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下简称李杨故事），因其包含了帝妃爱情、安史之乱和生死别离，文学作品竞相书写。其开篇之作出于唐诗，经典之作毫无疑问自属唐诗。关于李杨故事的唐诗，创作数量有180多首，创作时间横跨了从盛唐到晚唐的整个历史阶段，诗人有60多位，几乎包括这个时期所有的著名诗人。代表诗人及其作品有李白的《清平调》、杜甫的《丽人行》及《北征》、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杜牧的《过华清宫》、李商隐的《马嵬二首》，等等。唐诗对李杨故事的书写，诗人众多，佳作纷呈，不仅确立了李杨故事的人物、内容、结构和情感，在艺术风格和主题思想上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对后世的李杨故事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就此论道：“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1]

在李杨故事的唐诗书写中，白居易的《长恨歌》从流传之日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波及各阶层的轰动效应。唐宣宗李忱在《吊白居易》诗中对当时《长恨歌》流传普及状况不无赞叹地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2]甚至连当时的歌伎也以能“诵得白学士《长恨歌》”^[3]而自高身价。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总结《长恨歌》的风靡盛况时说：“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以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4]白居易之后，依托《长恨歌》而创作并成名的戏曲如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昇的《长生殿》，都证明了《长恨歌》持久的影响力和艺术魅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长恨歌》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并为上自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下自倡优释道、贩夫走卒抵掌而歌、称心而论，的确与白居易高超精妙的灼见真识分不开的，与《长恨歌》中“有声有情”的离奇故事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其所蕴藏的“可歌可泣”的悲剧意味分不开。总之，《长恨歌》的影响面不仅仅指向一群人、一个时代，它以其超阶级、超时代的永恒魅力，感动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凡夫俗子。

李白的“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描写了李杨故事的爱，杜甫的“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指责了李杨故事的罪，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道出了李杨故事的奢，李商隐的“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道出了李杨故事的悲。李杨故事在唐诗的书写下，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情感，这使唐玄宗和杨贵妃从单一的史笔中走出，变得丰富而生动，他们的生死离别和情感纠葛让人掩卷抚然、唏嘘感叹。诗歌的魅力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李杨故事从唐诗简短的遣词用字中延伸出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情感倾向，这使后人对李杨故事的认识不尽相同，从而产生了文学研究的空间。同时，唐诗朗朗上口，易于传播，李杨故事也因此成为千百年来久传不衰的一段史话。

唐诗对李杨故事的书写随着唐朝兴衰变化也悄然发生了转变，从盛唐的赞美，到中唐的反思，再到晚唐的平反，不同的诗人在不同时期对李杨故事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时期的不同诗人对李杨故事又有新的认识。政治环境、文化背景、时代风潮、文人心态等都是唐诗在对李杨故事的书写中不断流变的动因。诗歌的产生离不开诗人的产生，故事的演变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演变，李杨故事不仅仅是一时的故事，更是代代传承中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李杨故事的历史原貌已在唐诗的书写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不再那么清晰了。

李杨故事流传千年，早已家喻户晓，这一题材也备受唐及后世文人的青睐，以诗、词、变文、传奇、小说、戏曲等形式一再地呈现。文学对李杨故事的书写使唐玄宗和杨贵妃由历史走入了文学，由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从流变的角度来看，李杨故事文学究其源头应是一代唐诗，若非唐诗的立意书写，恐怕没有后世对李杨故事的重写、改写和续写。唐诗关于李杨故事的意象创造、细节幻设、主题提炼和魅力开掘，对后世李杨故事的书写起到了至关重要和影响深远的作用。

总体来说，唐诗为李杨故事画定了一个框架，描绘了一个大概的模样，而这个模样既不像史料那样清晰可见，又不像传奇那样模糊无边，它大多从细节入手，以情感动人，引导后人去填充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