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钱钟书”（1910—1998）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在20世纪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生著述丰赡，既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等学术经典专著，也有《写在人生边上》、《人·鬼·兽》、《围城》、《槐聚诗存》等不同文体的佳作。这些著述建构起了一座瑰丽、奇伟的人文景观，引发了学界普遍又持久的研究热潮。然而，在多年的“钱钟书热”中，研究者们一直对他毁誉不一，分歧极大。褒之者称他为“文化昆仑”、当代中国“第一博学鸿儒”；贬之者认为其学如“七宝楼台”，只是炫人眼目，碎拆下来，却不成片段。

这两种大相径庭的论断缘于对钱学体系性与学理性认识上的差异。作为一代“博学鸿儒”，钱钟书是否有自己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他的理论贡献何在？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成为钱学评价中的焦点问题。围绕着这一焦点，学界在热烈的争鸣与探讨中，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钱氏只能代表学问的高度，其学术研究却既没有体系也没有思想，在他身上甚至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性缺欠：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如葛红兵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份悼词》一文中指出，目前的钱学研究已将钱钟书“神化”，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有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识者，“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因此不属于建构性的思想家”[1]；与葛氏的观点相似，李泽厚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具有有长久价值的。我问一些人，大都讲不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问题所在”，“博闻强记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拿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2]此外，王晓华、汤溢泽等诸多学者也都认为，钱钟书这座“文化昆仑”并没有将中国文化提升到令中国人真正感到自豪的高度，尤其是没有弥补现当代中国文化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欠缺。因此，从理论体系建构的意义上来看，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伟大的思想家”等“圣化”行为，“超过了钱钟书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3]。

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纯正的人文学者，钱钟书以精邃的学问、深卓的识见和对学理、艺道的彻悟，通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著述，展现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王水照的见解。他认为，钱钟书虽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但在其著作中，具体文艺事实“莫不‘理在事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4]；杨义也认为，钱钟书的学术“以独特的形式蕴含着往返于中外古今的大智慧，以学术的片断性展示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不阅读钱钟书，是不能全面地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的品位极境和智慧深度的”[5]；……可以说，“无体系的体系”是这一派对钱学智慧风貌的生动概括，但究竟这一“体系”的内在结构与逻辑机理何在，该派学者们还未对此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因而欠缺说服力。

钱学究竟是炫人眼目的“七宝楼台”，还是臻于艺术至境的“无体系的体系”，这个钱学评价中的核心问题至今尚未厘清。笔者认为，钱钟书的知识学问与理论素养是兼而有之的。在《谈艺录》、《管锥编》等批评著述中，他凭借自己渊博丰厚的学养、通达深邃的识见以及烛照纤毫的眼光，每每于文学现象及作品的精妙阐解和对前人文评思想的“圆照周览”中，创化出许多精深透辟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文评理论。这些理论识见不仅是对古今中外文论精华的“广采博纳”，更体现着他对文学堂奥深入独特的洞察，它们极大地丰富并超越了前人的言说，为现在和将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种种新鲜的思路与启示。而且，尽管它们以零散、破碎的思想片断形式存在，但在随意性的表象之下，却内隐着严密的逻辑性与统一性，存在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观念与规则，从而构建起了一个“潜在”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大厦。这一隐性的理论系统以“对话”为特定语境及核心精神，将文学本体批评论、创作规律批评论、文学文本批评论以及文学鉴赏批评论这四大板块统辖起来，不仅完备自足，而且圆通灵动、自由开放，具有深刻的学理性、灵活的实践性及鲜明的个性色彩，充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

诸多质疑者之所以会得出钱氏知识学问大于理论贡献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并未深入了解钱氏文学批评理论的奥义及特色优长之所在，也忽略了他汲取中西古今文论精华而打通融汇的富有成效的努力。

在笔者看来，在钱学评价问题上，容易造成评价者“误读”的两方面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是钱钟书知识学问的特殊丰富性。远远超出常人的博闻强记使钱氏的渊博知识极为耀眼而盖过了其深邃思想的光芒。行文中，他常以渊博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联想能力，对古今中外的文论话语、文学作品、文化风俗、历史典故、名人轶事以及佛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学问综合运用，兴之所至，连类而及。这就较易造成一味炫耀学问而无学术建树的印象“迷误”。

其二是钱钟书批评实践的特定取向与范式。钱氏的文学批评是作家作品批评与理论批评的一体化，主要侧重于应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重在对具体现象的微观探讨。支配着其分析、评价活动的理论性原则虽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系统性，但却隐而不露地散在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外在地显现为零星、破碎的“思想片断”形式。因此，研究者如果不经过细致的梳理与深入发掘，是难以探悉其本来面目的，更难以正确地论定其学术价值与贡献。

钱钟书之所以乐于选取这种批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注重灵活性及实用性的批评范式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自身的审美情趣与批评观念使然：其一，作为无锡人的钱钟书有着地域学人的典型学术取向。在长年农田鱼塘、茶果桑竹、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中，历史上的无锡人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精微、细致、缜密的思维行为倾向，从而积淀起了“类”意义上的无锡地缘人的气质风貌。而在这片灵秀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钱钟书也秉承了地缘群体的思维倾向与审美情趣。他主张“不耻支离事业”，感兴趣的是务实、精微的现象研究，尤为擅长对具体文本及文学现象细腻的阐解与梳理，而反感空洞无物的体系架构，从不凌空高蹈。其二，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对于现当代文艺学研究中越来越注重理论系统建构的趋势有着明确的反思意识，对带有明显西化烙印的“系统化”研究模式本能地抗拒。在他看来，历史上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哲学系统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与此相较，“片断思想”却仍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因此，以追求心灵之自由放逐与思想之“逍遥游”的他，并不刻意构建恢宏的理论大厦，以避免为自己“随心所欲”的批评实践划定行为的疆界。

事实上，研究旨趣上的“破体为用”与理论著述中实际上的“化用为体”，显示出了钱钟书思想中内蕴着的矛盾：一方面，他致力于文学批评的现象考辨，强调感性生动、精微发见；另一方面，他又欲以批评的“小结裹”服务于理论的“大判断”，向理性综合靠拢。这观念上的二难挣扎，在“悖论”中包蕴着无限的张力与创造性，使钱钟书的批评理论进入了一个丰盈而富有弹性的崭新的话语空间，这就是：倾心于直观印象的会悟，又不失理性科学的审视；远离学究气的穷研，又不乏有深度的力索。在印象中有理性、感悟中寓谨严的批评世界里，它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宏博优美的理论天地。

因此，钱氏文学批评理论既不同于侧重感性微观考察的中国传统文评，也不同于以理性宏观见长的西方文评理论，任何一个既定的评价体系都不能准确地论定它的实际价值与意义。

[1]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

[2]李泽厚：《浮生论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3]王晓华：《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1期；汤溢泽：《对圣化钱钟书的“钱学”学者的质疑》，《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4]王水照：《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钟书先生》，载李明生、王培元《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5]杨义：《钱钟书与现代中国学术》，《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