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反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反启蒙运动的时代大潮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哲学处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表现为当代西方哲学反对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潮的兴起具体表现为反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反启蒙运动，这一时代大潮成为阿尔都塞思想产生时代背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时代背景。
一 反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起源于“惊讶”，当我们猛然发现生活周围习以为常的所见所闻之中有某种普遍性或一般性的东西时就感到很“惊讶”，由于这种“惊讶”的发现，就产生了好奇心和追根求源的欲望、产生了追问世界万事万物本原的哲学，即要获得“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1]的本原。这是西方哲学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绝对最终目的和永恒性的追求[2]。西方哲学在这一基本特征影响之下，形成了自由、理性和基督三者相统一的西方哲学精神，这一特点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最为突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高峰的黑格尔哲学，对西方哲学精神这一特征做了很经典的概括，他认为哲学精神是一种自由精神，“‘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3]；哲学精神又是基督宗教精神，“‘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4]。基督精神同时也是自由精神，他说：“……这种区别既然在基督教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由’）的原则上吸引了注意：它又在‘自由’的一般原则上，同样表现为一种主要的区别。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5]可见，黑格尔的宗教、自由和哲学是三位一体！他的绝对精神就是上帝，将基督教的精神蕴含其中；他的绝对精神又是自由精神，同时也是基督精神，因为宗教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由”，基督精神本身就是自由精神；同时绝对精神又是逻辑学的顶点，因而又是哲学精神。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特征之所以能代表西方哲学精神，是因为黑格尔哲学作为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将历史上各种哲学体系以理念发展环节的形式包括在其绝对真理体系中，即他所谓的“哲学即哲学史”的观点。
西方哲学、宗教和自由三位一体的特征不仅是黑格尔一家之言，西方其他哲学家也有类似观点。怀特海说：“当我们把这个欧洲人的思想状态和其他文明（当听任它们自行其是时）的态度作一对比的时候，好像它只有一个源泉。它一定是来源于中世纪对于上帝理性的坚持，这个上帝被想象为具有耶和华的个人能力以及某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个细节都被监督着和命令着：对自然进行探索的结果只能证明忠于理性的正确性。请记住，我并非在谈论几个人的明确信仰。我的意思是指从几个世纪的坚信不疑中产生的欧洲思想上的印记。我这里指的是本能的思想状态而不仅是字面上的教义。”[6]霍克海默说：“教会和处于上升时期的哲学体系从来没有将智慧、伦理、信仰和政治分开。”[7]“但是十七世纪，理性的客观方面仍处于统治地位，因为理性主义哲学的辛勤劳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阐发有关人和自然，至少是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具有理智功能的学说，也是宗教以前所实行的那种学说。”[8]“天主教和欧洲理性主义哲学家在有关获得上述那种洞察力的现实性方面，意见完全一致；事实上，这种现实性的假设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共同基础。”[9]“宗教和哲学之间的积极的争论渐渐在一种僵局中结束，因为二者都是文化的不同分支。”[10]“思辨理性（开始是作为宗教神学的婢女后来成为它的反对者）的消亡对宗教自身来说是灾难性的。”[11]思辨理性的消亡对宗教来说是灾难性的原因，就是它们原来是同一思维方式下的不同结果。
德里达将这种状况称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12]，他说：“必须指明（这并非易事），宗教和理性拥有同一根源（我们再次把理性和哲学作为技术科学、知识生产的批判历史的科学，这是作为生产的知识，知—行和有距离的介入，本质上永远竞争激烈并表述行为的电讯—技术科学，等等）。宗教和理性是从这种共同的根源出发而共同发展的……”[13]在《我所是的动物》一文中，德里达将理性对自然和他者的忽视比成人类对自然和动物（猫）的忽视，而造成这种忽视或理性主义的专制的原因就是宗教、上帝或神：“相反，在第一章中据说人，作为神的复制品被创造出来，并且创造了男—女，男人—女人，立刻接受了使动物服从他的秩序。为了服从，他被要求标志他对他们的支配和统治地位，事实上是他驯服他们的权力。”[14]因此，“单数的”宗教或上帝和理性是一个东西，“上帝注定动物是人的权力的体验，为了看人的权力行使，为了看到人的权力在使用，为了看到人在其他生物身上行使权力。”[15]瓦蒂莫说：“只有现代性，严格地按照世俗化的术语，通过发展和阐释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也就是说，以创世、原罪、赎罪和等待最后审判等术语清晰表述的拯救史的观念史——给历史以本体论的高度，并给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决定性的意义。”[16]“现代性的许多方面似乎正是来源于宗教；清教徒强调认真遵循上帝的召唤，强调节俭和勤劳，确实有助于激发早期的科学和资本主义。”[17]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证明了理性、宗教与自由的三位一体。理性精神在近代的发展表现为科学精神，导致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其最高成就是当代复杂性科学。库恩的范式论证明，科学的发展实质上是科学的不同范式之间的转换，而范式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和确定性。“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不过，说它更成功既不是说它能完全成功地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也不是说它能明显成功地解决任何数目的问题。范式的成功——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分析、托勒密关于行星位置的计算、拉瓦锡有关天平的使用，还是麦克斯韦使电磁场数学化——在开始时很大程度上只是选取的、不完备的、有可能成功的预示。”[18]“科学家们都能同意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或爱因斯坦已为一组突出的问题提供了看来是永恒的解答，而不会同意使那些解答成为永恒的特殊的抽象特征，尽管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同意确认一个范式，但不会同意对范式的完整诠释或合理化，也不会去这样做。”[19]而哥德尔定理证明了任何理论都不是完备的，也就是说不能够完全得到证明，这样，科学和信仰就没有区别。