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井冈山斗争时期关于“军事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争论
中共党史学界普遍认为，土地革命早期的1927年至1929年间，在井冈山斗争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在历史事件的描述上，除毛泽东外的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的形象基本上是作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对立面或陪衬而出现的。其实，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同时，以湖南省委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针对土地革命的动力问题，形成了所谓“群众路线”，即以群众为暴动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主力，以正规军队为助力的土地革命路线。他们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是一条所谓“军事路线”，即以正规军队为主力，由军队帮助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不经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由军队派任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负责人。其实，“群众路线”和“军事路线”都是土地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问题的可贵探索，彼此虽然有意见分歧，但是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做出了贡献。
一 湖南省委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与“军事路线”之间的分歧，最早发端于湖南省委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布置秋收暴动的省委会议上。根据省委书记彭公达的回忆，省委成员毛泽东和易礼容认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他们的理由是“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夏明翰取折中意见，一方面强调“湖南的暴动可以起来，但成功必须看在是否有军事力量上面。农民做暴动的附和者，因为农民斗争的勇气与工人不同，他们只是希望一个好政府，或军事力量来帮助，很少自己想建立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建议“湖南此次暴动的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但夏明翰并未对如何协调两个工作做出说明。彭公达的报告是在秋收起义后完成的，他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认为起义失败的“宝贵经验偏于军事，忽略了农民力量的宝贵经验”。因此他建议“湖南第二次暴动必须以农民为中心，全党动员到农民中去，鼓动农民自动起来作夺取土地的争斗以实现土地革命”。他进而强调“湖南秋收暴动是发展并实现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拉拢全体农民作全体农民的利益”，因此在暴动中“农民已是一个惟一主要的力量，暴动的胜利和失败是看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对于农民力量的估量及其争取农民程度的高低而决定。相信并估量农民力量在暴动中是个主要力量，其余军事不过是一个暴动的发动次要力”。[107]可见，在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人之间，针对暴动动力问题，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创建农村根据地。湖南省委始终希望毛泽东部队下山为湖南全省暴动发挥“助力”作用，并一再强调群众的广泛发动对暴动和武装割据的意义。1928年2月21日，湖南省委重申“割据局面要从有群众基础和政治意义重要的区域建设起来”。为此省委认为毛泽东部队因为没有配合具有战略意义的湖南暴动，因而属于单纯军事行动。[108]5月，省委在致湘赣特委的信中，指责毛泽东、朱德未能积极配合由湘南特委策动的湘南暴动。其中一项重要理由便是指责他们“仍旧以军队为主体，由军队发动一切斗争，根本还没有相信群众的决心，结果红军被敌人打走，群众即对自己的力量不相信，退缩不前，成为一片散沙”，并批评毛泽东、朱德对暴动后形成的地方工农武装“不应一概集中随便编制为独立团独立营等”，因为这样“容易给同志以最坏的影响专门信赖朱毛而不服从当地党部”。省委希望工农武装应“由当地党部或苏维埃编为赤卫队保卫乡村与豪绅作战”。[109]湖南省委以上意见旨在尽可能使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的建设独立于“军事路线”而贯彻“群众路线”原则。
湖南省委强调群众路线本无原则问题，但是遗憾的是省委是站在地方利益的立场上来处理与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关系的。湖南省委一方面出于对群众暴动形成全省革命高潮局面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出于自身地方利益，始终对秋收起义后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实践表示怀疑。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杜修经在巡视井冈山根据地后，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阐述了湖南省委对井冈山武装割据的意见。他比较了红四军在井冈山的四个主力团的党组织状况，认为“最好要算二十九团，因为二十九团的兵士成分完全为宜章经过斗争了的农民，党的干部工作人员比较强”，总之，“党有无上的威权”。以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为基础的三十一团，“党的历史比较深。不过各级负责人尽是学生，有少数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因此“支部没有二十九团那样的有作用”。再次是以朱德南昌起义部队为基础的二十八团，“党的干部负责人不十分健全”。由于“兵士成分多叶部老兵与历次俘虏下级军官干部”，这些人“染了国民革命军军官的习气，因此有党员的意志超过党的意志”的倾向。最差的是宁冈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三十二团，因为“这团的兵士成分多土匪与流氓无产阶级”。[110]杜修经报告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肯定群众路线以贬低军事路线，因此他片面夸大在湘南起义时组织起来的由宜章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的政治素质，因为该团的党组织是由省委和原湘南特委直接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因此符合湖南省委群众路线的要求。由南昌起义部队演化而来的二十八团，作为与群众路线对立的军事路线的代表，遭到杜修经的重点批评。这是井冈山红四军中军事正规化程度最高的团队，因此正符合湖南省委对军事路线的认定，即“国民革命军军官的习气”。对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演变而来的三十一团的评价则介于二者之间。或许是因为湖南省委考虑到秋收起义虽然主要执行的是军事路线，但是其部队构成复杂，除正规部队武汉政府警卫团外，毕竟还有湖南平江、浏阳的农民武装和安源工人武装，党组织也多来源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地方党组织，因此算是部分执行了群众路线。但是对井冈山地方武装三十二团的指责却暴露出湖南省委的地方利益取向。同为农民武装，只因袁王武装曾经的绿林背景，便认定该部“多土匪与流氓无产阶级”，完全无视毛泽东对袁王武装的教育与改造和该部在湘赣边界斗争中的功绩。历史的发展无情否定了杜修经的判断。恰恰是他认为“党的领导有无上威权”的二十九团，由于执行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政策而在“八月失败”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相反被他不齿的三十二团顽强坚持湘赣边界的斗争，为恢复井冈山苏区做出了贡献。
