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自《汉书·艺文志》以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无《艺文志》或《经籍志》，直至唐太宗命长孙无忌主持修撰《五代史志》(即《隋书志》)才恢复了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而不论《艺文志》还是《经籍志》，都是对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时期学术史的总结。因此《隋书·经籍志》也正是自东汉以来近六百年学术史的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目录之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如《隋志》所云：“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将史籍从经部中分离出来，基本形成了目录学的四部。故此《隋书·经籍志》在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看成不朽之作。也正是因为此志在学术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清代以来，考补疏证《隋书·经籍志》者有多家，这在后人对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增补考证著述中实属罕见。其中有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等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著述，并且大多流传至今。[1]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由汲古书院于1995年出版。在这些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著述中余以为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是最有影响的考证著述之一。
《隋经籍志考证》的修撰者章宗源，《清史稿》有传。他字逢之，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据孙星衍所撰《章宗源传》云：因其兄章宗瀛在京师任翰林院编修之缘故，他以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籍参加科举考试，乾隆五十一年( 1786)中举。后因妖僧明心案受牵连被贬斥，嘉庆五年( 1800)卒于京师寓所。章氏少聪颖，学识渊博，“不喜好作时文，以对策博赡”。除撰有《隋经籍志考证》外，还有杂文若干卷。中举后更加好学，“积十馀年，采获经史群籍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盈数笈。自言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章宗源自云撰写《隋经籍志考证》“辑录已佚之书、不录见存诸书，订正异同文字”，[2]可称是其积十馀年之力所成之作。但是此书撰成后章宗源秘不示人，少为人所知，全书又被恶人所毁，仅残存史部。[3]钱衎石从何梦华处抄得此书史部，嘉庆二十三年( 1818)，钱衎石将此书自京师带回甘泉(今属浙江嘉兴)家中，其弟清代学者、藏书家钱泰吉闻之借得，请人抄录副本。直至光绪三年( 1877)才由湖北崇文书局刊刻，计十三卷，此书始行于世。
而仅就《隋经籍志考证》残存的史部来看，章宗源确实用功颇多，考证颇为谨细。考订《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著述的源流，如，有关《通史》的考证云：“《梁书·武帝纪》：帝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文学·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列传未就。卒。《史通·内篇》曰：梁武敇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惟无表而已。”[4]又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的著录卷数、分类中的讹误一一指出，如，孙盛所撰《魏氏春秋》，“《唐志》作《魏武春秋》，‘武’字，误”。[5]檀道鸾所撰《续晋阳秋》二十卷，“《旧唐志》作《注晋阳春秋》，‘注’当作‘续’，‘春’字误增。《新志》作《晋阳秋》，脱‘续’字，卷同”。[6]
可是由于此书刊刻较晚，诸如此类问题很少引起学者的足够认识，仅有李庆《关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三个问题》，对于该书的成书、类目次第以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是否窃取章宗源成果诸问题做了分析。并认为《隋经籍志考证》一书仅完成史部，而其他部分根本就没有做。[7]还有刘洪全《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在论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的同时，对于同为《隋书·经籍志》著录考证著述的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略有涉及，并认为章书不如姚书。[8]戴维民《读〈隋书·经籍志〉的良师益友——介绍两部〈隋志〉考证著作》也略加叙述了章书，并指出“尽管褒贬不一，《章考》仍不失为一部读《隋志》的较好的参考著作，正如梁启超在《图书大辞典部》所称，《章考》是‘研究古史学之一良著。’在《姚考》之前，还没有一部考证著作超过它。而《姚考》的问世无论是在学术价值、还是参考价值和完整性上又远远超过了《章考》，较之《章考》更值得一读”。[9]因此可以说此书是研究《隋志》的学者不可不读的一部著作，确为读《隋志》者之真正良师益友也!可是戴氏《姚振宗目录学研究》在论述姚振宗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的同时，却认为“姚振宗撰《隋志考证》名虽同章氏书，但体例则异”。章书“只有史部，至多只是一部《史籍考》”。也就是说章书不如姚书。[10]