复杂性科学中复杂性更是动摇了科学本身的确定性，科学一向坚持的确定性问题在复杂性科学中不存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说确定性终结了[20]。既然科学没有了确定性，也就成为信仰，只不过与宗教相比是信仰不同的内容而已，那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自2005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已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先后举办了五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最近一届是2011年7月。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有区别，但是，更有不少学者认为两者是存在关联和一致的，比如第三届年会综述中说：“美国加尔文学院宗教系主任戴尔 ·雷切教授提出科学并未破坏宗教信仰理性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教授探讨了当代宗教与科学对话的几种新型关系；清华大学蒋劲松教授探讨了当代科学与佛法对话的几个侧面；武汉大学杜小安教授考察了当代基督教与科学对话的具体形式；北京大学吴国盛探讨了现代中国精神重建中的科学与基督教问题；清华大学卢风教授则从科学角度对终极实在进行了追问……”[21]这里就不一一举例。
其实，理性、基督和自由的统一是西方“爱智慧”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在古希腊，“希腊哲学从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它最初主要是对外在的自然感兴趣（自然哲学），知识逐渐地转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带有人文主义性质。”[22]（着重号是引者加）当西方哲学精神将其追问世界本原的思维方式转向人的内心时，在人内心追问到最后就是追问到一个理想人格——上帝，产生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理性神学。因为人类从追问过程中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去除掉外界万事万物的偶然、无规律的东西后，就只剩下人类自己投射出来的自我意识，即主体对外界的追问，所以世界的本原就成了主体寻找本原的意识，而不是外界的客观的所谓本原，中世纪经院哲学是这种追问的结果，主体自身这种寻找本原的自我意识最终表现为完美的人格“上帝”身上。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分析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指出这一点，他说：“现在此理想又从亚里士多德的唯理智主义中获得新的营养，据此阿尔伯特认为：人，只要他真正是人，便是理智。分享（人用知识达到的）神的本质是人可能达到的人生的最高阶段。据此，托马斯也将理智的德行置于实践的德行之上；因此，在他看来，对上帝直观的、超越一切尘世的、永恒的静观是整个人类奋斗的目标。”[23]克罗齐也指出这点：“在普洛克鲁那里，在柏拉图底学说中被指示出来的三位一体性或三合体的观念继续得到发展。这种观念以及把绝对理解为精神这个事实，是包藏在基督教里还没有加以发扬的哲学上的伟大进步。”[24]用德里达的话说，人是神的复制品[25]。
近代之后，这种追问方向转向了自然，产生了近代科学精神。文德尔班说：
纯粹理论精神的复活是科学的“文艺复兴”的真正含义，文艺复兴与希猎思想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Kongenialität，气质相似] 即基于此，这是文艺复兴发展的决定因素。在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曾经盛行一时的是，一切从属于实践、伦理和宗教生活的目的，此种现象在近代之初便越来越减少了，认识现实又重新表现为科学研究的绝对目的。正如在希腊哲学思想开始时一样，此时这种理论上的推动力把注意力基本上转向自然科学。此种近代精神，吸取了晚古和中世纪的成果，与古代精神相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已获得更强大的自我意识，表现出深刻的内在化，表现出更深的进入自身的内质。但是事实虽然如此，近代精神最早的独立的理智活动在于回复到对自然界的不存偏见的认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向着这一目标奋勇前进，并在此路线上取得巨大成果。
近代精神本能地深感此种亲缘关系，因此在它热情追逐新生事物的过程中首先抓住了最古老的东西。人们如饥似渴地消化汲取由人文主义运动所揭示的古代哲学知识。希腊哲学的种种体系复苏了，尖锐地与中世纪传统相对立。但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来，此种复古运动不过是为近代精神的真正活动作出本能性的准备；近代精神在此神泉浴里获得青春活力。通过在希腊的观念世界中的陶冶，近代精神取得在思想上控制自己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的能力；科学经此锻炼之后，从充满活力的、对内心世界的精微的探索转向对自然界的研究，在自然界里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更宽阔的道路。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史主要是从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史。……[26]
福柯将16—17世纪中世纪向近代西方哲学的转换称为相似性认识型向近代理性主义认识型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特征就在于追问差异，他说：“精神的活动——这是第四点——因而不再在于使事物相互接近，不再在于着手追求可以展示事物内部某种亲缘性、吸引或秘密地共享的本性的任何事情，而是相反，在于识别，即在于确立事物的本性，以及与一个系列的所有连续程度的关联的必然性。在这个含义上，识别把初始的基本的差异性研究置于比较之上：通过直觉向一个人自身提供一个对事物的清楚表象，并清楚地把握系列的一个因素与其后另一个因素之间的必然关联、最后，因为认识就是识别，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历史与科学将相互分离。”[27]这种分离结果就是近代理性主义认识型的产生，在这种理性主义的认识型中诞生了近代经典科学。因此，近代哲学追问世界本原，导致的结果是近代科学技术和科技理性的产生。所以，德里达才说“宗教和理性拥有同一根源。宗教和理性是从这种共同的根源出发而共同发展的……”[28]因此本文坚持哲学和科学两者是一致的，即陈嘉映所谓的“哲学—科学”[29]。而科学和宗教两者都具有自由精神是理所当然，这就不需要一一论证，所以，理性、宗教和自由是三位一体的。
阿尔都塞对西方哲学史上的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这样论述：“实际上，教会所栖息的这一观念世界中的地位是在13世纪建立起来的。它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又经过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调整。从13世纪起，教会一直将这些核心概念作为其在神学、政治和伦理上的指导原则，一旦有难以容忍的矛盾出现，就对它们进行‘调整’。”[30]“‘哲学’的形式巩固了教会的概念大厦。通过将哲学的融入进来，教会有效地捍卫了其作为接近真理之最有效手段的地位。”[31]他对哲学、理性二者和自由的关系这样论述：“自由是一种俘获，是一种对自身的把握；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概念（Begriff），在这个概念中，逻各斯与自由的一致性便显现了出来。”[32]因此，阿尔都塞实质上也是将理性、宗教与自由看成是三位一体的。
