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说家的拟史与补史倾向
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多师承自历史叙事传统，恰如王质《夷坚别志序》所言：“始读《左传》、《史记》、《汉书》，稍得其记事之法，而无所施，因志怪发之。”[1]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是小说家必备的文化素养，故罗烨称小说家需“长攻历代史书”[2]。纵观小说史，一些小说家特别是那些史官出身的小说家熟谙前代史籍，史学成为其小说编创的重要知识基础，并促使其以史官心态编创小说。
以干宝为例，作为史官他不仅师法《左传》体例而著有《晋纪》，而且还作有《左传》研究专著《春秋左氏义外传》。正因熟悉《左传》，所以其《搜神记》便直接从《左传》中取材，像《彭生》（本事见《左传》庄公八年彭生化豕）、《龙斗》（昭公十九年龙斗洧渊）、《蛇斗》（庄公八年内外蛇斗）、《穀於菟》（宣公四年虎乳子文）等篇皆本自《左传》。而且《搜神记》中还有很多故事取自《汉书》等正史之“五行志”[3]。当然，魏晋时期小说仍处于萌芽阶段，直接采录史传毕竟是小说家的最简单的做法，这并非小说家创作的常态。但是，这却表明干宝是以史官心态编创小说。干宝《搜神记序》称其书“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这与司马迁《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的著述思想一脉相承，是典型的史家心态；干宝“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的创作宗旨也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态不无一致之处。再者，据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所引，干宝在创作《搜神记》时曾因缺乏纸张而上书皇帝：“干宝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自一贯，博访知古者。篇纸残行，事事各异。又乏纸笔，或书故纸。’诏答云：‘今赐纸二百枚。’”[4]六朝时纸张十分昂贵，而皇帝特意赐纸二百枚，似也从一个侧面暗示《搜神记》并非简单“游心寓目”之作，而是像史书一样有助于资治。而干宝《搜神记序》所谓“成其微说”，已然表明书中怪异故事多含微言大义。《隋书·经籍志》并未将《搜神记》归于其子部小说类，而是将该书著录于史部杂传类，其杂传类小序云“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更称杂传类作品“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5]。黄庭坚《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韵见答并奇黄靖国再生传次韵寄之》亦谓“史笔纵横窥宝铉”，称赞干宝《搜神记》与徐铉《稽神录》多寓“史笔”。
干宝之后的一些小说家也往往因深厚的史学素养而秉承史家心态，将史学意识融入小说这一文体，从而使自己的小说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无所不在的拟史与补史倾向，对于那些史官出身的小说家来说，这种创作倾向尤为显著。小说家的拟史与补史意识主要表现为模拟历史叙事体例与艺术手法，在题材上喜欢采撷历史人物的遗闻旧事，在创作目的上往往效法史传的“资治”目的而以惩戒为指归。当然，小说家拟史与补史的创作意识不可能彼此分立，二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决定了小说的叙事形态。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不同小说家史学素养的考察，揭示其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拟史与补史倾向。
唐代统治者对史学极为重视，太宗“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6]，并设史馆于禁中，由“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7]。特别是《晋书》中宣帝与武帝二人的“本纪”，以及陆机、王羲之二人之“传”，都由太宗“御撰”。唐代其他皇帝也对修史之事高度关注，如令狐德棻曾建议唐高宗云：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8]
唐高宗接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令史官修史。正因重史，唐高宗还亲自阅读许敬宗所著“国史”，并以“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9]责之。唐玄宗对史学更为重视，“听政之暇，常览史籍”[10]；宪宗、文宗、宣宗也经常阅读史书[11]。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对整个唐代社会尚史风尚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官方还通过科举考试引导士人学史，贞观八年（634），唐太宗“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12]，此后成为定制。而“一史”、“三史”等科举名目的设立对士人学史更是起到促进作用。景云元年（710），睿宗诏令“能综一史，知其本末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择焉”[13]，这就是所谓的“一史”科。至此，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据徐松《登科记考》，景云二年即设有“一史知其本末科”[14]。开元五年（717），设“文史兼优科”[15]。开元十四年（726），唐玄宗下《儒学诏》：“天下官人百姓，有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状送闻。……朕当明试，用观其能。”[16]开元二十一年（733）设“博学科”，“试明经、两史以上贴”[17]。德宗建中四年（783），开“博学三史科”[18]。长庆二年（822），谏议大夫殷侑上书云：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谕劝戒……伏请前建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19]
