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竹林”与竹文化
王建华[1]
摘要：竹林七贤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从石器时代开始，竹文化就存在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数千年间，人与竹的“交流”产生了人们对竹子人格化的结果。在长期的竹文化发展过程中，其文化面貌逐渐发生变化，所指代的意象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在竹林七贤时代，竹的审美意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竹林七贤与竹的密切关系，则不能因为这种变化而轻易否定。
关键词：竹林七贤 竹文化
竹林七贤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围绕着竹林七贤文化的渊源、演变过程以及发展去向等诸多问题，学者们著述颇丰。然而，关于“竹”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竹林”是地名还是实指竹子林；竹林七贤的形成与“竹子”有无直接关系；中国“竹”文化的前世今生，都成为学界热议的课题。
一 竹林之“竹”确实存在
追溯河南地区的竹，可以远至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大河村遗址的动物群中发现有竹鼠。而竹鼠是以竹为食的动物。在河南安阳，殷代故都“殷墟”，也有大量竹鼠。殷墟甲骨卜辞中，有桑、竹、栗、柏、榆、栎等林木。安阳郭家庄一座殷代墓中发掘出象牙器、竹器等珍贵随葬物[2]。此外，在甲骨文字中见到有竹、筍等6种“竹”部的文字。《诗经·卫风》讲到淇水流域“绿竹猗猗”。竹简是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常用的书籍形式。《诗经·秦风·小戎》：“竹闭绲滕”，《诗经·大雅·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诗经·卫风·韩奕》提到以竹笋做佳肴：“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可见从新石器时代直到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是竹林密布。
汉魏时期，河南地区仍然有大规模的竹林存在，晋戴凯之《竹谱》中说：“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小异空实，大同节目。或茂沙水，或挺岩陆。桃枝筼筜，多植水渚，篁筱之属，必生髙燥。条畅纷敷，青翠森肃。质虽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认为竹的生存对于气温高低的要求较高，因此，当时河南地区较为温暖的气候环境为竹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竺可祯先生的《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在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时说到“竹”的分布：“汉武帝刘彻时，司马迁作《史记》其中《货殖列传》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按橘、漆、竹皆为亚热带植物，当时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均已在这类植物现时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一阅今日我国植物分布图便可知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瓤子决口，为了封堵口子，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这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3]
与七贤相关的“竹林”是地名还是实指一片竹子林。有学者认为“竹林”并非“竹子林”，而是地名[4]。而无论“竹林”是地名还是实指“竹子林”，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当地存在大量的天然竹林。因为即使竹林是地名，也应该是与大片的竹子林有关。
有学者从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两方面来考证竹林七贤的聚会之地——修武在魏晋之际竹林存在的可能性，其思路是非常正确的[5]。但是这只是提供了一个该地在彼时存在大片竹林的可能性。要论证其确实存在大片竹林，还是需要其他方面的证据。据研究，在过去5000年间，中国竹子分布的北界始终处于南移的过程当中，但是直到距今1000年以前，河南淇县仍是我国竹子分布的北界之一[6]。而七贤活动的地域位于淇县之南，当时亦竹林密布当无疑义。
二 中国竹文化源远流长
回顾中华文明史，竹子的存在几乎与人类的历史相伴，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所发现的和竹子有关的动物遗骨、各种竹制的器物以及生产工具、装饰品等，都准确无误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竹子为古代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竹材，也为辉煌灿烂的竹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其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中国为“竹子文明的国度”。可谓恰如其分。
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知道用竹子搭建房屋。后世，在经济发达地区竹建筑渐趋减少，而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竹建筑时至今日仍为重要建筑形式。竹被人们用做房屋各个部分的建筑材料，“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7]。竹制服饰也是人们审美情趣的展示。从先秦开始，竹就开始渗透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之中。《南方草木状》载：“箪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槌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疏布’。”[8]竹布作为制作衣服的上等面料，是上贡朝廷的贡品。古人用竹制成簪、冠、箍等容饰器，体现了对美的追求。竹在我国饮食文化中同样具有鲜明个性。竹笋是中国人传统的山珍美味，《诗经》云：“其蔌伊何，惟笋及蒲。”说明4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对笋的食用价值有了认识。丰富精美的竹制日常生活器物是中国竹文化构成部分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国古代先民就利用竹制作生活用器具。据考古发掘，距今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中就发现了丰富的竹器。到了明清时期，竹器的种类达到二百五十余种，体现了中华民族生活艺术化的审美情趣。此外，竹子也是制作中国传统乐器的重要材料。《礼乐》记载：“金石丝竹，乐之器也。”[9]自周朝开始，历代都使用竹管定音律，“丝竹”是中国古典音乐的代名词，《旧唐书》云：“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所谓‘琴瑟在堂，竽笙在庭’也。”[10]。我国民乐有一千多种，其中吹奏乐器中一半是竹制的。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其中有六个竹部文字。