在西方这种三位一体思维方式和哲学文化传统下，阿尔都塞将主体追求世界本原的整个西方哲学史看作是经验主义。当然，这种经验主义不是培根开启的狭义的近代经验主义，而是包括培根开启的狭义的近代经验主义和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在内的、泛指西方哲学史一切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哲学思想。他说，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知识的问题’和相应的‘知识论’最终（绝不一定总是这种情况）在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33]。同时，阿尔都塞将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哲学高峰来看待，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来概括西方哲学总体特征，因为根据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和哲学即哲学史的观点，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要扬弃其历史的消极形式同时又将积极形式保存于自身之中，真理是全体，黑格尔宣称自己的哲学是绝对真理，那它一定将其之前的其他各种哲学以理念发展的环节的形式包括在自身之中，所以，他认为现代西方哲学被黑格尔统治着，“在现代哲学的努力中，黑格尔回到他自身；这种依赖是真实的，因为，它没有游离于黑格尔的衰落之外，即没有游离于黑格尔的真理向意识形态的转变之外。现代的各种意识形态被黑格尔的意识形态重新占有着，好像这个占有者是它们的始源性的真理似的——这直接源自于它们故意的忘却”[34]。同时采纳了海德格尔将整个西方哲学史看成是“逻各斯中心主义”[35]的概括，他说：“当我们从海德格尔说整个西方哲学史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史出发探讨时，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很容易发现，在我们的哲学史上，每次出问题的都是那些公然宣称的唯物主义出的问题，‘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可以这么说，生产了作为其否定和镜子中的对立面‘唯心主义’这个术语。海德格尔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样遵循‘理性原则’，即不管精神还是物质，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循的理性存在的原则。因此，我说在哲学的传统中，唯物主义的演化是危机的标志，是唯心主义不得不拒绝但又挣脱不了、不能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对相互反射的关系中挣脱出来的符号；因此，它是一个标志，但同时又是一个陷阱，因为人们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否定唯心主义、宣布唯心主义的反面、或者说‘用头走路’而远离唯心主义。因此，我们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产生怀疑：通过仔细研究之后发现，唯物主义这个词并没有给我们什么东西，许多唯物主义后来转变成了唯心主义。例如，启蒙时期的唯物主义和恩格斯文章中一些段落。”[36]
阿尔都塞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这种经验主义或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认识和对象的同一、强调实证，可以被经验证明，最后集中体现为经验主义实证方法。他说：“马勒贝朗士曾说过，如果你想重现这种古典主义，人与人之间就必须存在逻各斯和真理，并且正是这种真理构成了他们的生命、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交流，使得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彼此交谈、凝视、理解甚或不理解！”[37]他把这种经验主义，就用西方古典哲学的高峰黑格尔哲学来概括，“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一种‘思辨的经验主义’”[38]。“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这个历史的终点，表现为从存在中直接读出本质，在这个模式中，天幕洞开，概念最终成为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亲自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的物质存在。在这个模式中，这个面包，这个躯体，这副面孔以及这个人都成为精神。这就使我们懂得，对直接阅读以及对伽利略意义上的《世界大全》的渴望要比任何科学都古老。这种渴望又悄然引出主显和耶稣降临的宗教幻想和《圣经》中令人向往的神话。真理在这些幻想和神话中披上了字和词的外衣，具体化为《圣经》。”[39]将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与对象的关系称为黑格尔的著名公式，即他所谓的经验主义公式[40]，这个著名公式实质上就是认识与对象的主客二分、“客体是主体的镜子”[41]、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照全都看清楚了”的镜子式的透明反映，“时间的存在和本质的存在与它们的现象是一致的”[42]。“不能超越它的时代”就是说由时代和环境所决定。
所谓“镜子式的透明反映”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认识论，“过去，摹拟再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大家认定摹拟再现是为了主观的需要，把外物加以客观的复制——根据这种看法反映出来的，便是知识艺术的‘镜子理论’。其基本评估标准为适当、精确，以及真理本身”[43]。认识论的“镜子式的透明反映”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和目标。阿尔都塞用镜子反映这个比喻比理查德·罗蒂使用得早[44]，镜子这个比喻本意是指以他人为参照、对照物的意思，就像照镜子那样。后来镜子式反映成为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特征是阿尔都塞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发现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引用希勒格的话说：“自然起初好像是上帝创造的一面明镜，清澈透亮，在人类未起云翳的眼前。”[45]后来黑格尔自己也说：“对于我们西方人，宗教便是‘本质’的认识——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本质’——所以便是我们的知识和意志的实体；知识和意志正当的任务便是去做这种基本的实体的明镜。”[46]这很典型地将黑格尔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直接的看”的特征体现出来。所以后来，阿尔都塞将黑格尔的哲学比成“镜子”：“是黑格尔向世界本身的冒险举起了一面镜子，即向世界的真理举起了一面镜子。”[47]接着直接就将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经验主义称为“一照全都看清楚了”的镜子式的透明反映，或简称镜子式的反映。他说：“这是一种反思的关系、由中心和边缘界定的本质空间。主体占据中心位置，客体处于边缘。客体是主体的镜子。这种反思的关系也可以写成：‘客体＝主体的自我意识＝主体的绝对知识’。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不同的等号是建立在自笛卡尔以来的古典哲学使用的（主体/客体、意识/自我意识、本质/现象）这些成对的基本概念基础上的。”[48]同时将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称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结构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镜子范畴，或者是反射的反思、反思。