穆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史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文人的学史热情，因为“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就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检查学生学习成绩所经常采用的方法”[20]。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所开设课程除儒家经典外，还包括《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著作。如《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云：“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诸州县学生年廿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廿一以下，通一经以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辞史学者，每年铨量举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可见，史学已成为唐代文人必备的文化素养。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文坛重史之风蔚然。刘知幾云：“近代趋竟之士，尤喜居于史职”，“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21]。连唐代名相薛元超也曾把“不得修国史”[22]作为他平生的三大憾事之一。李白《古风二首》其一云：“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对孔子修《春秋》之事充满敬意。号称诗史的杜甫在其《八哀诗·故司徒李光弼》中亦云：“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白居易在给樊宗师的《赠樊著作》一诗中则道：“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他们对著史的向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这种举世重史学史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一些小说家也培育了自己的“史才”，并形成了“旨《春秋》而法太史”[23]的创作意识。有论者甚至认为，就小说而言，“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24]，况且许多小说作家本身就是史官出身。不妨略举数例：
续表
毋庸讳言，在唐代毕竟只有少数文人才能成为史官，然而，那些富于“史才”而不能如愿进入史馆的文人，却在小说创作领域找到了施展自己“史才”的机会。因此，钱希言《狯园自序》称唐代小说乃“文人才子不得志于兰台石室者为之”[25]。“兰台”乃汉代宫廷内部藏书之处，为防火起见，而以石材建造；东汉班固曾拜兰台令史，受诏撰史，因此后世称史官为“兰台”。对于唐代文人将“史才”转移至小说创作领域这一现象，唐代小说家高彦休亦云：“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魏晋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26]从语境看，高彦休所谓“皇朝济济多士”、“两汉才”云云，乃着眼于历代文人的“史才”。高彦休并非史官，他没有机会将一些故事“书于方册”，于是他便利用自己的“史才”将那些不能“雅登于太史氏者”加以编创而成《阙史》。以上事实表明，唐代小说的高度繁荣，与当时整个文人群体的“史才”之盛大有关联，因此有论者称“在唐代修史成为士人三大理想之一，即使从事小说创作，在结构形式上，也往往以人物传记的形态出现”[27]。
既然唐代小说家将自己的“史才”用于小说叙事，那么其小说作品的拟史与补史倾向便不可避免。其中许多小说家都在小说结尾公开申明自己的拟史与补史意识，如《殷保晦妻》结尾：“以余有《春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谢小娥传》结尾：“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三梦记》结尾：“行简曰：《春秋》及子史，言梦者多，然未有载此三梦者也。……今备记其事，以存录焉。”无疑，他们所掌握的“《春秋》之学”成为其小说叙事的重要指导原则。以史才著称的唐代小说家一般也特别强调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如史官出身的李公佐称其《南柯太守记》所叙“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王知古》作者也强调小说故事情节“皆摭实，故传之焉”。唐代的一些笔记小说，更是将补史之阙作为首务，如李肇《国史补序》云：“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亦云：“愧史迁之赅博，唯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仅编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其他像《逸史》、《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开元天宝遗事》、《开天传信记》等皆存补史意识。至于唐代小说家在拟史观念支配下多以“记”、“传”、“志”等命名小说，采取纪传体叙事模式，设置明确的时间线索，结尾采用“君子曰”这种类似于史赞的议论方式，等等，都是小说家将“史才”用于小说叙事的具体表现。对此学界多有论述，于此不赘。
