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创作心境度《长恨歌》之主题走向
单从《长恨歌》的创作缘起看，只能表明白居易有可能按照文学、美学的规律对李杨之事加以再创造，但我们尚无绝对把握断言白居易定然会摆脱历史的束缚，从正面去讴歌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然而，如果我们对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后，尤其是之前的心境加以考察、研究的话，我们自然会看出《长恨歌》是在白居易特定的心理定势作用下的产物，它被创造成现在这个样子，自有其合情合理的内在关联性。
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心理定势起着主要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知觉不仅依赖于外界物象的刺激，而且依赖由主体的官能和个性、心境、体验所构成的心理定势。由于心理定势的作用，日常生活中的知觉经验与潜在对象的映象不完全同一，人们倾向于看见他们以前看过的东西，以及看见最适合于他们当前对于世界所全神贯注的和定向感知的东西。具体说来，对主体特定的知觉活动产生影响和制约的定势结抅，主要包括主体最初的经验，主体的需要和动机，主体的情绪和心境，主体的人格、志趣和文化素养。客观物象在被指定和选取的时候，必定要满足和符合主体意识的内需求，并与主体意识的当前心理结构重叠、吻合。客观物象在内化的过程中总是倾向于被融合为主体更愿意接受的映象，并成为较为听话的乖孩子，任凭主人调动、驱使。客体依赖、受制于主体的创作心理活动表明，文学创作是一种表现出强烈主观性、情绪性和独创性的客体主体化过程。这也就是说，作家从选取题材开始，就以自己的情感体验、经验为过滤器，筛选着与内心情感合拍的、最能打动他自己心灵情弦的事情来写。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的情感世界、心理定势究竟怎样呢？倘若我们能读懂他的内心世界，那么，我们也就能为探明《长恨歌》的主题走向寻求必要的帮助。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大约有两位姑娘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并直接涵育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他亲身感受到了爱的酸甜苦辣。
从白居易现有的一些诗歌来推断，大约在他19岁的时候，与邻里一位15岁的湘灵姑娘产生了爱意，并开始初恋。白居易初涉爱河，带着一种童男所特有的圣洁之心扫视、爱怜着那位情窦初开、玉容美艳、软语悦耳的少女。在《邻女》一诗中他写道：“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12]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解决生活以及奔赴前程，他不得不离开从11岁开始就一直居住的符离，远走江南。“离愁渐远渐无穷”。一路上，白居易止不住友情、爱情被割断的悲伤，一连写了三首怀念心上人的诗。第一首题为《寄湘灵》，诗云：“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愁。”[13]第二首题为《寒闺夜》，诗云：“夜半衾禂冷，孤眠懒未能。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为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14]第三首题为《长相思》，诗云：“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二月东风来，草拆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有女如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做深山木，枝枝连理生。”[15]第一首诗关合诗人与湘灵。白居易利用七言诗缠绵婉丽的特点，抒发了自己逢高回头、不忍离去的痛苦心情，以及他悬揣中的湘灵那独倚西楼、骋目自愁的孤苦神情。后面两首诗则将五言古诗坦言、独白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在第二首诗中，在诗人的情感领域里，存在着一个悬想的相怜者，诗人仿佛就坐在湘灵的对面，注视着她辗转不眠、滴泪成冰的愁容。第三首诗又以湘灵口吻出之，写湘灵向诗人倾诉着魂飞魄逝的惆怅和愿为连理的强烈愿望。从这三首诗中不难看出，他们经过八年的苦恋，已经达到了心与心的交通与共鸣，任何一方都为失去另一方而痛苦不堪。
贞元十六年（800）初，29岁的白居易在考取进士后，回到阔别两年的符离探视亲友，并在此居住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其间，他曾恳切要求母亲允许他与湘灵的婚事，但却遭到门第观念极强的母亲的拒绝。白居易再度高涨的爱情之火，就这样被冷酷的现实浇灭了。在离开家乡、离开湘灵的时候，他悲愤难禁，饱含热泪地写了一首题为《生离别》的诗，诗云：“食蘖不易食梅难，蘖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蘖苦甘如蜜。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天寒野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16]这首诗可谓是白居易对这段难忘恋情的泣诉，其中酸梅苦蘖对爱恋感受的变调性衬托，多维地展现了白居易酸甜参半、苦乐交加的独特心境。“悲莫悲兮生别离”，这种爱意的失落充满了难以承受的悲剧色彩。