和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几乎同时成书的还有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可惜已不知下落。《隋经籍志考证》成书后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论著中，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有独特的心得和见解，并且卷帙最繁，历时最久，功力最勤，成就最大，深为后人赞赏。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首先是对总序与各类小序的翻译，其次是对序文与小序的注释，再次是对所登录的书目、作者及小注的补注。此书对《隋志》典籍流传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汉隋之间的学术在唐代以后的遗存与流失的考察。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则当是在前人有关《隋书·经籍志》考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北史》等正史中的史料增补著录五十五部，这实属不易。而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又增补著录的史籍共有六十六部，可是此书的考证文字过于简略，特别是将一些并未完成的史籍一并著录，此种做法实不可取。
今人对《隋书·经籍志》其他考证著述也有所论及，其中多是针对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研究，如，丁延峰《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辨误三则》，主要考述：“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对《隋书·经籍志》研究最为详尽的著作。其书旁征博引，上下贯通，解决了《隋志》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但由于篇幅浩大，疏忽之处难免，笔者于研究个案之际，偶检三误，现予考辨。”并指出“姚振宗曰：‘别详《史部·簿录篇》，《志》中所注称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之谥，必非《七录》本文，自是后人追改。’”是姚书的失误之一。[11]伍媛媛《试论〈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的“类中分类”》，认为《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但《隋志》分类也有编次不当之处，于是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对《隋志》进行了“类中分类”。文章从“类中分类”的缘起、特点及意义等方面对姚振宗的分类法做一初步的探讨。[12]余庆蓉《姚振宗目录学研究补述》，以为：“姚振宗备引各家论说对《七略》《汉·志》《隋·志》、四部源流等都有深入研究。”他还考订了《别录》《七略》《汉书·经籍志》以及此后辑佚书之间的关系。[13]王余光《清以来史志书目补辑研究》，指出：“梁启超说：‘至搜罗之博，则此两时代之著作，殆已全收无遗。清代补志之业，此其最精勤足称者矣。’而《隋书经籍志》考证，则最为渊博，是姚氏目录学著作中，用力最勤，考证最精之作。”还认为：“唐、清两代的艺文志并不完善，在此之前尚无人辑补；而《历代经籍志》所选也不如人意，如张鹏一的《隋书经籍志补》就不如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精善。”[14]孙振田《姚振宗对章学诚目录学的继承与发展》，以为：“清末目录学大家姚振宗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身体力行、大力实践，又对之作了修正与发展；对章学诚‘互著’与‘别裁’说的态度富有辩证色彩；对《校雠通义》中疏失未周之处也多所考论。”[15]赵伟达、李文学《“目录学大宗”姚振宗》，认为：“清代章宗源积十年辑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编成《隋书经籍志考证》，而后毁于仇家，于是重作《隋书经籍志考证》52卷，虽与章书名同，然则体殊，谓为‘多心得之言，为前人所未发。’”[16]施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探析》，对于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的成书、体例、考证内容以及此书所体现的目录学思想等诸问题加以分析。[17]此外，葛兆光《评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对该书进行了客观具体的评价，他认为《详考》不同于章、姚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前者侧重于对《隋志》所著录典籍本身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对《隋志》典籍流传的研究，有助于对汉隋之间的学术在唐代以后的遗存与流失的考察。《隋书·经籍志详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总序和各类小序的翻译，序文和小序的注释以及对所登录的书目、作者及小注的补注，这其中最重要也最见功力的是第二部分。《隋志》的总序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聚散和学术的兴衰做的总体叙述，而小序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为其做注十分困难，但《隋书·经籍志详考》一书在注释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引用了大量典籍文献，在佛道典籍的注释方面也非常全面。第三部分的补注方面，作者在考证书籍和作者之外，还将《隋志》著录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对照，以反映汉隋之间的学术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并将《隋志》之后的图书目录如《旧唐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对本书的著录附注于下，以考见汉隋学术文化在后世的流传，还附以“辑本”一目，参考《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大型辑佚资料，将已经散佚的书在后世辑佚的情况向读者交代，方便查阅。