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树立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的新理念

从世界城镇化的进程来看，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发生在欧美完成两次城市化之后的世界第三次城市化浪潮过程中。尽管这一浪潮尚未达到高峰，但全球城市体系和经济版图已因此而改变，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为之而变，国内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建构。中国的主要大城市以及所构成的城市群、都市圈区域的快速崛起，已初步具备参与全球生产体系、服务体系和创新体系的能力，并逐步进入世界城市的网络体系之中。

我国所走过的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道路，主要是靠快速工业化推进的，在得益于土地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集中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的挑战。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长达200—300年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水患以及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城市化推进方式，加快实施大中城市与区域联动的转型战略，才有可能系统地破解这些问题。因此，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实施产业体系重构、空间布局优化、服务能级提升的战略行动，探索城市和区域“主动转型”、“联动转型”的新机制、新路径。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理念，立足于世界城市创新发展的时代前沿，借鉴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进行整体的、系统的转型战略设计。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定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当前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格局，已形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区性城市等多种层级，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服务能级的差别，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也就不可能选择同一种实施的路径。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是根本性的要求，国内城市必须放弃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定式，从原来粗放式、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彻底转变成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的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路径。

其次，要抓住关键的“窗口期”，充分把握好转型的战略节点，以经济转型来推动城市与区域的整体功能转型与升级，从而减少转型发展的代价。城市的转型发展，与城市自身和整个城市群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表明，转型发展的时机把握非常重要，早转会出现空心化的离散效应，晚转则可能失去自我更新的机制而从此没落。从我国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效来看，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初步形成了服务经济体系之外，多数城市还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期，或处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渡期，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加速产业升级步伐，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才能有效推进转型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呈倒“U”形关系，当人均收入处于5000—10000美元时，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体保持稳定，工业化的重心是质量提升;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趋于下降，即由工业化走向逆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城市经济向高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就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人均GDP在2012年已经达到6000美元，整个国家还处在提高工业化质量的阶段，城市化依然要靠新型工业化推动。但对于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15000美元，甚至已经接近20000美元的大城市、特大城市来说，则要重点向高端化和服务化方向转型，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城市的服务能级和对创新资源的集聚与整合作用，打造与全球产业链对接的国家价值链，承担起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整合国际高端资源的职能，全面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再次，城市与区域的转型发展要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应对在经济增长“换档期”的条件下来推进转型的新挑战。在增长中实施转型，发达国家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实践中还没有这样的范本，欧美那些成功转型的老工业城市无不是经过长周期的衰退阵痛后才获得新生的。在增长中实施转型，作为转型主体的企业，内生动力会明显不足，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转型的阻力会加大。与此同时，节能减排的刚性约束，生态环境建设的指标体系的明晰化，需要城市对产业升级、环境修复与城市设计加大投入，又逼迫城市建设投入机制的创新，对城市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国内城市的转型行动必须坚持绿色、低碳战略，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低能耗、高产出的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规划布局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还要注重把生态文明的建设内容融入这些产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链的各环节中，打造生态化的城市产业结构，达到城市生态修复与绿色、低碳产业同步发展的双重目的，积极探索出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同步、城市转型发展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最后，针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形态的新变化，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等方面作为新的价值导向，即通过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转型发展、集约发展，进一步带动区域发展，形成有机化的“城市群”、“都市圈”空间扩张方式，使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参差有致的有机的网络体系，真正实现城乡一体、产城互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市与区域联动转型的新格局。加快推进这一联动转型的行动，有助于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破解大城市因为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的“城市病”。我国以往的城市化道路，造成了大城市高端资源的过分集中，小城市和城镇的资源占有量少，这固然取决于要素的流动规律——大城市的收益高，小城市和城镇的收益低，但更多地决定于政府的土地城市化政策的偏好，结果造成大城市和区域的畸形发展，形成复合型的“城市病”。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机动车的迅猛增长，使国内城市、城市群的污染源逐步演变为煤烟型和机动车尾气型污染并存的大气复合污染，形成围绕大城市的区域性大气雾霾、光化学烟雾和酸沉降的新型污染形式。近年来，从京津冀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部地区各城市群出现的持续雾霾，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因此，我国的城市转型行动，必须与整体的区域转型联动，中心城市通过自身的转型发展，实现功能升级，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创新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的带动与辐射作用，进而形成产业、金融、交通和高端就业等构成的有机的网络化体系。在这个有机的网络化体系中，中小城市、小城镇也获得更多参与“分工”的机会与资源。事实上，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体系之下，中小城市、小城镇固然可以探索自身的快速发展、升级之路，但如果不进入特大城市主导的都市圈、城市群空间体系中，是很难培育出可持续性的动力机制的。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积极探索出推进城市与区域联动的转型发展之路，特别是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下来全方位推进区域现代化，将有助于转变我国城市的转型路径与治理方式，并从原来注重城市单一经济功能的转型突破，上升为整体系统的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