从他人的评价中，也可看出唐代小说的拟史与补史倾向。例如，王仁裕《玉堂闲话》赞扬《长恨歌传》“文格尤高，盖良史也”；凌云翰《剪灯新话序》在论及陈鸿时也称“时人称其史才，咸推许之”；汤显祖在《虞初志》中称赞《李娃传》“描画淋漓，有史迁之遗意”；《唐国史补》认为沈既济《枕中记》、韩愈《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真良史才也”；胡应麟《少室山房集·读昌黎毛颖传》也称韩愈“能为史公而弗为者也，然又不肯尽没其伎，故假《毛颖》以泄之”。这些都是对小说家补史与拟史意识的肯定。再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云：“唐人传奇小说，如《柳毅》、《陶岘》、《红线》、《虬髯客》诸篇，撰述浓至，有范晔、李延寿之所不及。”[28]范晔乃《后汉书》作者，李延寿为《南史》、《北史》作者，在胡应麟看来，唐传奇小说带有显著的历史化倾向。正因唐代小说家以史学素养用于小说创作，因此后人一般称唐传奇为“杂传记”或“传记”。如《太平广记》卷四八四至卷四九二“杂记类”就收录十几篇唐传奇作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云：“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29]这里所谓“杂传记”即指唐传奇小说。汤显祖也以传记指称唐人小说，他称“《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30]，除南朝吴均《续齐谐记》外，《虞初志》选编都是唐人小说。他如顾元庆《博异志跋》以“唐人小史”称唐传奇小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谓“《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是着眼于唐传奇小说的拟史与补史特征。
宋代史学仍很发达，故陈寅恪先生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31]，然而与唐代史学相比，宋代史学进一步确立了经世致用的鉴戒观与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宋真宗主张史家著史应“正褒贬”，“以资世教”[32]。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作序云：“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33]最高统治者的意旨对史官具有绝对指导意义，因此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嘉善矜恶，取是舍非”[34]的著史宗旨便成为宋代史官共同遵守的叙事原则。宋代小说家出任史官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当然秉承了官方的修史宗旨。下面我们以几位出身史官的小说家为例，考察其史学素养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传奇小说作家乐史于宋太宗、真宗朝曾三直史馆，故胡应麟称乐史“博于杂史”[35]；而且宋人认为“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36]，加之乐史又曾出任水部员外郎，因此他还长于地理之学，著有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这样的文化素养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艺术经验，像其代表作《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皆“本荟萃稗史成文，则又参以舆地志语”[37]，从而显示出浓郁的“史臣本色”[38]。如《绿珠传》（加着重号者为非情节性文字，包括介绍地理沿革及风俗的文字、议论性文字、征引的文字等）：
绿珠者姓梁，白州博白县人也。州则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汉合浦县地。唐武德初，削平萧铣，于此置南州，寻改为白州，取白江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盘龙洞、房山、双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鱼。绿珠生双角山下，美而艳。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为珠娘，生男为珠儿。绿珠之字，由此而称。
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涧中有金水，自太白原来。崇即川阜制园馆。绿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晋文帝讳，改昭为明。明君者，汉妃也。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难改更。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将适单于庭。辞别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涕泣沾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伫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崇又制《懊恼曲》，以赠绿珠。崇之姬妾，美艳者千余人，择数十人装饰一等。使忽视之不相分别。刻玉为倒龙佩，熔金为凤凰钗，结袖绕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佩声，视钗色，佩声轻者居前，钗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
