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3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必然在文化和文学领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或回响。其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多样性的文化开始得到彰显，三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这三种文化就是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商业文化。

主流文化是表达国家意志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有表达自己国家意志、利益的意识形态。权威性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中国，“主旋律”是这一文化主要的表达形式，它表现了国家正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它通过各种传媒，阶段性地造成了巨大的声势，从而给人民带来不可抗拒的文化影响。但是，与“一体化”时代相比，这一领域毕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提倡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这为其他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它的文化表达，都是与现实建立在一种想象关系之上的，它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完全依据或顺从这一话语实践，于是，它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就无可避免。

知识分子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同主流文化度过了“蜜月期”，这一曾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化，在1993年逐步走向边缘。各种思想性作品和高雅的文艺作品，其流播的范围基本在这一阶层之间。这不只是这一文化形态有意与其他文化保持必要的距离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事实上，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政治意识形态的宽松，却出现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空前紧张。尤其是在对待市场文化的态度上，知识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冲突。一般说来，心怀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大都扮演了激进的角色，他们反对传统、反对复古，力主图新，新思想、新生活、新观念等，常常是他们的文化目标。然而，在1993年的中国，对市场文化的批判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激进的思想潮流。事实上，在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多少还潜隐着一种忧伤的“怀旧”情绪。因此，在对市场文化的批判中，它不仅表达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人欲横流的享乐主义的拒斥，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坚决捍卫。当他们被排斥于市场经济大潮之外的时候，在人文孤岛上的痛切呐喊，也成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

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这一文化的接受已不只是普通民众，在知识界，喜欢言情、武侠作品的大有人在。9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的专题课并大受欢迎；在黄金时间，休闲性的影视作品几乎在所有的电视台播出；软性小说是出版社获得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这说明，市场文化已被知识界和国家意识形态传媒部分地接受。因此，这一文化形态已经完全普泛化。市场文化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而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它使日常生活变得亲近可感，无论什么趣味和爱好的人，都可以在今日的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喜欢的读物或音像制品。市场文化的无所不有，无形中解构了“一体化”的文化专制，它分散了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和热情，使“一体化”的文化霸权在无意中被分解。但是，市场文化本身是幻觉文化的一部分，它所有的温情脉脉和刺激，都是以想象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它与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心灵疲惫的人们仍愿在这种文化中实现个人的向往和趣味，它的浸染力把世俗生活渲染得令人无法抗拒。市场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占有市场并获取事业利润就是它最大和最后的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经过新的发掘和包装后，使其变成文化消费品。这一策略甚至使“红色经典”和严肃文学作品也在这样的策划中转化为消费品。

三种文化共存的格局，体现了现行文化政策的包容性，为多种文化共生奠定了合法性依据和公共环境。应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是符合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和未来发展要求的。但是，令人关注的是，开放的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已不单纯地表现在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它同时还存在于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性的选择中。“自我塑造”在这个时代已成为相当普遍的文化信念，从服饰、职业、形象、情趣等，个人化与个性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它的进步无需赘言，但与此同时，公共话语和共同关怀的日趋淡薄，则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文化冲突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不仅有必要描述它，同时也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西方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

上述文化背景，是《1993：文学的转型与突变》写作的基本依据。王艳荣博士根据这一依据选择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和内容。应该说本书论述的问题是真问题。经历过1993年的人都知道这个年代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事实的确如此，1993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新的型构，文学的未来虽然不可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1993年的预演，它告知我们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既不是过去的，也不可能是传统的或西方的。它在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中的发展，一定是现代的。王艳荣的论文是在我指导下完成的。答辩之后，经过她的修改，现在付印出版。虽然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但本书毕竟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路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本书就体现了它的价值。

孟繁华

2013年4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