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章氏文史之义”与钱锺书所谓“文史通义”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一则日记中不无得意地记述道：

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章学诚——引者注）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钱大昕——引者注）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6]

钱锺书本人在《谈艺录》最后一则中阐发“章氏文史之义”说：

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呪。夫《淮南子·泛论训》所谓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饶品水，则扬子一江，而上下有别矣。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补订一】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7]

这段话表明，在钱锺书看来，唯有不囿限于“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范畴而注重东西之理、南北之学的“打通”（“通以骑驿”），才可“语于”章学诚所谓“文史通义”。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钱基博对其子喜“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的评价。

在《谈艺录》初版序言中，钱锺书介绍其治学思路与方法说：

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二西”名本《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8]

这段开宗明义的文字和上引《谈艺录》结语，一首一尾，遥相呼应，凸显出钱锺书对“章氏文史之义”的推崇，主要着眼于章学诚治学贵“通”的理念，也就是他的“会通”精神。但章学诚的“会通”精神与钱锺书在此处所作的阐发，无论在立论背景还是宗旨取向等方面，均有差别。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开篇及《答客问》相继指出：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9]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10]

《报孙渊如书》又说：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钞鄙著中，亦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11]

这三段话明诏大号地提出了“六经皆史”亦即“经”乃三代“典章事实”[12]的观点，历来论者甚多，且歧见迭出，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对此作了详尽梳理[13]。本文拟从“会通”精神的角度，简要概括其说宗旨。

首先，在图书分类的层面上，章学诚力主以“班《志》刘《略》”之法贯通“著作之林”，反对“四种门户”之见。他自述《文史通义》的旨趣与方法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14]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中，他主张“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15]。对于《七略》、《汉书·艺文志》之六分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流为四部分类法，章学诚在《上晓征学士书》中提出了尖锐批评：“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16]所谓“唐人四库”，是指唐代将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的四部分类法，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四种门户”之见。在章学诚的时代，四部分类法因获乾隆圣谕首肯而确立了文化霸权。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校核《永乐大典》，乾隆确定他日采录成编，题名《四库全书》。谕中有曰：“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17]圣谕以四部分类法为“古今不易之法”，而章学诚却认为四部分类法加剧了“著录之舛”，难怪他在前述致孙星衍（渊如）的信中感叹道，“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从章学诚打通经史的眼光来看，《七略》中六艺、诸子二略兼收儒家之书，且六艺略春秋类附列史书，未严经史之别，深合其打通经史、以史明道的著述之志，而四部分类法“自生分别”，严经史之别，自然不合他的心志，所以他才力抗时流，崇《七略》而黜《四库》。

其次，在治史目的的层面上，章学诚力主“即器而明道”、“好学而知意”，也就是通观“古今载籍”以明“史意”、以通“大道”，从而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章学诚明确指出，“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18]。“六经”之所以为“史”，正因为记载了上古三代“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实”。治史者应撇开严经史之别的门户之见，取“古今载籍”精思深究，以收由史明道、以益“世教”之功。关于这一点，章学诚在自述其《文史通义》的“著述之道”即其缘起和立意时，说得很明白：

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19]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0]

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21]

概而言之，章学诚是在“以史明道”、“通经致用”的立场上，主张突破经、史的界限，反对“四种门户”之见。他的“会通”精神在此处主要体现在通观“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之“古今载籍”，以明“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之道，所以他说，“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22]。从其“成一家言”、“耻为无实空言”、“好学知意”等说，及其重“六艺”、关注“官礼之变”、“乐之变”等特点可见，司马迁的通观古今以明“王道”及变化之迹的史学理念对其影响甚深。司马迁治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他又称许《春秋》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王道之大者也。”对于“六艺”的价值，司马迁亦概而言之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23]两相对照，无论是立意、论据还是措词，章学诚皆有取于司马迁。章学诚盛赞班、马曰：“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24]可见他对《史记》心仪之深。

反观钱锺书所阐发的“文史通义”，以打通“东西之理”、“南北之学”为指归，与章学诚的本意似有出入。不过，钱锺书对“章氏文史之义”亦有深究，下文将略加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