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乡村/革命的文学想象是百年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是文学中显现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视域之一，一直受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界的热切关注。“五四”一代作家大多认同都市文明，他们笔下的“乡村”代表着思想的落后与愚昧，而“城市”代表着进步与文明，城乡对立成为现代文学发轫后相当长时期内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讲话》[1]后，这一模式遭到颠覆，解放区文学中，农村主题因其“政治性”更受青睐，城市主题在政治和农村文化的制约中模糊了。王德威说：“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2]除去当时承载的政治功利性，重新阅读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站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点上，这些小说就是特定时间段对中国乡村/革命的现代想象。
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探索和对现代化的追求，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3]城乡对立是亨廷顿描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4]。罗兹曼则强调中国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5]随着中国日趋现代化，城乡差异并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苗头……城乡差别似乎变得更为显著了。”[6]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勾勒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乡关系面貌：“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8]。实现乡村自身的现代，消除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城乡对立”，就成为40年代乡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想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
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促使城乡问题出现，也促生文学对其自觉书写及思考。没有社会现代变革，文学中的乡村不过是山水风姿和田园风情，是作家们寄托个人情趣的所在，文学中的城市不过是消遣娱乐游玩的场所。是接受外来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首先发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世界，因为他们大都是“逃异乡，走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回望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城”、“乡”对照问题带入了文学视野。[9]20世纪初文学中的乡村，在城市现代文明之光烛照下尽显衰败与病容，乡民尽显生活的艰辛与精神的病苦，这是“未得变动的老中国的儿女们”（茅盾语）在旧文化中挣扎。在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乡村书写者眼中，他们曾经熟悉的乡土生活是灰色的、了无生机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吸引来大量城市知识分子，毛泽东的《讲话》要文艺工作者把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革命理想传播到中国乡村世界，解放区的土改革命和合作化运动，在让乡村发生巨变时，也让文学对乡村世界的想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赵树理小说叙述乡村伦理的变革，周立波《暴风骤雨》想象土改斗争的民主性，柳青《种谷记》想象集体劳动，欧阳山《高干大》探索乡村自由经济，孙犁、康灌等对乡村中“讲卫生”“识字”新鲜生活场景的描述，让解放区乡村呈现出现代变革气象。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主义想象更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优秀作家在进京后重返乡村，在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中对乡村现代建设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想象，创作出《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优秀作品。不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文化对乡村青年产生巨大吸引力，《哦，香雪》中开进乡村的火车对山村女孩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人生》中的“进城”梦成了高加林最大的人生欲望，当所有悲欢都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有关时，乡村在小说中的叙述重回五四模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发展在让更多乡村廉价劳动力在全球化工厂企业中生产制造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时，也对乡村来城市的寻梦者呈现出现代化“幻象”。城市明显阶层分化，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新一代青年农民离开乡土，看到现代城市文明却不能分享，在经历维权、讨薪、伤残、久别的身心痛苦后迷失在城市中，在游荡中失去了乡村趣味、人情伦理，成了回不去的无家者。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如何在文学乡村中重构稳定的乡村社会人伦秩序和道德理想，已是一个严重而紧迫的问题。[10]农村现代化并不等于完全城市化，更重要的是乡村自身的现代化。在这样的语境中，20世纪中的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重新进入部分作家和读者眼中,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乡村革命中的价值意识，具有重新赋予新世纪“底层”社会一种保护性力量的意义,40年代解放区小说敞开底层声音，寄寓了乡村社会民众渴望的公平、正义、平等等社会理想。重新阅读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发掘乡村/革命的现代想象，从中挖掘乡村现代化想象的复杂性及丰富性，无论是重新认识这段文学还是对新世纪乡村文学书写都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1] 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同。
[2]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3]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4]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6页。
[5]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6] 同上书，第44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8] 同上书，第49页。
[9] 参见邵宁宁《城市化与社会文明秩序的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进城”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0] 参见邵宁宁《城市化与社会文明秩序的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进城”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