……我们可以说，‘主体＝客体’的关系是所有意识形态或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构成的典型结构。……所有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反射的。”[49]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含义与我们平时理解的不一样，参见第二章第五节中的“理论实践与意识形态”的讨论）我们不得不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整个后现代主义经常批判古典哲学的“镜子”理论确实是由阿尔都塞开启的，后来理查德·罗蒂进一步使用，因而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尔都塞把这种理性主义传统概括为笛卡尔的机械论体系和莱布尼茨的表现概念两大概念系统[50]，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西方哲学‘认识理论’的全部历史，从著名的‘笛卡儿圆圈’到黑格尔或胡塞尔的理性的目的论的圆圈，使我们看到‘认识问题’的这一空间是封闭的空间，也就是说，是坏的圆圈（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再认识的镜子式联系的圆圈）。胡塞尔从理论上承认这一圆圈的必然存在，也就是把圆圈的必然存在看作是他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分。尽管他的哲学达到了意识和诚实的最高点，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走出这个圆圈，并没有因此而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同样，海德格尔也没有走出这一圆圈，他曾经试图在‘开放’（这种开放表面上只不过是封闭的意识形态的非封闭）中思考这种‘封闭’，即在西方形而上学中‘重复’这种封闭的封闭的历史之所以可能的绝对条件。如果我们仅仅置身封闭领域的外部，无论是外表还是深层，我们仍然不能走出这一封闭的领域，因为这种外部或者这种深层仍然是封闭领域的外部和深层，它们仍然属于这一圆圈，仍然属于这一封闭的领域，它们是封闭领域在其他在中的‘重复’。”[51]
阿尔都塞的“有机理性”就是要批判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或经验主义，他说：“我从没有认同达桑蒂（Desanti）的对马克思的胡塞尔式的‘解释’也不认同任何‘人道主义’解释。原因很简单，我讨厌任何宣称在基础层面上先验地建立超验的意义和真理的哲学，不管它如何设定。达桑蒂不是这种情况，他刚好与我不一样、对基础和先验的概念不是那样讨厌。”[52]这样厌恶和讨厌实际上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表现，它根源于他的内心，是其性格。从他还处于恋爱期间对海莲娜的感情中可以看出来，他害怕理性：“她远远超过我，把我引进一个我未知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恩惠。我不敢对她有任何的企盼，甚至不敢问她对我是怎样想的。她的世界是我只能在战俘营的孤独中才能想象的世界，是一个团结和斗争的世界，高度友爱的理性行动的世界，勇气的世界。而我身心是如此交瘁和胆怯，在一切外界危险面前怕受伤害而退缩，从不敢与任何人斗，并且由于这没出息的胆怯，我也从没有和人斗过。”[53]
因而在其性格另一方面就是要彻底推翻压抑他的这种理性世界和哲学，所以将整个西方哲学作为其批判对象，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主客二分的老公式在他看来是“虚拟的”[54]，并且是“统治西方哲学的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55]，他认为主观和客观是不具有同一性，“在一种明显的和基本的意义上，同一性仍然超出了人们所能掌握的范围。”[56]这种批判集中表现为对黑格尔哲学批判，他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最后一次同时也是这种历史领域自身，集中了以论说的方式说话 （the Logos）的一切互相补充的宗教神话；黑格尔著作中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神话；听这些叙述的耳朵的神话，读这些叙述的眼睛的神话，而耳朵听和眼睛读是为了在这些叙述中发现（只要耳朵和眼睛是单纯的）他的每一句话中本来就包含着的绝对真理。”[57]他很多地方都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因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高峰，代表着哲学、基督和自由三位一体的西方哲学的主要精神。“难道我们还要明确说出作为这个‘模式’的前提的问题域吗？人们意识到为了这个模式的存在，需要求助于起源的神话；求助于主体和客体、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原始统一的神话（它们有相同的起源，认识就像一个进入戏剧效果的人所说的那样是同时产生的）；求助于发生的神话，一切抽象尤其是一切不可缺少的中介的神话。”[58]
因此，阿尔都塞就在批判和抛弃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有机理性”的问题域理论，代替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经验主义问题域，整个西方哲学史需要用他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有机理性”）来代替这种经验主义的历史，他认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有机理性”的“偶然相遇”的历史：“说开端是空无或无序就是在任何集聚和有序之前采取的立场，就是放弃将理性、目的等看作是起源而将开端看作空无。针对‘什么是世界的起源’的老问题，唯物主义的回答是：‘空无’、‘什么也没有’、‘我从空无中开始’、‘没有开端，因为任何事物存在之前就是空无’；因此，‘哲学没有一个必然的开端’、‘哲学不是从一个称为起源的开端开始的’；相反，哲学‘乘着一列行驶着的火车’，而且是通过其强大的臂力，‘搭上’这列像从赫拉克利特的永恒的河流中开来、从它面前经过的列车。因此，世界、历史、哲学、道德、艺术、政治等等都没有目的。这种从尼采开始、延续到德勒兹和德里达、从英国经验主义（德勒兹）（通过德里达的帮助）延续到海德格尔的主题思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它们不仅有助于孵化哲学的想象力，而且有助于孵化哲学想象的‘对象’（不管是科学、文化、艺术、文学，还是其他的存在形式。）它们对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们以其他概念的形式躲藏在层层叠叠的伪装里。今天，我们能够用更浅显易懂的语言将它们翻译出来。”[59]这个“主题”即所谓“有机理性”的历史。
虽然黑格尔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高峰，把历史上各种哲学概念和体系作为理念发展的形式包括在自身的绝对体系之中，可以代表和反映西方哲学的一般特征，但是整个西方哲学史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毕竟是一个久远、宽泛和抽象的时间阶段，对阿尔都塞来说，经验主义的西方哲学更直接和具体的影响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对当代具有直接影响、发挥巨大作用的思潮，我们目前的哲学思想仍处于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过程中、后现代性的信仰危机和困境阶段。因此，阿尔都塞对西方哲学史的更直接的批判就是批判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
二 反启蒙运动