贞元二十年（804）秋，在朝廷任校书郎、时年已33岁的白居易，在行将举家迁往三秦之时，复苦求母亲成全他和湘灵的婚事。但是，他的最后一次努力不仅没有感动、说服母亲，而且在离开符离时，母亲百般阻挠不让他与湘灵见最后一面。白居易在题为《潜别离》一诗中，低回沉痛地叙述了他愁闷无助、有泪无声、有情无缘的愁苦情怀：“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月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17]两心相应，却不能互通音信；两情相依，却只能在心中默默作别。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无奈、更作煎人的苦情吗？低回的痛楚和无奈的悲哀，直可摧肝折肺。
白居易与湘灵的恋情就这样被迫中断了。然而，虽身处两地，却情无两分。白居易未因空间的阻隔而放弃爱的理想。在内心深处，白居易依然深爱着湘灵，并以不与他人结婚来惩罚母亲好心的残酷。贞元二十一年（805）冬和元和二年（807）秋，白居易先后写了三首诗，以此表达他眷眷不能忘怀的深情，以及他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凉感触。一首题为《冬至夜怀湘灵》，诗云：“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18]一首题为《感秋寄远》，诗云：“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离忧不散处，庭树正秋风。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19]另一首题为《寄远》，诗云：“欲忘忘不得，欲去去无由。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暝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20]
元和三年（808）末，白居易职官左拾遗。时年已37岁了，他才在母亲的高压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812）和八年（813），白居易还未能斩断他那根无声的情弦。以下两首诗是他寄托对湘灵的思念之情的明证。一首题为《夜雨》：“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21]另一首题为《感镜》：“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经年不开匣，红埃覆青铜。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22]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在贬谪江州途中，意外邂逅漂泊在外的湘灵父女。时白居易已44岁，湘灵也40岁了（尚未婚嫁）。白居易悲喜交加，有感于命运的捉弄，写下题为《逢旧》一诗：“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23]诗中潜藏着对那时去人老、少别老逢的无常命运的深深感喟。
元和十一年（816）夏天，白居易在晾晒衣物时，偶尔发现了18年前他与湘灵私订终生时湘灵给他做的一双鞋。于是，被掩埋的深情再次被激活，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感情》一诗，诗云：“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自吾谪江郡，漂荡三千里。为感长情人，提携同到此。今朝一惆怅，反覆看未已。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24]那赌物先思人、再思语、复思情的层递式绵绵挚情，让人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失意却不泯心的痴情种子。直到长庆四年（824）白居易53岁的时候，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的途中，他还特意绕道符离，意欲探访湘灵。当看到“变换旧村邻”，湘灵已不知何去的时候，才最终为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爱恋悲剧画上了句号。
通过对恋爱史的勾连，我们认为白居易这段可歌可泣、好梦难成的爱情，具有这样几点可说道之处：其一，恋情持续时间长久，且白居易自始至终对之珍视有加。其二，两人聚少别多，苦多欢少，从而造成焦灼的渴盼和思念。其三，两情相依，却被迫离散，其恋情特具一种善始无终的悲剧色彩。
白居易这段久思无果的恋情，对他情感经验的储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白居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悟出了男女追求理想爱情的天经地义，同时也使他深切感受到了爱而不得的焦虑、苦涩，体验到了那种超越肉体的人间至情。这种悲恸的但却是活跃着的、随时要找到宣泄口的心态，对他创作《长恨歌》显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从时间顺序上看，这种情感经历当是创作《长恨歌》的情感基础、心理定势。诗人对爱的感受、理解，随着与湘灵恋情的逐步推移，愈来愈深，愈来愈浓，终于因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在与王质夫、陈鸿共同感叹后，触发了他积蓄已久、不可遏制的情感波澜。我们从上面那些白居易与湘灵相恋时所创作的诗歌，完全可以寻绎出作者情感发展的脉络与《长恨歌》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也可以从那些诗作与《长恨歌》的意象设置，以及遣词造句等方面的对照中，看出白居易恋情的影子在《长恨歌》中的投射。如《长相思》中的“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不是可以在《长恨歌》类似“能以精诚至魂魄”“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等诗句中找到某种对等成分吗？