他还指出《详考》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附注部分没有引用敦煌文书。[18]杜云虹的博士论文《〈隋书·经籍志〉研究》的绪论部分对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做了简单评述：该书沿用了《隋志》的四部分类体系，对所补之书各依其类分别著录书名、著者、所据出处，对部分书籍的内容、学术源流有所考辨。与《隋志》不同的是，对著者的著录略去其官衔、身份，而代之以著者籍贯，这种做法为后人研究地方文献提供了线索。[19]庄婷婷《〈隋书·经籍志〉和〈隋书·经籍志补〉体例和著录方式的比较研究》将《隋志》与《隋志补》的体例与著录方式做了比较研究，认为《隋志补》继承了《隋志》的体例和著录方式，基本延续了经史子集四部分法和按书名、卷数和作者的顺序著录图书的方式，所不同的是，《隋志补》标注作者的朝代和籍贯，《隋志》标注作者的朝代和官职。由于《隋志补》中并没有《隋志》中的众多叙录，因此《隋志补》在学术上的价值远远不及《隋志》。但其在前人的基础上，尽可能增补了缺失的内容，并对所补内容进行了考据，进一步完善了《隋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两者都是研究古代目录和目录学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20]不过这些论文中除葛兆光对于章书、姚书以及《详考》略加比较介绍外，都没有专门将各书加以比较，更没有将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与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兴膳宏和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加以比较研究。
近年笔者由于承担了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整理《隋经籍志考证》王颂蔚批校本，因此仔细阅读了此书，以为有关此书增删《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籍、对于《隋志》的贡献，以及该书与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兴膳宏等《隋书经籍志详考》、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等其他各家有关《隋书·经籍志》考证补遗的著述相比较等问题有必要略加考述，以辨其得失短长，究其缘由，进而将此书与其他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考证增补著述加以比较研究。有感于前人治史之经验，将这些考述分为内、外两篇。此外，再将此书及王颂蔚批校中出现的错误一一指出，以便读者阅读利用此书及王颂蔚校语，故将这部分考证文字附在全书最末作为补篇。祈请各位前辈、学者不吝指正。
[1]案：据《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主编山东大学王承略、刘心明两位教授所言，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他们遍寻不见，怀疑不存于世。余亦以为如此。
[2]见孙星衍《孙渊如诗文集·五松园文稿》卷一，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6—27页。
[3]同上。
[4]见《隋经籍志考证》卷一。
[5]见《隋经籍志考证》卷二。
[6]见《隋经籍志考证》卷二。
[7]见李庆《关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三个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6期。另外，据光绪刊本，章宗源的这部著述名为《隋经籍志考证》，非《隋书经籍志考证》。
[8]刘洪全：《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年第1期。
[9]戴维民：《读〈隋书·经籍志〉的良师益友——介绍两部〈隋书〉考证著作》，《宁夏图书馆通讯》1985年第2期。
[10]戴维民：《姚振宗目录学研究》，《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6期。
[11]丁延峰：《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辩误三则》，《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5期。
[12]伍媛媛：《试论〈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的“类中分类”》，《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8年第2期。
[13]余庆蓉：《姚振宗目录学研究补述》，《图书馆》1989年第4期。
[14]王余光：《清以来史志书目补辑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5]孙振田：《姚振宗对章学诚目录学的继承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
[16]赵伟达、李文学：《“目录学大宗”姚振宗》，《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教学研究版) 2008年第1期。
[17]施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10年。
[18]葛兆光：《评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唐研究》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6—541页。
[19]杜云虹：《〈隋书·经籍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年。
[20]庄婷婷：《〈隋书·经籍志〉和〈隋书·经籍志补〉体例和著录方式的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增刊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