何为启蒙，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60]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些普遍的概念都是建筑在现实的意识上——就是建筑在‘自然的各种法则’和正与善的内容上——我们把它叫作理性。认识这些法则的合法性，我们叫作启蒙。”[61]“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62]因此，启蒙运动是打着提倡科学理性，反对宗教迷信；提倡自由进步，反对愚昧无知的旗号进行的。理性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性，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63]后来以赛亚·伯林将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64]
但是在启蒙运动震耳欲聋的口号中，它们所反对的耶稣基督其实是它们自己——理性的另一张脸，是它们自己不能反视自己的后脑勺儿看到和认识的自己的另一张脸。上一节我们已经用黑格尔哲学作为代表说明了西方哲学是自由、理性和宗教的三位一体，因此耶稣基督是理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帝就是大写的理性的主体“人”，用霍克海默的话说是“主人（master）”或大写的主体，自我成为“主人”或大写的主体的属下。“根据属下自我的成长过程，西方的文明史可以写成在自我之前、具有自控力的主人的命令的升华、内化过程。”[65]因此，基督教和哲学就一致了：“犹太教和基督教极力使这种对本能欲望的服从赋予意义，极力将这种盲目的顺从转化为理解和希望。它们通过灵魂不死和个人拯救的弥赛亚学说获得成功。欧洲哲学通过批判理性发展了这一宗教传统，甚至那些否定或无神论的倾向也通过入侵那些抱中立态度的宗教的独立领地而使这些思想保存下来。”[66]所以说耶稣基督是理性的另一张面孔，这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必然结果。黑格尔只不过理论再现了近代之前的西方哲学的这个历史过程。
但是，“启蒙对它否定物的颠倒最终衍化为启蒙对自身的颠倒，即启蒙的‘颠倒’颠倒了它自身！”[67]启蒙的自我毁灭表现在“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68]。“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69]“启蒙倒退成神话，其原因不能到本身已经成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主义神话以及其他现代神话中去寻找，而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中去寻找。我们必须从思想史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启蒙和神话这两个概念。”[70]因此，虽然反启蒙运动也是从反对宗教迷信开始，但是现在反启蒙运动所反对的这个迷信不仅仅是对耶稣基督的迷信，更是对启蒙本身的迷信，即对理性自身的迷信，用霍克海默的话说：“柏拉图的理念，最终甚至使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家族都被哲学意义上的逻各斯（logos）所浸淫。然而，启蒙运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遗产中却发现了某种古老力量，并且对普遍的真理要求顶礼膜拜。”[71]“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程中，每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都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就仅仅是一种信仰，最终，精神概念、真理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这种原则一旦被形式逻辑的严密性所限定，那么它就不仅控制着西方哲学的所有理性主义体系，而且也支配着体系的结果：这些体系肇始于众神的等级制度，并且在偶像的黄昏中把对不公正的愤慨当作同一性内容而传承下来。”[72]（着重号是引者加）“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以理性的名义攻击宗教，到头来他们杀死的不是教堂，而是形而上学和客观的理性概念自身，以及他们自己活动的力量之源。”[73]
这样，启蒙运动的反宗教迷信、反愚昧无知就转变为反对自身、反对启蒙理性本身的神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74]具体说，就是工业化“把人的灵魂物化了”的现代神话[75]，这个神话就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称得上伟大发明的印刷术，毫不起眼的火炮，人们早先多少已经有所了解的指南针，这三样东西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啊！第一个发明引起了学识的变化，第二个发明引起了战争的变化，第三个发明则引起了金融、商业和航海的变化！而我认为，人类只是偶然或碰巧得到了这些发明。因而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的优越就在于知识，知识中保留着许多东西，是君王们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用金科玉律决定不了的，更是他们的密探和媚臣所打听不到、他们的航海家和探险家所无法达到的。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观念去把握自然，却又不得不受到自然的束缚：倘若我们能够在发明中顺从自然，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支配自然。”[76]
针对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现代神话，霍克海默指出其思维方式是：“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77]也就是说，这种思维的目标就是要全知、全能，这样的人只能是“上帝”，但人变成神是不可能的，他批判道：“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78]其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惟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79]“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这就是欧洲文明的发展途径。”[80]“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81]“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82]目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无疑证实了霍克海默的批判。
以赛亚·伯林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个反启蒙的过程。他指出启蒙理性“存在着一个单一的、通过逻辑演绎得出的结论的严密体系，它是运用普遍正确的思维原则的结果，并且是建立在小心筛选出的观察或实验数据上——这种理性主义的信念，被从博丹到蒙田等有社会学头脑的思想家进一步动摇”[83]。启蒙理性观念动摇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一大批反对理性主义信念的思想家，如休谟、卢梭、维科、哈曼，“追随者是赫尔德、雅各比和默泽尔，影响后者的是沙夫兹伯里、杨格和柏克的反智主义抨击”、“最雄辩的代言人是谢林”、“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之父”柏格森。反启蒙运动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口号：“‘分解就是谋杀’这句浪漫主义的宣言，是整个十九世纪一场运动的箴言，而哈曼是这场运动最热忱、最坚定的先驱。”