杜修经报告充分暴露了湖南省委欲借助红四军力量贯彻其在湖南实行全省暴动的“群众路线”的意图。果然，1928年6月26日，湖南省委命令湘赣边特委，“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湖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特别指出“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111]7月13日的省委通告命令红四军向湘南发展，“主要任务是要发动萍安及湘东北的割据，与赣西的割据相结合，向湘南发展，与郴州耒阳资兴的暴动势力打成一片，实现从平江赣边到湘南大道的割据计划”。湖南省委认为“湘南的割据必须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为主体，打破对红军的过高希望与依赖观念”[112]。可见，湖南省委的群众路线已不仅仅是一种革命动力方式的选择，更是具有鲜明的地方利益考量。湖南省委在一周后给湘赣边特委的信中再次重申了对群众路线的强调：“割据这个区域的主要精神必须是以农工群众力量为主体”；并对红四军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红军的重要任务应该将平江湘东湘赣边湘南各个区域的暴动力量有组织连贯起来，使成为整个的割据”。[113]
1929年初红四军撤出井冈山根据地转战赣南后，湖南省委派任湘赣边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在其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全面总结了湘赣边界斗争的经验。他的结论比较悲观，认为：“综合来说，边界的群众只是已经起来了，只是有了相当的基础，而不能过分的说是广大的起来，有很好的基础。”从湖南省委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出发，杨克敏理所当然地批评经过军事路线实现的湘赣边界割据由于没有经过群众暴动的动员，不可能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他举毛泽东在永新营造模范县的失败为例：“我刚刚由湖南省委去边界工作，泽东同志对我说：我们的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而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工作都分区域分别进行，雷厉风行的加工制造了十多天，也相当地收了些效验，有一点成绩。不过狂风骤雨式的，草草轻率的完全人工制造的结果，终竟只是一点皮毛，经不得些而许之风吹草动。所以这一时间的制造及到八月失败时，被反动势力一来打得落花流水，烟消云散，党员和苏维埃的群众多半反水”。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次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党员的征收极要注意成分，而且要注意质量不要只图数量的好看，党与民众必须经过相当时期训练才成。”他认为只要执行群众路线，红四军也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红军的战略是每次作战必须尽量使群众参加，实行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群众战。”他批评由于军事路线所导致的组织生活中所谓“个人专政书记独裁”问题：“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他认为这是毛泽东主持的前委对特委工作的干扰造成的：“特委之不健全应是主要的原因。在前委组织之时决定特委归前委直辖，后来感觉这种组织事实上不太好，因为前委也要管地方工作，特委也是管地方工作的，所以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决呢还是到特委解决呢？”杨克敏对边界割据最终还是给出了否定的结论，认为边界割据的失败是由于军事路线造成的群众动员的不充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无力，特别是边界经济因割据造成的崩溃引起的。他特意比较了武装割据前后井冈山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笼统地说，边界的经济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中占极重要的地位。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但是，“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为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坏，日益激烈的崩溃。加之反动派又厉行经济封锁，货物彼此不能流通”，以至于农民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必需品的贸易也几乎停滞，割据区域的经济“有溃败而不可收拾之势”。经济危机使“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农村中革命战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114]杨克敏代表湖南省委向中央作的这份综合报告有意回避湖南省委以自身地方利益为考量标准对湘赣边界斗争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导致八月失败的严重挫折的客观事实。在突出边界斗争因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客观经济困难的同时，借毛泽东在永新的模范试点因时间限制和遭受八月失败摧残而未能见效的事实，诟病所谓军事路线在群众工作上的原则错误。而红四军游击赣南和井冈山根据地失守更给了湖南省委鼓吹其群众路线以口实。
二 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群众路线”的肯定
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由于在“八七”会议后急于追求农民暴动的高潮局面，从鼓励各地党组织积极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精神出发，客观上支持了湖南省委的群众路线，同时对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的军事路线颇多指摘，直到1929年的中央九月来信才最终原则上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1927年9月6日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称：“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115]1927年12月21日，中央在给朱德南昌起义部队的信中，指出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政策的执行有许多未脱旧时机会主义和军事投机的遗毒，以致入粤后未能发动群众使军队化为工农的武装力量”。因此中央告诫朱德部队“必须认清是工农暴动的副力，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中央担心“军事同志则常易于初发动时便代替农民执行一切暴动动作，而忘了发动群众”。[116]以上意见说明中央原则上也是持群众路线观点的。
