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动一沉吟：杜甫在秦州时期诗兴勃发的原因分析

杜甫在秦州陇右时期诗兴勃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杜甫博大的诗歌胸怀一次如期而至的澄明敞亮

“有第一等襟抱、有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1]“襟抱”，亦即“胸襟”。关于杜甫的诗歌胸襟与其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叶燮《原诗》是这样讲的：“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2]但是，秦州之前，杜甫并没有致全力于诗歌，即他的诗歌胸襟并没有全面地打开。他一直想在诗歌之外的世界里大显身手，这使得他的诗歌胸怀无疑有所遮蔽。到了秦州之后，对政治的渐趋淡定，对政坛的拂袖远离，让杜甫平生第一次体会到率意于诗歌世界的感受，他本就博大的诗歌胸襟于是得以抒发，于是他生命的诗潮，就出现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大涌！

（二）杜甫到达秦州后生活的相对孤独与宁静

鲁迅曾说：“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3]鲁迅所言正是孤独与寂寞对于一个创作者的意义。在秦州，杜甫虽然寻访阮昉并结识了阮昉，虽然后来去了东柯谷依傍着侄佐，虽然在西枝村与赞公有着许久的往还畅谈，甚至他还空谷遇佳人他乡逢知音……虽然一大家子人，儿女在旁，其乐融融，但是，秦州时期的杜甫，毕竟是一个脱离了公职的人——他不再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单位”；同时杜甫毕竟远离了当时政治与文化的中心长安。相比长安，相比置身于文朋诗友圈子里不亦乐乎的热闹，秦州时期的杜甫确实是相对孤独的——杜甫当时在秦州天涯孤旅寂寞无奈的心情，在他的诗里有着时有所见的表现。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忍受寂寞是诗人生命的形式，也是对诗人的考验。在寂寞中，人们可以发现自己并且确证自己。人们通常是在寂静与独处中，突然之间就明白了自己的存在与命运。于是真正的创作者往往喜欢生活在“别处”（外省、郊区、边缘），因为“别处”云者，却正是一个适宜于观察、思考与写作的位置。而正是秦州时期这种相对寂寞的处境，让杜甫得以少受干扰地进行个人化的寂静写作。

（三）杜甫在秦州对自己人生的回顾与反思

痛定才能思痛，人生内在的反思与调理，往往需要一些外在的条件与环境。杜甫到秦州，地缘的偏远、边镇的清冷，让他幸逢一生中难得的相对的宁静。杜甫在秦州停下了他文人侠气壮游西行的脚步。他多年来朝叩暮追、东奔西走的劳顿身心，终于得以稍有喘息。如果说此前的杜甫几乎用了半辈子的时间蹚着政治的浑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一直在道义、责任、使命等方面让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充满了政治激情与道德动力，那么到达秦州之后，由于地缘、心缘共同的“边缘”处境，也由于上文所述的相对孤独与相对清静，使他得以静下心来审视自我、观察世界。所以，杜甫的秦州诗，确乎是杜甫品味生命、反思自我的人生调理之结果。处江湖之远，庙堂之人也许尤思庙堂，同样，处江湖之远，辞别了庙堂的杜甫却正好静下心来干一些非庙堂的事情——比如用诗歌的方式说话、思考、歌咏、想念。以前，由于不明世事和勇于进取，他在生活中已然受到了深深的伤痛，现在到了秦州，他就像一只受伤之后的老虎，在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独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抚慰着自己的内心！这在杜甫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他似乎再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诗歌介入那些历史与公共的事件了，他开始让诗歌专注于自己的灵魂生活与内心事件。

所以，陈桥生也认为：“（杜甫）他并不愿意退隐，他无法完全突出儒家文化的重围，他忘不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矛盾犹豫，心事重重又无由消解，这是一种真正的凄苦孤独。正是它使诗人洗去了人生的喧闹，与无言的山水深相默契，寻求对话。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求对话，于是对话也就变得异乎寻常——自省。正是这种自省，使诗人得到了一次全新意义的冶炼，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开始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4]

而这成熟的标志之一，也许就是他在秦州诗兴的勃发。

杜甫在秦州的诗歌创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本章集中对杜甫在秦州（以及同谷期间）的遣兴诗和咏物诗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