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人在竹片上刻字为书，从而使中国以象形表意为特征的方块字固定下来，并形成中国独特的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学中，从《诗经》、《楚辞》开始，历代均有大量咏竹作品面世，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独特的竹文学意象和审美取向。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山水诗的出现，以竹为中心意象的咏竹文学诞生，其代表为谢朓的《秋竹曲》和《咏竹》诗。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咏竹不断，以高洁、虚心、坚贞等精神，贯注于竹意象，显示出清新淡雅、幽静柔美的审美特征。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上最有力的中心题材，竹自古就受到了中国画家们的青睐。竹是中国传统园林造园的重要材料，历代园林中以竹为题材者更是数不胜数。“始皇起虚明台，穷四方之珍，得云冈素竹”[11]是竹子造景的最早记载。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国园林从萌芽进入了发展期，北魏御园“华林园”也有“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唐宋时期造园盛行，王维的“竹里馆”，司马光“独乐园”的竹斋，南宋周密《吴兴园林记》记载吴兴宅园中竹园，竹子造园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明代金陵万竹园，清代扬州个园、广东清晖园竹苑等，皆是历代造园家利用奇竹异品创造的园林意境。
环境史研究表明，从石器时代以来的漫长的岁月里，竹作为一种普遍可见的草本植被，长期、大量的存在于中原大地。直至魏晋之际，河南地区的竹林仍然大量存在。可以说，竹子贯穿了人们生活的始终。竹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长期的生活浸润和朝夕相处，人与竹之间不可能没有感情，所以，中国人在用竹、喜竹之外与竹有了情感交流，形成了对竹子的独特审美。从石器时代到魏晋时期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我们的先民未尝与竹分离，竹文化也因之从未间断，这也为魏晋之后的竹文化定型奠定了基础。
三 “竹”与竹林七贤关系密切
纵览中国竹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古直至魏晋，无论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器，还是文人墨客的咏叹对象，都离不了竹子的参与。著名的环境史学家王利华先生指出，“自然物种的人格化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果，与人们的自然认知方式、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念直接相关，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古代文人与竹子的心灵交契，是这方面值得深入考察的一个典型案例。竹子早在先秦时代即开始被‘比’之人的品德；中古时代，其人格形象逐渐丰满，成为逸人高士和君子贤人的化身；宋以后更是被文人墨客引为情志相通、高雅脱俗的挚友，直至‘身与竹化’、人竹不分。文人与竹子的心灵对话，既以竹的自然禀赋和地理分布为基础，亦与社会政治变动和思想文化嬗变紧密相关；竹子的理想人格化，乃是自然——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在它背后发挥作用的，则是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万物有情的情感方式和‘比德’自然的审美方式。相关史实不仅反映了竹子这个特殊自然物种对文人精神的影响，而且呈现了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互相渗透、交相阐释的某些机理。”[12]如果把竹林七贤的形成过程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则会发现，七贤的生活时代恰好居于竹子人格化的鼎盛时期。有些学者认为竹林七贤时代士林并无“好竹”的风气，到东晋时期，整个士林的好竹风气才蔓延到上流社会，从而否认竹林七贤与竹子的关系，进而认为“直到南朝刘宋末年，竹子与‘七贤’的联系仍不具有普遍性。民间长期生产的画像砖上没有‘竹子林’，只是在新作的书《世说新语》中‘七贤’才‘常集于竹林之下’”。[13]我们认为，竹林七贤的根本特征就是“任诞”，竹林七贤的审美情趣不仅不能代表当时士林的风气，反而可能是与其背道而驰的。当时的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没有好竹的习惯，恰恰暗示了竹林七贤“好竹”的可能性。综合我们前面分析的中国竹文化的形成以及发展过程，我们认为，到东晋南朝时期，好竹喜竹的观念深入上流社会，正是在先期竹林七贤的好竹的审美倾向引领之下，才出现的结果。个体化且具有独特个性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审美倾向游离于社会整体的审美倾向之外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到了东晋南朝以后，竹林七贤群体的文化价值逐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从而他们的审美情趣也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则合乎逻辑。至于许多地方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中只画有极少量的竹，有学者以此为证据，认为竹林七贤并非好竹，则明显牵强。此画像砖图案本为写意，并非实指，正如荣启期和七贤本非同时代人，却被画在一起一样，仅仅是一种意象指征罢了。
总之，竹在中国文化中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事物，而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就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数千年间，人与竹的“交流”产生了人们对竹子人格化的结果。在长期的竹文化发展过程中，其文化面貌逐渐发生变化，所指代的意象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只能说，在竹林七贤时代，竹的审美意象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竹林七贤与竹的密切关系，则不能因为这种变化而轻易否定。
[1]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第5期。
[3] 竺可桢：《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 胡俊：《（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何以无竹?》，《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7年第3期。
[5] 石振声：《“竹林七贤”的“竹林”今何在》，《寻根》2009年第2期。
[6] 樊宝敏、李智勇：《黄河流域竹类资源历史分布状况研究》，《林业科学》2005年第3期。
[7] 沈日霖：《粤西琐记》。
[8]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竹类》。
[9] 《礼记·乐记第十九》。
[10] 《旧唐书》卷二十九。
[11] 《拾遗记》。
[12] 王利华：《环境史视野下的自然物种人格化》，《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
[13] 胡俊：《（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何以无竹?》，《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