[84]反启蒙运动“对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普遍性、客观性、合理性，给生活和思想中的一切真实问题提供永恒解决办法的能力，以及（这同样重要）任何具备适当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思想者都能掌握的理性方法——的否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保守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反动的或革命的，这取决于受到攻击的是什么学说”[85]。因此，反启蒙运动批判启蒙理性的工具和方法一开始就五花八门、形式多样，具有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前奏。“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是尼采猛烈抨击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著名口号，其含义就是要求批判被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传统当作真理的西方传统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消除它们的权威，他说：“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这一口号，不仅仅是指基督教的上帝死了，而且是指和耶稣基督、理性和自由三位一体的“理性主义死了”，所以，尼采的这一口号才具有反理性主义的内涵。他既反基督伦理，又反理性精神，而崇尚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
前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这场反启蒙运动的重要力量。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批判道：“今天，当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用行动来支配自然’这一培根式乌托邦的时候，我们才能揭示曾被培根归罪于尚未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奴役本性。这就是统治本身。培根曾经坚持认为‘人的优越性就在于知识’，现在，知识却随着统治力量的消除而发生了变化。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能，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86]“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87]“启蒙的不断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向习俗和时代精神贡献出最后一点天真。”[88]
因此，“启蒙的发展在几经周折后变成了迷信和狂想症。”[89]由于理性与宗教、自由本身内在的一致性，启蒙运动提倡科学理性反对宗教迷信的结果必然逆转为反对自身，反对理性本身，演变为反对自身的声势浩大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继《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之后，霍克海默在《理性的消失》（Eclipse of Reason ）中将理性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subjective reason和objective reason），他说：“本书讨论的基本问题——理性中的主观概念和客观概念的关系，必须根据前述的作为精神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反思来看待。第一节中谈到的主观理性是那种无保留地调节自己去适应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异化的自觉态度，是社会过程的具体化而不担心它会变成不负责任、专制、仅仅是一种思维游戏。另一方面，目前的客观理性体系代表了存在避免向偶然和盲目冒险投降的企图，但客观理性的支持者处于落后于工业和科学发展的危险中，处于宣称的意义是一种幻想的危险中，处于制造反动的意识形态的危险中。正如主观理性趋向于庸俗的唯物主义一样，客观理性显示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怀着解释客观理性的宏伟抱负的黑格尔哲学，涉及到这个危险时将其无与伦比的力量归结为批判的洞察力。作为庸俗的唯物主义的主观理性几乎不可避免要陷入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客观理性传统的肯定的方面与意识形态和谎言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理性的这两个概念虽然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自相矛盾，但不能代表分开而独立的两种思维方式。”[90]“理性的形式化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文化局面。一方面，自我和自然的破坏性的对立，成为我们文明史上的典型的对立，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达到顶点。我们看到极权主义正试图征服自然，使自我这个人类主体沦为仅仅是一种镇压的工具，自我在一般的概念和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其他所有角色都失去光彩。另一方面，以探索调和为己任的哲学思维却渐渐地不承认或忘记这种对立的存在。”[91]“目前理性的危机主要在于这种局面中：在某种程度上思维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客观性，也不能将这种客观性当作错觉否定它。这一个过程渐渐扩展到每个理性概念的客观内容，最后，它们自己找不到什么现实性是合理的；所有的基本概念渐渐都失去其内容，只剩下形式的空壳。当理性主观化的时候，它也就是形式化了。”[92]“理性作为感受现实的真正本质和决定我们生活的指导原则的工具的观点已经陈旧了，沉思与形而上学是同义的、形而上学与神话迷信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性的历史或者说从希腊开始直到目前的启蒙变成了实物，其中理性一词本身被怀疑是指某种神话似的实体，理性自身成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察力的代理而终结。”[93]“如果人们要谈论理性感染的疾病，这种疾病不应理解为在某一历史时期感染了理性，而是应理解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文明过程中与理性的本质不可分离的。理性的这种疾病是理性在人类统治自然的强烈欲望中与生俱来，其‘康复’依赖于对其病源性质的洞察，而不是根据最新症状的消退。真正的理性批判必然要揭露文明的最深刻的基础、探究历史最早的源头。从理性开始成为人类统治人和外在的自然的工具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它最早的一开始，它就在自己发现真理的企图中遭受到挫折。这是因为它把自然仅仅当作客体，它没有在客观化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踪迹，没有发现在事物的概念中至少有神或精神的概念。人们也许会说目前集体疯狂的肆虐，从集中露营到好像没有一点坏处的大众文化反应，在其最初的客观化的过程中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在人类第一次将世界作为猎物来盘算时就已经出现了。偏执狂，理智地建构起来的疯狂的迫害理论，不仅只是理性的拙劣的模仿，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于任何形式的理性的独一无二的追求目标中。”[94]
