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渐趋稳定的新时代：在两种观念的平衡中寻求和谐
从1999年8月9日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后，便开启了普京时代。普京对内强调俄罗斯的稳定和团结，维持现状，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外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坚持与西方和东方同时开展合作，使俄罗斯保持了十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开启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新时代。
2000年5月7日普京正式宣誓就任俄联邦总统，开始营造团结、和谐的新俄罗斯。一方面，他强调“休克疗法”使一些人获得了掠夺财富的自由，却使更多人陷入贫困，完全西化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灾难，证明“休克疗法”是一条死胡同。这一看法赢得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尊重和认可。他还重新肯定卫国战争，恢复苏联时期一些地名的称谓，使否定斯大林的极端思潮得到遏制，并对苏联的成就、苏联的强大表示尊重。这些做法停止了无休止的政治争论，从而赢得了左派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多党竞选、言论自由、三权鼎立的民主政治制度要比过去的极权制度优越，这又获得了右派的认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修改俄罗斯国旗、国徽、国歌、军旗，最终确定沙皇时期的白蓝红三色旗为俄联邦国旗，双头鹰为国徽，同时沿用苏联时期的国歌旋律作为国歌，红旗作为军旗，赢得了左右两派的支持，展现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俄罗斯形象。
普京从俄罗斯国情出发，不完全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就做到这一点，在这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而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作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社会希望根据传统和社会现状恢复国家必要的指导和调节作用。”[13]普京的论述阐明了建立强势国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创新观念。他在向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工具来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的自由。有关权力与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它至今仍然引起人们对专制和威权问题的思考。但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只有强大的、有效的（如果有人不喜欢强大这个词，我们就使用有效的）和民主的国家才能保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为人们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创造条件。”[1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尊重宪法、尊重西方式民主观念、努力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同时，鼓励合法创造财富，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在承认财富、财产私有化的同时，鼓励通过自由竞争创造财富，反对掠夺财富，并努力和经济犯罪作斗争。普京改变收入单一税制，实行不同收入的累进税制，使有钱人多缴税，并对明显掠夺财富的产业或金融寡头进行审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强调统一高于对立、集体高于个体、国家利益至上的同时，又执行与所有国家友好、不与任何人为敌的对外政策。
在第二任期，普京在总结俄罗斯民主改革失败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主权民主”的思想。他认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机械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没有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未形成俄特有并能反映俄传统文化中某些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政治规则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形式。他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主权民主”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自主地确定民主道路。普京提出“主权民主”的意义在于：一是防止西方国家向俄罗斯“输出民主”，并反对西方国家输出整齐划一的民主体制；二是强调要寻找俄罗斯式的民主道路，构建新的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以“维护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民主”，在个人自由主义和国家集体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三是否定了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开始建立有力的国家民主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关注民众生活之间寻找平衡。在这种思想和认识的指导下，普京加强了国家力量，建立了七大联邦区，改变了联邦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确立了总统和联邦中央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监督机制，强化了联邦中央的权力，使地方权力向联邦中央集中。普京重新启用国家安全部门，加强对违法犯罪分子和贪污腐败分子的打击。禁止寡头直接干预政治，对个别威胁和对抗现政权的寡头通过司法等手段进行有力打击，对寡头在叶利钦时代非法取得的财富予以追缴，并对普通民众的工资和养老金给予充分保证，使国家的政治生活转入正轨。普京将俄罗斯人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开启的无休止的相互攻击和争论的陷阱中解救出来，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使俄罗斯实现了较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
普京将经济的衰退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归因于缺乏国家领导力的无序竞争，他主张在坚持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国家干预。他认为生产贸易与投资的自由以及公平竞争是国家经济繁荣的根本动力，要谋求发展就要提倡竞争，而竞争需要公平的环境。于是，他一方面鼓励自由竞争，努力创造各个经济主体能够自由竞争、自主发挥作用的机会和环境，以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重新让国家拥有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提高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他认为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方面鼓励自由竞争只会使国家利益受损，因此将这类公司重新收归国家所有，并任命政府副总理或部长兼任国家控制的主要集团公司的领导人，使国家能够控制一些资源，调控经济发展。在一系列举措下，俄罗斯经济获得了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在1999年至2006年的八年任职期间，GDP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增长质量提高，财政状况良好，宏观经济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前景良好，为俄罗斯文化的重新繁荣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普京强调国家的力量和权威、强调集体奋斗的力量、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实际上是向俄罗斯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形成的集体主义”思想的靠拢。历史上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种与私有制、个人主义等现代西方价值观不相容的独特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的影响，可以一直追溯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期。当时在苏联能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俄罗斯民族浓厚的集体主义传统直接相关。现在普京重新重视发挥和利用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整体性，并希望在中央集权领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同时他又强调：“首先，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当然将来也是最大的欧洲国家。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15]由此可见，普京试图在完全不相容的两种思想观念中找到一种历史的妥协。