赵王伦乱常，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崇方登凉观，临清水，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数百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而披罗縠。曰：“任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矣，然受命指索绿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他无所爱，绿珠不可得也。”秀自是谮伦族之。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崇因止之，于是坠楼而死。崇弃东市。后人名其楼曰绿珠楼。楼在步庚里，迩狄泉。泉在王城之东。绿珠有弟子宋祎，有国色，善吹笛，后入晋明帝宫中。
今白州有一派水，自双角山出，合容州江，呼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滩、昭君村、昭君场，吴有西施谷、脂粉塘，盖取美人出处为名。又有绿珠井，在双角山下。故老传云：汲此井饮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闾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因以巨石镇之。尔后虽有产女端妍者，而七窍四肢多不完具。异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诗云：“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又以不完具而同焉。今人间尚传绿珠者椎髻，按白州风俗，三种夷妇人皆椎髻。牛僧孺《周秦行记》云：“夜宿薄太后庙，见戚夫人、王嫱、太真妃、潘淑妃，各赋诗言志。别有善笛女子，短鬓窄衫具带，貌甚美，与潘氏偕来。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谓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太后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致谢，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钿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日谁人与伴？’绿珠曰：‘石卫尉性严忌。今有死，不可及乱。’”然事虽诡怪，聊以解颐。
噫！石崇之败，虽自绿珠始，亦其来有渐矣。崇常刺荆州，劫夺远使臣，杀客商，以致巨富。又遗王恺鸩鸟，共为鸩毒之事。有此阴谋，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访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至大将军，故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君子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崇心不义，举动杀人，乌得无报耶！非绿珠无以速石崇之诛，非石崇无以显绿珠之名。
绿珠之坠楼，侍儿之有贞节者也。比之于古，则有曰六出。六出者，王进贤侍儿也。进贤，晋愍太子妃。洛阳乱，石勒掠进贤渡孟津，欲妻之。进贤骂曰：“我皇太子妇，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毕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复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时乔知之宠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读书，善属文，深所爱幸。时武承嗣骄贵，内宴酒酣，迫知之将玉赌窈娘。知之不胜，便使人就家强载以归。知之怨悔，作《绿珠篇》以叙其怨。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无复比，此时可爱得人情。君家门合未曾难，尝持歌舞使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矜贵势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面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知之私属承嗣家阉奴传诗于窈娘，窈娘得诗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于衣中得诗，鞭杀阉奴。讽吏罗织知之，以致杀焉。悲夫！二子以爱姬示人，掇丧身之祸。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其此之谓乎！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皆以绿珠为名。庚肩吾曰：“兰堂上客至，绮席清弦抚。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李元操云：“绛树摇歌扇，金谷舞筵开。罗袖拂归客，留欢醉玉杯。”江总云：“绿珠衔泪舞，孙秀强相邀。”