在朱德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后不久，中央即批评红四军前委：“你们几个月来所到的地方未能尽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在你们所经过的地方，土地没有没收没有分配，苏维埃的政权亦多是上层委派的，而无下层群众选举的基础”，总之红四军“没有彻底地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因此中央指示：“怎样深入？就是要彻底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苏维埃是群众直接的政权，因此必须经过群众或群众代表的选举，禁止党部或军队委派苏维埃”；“怎样扩大？这里所谓的扩大不是要你们调动单纯的军队，以机关枪和大炮四外扩大，而是要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的暴动”。[117]以上指责其实是欠公允的。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辟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开始，就始终不断探索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还积极响应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号召，参加了湘南暴动。在上井冈山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朱德部队不仅迅速帮助各地党组织和群众建立起湘南各县苏维埃政府，而且尝试了土地分配工作。由于在上海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中共中央与被各路军阀围困的红四军之间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互动途径，加之中央主观上也持群众路线观点，因此中央的意见明显受到湖南省委意见的影响甚至左右。
1929年的中央二月来信把红军的作用降低至极致。中央建议红四军实施分编，“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118]这样分散的游击方式表面上适应了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其实这种违背军事常识的做法只能削弱革命武装的实力，无助于红军对群众工作的投入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
以上由湖南省委长期坚持，并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群众路线，是以农民群众为暴动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和建设的主力，正规军事力量红军为助力的土地革命形式。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所谓军事路线。
三 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军事路线”
被湖南省委指责为“军事路线”的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的革命实践，强调红军在根据地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与群众路线寄希望于群众的普遍发动，并建立工农武装，在暴动胜利的基础上组织苏维埃政府和实现土地革命，从而达到革命高潮的土地革命实践模式不同，毛泽东通过阐述在中国建立小块红色割据区域政权的意义，间接否定了湖南省委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实施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进而实现所谓湘东湘南割据的构想。而既然在中国并没有形成此种经过大规模群众暴动实现革命高潮的可能，那通过“军事路线”即红军的带动实现小块红色区域的工农武装割据，经过这些小块区域的波浪式发展的量变积累，最后达到革命高潮直到革命胜利的方式，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便顺理成章。
为此毛泽东首先说明仅仅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才使“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换言之，白色政权之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促成工农武装割据与之共生。如果毛泽东的上述推断成立，那群众路线便不可能充分贯彻，因为群众路线得以实现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得到普遍发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局面，由于没有足够时间和空间使群众暴动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充分实现军事化，必然会被已经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迅速镇压。“八七”会议鼓动的秋收暴动在湘赣边界和鄂南的失败足以说明这一点。相反，军事路线能够得到贯彻，是因为这一路线以军事力量为推动力，在白色区域的割据与混战中间求得小块红色区域的武装割据，并能够通过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正规军事力量，一方面通过对割据区域周边白色政权的打击维护红色区域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只有这种革命的正规军事力量才能够有效保护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参与和对土地革命的投入。总之，只有正规军事力量的红军才能够巩固群众暴动的既得成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就是这一方式最好的证明。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但这并非是对群众路线的强调，而恰恰是对军事路线实现条件的界定和对群众路线的间接否定。因为毛泽东随即论述道：“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这仍然是军事路线的描述，同时也更进一步否定了群众路线对群众暴动基础上组建的工农武装素质的过度迷信。事实上湖南省委等坚持群众路线的共产党人确实过高估计了在群众暴动中自发形成的工农武装的凝聚力和白军在群众暴动面前纷纷哗变加入工农武装的前景。只有在“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乐观前景估计上，群众路线和军事路线才终于拥有一个共同点。但是，毛泽东最终以“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19]为军事路线做了概括。甚至共产党组织的正确也是以湖南省委在八月失败中的恶劣表现为反面证据的。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在给中央的汇报中总结了红四军分兵游击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特点。陈毅把红四军的群众工作归纳为调查、宣传和组织工作三方面。调查工作是第一步。“游击队达到某一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代表负责，必须通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若不调查则一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调查后“由政治部制定一个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当地群众斗争状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等。关于宣传工作，陈毅称红四军经过了一个由国民革命军旧习向红军宣传兵制度的转变。“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一组为演讲队，另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之后才进入组织工作阶段。“红军到达比较工农发展地方，则助其组织发展，或参加他们的会议，为他们纠正过去错误及目前工作计划。在未有组织的地方，则从宣传工作中物色群众中进步分子。”红军重点物色“与土豪有仇恨的、极贫苦的、在贺叶军队当兵的、由外地农协失败来此避难的、从前参加革命斗争、与邻县工农会有关系”的人员，“如愿意组织则成立临时革委或工农筹备处，举出人负责，一面派人为红军作侦探，一面要他们报告土豪劣绅姓名”。其组织成效由以下方式判定：“红军去后要他们继续有报告来，如果有报告能来，则此种组织是可靠的。该地即有组织的初步了。”[120]可见，红军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各级苏维埃政府也恰恰违背湖南省委群众路线的意愿，多是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并开展土地革命的。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称：“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粮田。”[121]
