，底层文学不论是它的社会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引发论争》，《文学报》2006年6月8日。
[2] 南帆：《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文艺报》2010年3月24日。
[3] 胡学文：《〈命案高悬〉创作谈：高悬的镜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8期。
[4] 许涛：《高校题材小说的精神维度扫描》，《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5] 吴玄：《后现代者说》，《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6] 王春林：《现实主义主潮地位的加强与拓展——2009年长篇小说印象》，《文艺争鸣》（上半月）2010年4月号。
[7] 李洱：《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8] 张学军：《新世纪：前度先锋今又来》，《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9] 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0] 贾平凹和王彪的对话：《一次寻找，一曲挽歌》，《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
[11]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2]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8页。
[13]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1页。
[14] 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1923年）。
[15] 刘复生：《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6]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17] 王尧：《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18] 谢有顺：《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19] 王晓明：《面对新的愚民之阵》，《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0] 孟繁华：《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21] 张梦阳：《左翼文学资源与当代中国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22] 李云雷：《“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
[23] 孟繁华：《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新世纪文学读记》，《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24] 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25] 曹征路：《纯文学“向上”了吗？》，《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26] 李云雷：《陈应松先生访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
[27] 罗伟章：《真实、真诚与迷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28] 程光炜：《小说的承担——新世纪文学读记》，《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29] 李建立：《批评与写作的历史处境——从〈那儿〉看“底层写作”与“纯文学”之争》，《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0] 南帆：《底层：表述与被表述》，《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
[31] 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32] 南帆：《底层：表述与被表述》，《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
[33] 刘复生：《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4]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35] 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考察》，《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6]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37] 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考察》，《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8]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39] 丁智才：《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当代文坛》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