绿珠之没，已数百年矣，诗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行，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负义之类也。季伦死后十日，赵王伦败。左卫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军士赵骏剖秀心食之。伦囚金墉城，赐金屑酒，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也！”饮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阳生曰：此乃假天之报怨，不然，何枭夷之立见乎！（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小说所写明妃事多出于《晋书·石崇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西京杂记》卷二、《世说新语·贤媛》等；石崇劫夺使臣、杀客商、遗王恺鸩鸟、宴客斩美人等事迹则出自《晋书·石崇传》、《世说新语·汰侈》及注引《晋书》、《晋诸公赞》；赵王伦、孙秀被杀事来自《晋书·赵王伦传》等；石崇以金钗玉佩妆饰美人的情节，来自王嘉《拾遗记》卷九；石崇所作《明君》采自《文选》卷二十七《王明君词并序》；小说还引唐传奇小说《周秦行纪》中有关绿珠的情节[39]。显然《绿珠传》乃乐史杂采正史杂传及稗官小说等连缀而成，其“史臣本色”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展示，故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五抄录《绿珠传》并为之跋云：“右钞直史馆乐史所撰《绿珠传》。史独精地理学，故此传推考山水为详，又皆出于地志杂书者也。”确实，小说对绿珠生地州郡沿革及山水风俗等多所考述，带有《太平寰宇记》的影子。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出现使方志由“地理”而扩充至人文历史方面，故洪亮吉谓乐史此书“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词诗杂事”，讥其“人物琐事必登载不遗”[4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亦称“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就地理志而言，“人物琐事必登载不遗”也许是其短处，但却使其中的一些内容具有小说色彩。缘于作者这种特定的文化素养，《绿珠传》中除去类似史赞的议论文字与介绍地理风物的文字，真正的故事情节反而显得单薄，如果将其放在《太平寰宇记》中也无不可。
《杨太真外传》乃乐史直史馆时所作，它与《绿珠传》一样，也是杂采诸史及稗官而来。像《旧唐书》之《杨贵妃》、《杨国忠》、《安禄山》、《陈玄礼》诸传，《开元天宝遗事》、《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等杂史杂传皆在乐史采撷之列，特别是《明皇杂录》尤为乐史所重。同时乐史对《国史补》、《酉阳杂俎》、《逸史》、《杜阳杂编》等杂史笔记也有参照。小说中举凡与杨妃有关的典故像落妃池、《霓裳羽衣曲》、《紫云回》等多摄入篇中，并以夹注形式详加说明，如在提及落妃池时云：“亦如王昭君生于峡州，今有昭君村；绿珠生于白州，今有绿珠江。”对于《紫云回》、《凌波曲》等乐曲的来源也作了细致说明，对赏赐给杨妃的名为虹霓的一个屏风的形制及来源、去处做了详尽交代，这些文字也带有《太平寰宇记》的风貌。
乐史的小说在艺术特征上也极具“史臣本色”。首先，小说以劝惩为要务，议论文字尤多，以至《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41]。如《杨太真外传》最后以“史臣曰”的形式发表议论云：“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国。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乐史以“史臣”自居，其小说也与正史一样，“资治通鉴”的意味非常明显。又如《绿珠传》篇末云：“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负义之类也。”其意也在劝惩，如同史论。《绿珠传》虽以绿珠为主人公，但充斥全篇的议论文字冲淡乃至淹没了绿珠这一人物形象，其形象反不如《周秦行纪》中作为次要人物登场的绿珠生动逼真。特别是绿珠与石崇分别之际本可写得声情并茂，但乐史反写得枯寂无味，使绿珠形象黯然无色。其次，乐史的小说在叙事笔法上也一如史传，如《杨太真外传》开头：“杨贵妃小字玉环，弘农华阴人也。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它完全按照史传的写法介绍人物家庭背景、籍贯等，语言质朴简古。同时，作者在穿插一些宫廷轶事时还不忘引证求信，如《杨太真外传》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下引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一诗及《逸史》所载玄宗游月宫事作为附录，用以说明“以二说不同，乃备录于此”，这是典型的史家笔法，后来《资治通鉴》中就屡用此法。
张齐贤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曾任著作郎、直史馆，职是之故，他完全以史家心态叙事写人。他确立了“传信”、“劝戒”的创作宗旨，故其《洛阳搢绅旧闻记自序》云：“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戒。乡曲小辨，略而不书；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庶可传信，览之无惑焉。”[42]由此出发，张齐贤的小说处处参照正史，如《齐王张令公外传》开篇云：“齐王讳全义，《五代史》有传，今之所书，盖史传之外见闻遗事尔。”他在叙事过程中还时常征引史料以取信于读者，如这篇小说在写到齐王经营洛城时称“王本传云‘洛城之中，户不满百’，又唐鸿撰王行状云‘于瓦砾丘墟之内，化出都城’是也”，接着又以夹注的形式将正史及行状中大量相关文字列出。特别是一些小说的开篇与结尾最能体现张齐贤的史学素养及创作心态，如《向中令徙义》开篇：“向中令，讳拱，国史有传，今记者备其遗阙焉。”结尾：“耳闻滕公之说甚详，故书。俟他日取中令传校之，传之详者去之，传之略者存之，冀有补于太史氏而已。”《宋太师彦筠奉佛》开篇：“宋彦筠，正史有传。”结尾：“史传略之，故备书其事焉。”《安中令大度》开篇：“安中令讳彦威，山后人，《五代史》有传。”结尾：“虑史氏之阙，书之以示来者。”《李少师贤妻》开篇：“太子少师李公讳肃，国史有传。”结尾大发议论：“夫人事迹，可为女训母仪者甚多，余眼昏足重，心力减耗，聊举其殊尤者纪之于篇，俾其令名，千载之后不磨耳。余客于李公门下且久，故闻其事甚详。”这些小说所流露出来的无处不在的史学意识，既已昭示着张齐贤小说创作的史家心态。