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逐步从动荡、混乱的年代进入平静、有序的时期。政府开始在文化、道德建设等领域采取措施，引导人民的思想和文化实践向对立统一、理想而务实、整体高于个体方向回归，在“非黑即白”中寻求理性，在西方东方中寻求交汇，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寻求支点，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俄罗斯民族“非黑即白”、好走极端的文化传统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突出表现。例如，保守派完全肯定苏联和斯大林的历史，民主派完全将其否定，两派斗争使俄罗斯政局持续动荡。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亲近西方、向西方靠拢的意识和态度非常明显，但一味西化的改革政策遇到明显问题，1999年北约入侵南斯拉夫之后，彻底打破了俄罗斯人对西方的幻想，发现国家行动的背后仍然是各自国家的利益。坚持俄罗斯独特性的“左翼民族主义”的主张获得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这从1999年12月议会选举（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当时赢家是普京支持的“团结”联盟，获得23.35%的选票，而导致俄罗斯出现“混乱状态”的地方精英联盟“祖国—全俄罗斯”仅获得了12%的选票。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自由民主派”认为普京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俄罗斯思想的化身，他的上台预示着这个国家的灾难即将到来，将会停止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程，出台反西方的帝国政策；“左翼联盟”则认为普京将实施共产党人而不是自由派的政治议程，并把普京描绘成“戴高乐”国家主义的复制品。然而，普京自己却并没有走极端，他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弥合两派的裂痕，寻找统一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方法和途径。例如，他既承认苏联时期斯大林的成就，又反对斯大林建立的极权制度，既承认西方建立的普世民主自由价值观，坚持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又反对极端的、不受国家管制的自由主义。他使俄罗斯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中和的价值体系，并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诗人情调的理想主义。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推行的全盘西化政策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文化中的这一特点。俄罗斯理想主义的核心是接受西方的“普世”思想，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交往中，“普世”的“人权高于一切”的人道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和利益争夺。严峻的现实使俄罗斯领导人很快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没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意志，很难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成为一个受人重视的、有影响的国家。而在俄罗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引导，没有国家主权独立意识的支撑，俄罗斯也很难获得新生。因此，俄罗斯必须放弃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及认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能够使俄罗斯走向光明的观点。于是，普京在“主权民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希望在推行爱国主义的同时建立国家威信，通过国家“牵引力”引领俄罗斯社会回归西方文明。
对于这样的文化环境，知识分子看法不一。有的认为通过解体后十年的努力已经建构好了新的俄罗斯社会意识，而更多的人则大为不满，哀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匮乏。国立秋明大学教授娜塔利娅·德沃尔佐娃认为，当代俄罗斯文化面临与堂吉诃德一样的处境：由于读书太多而失去理性，而一旦停止读书又活不下去。她认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读者与书（作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种变化：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是与“回归文学”现象相关的书籍繁荣的时代，90年代是文化中传统的文学中心主义遇到危机的时代，书籍（作家）在社会中的根本地位受到颠覆，从原来的教师、预言家变成普通的市场目标，而在21世纪，文学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彻底变成了书籍的出版即图书生意。
年轻学者斯捷宾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变化趋向不仅由它的传统，而且也由它的外部环境——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与影响的态势所决定。当代文明处在剧烈的根本性变革之中，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与像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这样人类历史上剧烈转变的时期相提并论，并说明日益严峻的文化危机需要新的发展范畴。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戈卢布科夫认为，当代社会意识（潜意识）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的缺失。这种缺失大约产生于十五年前，现在更加严重。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政治阶级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于是十年来在不断寻找“俄罗斯思想”。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一种思想的真空，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民族同一性，它又是怎样构成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文学的非中心化。要想填补这项空白，就必须呼吁国家重新对文化生活进行干预，从思想上培养和教育读者，重建文学中心主义的时代。
[1] 米·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2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31页。
[2] 张捷：《从赫鲁晓夫到普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3] 米·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页。
[5] 刘洪涛等：《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7—60页。
[6] 谭索：《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7] 谭索：《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8] Березовая Л.Г.，Берлякова Н.П.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в.2 Т.М.，ВЛАДОС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2002，T.2.С.380-381.
[9] Цит.по：Марина Абашева.В зеркал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литературе//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2000，№1.
[10] Там же.
[11] Цит.по：Марина Абашева.В зеркал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литературе//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2000，№1.
[12] Тимина С.И.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ＸＸ век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Logos》，2002，С.238.
[13]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4] 普京：2000年7月8日国情咨文《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
[15] 普京：2005年4月25日国情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