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小说生成的社会土壤

晚清小说在成就上虽不足以与中国最具影响的几部小说如《西游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但数量之巨是此前历朝历代均无可比拟的，而且晚清的小说在创作形式上亦突破了长篇章回小说的框架及存在的瓶颈，在作品的现实性、通俗性和多元化方面表现突出。小说林社的徐念慈曾经统计过1907年出版的小说计122本，阿英先生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至少在两千种以上”，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多方考据，参考了150多种资料，编著了两部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即《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小说数量共计16014种。国内外学者爬梳资料，亦有几种关于晚清小说书目的统计，均可发现晚清小说的创作较前有“爆炸式”的增长，因所处变革转型时代，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故海内外学者对晚清小说空前繁荣的观点是一致认可的，但是对繁荣的原因却各执一词，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以下几家。

鲁迅先生在社会动荡和言论辖制的背景下完成了他的小说研究的力作——《中国小说史略》，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意义的小说史，其中研究了晚清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鲁迅的这个结论是允当的，晚清之际，强敌悍然打进国门，政权动荡，民不聊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朝廷上下和普通百姓都积累了变革的诉求，且因无退路而更显坚决。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怀自强之志，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主张，表现在小说上，受国外政治小说曾发挥过巨大社会影响的事实启发，对本国小说也提出了承担启发民智、自强图新的历史要求，自然，大量“谴责小说”、“政治小说”、“时事小说”应运而生，实乃时代的要求。

阿英在自己的《晚清小说史》中集中探讨了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他的观点是：“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层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2]。阿英的观点有和鲁迅共同之处，但他明确提出了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和小说繁荣的关系，由于技术上的改进，刊刻出版的成本降低了，普通老百姓读新闻、读小说成为可能；而且新型公共媒体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市场契机，这些关注新闻报纸的读者同样也是小说的读者，对小说的需求扩大也是空前的；阿英也正面评价了西洋报人在中国的引领示范作用，不管西人在中国办报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对国人办报起了积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欧阳健在他的《晚清小说史》引言中也评价了鲁迅先生“把眼光放于庚子（1900）以后，以为小说至此而‘特盛’，是很有见地的”。庚子国变对晚清当权者的触动是决定性的，其后社会各个领域因之发生巨变，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但是，欧阳健也指出此观点的不足，他说：“只是其时是否因为‘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顿有掊击之意’而导致小说创作繁荣，则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欧阳健注意到在晚清小说的繁荣景象背后，1901年至1903年非常特殊：“1903年的39部，几乎全是新型小说。也就是说，这一年的小说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确确实实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事实揭示我们：在1901年—1903年间，一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变发生，因而影响了小说自身演进的轨迹”。“那么，这个历史性事变是什么呢？就是清廷自1901年开始的改革。清廷的改革决心，可以说是以庚子国变‘巨额之代价’换来的。”[3]欧阳健观点的关键之处在于不认可鲁迅的所谓当时知识分子对清政府感到失望而倾力于写小说的看法，他认为恰恰是清政府的改革这个历史大事件对小说创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政体的改革和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否呈正比呢？有人认为不一定，因为我国在很多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改革并未直接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清以前小说在文学领域并不居领军地位，政治变革对史传、诗歌、散文乃至戏剧实际上产生过直接影响，如春秋战国纷乱与诸子学说、魏晋史事与文学风格形成、唐代社会变迁与古文运动等。所以到了晚清，小说的“合法”地位逐渐确立，这种影响又投射到小说身上，也是势在必然，欧阳健的看法应当是正确的，是对鲁迅、阿英观点的补充。

在晚清的最后二十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有资产阶级社会幻想的改良维新派们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却以失败告终，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知识分子认识到，既然图上层统治者不得，便可从图下层老百姓开始，在启发民众的各种实践中，以小说启发民众算是立竿见影的。另外，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仕途幻想，走上撰文为生的路子，自然也诞生了数量不少的小说家，并且不以小说为末技，着力于此，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清政府的集权统治能力已经度过“蜜月期”，实际上在乾隆朝之后已经走上下坡路，到晚清更是捉襟见肘，表现在舆论管制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的情况对文化的发展却有一定好处，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的那部分人得以一定程度地“畅所欲言”，使小说较前更有批判性、现实性。再则，西方人用我们不情愿的方式打开我国大门，劫掠我们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思想，这些思想以及衍生的生活方式中不乏积极的部分，晚清当时的一些思想新潮的“公知”得风气之先，从事新小说的提倡和创作来宣扬这种思想。就传播的层面来说，阿英和很多学者认识到，是中国出版业的兴盛，为小说尤其是报刊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科技含量较高”的平台，直接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和繁荣。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晚清小说的创作，从作家、作品、读者、素材和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渐趋成熟，晚清小说之繁荣成为必然趋势。小说的繁荣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投影，我们必须看到，此一时期繁荣的不仅是小说，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千年封建王朝向现代中国社会过渡的一个桥梁，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