洪迈自称“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43]；他“渔猎经史”，曾“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更是多次“入史馆”，“参史事”，“同修国史”[44]。例如，绍兴二十八年（1132），洪迈为秘书省校书郎；绍兴二十九年，他两度兼国史院编修官；隆兴元年（1163）拜起居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隆兴十二年两度兼修国史[45]。他还编撰有《钦宗实录》、《四朝国史》、《节资治通鉴》、《史记法语》、《左传法语》、《西汉法语》、《后汉精语》、《三国志精语》、《南朝史精语》等史学著作。毋庸置疑，洪迈对史官文化特别是对其叙事传统是熟谙在心的，而且他还有意识地将其用于小说编创，因此他在《夷坚丁志序》中自言“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46]。
洪迈在编创《夷坚志》时流露出明显的求实传信心态。他往往将得之于他人的故事“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支庚序》），在叙述完故事后还习惯性地对其真实性加以考辨，如《夷坚支癸》之《回天寺钟楼》云：“予检赵清献公《成都记》及王恭简《续记》，无所谓回天寺者。得非里俗称谓或不同耶？更当访诸蜀士也。”又如，《夷坚支丁》之《吴庚登科》云：“按《登科记》，丁丑榜无此人姓名，疑未必然，或年岁有误也。”在求真崇实心态支配下，洪迈还以历史眼光来审视前代小说，如《容斋随笔》卷十二《王珪李靖》对《虬髯客传》辨析道：“按：史载唐公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后高祖定京师，将斩之而止，必无先识太宗之事。且炀帝在江都时，杨素死已十余年矣。此一传，大抵皆妄云。”有时洪迈还对《夷坚志》中的失考、失实之处表示不安并加以补充说明，如《容斋四笔》卷九《辨秦少游义倡》云：“《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倡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予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秦将赴杭倅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当绍圣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钧，皆为所侵困。邹公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去，几于覆舟。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辨而明，《己志》之失著矣。”洪迈同时代人对《夷坚志》广有赞誉，如陆游《题夷坚志后》赞其“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赵汝淳《读夷坚志》则以“于古丘明法度书，豕啼蛇斗未为污。后来更有无穷事，付与兰台鬼董狐”赞之，他们都认为洪迈是以史家笔法来编创小说。
洪迈通过小说“借以演史笔”[47]的创作思维还表现在其恪守史家“偏重事状，少所铺叙”[48]的叙事风格上。如《夷坚甲志》卷一中的《冰龟》：“戊戌夏五月，汴都太康县一夕大雷雨，下冰龟，亘数十里。龟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它好像史家《五行志》中所载录的不枝不蔓的怪异故事，语言古朴简洁，不事铺张藻饰。为避免重复，他还利用史家常用的“互见法”来安排情节，如《支甲卷》第十《复州菜圃》中“《庚志》所载传旺夜见女鬼，正此处云”；《三志巳卷》第二《徐五秀才》中“《三志甲》所书方三遇女子，正此云”，这些都是一事两见而详略不同的“互见法”。
作为史家，洪迈多以传记指称小说，如《丁志》之《蔡郝妻妾》结尾：“妇人天资鸷忍，故杀子殒身而不惮，传记中所载或有之。”《江南木客》：“考之传记，所谓林石之怪夔罔两及山犭巢是也。”《蛇妖》：“蛇最能为妖，化形魅人，传记多载。”《支景》之《宝积行者》：“传记中载死而偿债者多矣。”《支戊》之《铁扫帚》：“此等事，传记中或有之。”《三辛》之《鄂渚元大郎》：“水族中，鼋鳖遭罹网罟，而能托于梦寐以脱其死者，见于传记甚众。”当然，洪迈自己也是以写传记的思维来编创小说，故陆心源谓《夷坚志》“其所载，颇与传记相似”[49]。
史学素养对于明代小说家也不可或缺，如《效颦集》作者赵弼的史学素养就为其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赵弼史学素养的形成与其职业背景密切相关，从永乐元年至宣德八年，赵弼以教谕身份辗转任职于新繁、资中、汉阳等地，长达三十余年。作为教谕，赵弼需对“四书经史，熟读其词，讲明其理”（彭勖《教官箴》，李维柱《常熟县儒学志》卷八），以传授经史为己任的他还著有史论专著《雪航肤见》，并以“邃于史学”[50]而闻名。出于教谕之手的《雪航肤见》自然坚持道德史观，因此朱衣《汉阳府志》卷六《宦迹志·汉阳县·教谕》谓该书以“明治道，警人心”[51]为宗旨；汉阳府儒学教授余铎也指出《雪航肤见》“乃道之所寓”[52]。
因“邃于史学”，赵弼喜欢选取历史题材创作小说。《效颦集》二十五篇小说中有二十篇取材于历史，其中许多小说与《雪航肤见》中的“总论历代奸回之报”、“义烈忠臣”、“王安石”、“狄仁杰”、“郭子仪”、“岳武穆王”等条目有着相似的历史底色。更重要的是，赵弼的道德史观赋予《效颦集》以浓郁的史论特征，故高儒《百川书志》将其列于卷六《史部·小史》。如《钟离叟妪传》写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罢相后前往金陵途中的种种遭遇，面对因变法而陷入困顿的百姓对他的嘲弄、诅咒，他哀叹道：“呜呼！吾以新法为民利，焉知民怨恨如此！”这是赵弼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发表见解，正是其史鉴意识的流露。他如在《续宋丞相文文山传》、《宋进士袁镛忠义传》等小说中，赵弼也不厌其烦地以“赵生曰”的形式发表议论，从而使这些作品都带有史著“论赞”的意味，一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和《史记》之“太史公曰”。说到底，《效颦集》浓郁的史论色彩是赵弼利用其史学素养以资其小说创作的必然结果。也正是缘于此，孙楷第才认为《效颦集》“大部分只可认为是坚拙的散文，不得谓之小说”[53]。