还有一些句子，如“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夜半衾绸冷，孤眠懒未能”“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与“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以及“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都可以看作是同样的情怀、感受在不同诗作中的真实流露。也可以这么说，白居易恋爱时的感受，无论从形式上或从内容上讲，都在《长恨歌》中借李杨故事得以尽情释放。《长恨歌》与其说是在王质夫的促请下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在白居易内心苦情的涵育、作煎下创作出来的。白居易借李杨故事的形式，宣泄了他内心深处悲痛的感受和真挚的爱意，并“将他对自己的爱情悲剧的认识和情感完全融化在《长恨歌》中了”[25]。这也正如傅道彬、陈永宏先生所说的那样：（白居易）“就在经意不经意之间，把自己这一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及其感受，融入到《长恨歌》的创作里，这就又有了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特点。就遭遇了婚恋的不幸且痛彻肺腑这一点说，白居易是把唐明皇看成了同为天涯沦落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深切同情，当然也就在《长恨歌》的描写里，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和真情。这是一条热情汹涌、真情激荡并伴以悲情透骨的大江，江面上扬起了一叶充满了美丽和感伤的风帆，那风帆上大书三个字——‘长恨歌’。”[26]
需要说明的是，在心理定势的作用下，白居易一眼觑定了与其相爱命运非常相似的李杨之事，并以此作为其内心苦情的发泄口。但是我们只能说，白居易把自己对爱情的态度、感受、理解以及理想，溶化、寄托在了李杨故事中，而决不能说李杨故事就是他隐情自伤的载体、躯壳。因为无论白居易和湘灵的恋情与李杨爱情在“久长时”的内容上表现出怎样的相似，两者毕竟不是同一码事。李杨是万乘之尊的人物，他们的爱情发生在那个特殊的皇宫，他们的爱情悲剧有着远远高出普通爱情悲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是特出、典型的一对，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爱恋、毁灭、思念、期待的历程必然有着为他人爱情所无法包容的独特之处。尽管帝妃之爱与常人之爱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但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发生背景，必然地造成爱情的方式千差万别。所以，我们只承认白居易那种相思的情感，那种对爱的抽象的心灵震颤，融化在了李杨的艺术形象之中，但绝难认同那些仅凭诗句的形式、情感内涵的相似性，就断定《长恨歌》“是诗人借李杨之史实，加以生发，达到抒发自己思念恋人之情的目的”[27]的这一观点。
另外，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800）认识了长安的一位名叫阿软的歌妓，并赠给她一首诗，其落句云：“绿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事过15年，即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日，在馆阁墙壁上读到了这句精妙绝伦的诗，吟叹不足，遂草诗一首，并附缀白诗于后，一同寄给了在江州司马任上的白居易。白居易看后，知是自己十多年前赠给阿软的绝句。于是，缅怀往事，怀旧感今，又提笔题写了一首律诗，诗云：“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偶助笑歌嘲阿软，可知传诵到通州？昔教红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马愁。惆怅又闻题处所，雨淋江馆破墙头。”[28]后来，白居易还在另一首诗中提及阿软：“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多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29]从这三首诗作来看，在白居易心目中，阿软是一位貌美多情的女子，白居易对其倾注了一定的感情。这些磨炼情感世界的经历，既自然育成、强化了白居易“多于情”的气质，同时，又成了白居易“多于情”的明证。这段经历不仅使我们进一步坐实了王质夫称誉白居易“多于情”的实际所指，而且还使我们进一步领悟到白居易类似的情感积累对他创作以描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爱恋之情的《长恨歌》起着怎样一种“交叉感染”的作用。
总之，白居易与湘灵的恋情、与阿软的交往，对他内心的感受以及感受力的锤炼、孕育、涵养之功是不容忽视的。那种久久不能忘怀的恋情，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地震撼着诗人的心灵。震撼的脉冲在适当的时机往往就会转化为创作灵感，喷出带血的情丝，化为含泪的诗情，成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30]。当白居易携带着那种几乎熟透了的爱情观来创作《长恨歌》时，便妥溜自然、游刃有余，充分发挥出了他“多于情”的优势特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恩爱夫妻生离死别的故事”[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