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肉体经验对阐释的挑战

在莫言的创作中，真正标志着他个人风格成熟的作品，是写于1987年的《欢乐》和《红蝗》。但这两部小说在批评界引起的反应与《透明的红萝卜》恰恰相反，不是赞赏，而是严厉的批评。《欢乐》和《红蝗》（还包括同时期的《罪过》、《飞艇》、《粮食》、《初恋》、《筑路》等）中，没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幻象，而是充满了与悲剧命运相关的生存经验，一种与感官和肉体密切相关的、痛苦而又欢乐的悖谬经验，准确地说，是一种“胃的经验”。这种粗糙而有力的经验带有一种“非文学”、“反审美”的性质。它使以往所有的艺术经验和阐述方式都变成了乞丐。据说，饥饿超出了一定的时间限度，就会使人将饥饿遗忘，进入一种虚假的幻想状态。而莫言的话语方式，突然让我们从审美幻想中醒来，记起了自己的“肠胃”。

但在特定的时候（比如1955- 1976年），人们向“胃的蠕动”所提供的原料，常常是一些糠、草、树叶，甚至观音土。当它不适的时候，人就会呕吐，但它永远也不会停止工作。这是一个处于自然与人的边界上的胃，是一个严肃而又诙谐的、荒唐而又合情合理的、饱经苦难而又顽强无比的、“时间和磨难都驯服不了”的胃，任何权力、恐吓、威严、道德、礼仪都不能阻止它。这还是一个能将物质和精神合而为一的、既善于赞美又善于批判甚至造反的胃。“胃”的道德，并不指向“粗俗”或具体的物质性，而是指向那些抽象的理想，指向将物质和精神分离的二元论，指向脱离本原的理性。在既定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中，这个“胃”是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它是一个尚未被既定知识体系吞噬的“民间”的“胃”。“胃”的“民间性”在乡土社会中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在那里，它还没有蜕变成近代社会的纯个人主义，而是与整个自然和“礼俗社会”密不可分的；在近代社会，尤其是在商业“法治社会”里，它迅速地堕落为脱离自然的、纯个人的、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东西。所以，一提到“民间性”，人们更多的是联想到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大地”，只有与具体而丰富的、包含着多种可能性的、无法定型的“肉体-物质”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作为“民间性”一个基本要素。但在更多的理论家那里，复杂而丰富的“民间”概念，不过是现成的、僵死了的东西，它成了一种隐喻或者象征，并且被先入为主地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性质。于是，“民间”成为某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商品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成了那些寻找“终极价值”而不得的人的暂时替代品。

在莫言的整个创作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胃在“欢乐”地蠕动，就像他笔下经常出现的驴骡、马牛的胃一样。一种反刍的经验在这种蠕动中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人与自然、与故乡、与他人就这样在食物中痛苦地、绝望地、欢乐地相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