“邃于史学”的赵弼还在小说中流露出强烈的补史意识和实录观念，他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小说中注明故事情节的历史依据。像《续宋丞相文文山传》有六处情节标明出自“元史”或“本传”，如小说中写道：“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有僧从闽中来。言于省臣曰：‘近日土星犯帝座，疑有变。’未几中山狂人薛保住自称宋王，聚众数千欲取文丞相。亦有投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之苇，率两翼兵入城，丞相可无忧。”赵弼自注该情节出自“元史”，其实它来自《宋史·文天祥传》：“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54]两相比较，可见赵弼几乎是照抄《宋史》。该小说其他几处标有“元史”的故事情节也都与《宋史·文天祥传》在文字上大同小异。再如，《蜀三忠传》写朗革夕、完者都、赵资三人及其家人在与明玉珍作战时为国献身的壮举：“（朗革夕、完者都、赵资）率兵民两万据大佛寺以拒守，大佛寺者，与嘉阳隔江相对。……明玉珍潜令其养子明三等，率锐卒数千，夜袭成都。……明三掳三公妻孥……（朗革夕妻）乃抱金银一囊自沉于江……玉珍使人驱二公妻孥临阵……（赵资）乃引弓发矢，中其（赵资妻）胸殪之。……（三人）被伏兵所执，拥见玉珍……（劝降不成）乃命并戮之于大十字街。”这与《明史·明玉珍传》所记基本相同：“已而完者都自果州来，会平章朗革夕、参政赵资，谋复重庆，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黄胜御之。胜，黄陂人，有智勇，玉珍宠爱之，是从己姓，众呼为明二，后乃复姓名。胜攻嘉定，半年不下。玉珍率众围之，遣胜以轻兵袭陷成都，虏朗革夕及资妻子。朗革夕妻自沉于江。以资妻子徇嘉定，招资降。资引弓射杀妻。俄城破，执资及完者都、朗革夕归于重庆，馆诸治平寺，欲使为己用。三人者执不可，乃斩于市，以礼葬之，蜀人谓之‘三忠’。”[55]《效颦集》中还有很多小说流露出赵弼的史家心态，如他在《续东窗事犯传》中声称对秦桧的叙写是“按秦桧传”；其《木绵庵记》参照《宋史·奸臣传》来描写贾似道；在《宋进士袁镛忠义传》中感慨“惜乎当时史氏失传，俾忠义之节弗能表襮于世，深可叹也”；在《钟离叟妪传》中注明“本传实录”字样；而《何忠节传》除在叙事过程中注明“实事”二字外，还在最后自我标榜称“太史直笔之书，以荣其名”，这一切都是赵弼补史意识与实录观念的自然流露。有论者谓《效颦集》在“史学与小说之间徘徊”，正是就其浓郁的“史学特色”而言[56]。
《九籥别集》作者宋懋澄出生于松江一累代诗书之家，他自称“八岁时，涉猎司马《通鉴》”，“年十一，始习《春秋》，读《左氏》”，“又二年，窃《史记》”而读之（《悔读古书记》）。他“穷群经诸史之奥”（《将迁居金陵议》），随身所携之书“非经则史”（《蘼芜馆手录序》）[57]。因长期浸润于史学，宋懋澄《九籥别集》“稗”编中的小说也具有明确的补史意识与实录观念。因此，《九籥别集》虽属“剪灯”系列小说，但它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作品的取材倾向明显不同，宋懋澄关注最多的是本朝历史典故，像《分宜》叙述严嵩与夫己氏之党争，《薛文清公》记宦官刘瑾之专权，《海忠肃公》写海瑞之廉介，《徐文贞》记徐阶之政事，它们皆取材于明代时事政治。他如《李福达》、《葛道人传》、《陶真人》、《东师野记》、《西师纪略》等也都与明代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宋懋澄经常在小说情节叙述过程中插入“盖实录也”一语，其实录与补史观念十分鲜明。宋懋澄在小说结尾还借鉴史传常用的“论赞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像《盛重之传》中的“宋幼清曰”、《吴中孝子》中的“宋生曰”、《珠衫》中“废人曰”、《葛道人传》中的“宋懋澄曰”，等等，都形同史赞。有时宋懋澄也以史传常用的“互见法”来剪裁情节，如《葛道人传》中的“事载《幼于传》”、“语载三县令爰书”之类，就属于这种情况。
冯梦龙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对以《春秋》为代表的经史著作有着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其弟冯梦熊说：“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南征，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58]可见冯梦龙的确对《春秋》下过一番功夫。冯梦龙的《春秋》学造诣，曾受到主政吴地的陈无异的赞许，其声名甚至远播至号称“麟经薮”的麻城。据当地宿望梅之焕称，自明兴以来，“四方之治《春秋》者，往往问渡于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与智自任”，但当冯梦龙来到麻城时，“敝邑之治《春秋》者，往往反问渡于冯生”[59]。其《麟经指月》一出，“海内麟经家人人诵法犹龙先生矣”[60]。王挺《挽冯梦龙》一诗赞其“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61]。这些说法虽有过誉之嫌，但冯梦龙饱读经史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的文化素养，使冯梦龙对春秋、战国历史尤为熟谙，从而使他在《新列国志》的编创过程中能游刃有余地驾驭繁复的历史素材，可以说史学素养是冯梦龙借以修订《列国志传》而编创成《新列国志》的前提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素养使冯梦龙的小说观看起来有些矛盾。