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痛道丧文弊

对于清季以来学术界的新旧递嬗及其所带来的传统文化沦亡，李肖聃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他常慨叹：“季清以来，学绝道丧，士知重节慨而尊廉耻者鲜矣。”又说：“今学者方溺于审音，勇于疑古，搜奇于龟甲，阐幽于杂字，盖明经术崇宋学者，几无其人。而文章亦斥雅言而尊俚语，曾不知戴、段、罗、王之学，无以拯兹横流，而惟湘乡之业，求阙之文，乃能旋兹大寓。”^[7]当传统文化被当作“国故”解剖时，人们对传统的修身养性学说、对传统的典雅之美都失去了敬意。在李肖聃看来，这就是学风败坏的体现。

李肖聃曾亲身感受新学对旧学的攻击。1917年左右，他由北京返湘为《湖南日报》撰稿。“时异说朋滋，而予多持正论；语体周布，而吾独用文言。”^[8]结果被人攻击为“固据新说，主盟旧学，不达于时”，遂不复撰录。尽管如此，李肖聃并不认可学术风气的趋新现象，并将这种风气归结为新学领袖如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不良示范”作用。他曾经致书梁启超，对梁启超的学说提出四疑。

一疑梁启超在程朱、阳明之间的取舍。李肖聃指出：“宋明理学，群圣心传，士苟实修，皆可入道。朱陆鹅湖之会，重在旧学商量；姚江良知之说，尤尊知行合一。后生肆为左右之袒，止受通方之讥。”程朱、阳明之间本不应畸轻畸重。而梁启超“草堂受业，不读洛闽之书；江户久居，惟尚阳明之学。近益推戴东原，力诋望溪。诋李文贞为小人，骂唐悫慎为荒陋。凡隶名于朱党，必訾之无完肤。至示紫阳之要籍，惟举白田之年谱，谓即此已足，不必他求”。^[9]在李肖聃看来，梁启超的这类言论是轻率、不负责任的。

二疑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判断。“先生经学，根柢未深。虽入菊坡之舍，亦登学海之堂，然后承长素之余风，袭季平之绪论，于西京博士所传，及常州庄刘所述，微言奥旨，或未憭然。然在戊戌变法之时，值群言淆乱之会，但取缘饰经术，唐塞老儒，用心至苦，原可不论。大著《清代学术概论》，于今文经学之传授，以西樵讲论为宗归；若群经大义之传，皆康门师弟之力。不悟读蓉生无邪之札，则南海不足归宗；诵郋园今语之评，湘学未蒙粤化。”^[10]换言之，李肖聃质疑梁启超是否具备判断清代学术的功底，说梁虽曾入菊坡精舍、学海堂这些名校就读，又跟随康长素游学，袭廖平之绪论，实际上对西汉今文经之微言奥旨并不了然。如果说在维新变法时期，你梁启超借今文经学的那一套说法来唐塞老儒、以减轻变法的阻力尚可另当别论的话，那么，事过境迁之后，论学术再这么说，就只能表明你真的不懂今文经学。梁启超是以乃师康有为为中心编排清代今文经学的统系。李肖聃说，你若读一读朱一新的书札，就该知道康有为根本不足以做今文经学的宗师；读一读叶德辉的《轩今语评》，就知道湘学没有被粤学所化。

三是质疑梁启超对文言的攻讦与对新文体的推崇。说梁启超少年为文“良有秀气”，东游日本之后，“渐染倭风”，“奉苏峰为规程，创江湖之新体”，淆乱了文界。“时俗奉为文豪，宗工斥为恶道”。而对于梁启超“曲阿新彦，诋斥桐城”之举尤为愤慨，“不知姚梅二子，一代名家，考其工力，虽未臻于古人；核其风藻，自无惭于作者”^[11]。梁启超自恃博涉与聪明，讥诋姚梅等人，乃轻薄之举。