在霍克海默之后，这种强大的反理性主义运动在科学和哲学两个层次上进行。首先是科学失去了其昔日的荣耀。库恩的“范式”证明，科学只是不同范式之间的变换，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因而与信仰之间没有区别；接着罗素的理发师难题证明逻辑并不是绝对可信的，“正如一些实证主义者指出的那样，逻辑工具是和经验主义不同的一个原则，但在这里逻辑工具本身不能援引为证明，逻辑原则是绝不能看作是不证自明的指导。正如杜威指出的那样，它们代表与皮尔士的‘在连续的探究过程中确信是可以成功地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一致，这些原则‘来源于先前使用的方法的检查’，人们看不到哲学上能证明这一思想：那些逻辑原则是‘可信赖的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或者说来自观察的材料在什么程度上可用作是那些声称是真理的幻想的反驳。”[95]葛梯尔问题证明，即使人们严格遵守逻辑和推论的所有前提和规则也不能推论出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所有知识都存在或然性或不确定性；歌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证明，任何知识体系都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说是不完备的。在美国出现了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论战，“‘科学大战’最公开的冲突发生在1996年。当时，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纽约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在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上发表了一篇‘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96]。学界将这种不符逻辑、狗屁不通的 “诈文”看成是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给那些专家教授开了大玩笑，因此，科学“充斥大量的自相矛盾、不确定性和争议。拉托把对‘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较量的审判，比作‘两军之间较量’。争得相对优势的一方决定结果”[97]。因此，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的科学是：“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达：不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nonrectifiable）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倍至：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匾缺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灾变，语用学的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知识的本质改变了，同时也解释了这种改变的原因。后现代科学所生产的是未知而非已知。”[98]并且引证麦德握（P.B.Medawar）的观点出发指出：“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是拥有丰富的论点和观念，科学家的工作是没有所谓科学方法的，一个科学家充其量是位故事大王罢了。他和一般说故事的人唯一区别是：他必须承诺一种责任，去印证他所说出的故事。”[99]这就和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100]的无政府主义科学方法论一致了，也与阿尔都塞的“哲学命题都是论点”[101]的看法完全一致。
其次是哲学上，维特根斯坦、利奥塔、德里达、福柯、理查德·罗蒂、费耶阿本德等一大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理性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后期维特根斯坦否认了世界本质的存在。“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就是试图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个别中的一般、差异中一致，以致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102]他用“家族相似”概念代替了“本质”概念，提出了语言游戏说，认为：“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103]利奥塔则认为：“我们应该铭记：目前，因知识地位的失衡和统一理性的崩解，合法性的第一种说法，又获得了新的活力。”[104]利奥塔的所谓“合法性的第一种说法”就是“倾向于政治性”[105]，也就是为权力服务，用福柯的话解释“知识就是权力”，不存在所谓的理性。“显然，伴随一整套新方法新规则而来的，是对理性观念的重要转捩点，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或通则性的后设语言，原则上已被一种多元化程式、真理系统的原则所替代。”[106]“在理论上，精确知识的能量巨大。正统古典决定论在以下大系统的构成中依然有效：整个知识形成了一个大系统，但其大无边的范畴，使我们只能感悟到却永远不可能占有或企及。”[107]“普遍性、普遍化或者普遍解放的限制，已不再呈现在后现代人的眼前，更不用说建筑师的眼前，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理性’和自由正在进步的观念的消失，可以解释后现代建筑所特有的一种‘情调’、风格或形式。”[108]德里达则将整个西方哲学史作为逻辑中心主义来进行解构。而理查德·罗蒂则反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切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表现主义。费耶阿本德则将反理性主义运动推到极点，他提出了“与理性告别”、“怎么都行”[109]的无政府主义科学方法论，他说：“哥白尼学说、原子论、伏都教、中国医学等事例都证明最先进、最保险的理论也是不安全的。它能够被那些已经抛进历史垃圾堆中去的无知自负的观念所修正，甚至完全推翻。这就是今天的知识如何会变成明天的神话，而最可笑的神话如何会最终转变成为最稳定的科学。”[110]
后来，大卫·莱昂在《后现代性》中总结说：“战后，较早涉及科学哲学最著名的要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了。库恩证明，科学革命不仅发生在无可辩驳的新证据发现之时，而且发生在假设改变之际。科学理论依赖于基本‘范式（parsdigms）’，藉此理解世界。甚至，身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费神费力摆弄试管和数据，这种辛勤工作也不是不容置疑的。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强调，数据本身是理论依赖的（theory-dependent），正如数据是什么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理论依赖的那样。因此之故，在利奥塔一福柯一德里达的攻击下，科学的命运最终变得捉摸不透。描述与现实之间的语言鸿沟，权力与话语的相互影响，意味着科学被怀疑。其原因非止一端：过分单纯化，要么纯粹是肤浅的，要么仅仅是权力。”[111]
因此，整个西方哲学史成为一个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的过程，用黑格尔的话说是布满尸骸的死人的战场，一直延续到现在，演化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后现代的信仰危机和困境，即阿尔都塞所说的 “犬牙交错”的哲学战场[112]。不过和启蒙运动不一样的是，启蒙运动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和自己的影子搏斗，还认为是和宗教、鬼神在搏斗，而后现代的困境是自己明白了自己在和自己斗，是自己要杀死自己的运动。