冯梦龙“三言”并不排斥虚构，他在《警世通言叙》中说：“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他认为小说创作可以虚构，并进一步提出“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62]的虚构原则。但其史学素养却使他在历史小说观上拘泥于实录观念，正是不满于《列国志传》“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的弊端，他才在编创《新列国志》时“一案史传，次第敷衍”，也即“以《左》、《国》、《史记》为主”，参以《公羊》、《穀梁》、晋《乘》、楚《桃杌》、《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等书[63]。在实录观念指导下，冯梦龙“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64]，他参照诸史而将《列国志传》中那些与史无征的情节予以删除，像下列情节皆被其削芟：卷三中管夷吾骂死
伯比，“齐桓公阳谷寄太子”时用百金赎回自己壮年时所乘之马，城濮之战中先轸三气子玉；卷五中楚太子建奔郑时，晋将裴炎至郑谋反被杀，伍子胥与郑军交战，然后投陈辞婚；卷八中孙膑之父被囚于燕，孙膑入齐借兵伐燕，“湣王逃齐奔即墨”中民妇大骂湣王，湣王投井寻死不成，后与邹妃一起被杀，军士争食其肉，等等。冯梦龙对《列国志传》中一些荒诞不经的传闻更是大刀阔斧地予以删除，像卞庄刺虎、临潼斗宝、秋胡戏妻、鲁义姑存社稷、冯长仙验夷吾生死、王敖破牌荐孙子、孙子下山服袁达、庞涓巫魅陷孙膑等，都被他弃置不用。对于《列国志传》中那些与史实明显不符的情节，冯梦龙则依据史传加以修正，如《列国志传》卷四写百里奚作为晋国公主的陪嫁，以从媵的身份至秦，因怀才不遇而逃到楚国；公孙枝在秦穆公面前称赞百里奚的杰出才能，秦王将其从楚国接回。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第二十五回则根据史实将以上情节改为百里奚未至秦而逃往楚，秦穆公用五羊皮将其赎回。《列国志传》卷五写晋平公即位，齐景公与晏子前往祝贺的情节也与史实不符，冯梦龙则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改为晋平公死丧，晋昭公即位，齐景公与晏子赴晋祝贺。尉缭子本为秦始皇谋士，与孙膑相距百余年，《列国志传》却将他写成鬼谷弟子，与孙膑同事，冯梦龙《新列国志》第一百零五回则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加以改动。即使一些与史实稍有出入的细微之处，冯梦龙也予以修订，如《列国志传》卷二写楚子熊通请周天子封王在先，伐随在后，这与历史时间恰好相反，冯梦龙《新列国志》第十回则据《史记·楚世家》予以调整。《列国志传》写魏犨被烧得须发皆焦，头面俱烂，却仍能踊跃三百，曲踊三千，《新列国志》则据《左传》改为他束胸而“距跃者三，曲踊者三”，这更合史实。《列国志传》“秦孟明崤山大败”写弦高奉旨前往游说秦师，这既有违于史实，又损害其爱国形象，于是《新列国志》第四十四回则遵照《左传》加以改正。在实录观念指导下，冯梦龙一改《列国志传》叙事的随意性，力求使《新列国传》情节忠于历史事实，使叙事更合于情理[65]。冯梦龙的历史小说也承袭了史传“资治通鉴”的创作传统，他在论及《新列国志》的编创动机时说：“史官论谓幽厉，必有东迁；有东迁，必有春秋战国。虽则天运使然，然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66]这是他刻画人物、选择素材的指导思想，其“示鉴”意识相当明显。
当然，冯梦龙以史学素养来修改《列国志传》也影响了小说的艺术价值，鲁迅对此类小说有如下评价：“大抵效《三国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蔡奡《东周列国志读法》云：‘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67]这确实抓住了《新列国志》的致命弱点。
除《新列国志》外，“三言”中也有以历史为素材的小说，如《羊角哀舍命全交》取材于春秋故事，冯梦龙在对其进行评点时，虽没有以严格的实录观念要求它，但还是特意指出了其中与历史不符之处。如小说写伯桃冻死岐阳梁山，对此冯氏批云：“按《广典》记载，左伯桃死处在陕西西安府郃阳县，梁山则在乾州岐山之界。”又如小说所叙角哀战荆轲之事出于虚构，他批云：“《传》但云角哀至楚为上大夫，以卿礼葬伯桃，角哀自杀以殉，未闻有战荆轲之事。且角哀死在荆轲、高渐离之前，作者盖愤荆轲误太子丹之事，而借角哀以愧之耳。”[68]这表明他在创作历史题材的话本小说时也不同程度地存有实录观念。
有的小说家还通过小说创作来炫示自己的史学素养，其中所塑造的带有自况意味的主人公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史家面目，夏敬渠《野叟曝言》就表现出这种创作倾向。光绪《江阴县志·文苑传》称夏敬渠“英敏绩学，通经史”，著有《全史约论》、《经史余论》、《纲目举正》等史著。谢鼎镕《纲目举正跋》亦云：“吾乡之深于史学者首推沙定峰、夏二铭二先生。”[69]深厚的史学素养促成了夏敬渠小说创作的炫才意识，他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史才融入小说主人公文素臣身上，故其《夜梦感赋》称“《曝言》容易千金购，史论精专百日营”；《野叟曝言凡例》也谓该书“论史”“无一不臻顶壁一层”，真正做到了“熔经铸史”[70]。如第七十四回写文素臣评季札辞国、论汉高祖之德行，第七十九回写文素臣辩齐桓公与公子纠兄弟关系，这些都离不开夏敬渠的史学素养，且看下表：
续表[71]
通过对比可知，小说中文素臣所发“史论”基本抄自夏敬渠《读史余论》与《读经余论》，这进一步证明文素臣这一形象确实带有作者自况的意味。再如小说第七十八回文素臣力斥《三国志》帝魏不帝蜀之说，为陈寿辩诬，一口气罗列了二十四件历史事实为证，洋洋数千言，令人目不暇接，这出自夏敬渠《浣玉轩集》卷二“陈寿《三国志》帝蜀不帝魏”。据称《经史余论》乃夏敬渠“设帐都门，为及门讲经史”时所作，其中“论《左传》，论《三国志》”，“皆发千古所未发”[72]，这在上述小说情节中得到充分显示。正因夏敬渠以逞才心态在小说中通过文素臣之口屡屡发表史论，以致阻断情节叙述，因此黄人以“史论不成史论”[73]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