但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井冈山斗争时期由红四军实践形成的军事路线在群众工作上也确实有差强人意之处。湖南省委的指责也并非尽属空穴来风。如红四军领导人都承认红四军的主要成分并不以割据地区的工农群众为主体。陈毅报告称：“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史俘虏敌方士兵占十分之二，赣南闽西约占十分之二，叶贺旧部占十分之二”。[122]毛泽东则直接承认：“红军不是本地人，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123]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井冈山斗争中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
四 毛泽东结合“军事路线”与“群众路线”丰富“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在土地革命时期，持群众路线观点的湖南省委和持军事路线观点的毛泽东，都作为革命者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实两条路线只是方式和途径上的差异，并无革命原则的根本分歧。群众路线仍然要求正规军队做群众暴动的助力，军事路线也重视分兵游击对群众的广泛发动。尽管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但不应因此否定以湖南省委为代表的群众路线的历史价值。传统党史描述在突出毛泽东革命道路探索的同时，将湖南省委对群众路线的鼓吹简单概括为执行当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表现。但另一种倾向则以当时湖南省委指责毛泽东的话语来否定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夸大当时党内关于革命道路问题意见分歧的性质。如有论者将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政治倾向概括为“农民党问题”、“军党问题”和“书记独裁问题”，并定性为这是毛泽东、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问题上隐藏着的若干不协调因素，这些因素在日后逐步导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关系进一步复杂化。[124]其实以上问题均为持群众路线观点的湖南省委基于其地方利益对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斗争的片面化批评，虽然也暴露出边界斗争的一些表面问题，但并不能由此否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更不能以此作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所谓重大战略问题不协调因素和关系复杂化的根据。事实上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批评始终采取的是耐心解释甚至忍辱负重的态度，不断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即便是在八月失败这样的危急关头，毛泽东也并未违反组织原则，直接对抗湘南特委对红四军中由湘南宜章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的分裂行径，并以宽容的态度下山迎接在湘南遭受惨败不得不回师井冈山的二十八团。对所谓农民党问题，毛泽东也深感忧虑。他向中央建议：“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125]这说明毛泽东并不是该论者所谓的农民党倾向的代表。至于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主动表示接受中央的直接领导：“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126]毛泽东对革命利益高度负责的坦诚态度终于得到了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肯定。
事实上，无论是群众路线还是军事路线都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湖南省委的群众路线，其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百折不回的革命意志值得肯定。正是在群众路线的鼓舞下，湖南省委的共产党人在马日事变后工农运动遭到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残酷镇压、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危急时刻，在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一次次发起旨在形成全省革命高潮的农民暴动。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到湘南暴动，湖南省委领导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尝试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理论上讲，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确实需要经过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够使革命深入发展直至取得胜利。群众路线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湖南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特意夸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在未来革命中的作用。他们被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所陶醉，把革命暴动的成功和革命高潮的形成寄希望于群众阶级意识的自觉生成。但是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是需要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加以灌输的，而对这一点持群众路线观点的共产党人显然估计不足。其实群众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127]事实证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的高潮并未天然转化为在白色恐怖下群众对共产党人倡导的农民暴动的主动参与。这是因为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群众的以农会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和动员，还没有深入到真正唤起广大农民群众自觉阶级意识的程度，更没有从根本上摧毁乡村豪绅阶级对农民的文化霸权和精神控制。因此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灌输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但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对此却缺乏应有的重视。从他们对群众路线的强调和对正规军事力量的贬低，可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农民群众阶级意识自觉形成的盲目自信。