四是不满梁启超与胡适之流沆瀣一气，倡浮薄之气。胡适等人“但有小人之才，未闻君子之道。崇《水浒》以奖盗，称《会真》以诲淫。衍白话以灭文言，毁贞节而堕坤教。巧言所布，举国若狂”。而梁启超作为胜流所仰的先辈，不但不出来主持正论，觉彼童昏，反而“低首少年，降心儇子。赞杜陵为情圣，排儒家为媚君”。李肖聃指责“粤皖二人，沆瀣一气，迎合浮薄，丧其平生”^[12]。又说梁启超倡导白话文，有伤方雅。

上述四疑，前两者是传统学术范围的见解分歧，后两者则是质疑梁启超的“开新”之举。而在与友人通信中，李肖聃也多次论及梁启超对文风的破坏。他说：“戊戌变后，梁启超亡命东京，先后出《清议》、《新民》诸报，讲论政学，时或醍鬯破坏，诃诋老先，其取材尽出倭书，其译述不求通雅。始则新进少年，奉为文伯，久而学士大夫，加之速成学者，千百成群，内作京僚，外为上客。”^[13]在梁启超的影响下，“目的”、“手续”，始见于奏疏；“除外”、“但书”，渐出于诏书。李肖聃认为，这样的情形，“长老见而伤心，倭人闻而窃笑”。李肖聃回忆自己早年在日本游学，听日本博士服部宇之吉还朝演说，说日文势力侵入中华，汉文将灭。而国人“上下不悟，相习相风”，^[14]令他当年深感羞愧，无言以对。30年过去了，“率土之民，沾濡倭化，目渐目渍，忘所自来，奉若圣经，秘为鸿宝，一夫矫正，万口交嘲。……国令宣扬，民听所系，耳目所染，尽为倭风。”在他看来，圣人之教，首重同文。汉文既遭破坏，“国威胡振”^[15]。

即便是在梁启超去世之后，李肖聃对梁氏行事、人品多有褒扬，而于论学依然不能苟同。其借“野史氏”之言曰：“启超所著文曰《饮冰室集》者，流行江湖间，文士诮其时杂倭气。而所为诗歌词曲，出入苏辛关王，犹有先正之风。博览国史，称述前代政治家八人，管子、王荆公二人传记，出其手。其纂《清代三百年学术史》，就前所著《概论》而修补之，虽其尊汉卑宋，抑朱扬王，为其平生之偏见，亦其渐染于师说者，久而不可猝易。其平生所自树立，亦不愧为象山姚江之徒矣。”^[16]较之此前《与梁任公书》中的强烈质疑，语气已经缓和了许多，但依然认为其江湖文体“时杂倭气”，尊汉卑宋是为“偏见”。

40年代李肖聃作《星庐笔记》，述梁启超前后文风的改变，以为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至梁去国之初，“是时梁文犹尚雅饬，《去国行》一篇，七古长歌，甚有健气，海内多传诵之”^[17]。一战后梁启超出游欧洲，“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而梁著《欧游心影录》，乃效胡体为俚语，于是士友失望。章士钊宣言于众曰：‘梁任公献媚小生，随风而靡。’盖伤其不自爱重，而欲怂闻动众也。”^[18]这里，李肖聃借章士钊之口表达对梁启超效仿胡适作俚语的不满。

李肖聃述民国文风变化，则云：“巨人长德，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欧游心影之录，清华讲演之集，所以怂动众者，不惜低首于群儿，遂响于众好。而中国之文气日衰，圣风愈塞矣。”^[19]也是暗讥梁启超。

在与学生的通信中，李肖聃引梁、胡为诫，直言：“绩溪胡君，哗众取宠，新会梁子，献媚后生。遂令俚语流行，文言不作。不悟《水浒》诲盗，《红楼》诲淫，以渔色为风流，以杀人为豪侠。坏法扇乱，必起于兹。”^[20]要求学生不要受梁、胡等人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