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一　问题的提出

梁启超曾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于一个人之个性”。[1]对这句话的理解，前辈史家陈旭麓先生认为，“这话的前者是说少数个人的先进思想散播为社会思想；后者则是说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思想必然依托于个人。”[2]在两位前辈史家的启发下，本书拟循着这一思路出发，通过对孙中山著作传播的研究，来探讨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如何由最初个人的思想演变为群体(党)的思想，最后被确立为一个时代(国家)的思想而上升为意识形态，试图揭开梁氏之所谓的“历史秘密”。

孙中山的研究，在中外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旅程。正如尚明轩先生所言，孙中山研究经历了初始、复苏和前进三个阶段，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据尚明轩先生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研究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和相关的图录等有600多种，刊发于报刊的文章已达10000多篇，甚至有发展成独立的史学分支的趋向。[3]仅1997—2006年，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著作就达72部，发表的论文总数为1473篇，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举办20余次，平均一年举办两次。内容涉及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与近代化、孙中山与世界、生平与事功以及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研究等方面。[4]然而，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思想的阐释，二是重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政治活动。从研究方法来看，大体不脱“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种路径模式。从时段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身前的研究。

近年来，在学者们呼吁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概念和理论的路径[5]及新文化史的勃兴下，孙中山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逐渐发生变化，由身前转入身后，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如：潘光哲的《“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汪利平的《创造一个民族符号：南京的孙中山纪念物》、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等。这些论著均在不同程度上将孙中山研究的重心从孙中山身前转到身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建构孙中山的形象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所有这些成果，无疑深化了我们对孙中山的认识。问题在于，学术界对于记录文本内容的载体——孙中山著作的传播过程，及其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之关系，则甚少有人涉足。作为一个到目前为止仍在海峡两岸及国内外继续出版，在相隔几代人中仍然产生影响的特殊文本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孕育孙中山著作产生的时代——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作为当时执政党的创始人，他的著作传播的整体脉络以及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唯其如此，本书以此为题，对孙中山著作在民国时期的传播进行系统的研究，就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学术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孙中山作为海峡两岸共同认可的人物，他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以孙中山著作传播为研究课题，不仅是为了寻找某种学术研究的视角，或者为孙中山研究尝试一种新的思路，更为突出的是孙中山本人在中国近代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孙中山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中共的历代国家领导人都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说：“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7]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际，邓小平为孙中山铜像揭幕题词：“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江泽民在200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讲话中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这是辛亥革命伟大精神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所在”。[8]胡锦涛在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赞扬。[9]因此，对为中华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领袖人物的著作传播进行研究，深入认识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轨迹和总结历史经验，以及认识当代世界范围内政治人物著作的传播具有启示性作用。

其次，由于孙中山身份的特殊性，他的著作传播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政治文化攸关政治信仰的重建，政治正当性的获取及国家兴亡的变迁，因此它对民众的教化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作为教化和规训民众的主要读物，儒家经典为历代所传承与延续，构成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儒学之外，帝王的诰、谕也成为节民性、兴民德的重要内容。如，明代洪武十八年(1385)颁行之《大诰》即为劝导民众以信仰其治道。在清代，帝王的诰、谕不仅是教化民众、维系社会安定的依据，也成为科举命题取士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康熙、雍正时期所形成的《圣谕广训》，不但是官、民的必备书目，而且对它的宣讲与推行形成了明确的日期与仪式，成为地方官员施政的内容之一。尤为注意的是，《圣谕广训》与儒学经典并置成为科场中学子求取功名的必考科目，为有清一代治国安邦、训育民众的一项制度设计。[10]

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语境中，领袖著作，特别是执政党领袖著作的整理、编辑、传播，向来被视为政治生活中一项极其庄重、严肃的大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的著作成为国民党党员的必读书目，对其著作的宣传、推广成为国民党各级宣传部门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甚至是首要的工作。因此，孙中山的著作不仅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就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一个执政党领袖著作的传播不仅具有文化史的意义，更具有政治史的意义。

二　研究现状

本书将孙中山著作的传播纳入国家政治活动和民众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而不是将它置于某一行业中作专题史研究。通过梳理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著作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等不同场域的推广与渗透，揭示国民党对孙中山著作宣传的具体途径与策略，展示中国国民党建构意识形态的面相及其意识形态建构的最终效果。

关于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是高华、江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2000年3月，江沛、纪光亚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出版了专著《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该书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法律党释”、“文化弹压”、“伦理误导”、“教育党化”、“舆论钳制”、“摧残文艺”九个方面论述了国民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认为其大致具有高度集权、党化一切、特务横行、标榜民主四个特点。最后结论认为，国民党为了确保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在中国实行严厉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是极为专制的。[11]

高华在《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一文中认为，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修正破坏了其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结构完整性。经过调整的三民主义，缺乏理论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性及其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最终使得难以成为严密的意识形态，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12]

此外，严海建的《浅析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一文，也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始终处于一种劣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三民主义本身的肤浅，缺少学理上的支持；清党反共和与时代精神相脱节的宣传；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思想；党内派系的斗争所造成的分裂与破碎以及国民党执政后自身实力的制约。[13]

客观而论，高华的论述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的重点是就国民党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及原因而言，但没有论及国民党构建意识形态的过程、手段、策略以及最后的效果，当然这不是一篇专题论文中一个小节所能涵盖的内容。严文则基本没有脱开高华的思路。《毁灭的种子》一书探究国民党管理意识形态的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所选取的几个论域的确是国民党建构其意识形态的几种不同面相与策略，但尚停留于描述现象和分析特点的“是什么”的静态阐释，而对于国民党管理意识形态的结果，即“怎么样”并没有说明。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诸位学者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研究都是从思想精神和政治统治的层面出发，而没有关注在渗透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理解、感受和态度。也就是说，其忽略了意识形态对个人控制层面的研究，缺乏对日益渗入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进行原子式的分析与解读。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著作作为国民党构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被捧为圣经，广泛传播。而既有的成果没有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资源——孙中山著作这一视角切入来审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它的优劣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书以孙中山著作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孙中山著作在民国时期的传播途径及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试图解答南京国民政府怎样宣传孙中山的著作来构建其意识形态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探究出版物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示孙中山的思想如何由最初个人的思想演变为群体(国民党)的思想，最后确立为一个时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作为统一行动的指针实际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