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影响实证研究

前贤和时俊对于《西游记》中的原型及其影响已经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考论了，如孙悟空与哈奴曼或无支祁、猪八戒与牛卧、沙僧与沙河一病者、唐僧与玄奘、龙王与nāga、牛魔王与罗波那、托塔李天王与毗沙门天王、女儿国与《山海经》之女子国等。然而，《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多达三四百个，自然尚有诸多人物形象没有考证，如地涌夫人与于阗老鼠王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例，遑论那些业经考论的也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为学术界至今对它们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还是歧见迭出。更何况，在中印文化、文学、宗教等方面的交流过程中，有不计其数的文化交流都是口头上的彼此交流，这些不见于文字文献记载的文化交流，以及历史曾有过记载但相关的文献资料被焚毁从而不见于世的，如佛教文献在“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法和农民起义战争中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因此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有一些联系和关系便付之阙如，如果仅仅依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毋庸置疑，对于事实真相的认知将是极其不全面的。

到目前为止，《西游记》的学者专家关于中原文化与《西游记》的关系探析得比较深入和比较全面了，然而大西域文化之于《西游记》及其西游故事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却是涉及较少，甚至尚未进行探讨，因而还有研究的必要和空间。下面不揣浅陋，试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探析大西域文化，不能不涉及藏族文化：一方面，青藏高原属于广义的大西域范围；另一方面，吐蕃曾在安史之乱后占领、统治过河西地区、今新疆一部分地域，从而使藏族文化与印度文化、中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都有过交流和融合，今存敦煌文献中有大量藏文的经典就是力证。从藏族的唐卡、佛经和壁画等现存艺术和文献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变文、卷轴等所进行的比较可知，中国西部的佛教与印度的佛教其相似或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或多于中土的佛教。

通过藏族文化、藏族文学与《西游记》的比较可知，《西游记》被打上了深深的藏族文化的烙印，像孙悟空、牛魔王、罗刹女等在藏族神话中都有类似的神祇，甚至猪八戒所生活过的“乌斯藏”都实有其地，就在今天的西藏地区。

《西游记》的成书与全真教道士似乎也有联系，如《西游记》中的道士全部是全真教之道士，这一点对于探讨《西游记》的祖本成书时间也是有所助益的，或者有一部全真教本的《西游记》存在过？^[1]直到明末清初才有了王澹漪的《新镌全像古本西游证道书》，它初刊于康熙二年（1663），是《西游记》流传过程中的重要版本之一。与通行的世德堂本《西游记》相比，《新镌全像古本西游证道书》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第九回加上了唐僧出身故事，即“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其二，在书名上冠以“证道”二字，并增加了“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的“原序”及《丘长春真君传》等文。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撰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这是一部游记，不是小说，后人往往将它与小说《西游记》混淆。清人钱大昕在其《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予《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自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2]

在古代，印度宗教、神话、哲学、文化、艺术等都对中国影响深远。在近现当代，中国虽然主要是受苏俄、欧美的影响，但印度文化犹如幽灵一样，在中国文学中，依然具有挥之不去的影响。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具体到《西游记》而言，这部小说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印度神话故事借助于玄奘天竺取经的外壳在中土舞台上的演绎。无论是小说的主人公、情节故事、节日民俗，还是其间的动物、言说、道理等，无不打上了浓郁的西域文化特色的烙印。西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广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印度神话，没有西域文化的渗透，没有佛教俗讲变文，就没有《西游记》这部伟大的小说。

笔者认为，无论是艺术原型的探析，还是故事情节之间关系的剖析，都应该建立在实有的影响过程之关系脉络的梳理上，都应该能够顺藤摸瓜或追根溯源，都应该有证据支撑，而不是动辄就以二者具有相似之处从而认为其一是原型。譬如，《圣经》中有洪水神话，而《摩诃婆罗多》中有洪水神话，印第安民族也有洪水神话，而《百年孤独》中的洪水叙事究竟是以谁作为其神话原型呢？现象之间的相似是神话原型批评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其充分条件。要作艺术原型的溯源，必须梳理它们的源与流，以及考察其流传、影响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