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革”已经过去了40多年，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是否可以再研究呢？这里，问题的提出显然针对的是现代文学大家郭沫若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很明显，郭沫若在“文革”期间所犯种种错误，基本上是没有骨气的。他之前的东西不可能写的一无价值，他惧怕“文革”的威严，害怕毛泽东的威严，在“四人帮”的逼迫下第一个提出要把所有的自己所写的书都烧掉。中国人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所以他在“文革”后遭遇“无耻文人”的辱骂，也就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理性该理性，历史该历史。在“文革”过了四十多年后，以理性的态度重新研究郭沫若的历史剧，把正确还有正确，把错误还给错误，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我觉得王小强的这篇博士论文采取了这种科学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值得一提的是，王小强又把这种思想推进了一步。他说：“‘反思郭沫若’现象中，是非曲直，于今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这场‘反思’本身，对于郭沫若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的作用，即通过‘反思’完成‘祛魅’，在历史的沉淀中还原一个具有丰富个性的郭沫若。”这些话都说得很好。但我们似乎可以不仅“还原”一个丰富的郭沫若，还可以进一步呈现一个“真实”而又“真实”的郭沫若。因为在历史剧中，郭沫若的思想、性格、个性毫无遗漏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研究者对于作家研究的关键是否有重要的推进。这里要提到几点，首先是研究者对郭沫若早期作品生成的分析。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过去研究者只是在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上重来反去、絮絮叨叨，而较少有真正进入郭沫若艺术世界的。这对极为重视自己“内部”的郭沫若来说，对其作品作者中介的把握显然是不够的。王小强对郭沫若强调“艺术是内部发生的”作了深入的分析。他以“面向历史的心灵救渎”，“个性解放浪潮中的艺术凝结”等具体分析作出回应，我认为他对此的推进，是论文的贡献之一。

郭沫若历史剧一步一步发展，在情节和人物设计上，层层深入，王小强在这方面做了过细的研究，表现了论文的创作能力。郭沫若的最高成就是他的《屈原》。《屈原》一大艺术特征是象征。王小强认为：“出于历史事实的制约，郭沫若不能改变史剧题材故事的基本走向，即‘善’的力量的毁灭和‘恶’力量的残存。但是，在郭沫若看来，历史不只有惰性的一面，在史剧创作中，更主要的是历史的积极一面，即人类在文化的道路上总是能够战胜兽性的畛域，并不断向前迈进。为此，郭沫若认为，史剧题材的处理，不但在精神文化结构上，能够与现实社会形成同构关系，还应当能够对未来有所昭示。这便触及了他对历史题材隐喻性处理的第三个层面：象征意味层。”所以，历史学把事实现实记录下来，戏剧作家在认识这真实之后，写出更现实的历史剧来，开掘出并发展“历史精神”。王小强对此点的重视和强调，也是很深刻的，可以说把象征问题说透彻了。

本书作者十分注意郭沫若“人民本位”“人民共荣”，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民族自决”的思想。并指出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点的要义来：“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思想不是一个狭隘的文化思想，它是宽泛的，宏阔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小强又把“人民本位”思想转到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上来，他的论述是深刻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与艺术是相同的，他的见解是有有新意的。

王小强还如此年轻，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