虽然毛泽东充分肯定红军在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动员方面的决定性意义，但是他并不因此忽视群众路线的应有价值。尽管湖南省委对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群众动员不足和苏维埃政权缺乏群众基础等问题的诟病并非军事路线的本质问题，但是在红四军游击赣南和入闽作战后，毛泽东还是认真吸取了湖南省委和中央对红四军群众工作的意见，逐步创造性地把两者紧密结合，取长补短，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自己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内容。攻占汀州后，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更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的气魄较井冈山时期显得异常宏伟：“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赣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毛泽东甚至代表前委向中央表示要“一年内争取江西”。[128]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像江苏并非白色政权割据的中间区域，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首善之区；直隶也并非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所分析的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得到发展的区域。这明显是受到了群众路线的影响，以争取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支持。在随后致中央的信中，毛泽东针对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军分兵游击的建议，结合井冈山军事斗争的经验，阐述了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的辩证关系。毛泽东首先说明分兵的不利之处，即“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其次他列举出集中的优势，即“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和赣南闽西游击战争的经验，将之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他代表红四军前委自信地说：“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期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最后他强调“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要失败”。[129]这里毛泽东总结了红四军群众工作的特点，即党绝对领导下的红军不仅执行军事任务，更要承担动员与发动群众的职责。
在党和红军的关系及职责分工问题上，毛泽东与红四军内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少数同志”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批评这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认为这种单纯军事观点“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是“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130]与少数同志的这一“军事路线”内部的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得到“群众路线”加强的“军事路线”与单纯军事观点的斗争。这里毛泽东对“少数同志”的批评居然与一年前湖南省委以群众路线批判湘赣特委和红四军的措辞近似。一方面毛泽东吸收了群众路线通过群众的广泛动员扩大革命群众基础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克服红军的单纯军事职能并强化其政治及群众工作职能，从而进一步使军事路线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1929年9月，由周恩来主持的党中央给红四军总前委的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为土地革命早期的这一路线之争做出结论。中央首先肯定“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初步认可了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在对红四军在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表示肯定后，中央要求“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进而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无疑是毛泽东给中央信相关内容的翻版。最后中央希望“红四军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对于苏维埃政权红军“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政权为基础”。[131]
中央九月来信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立场，为土地革命早期群众路线和军事路线之间的路线争论做出总结。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32]在1930年1月的党内通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忽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错误做了进一步批判指出：“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这恰恰是湖南省委群众路线的理想模式。毛泽东预言：“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133]。相反，“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是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革命道路。通过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群众路线和军事路线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中实现了统一。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早期，在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同时，以湖南省委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针对土地革命的动力问题，形成了所谓“群众路线”，即以农民群众作为暴动和苏维埃政权的主力，以正规军队为助力的土地革命路线。他们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是一条所谓“军事路线”，即以正规军队为主力，由军队帮助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不经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由军队派任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负责人。“群众路线”和“军事路线”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做出了贡献。毛泽东吸取了湖南省委和中央对红四军群众工作的意见，通过批判红四军中的单纯军事观点，使群众路线与军事路线实现了统一，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