而阿尔都塞就是在这种反启蒙运动的时代大背景下开始自己的哲学人生，因此，他的“有机理性”哲学就是以批判启蒙运动作为自己的目标。他认为启蒙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知识万能论，他说：“唯心主义启蒙观念的实质：万能的真理驱散了错误的阴影。”[113]“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样是‘启蒙世纪’的唯物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启蒙’（lnmière，德语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为Aufklärung）的伟大象征——照亮（illumination，与‘天启论’[illuminisme] ’神秘主义完全不同）里，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自身也在体验着一种伟大的幻觉（Illusion）：历史性的知识万能的幻觉。”[114]“首先的诱惑恰恰是把文本看成在任何空间之外存在的东西。这就是Aufklärung[启蒙] 的论点；像光一样，真理不需要位置；它发生并通过‘真’的功效起作用，其本质就是通过启蒙[照亮] 起作用。”[115]“然而，回到我们在18世纪那里兜的圈子，我们就可以‘像白昼一样清晰地’看到，对科学真理万能的信念是和科学以外的东西、和新兴阶级知识分子的法律、道德和政治‘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阶级自信能够仰仗真理和理性的显而易见的性质而取得权力，因为它已经给真理赋予了权力。在他们的启蒙哲学里，18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尽管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可能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们在历史观上却同样是唯心主义的。”[116]
除了直接指出启蒙理性的镜子般的透明和照亮实质外，阿尔都塞还指出启蒙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以布尔二值逻辑思维（Boolean logic）[117]为基础的哲学还原论：“……‘精神圈’这个哲学的算符，为了理解它的意义（它干预的后果），我们只需指出，它表述着一个自18世纪以来、Aufklärung[启蒙] 以来就具有古典地位的历史观，在那里，科学是历史的原动力，而历史最终可以被还原为知识的历史、科学和科学观念的历史。”[118]启蒙理性的矛盾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或平衡，其解决方法是一方克服另一方、两者融合或同归于尽被第三者代替，事物发展全过程表现为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119]，是布尔二值逻辑思维方式。启蒙运动的这种矛盾观是牛顿经典力学中的理想质点在哲学的投影，不是“是配偶关系那样的对子关系”[120]，不具有生成性，不可能在旧矛盾像一对配偶那样同时存在之外又生产出一个与旧矛盾同时并立存在的新矛盾出来。阿尔都塞提出的这种“配偶关系那样的对子关系”的矛盾观在启蒙理性看来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旧矛盾必须以某种形式转化而消亡，不能并立存在和自嵌套，因此阿尔都塞将启蒙理性的矛盾观看作是经典科学的产物。
阿尔都塞认为，西方哲学的这种经验主义问题域已经渗透到哲学、历史和科学之中，成为意识形态，并且支配整个启蒙运动和西方哲学的历史。“全部现代西方哲学被‘认识问题’所支配，因而实际上是被使用已经生产出来的术语并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问题的表述所支配。而这些术语和理论基础之所以被生产出来，是为了（有些人是有意识的，有些人是无意识的，这一点在这里无关紧要）从这种镜子式的再认识中得到人们所期待的理论实践结果。同样也可以说，全部西方哲学史不是被‘认识问题’所支配，而是被这一问题不得不接受的意识形态的解答所支配，也就是说，受到与认识现实格格不入的实践的、宗教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利益’预先强加的解答的支配。”[121]“因为正是‘认识问题’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提法决定了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从笛卡尔经过康德和黑格尔到胡塞尔）完全一致的传统。”[122]
这个“认识问题”就是主客二分的“一照全都看清楚了”的镜子式反映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因此，阿尔都塞 “有机理性”的批判对象就是西方理性主义和整个启蒙理性的历史，是现代西方哲学对古典哲学主客二分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它们的危害极其严重。他将这种经验主义称为“空乏”，并将其比成歌德的《启蒙者》一文中“一个在知识海洋中的不走运的捕鱼者”尼科莱，只知道“用便条盖住一张一张的纸”“没完没了地”抄写，不知道“所写的东西根本不是真理的检验”[123]；并指出启蒙理性在历史上不起作用，不是启蒙时代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观念通过‘改进知性’、表彰‘理性’，赋予真理以权力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世界的是那些在大革命中衣衫褴褛揭竿而起的‘蒙昧的’广大农民和平民群众。”[124]但是，启蒙思想家们“仍然停留在确实应该被称为极端的或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他们把他们自己这边的立场看作是历史的真正理性。他们描述为科学的原则只不过是他们那个时代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价值——他们已经选择了的价值”[125]。
阿尔都塞就是用“有机理性”来反对启蒙理性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正是由于在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理论上重要的、实践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所以才有可能避免直接威胁它的教条主义或科学主义的诱惑，——因为我们必须在这种研究和制定概念的工作中学会不把这种差别当作恢复启蒙时代的哲学意识形态的工具……”[126]他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是在他的“有机理性”问题域内理解的科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读阿尔都塞著作最大的难点就是他使用的普通概念不同于正常一般理解的概念，导致其著作晦涩难懂。他的意思是说，只有用他的“有机理性”问题域下的科学（即假设，参见第二章“准备性概念”的讨论）才能“不把这种差别当作恢复启蒙时代的哲学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全部理性神学，把结果同它的条件的历史关系理解为生产关系而不是术语关系，从而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它的偶然性的必然性。这个术语同古典范畴体系完全不相容，它要求取代这些范畴本身。”[127]这段话中的生产关系是阿尔都塞自己解释的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实质上是指“人”。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都属于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产物，都属于黑格尔派经验主义哲学，都是批判对象。
这种反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反启蒙运动时代大环境是阿尔都塞思想产生的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