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混乱动荡的转型时期：两种势力的较量与危机的加剧
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把业已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苏联体制和斯大林。他一方面称斯大林为苏联“极权专制”政权的缔造者和“种族仇恨”的播种者，另一方面又不断承诺自己将在一百天内、后来又承诺在五百天内很快建立起一个“尊重人的尊严、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精神自由、平等、社会团结和公正、法律至上和保护财产权”的“受社会监督的民主的国家”。
1991年8月19日苏联传统势力政变失败，叶利钦掌握了俄罗斯军政大权，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迈进。他一方面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将其所有财产划归俄罗斯联邦政府；另一方面将揭露苏联时期各种阴暗面的材料公开，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引导俄罗斯全面转向“三权鼎立”的议会制政治体制。
叶利钦建立民主国家的进程并不顺利。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导致俄罗斯民主派内部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总统、政府为核心的“总统派”势力和以副总统、议会为中心的“议会派”势力。这两派势力针锋相对，分别就经济衰退的责任、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政策、谁代表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任命和批准的权力、总统解散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宪法体制、全民公决等各项问题进行争论，并相互指责对方会将俄罗斯引向毁灭。当叶利钦发现自己无法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近三年的政治纷争时，便开始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取消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议会，消灭了自己的反对派，导致一百四十二人丧生[6]。随后，叶利钦亲自主持起草新宪法，拟建立一个由联邦委员会（由各地行政首长组成）和国家杜马（由地区代表和党派代表选举产生）两院组成的新的联邦议会，形成“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的宪法体制”。
1993年底新宪法全民公决通过。民主选举的结果却出乎叶利钦的预料。人们对多年的政治纷争、政局不稳、犯罪猖獗、经济崩溃、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感到愤怒。四个民主派党派联盟只获得了37%的选票，反对派则获得了41%的选票[7]。叶利钦将选举不利的责任推给了“总理盖达尔执行的休克疗法”和“副总理丘拜斯领导的私有化进程”。为了安抚民心，防止经济继续滑坡，叶利钦推举两派均能够接受的、能够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政府总理，同时为了兑现自己向美国领导人的承诺并进而得到美国援助，他又让坚持推进私有化和激进改革的人继续留在政府领导层。
在经济领域，叶利钦实施的经济自由化、财产私有化、培育资本家阶层等一系列举措，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严重衰退、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3%，工业生产总值下降50%，农业生产总值下降42%。1992—1999年间消费品价格上升六千一百六十八倍，卢布贬值99.55%。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迈进过程所导致的经济下滑，不仅打破了俄罗斯的历史纪录（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罗斯经济下降25%，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经济只下降了21%）；还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纪录（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下降45%左右）。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三千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
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的同时却出现了少数产业和金融寡头，尤其是与叶利钦家族有关系的几大寡头，他们主要分为几种：一是混乱动荡的政局使贪污腐败盛行，使大批当权的特权阶层成为暴发户；二是私有化改革使大批过去的厂长经理转变为企业的所有者，成为新的暴发户；三是物价成倍上涨使囤积居奇者能够一夜发财，一批投机倒把分子成为新的暴发户；四是卢布大幅度贬值、物价飞涨使一批从事外贸工作、可以换取美元等外汇的人和在银行工作的人成为暴发户；五是开发、管理和垄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人，通过出口自然资源成为新的暴发户；六是控制媒体和证券市场、能够掌握内幕交易信息的人也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暴发户的发展，使俄罗斯形成了极少数产业的金融寡头以及一批资本家阶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大部分人陷入贫困和饥饿状态，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
与国家解体相伴而生的是俄罗斯社会文化危机的加剧。正如别列佐瓦娅和别尔里亚科娃主编的《俄罗斯文化史》中所分析的那样：“苏联人过去在两种尺度中生活：现实的和神话的。神话是他生活的动机，这个神话就是：他是世界上美妙的和先进的国度里的公民，这个国家将走向‘光明的未来’。现在知道了这个美妙的未来是不存在的，而原先以为强大的祖国再也不准备保护自己的公民了。”[8]走出苏联文化的空间，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突然长久地无人过问。对于已经习惯了经常置身于监管之下的人来说，他完全没有做好自由选择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行为的准备。在回顾这段经历时，饱经忧患的俄罗斯作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小说家安德烈·马特维耶夫这样说：“我们寸步未离，就感到自己像是侨居在另外一个国家。”[9]当代著名作家佩列文的话如出一辙：“请大家想象一下，其所有国民没有走出家门，就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侨民。他们并未挪动一步，却落入了完全别样的世界。”[10]而评论家娜塔丽娅·托尔斯塔娅叹息道：“近乎亲生的苏联政权没有告别就离开了。”[11]
世界图景的变化导致旧有价值体系的瓦解、个人观念上“生存意义的迷失”以及整个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崩溃。苏联时期被着力颂扬和培养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等思想受到践踏和遗弃，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贪污现象的普遍、经济领域犯罪率的增长以及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人们不再把劳动看作活着的价值，而仅仅视之为挣钱的手段。对待职业的态度也大大改变：过去公认的具有威望的职业如学者、宇航员、飞行员、医生、演员、教师，现在不敌银行家、企业家、保镖、脱口秀主持人等赚钱最快的职业。对社会公平的要求逐渐演变成对暴富的“新俄罗斯人”所产生的仇视心理。新闻业在脱离了党和政府的指令后，却最终沦为“钱袋”的奴隶。新闻的任务不再是宣传与提供信息，而是娱乐读者，出现了大量“街心花园”风格的报纸。一些远离政治的消遣性报刊获得读者的青睐。改革时期充斥于电视的政治性节目、“圆桌会议”等也被讨论家庭、园艺等问题的脱口秀节目、各式各样的竞赛所代替。在动荡、纷杂的社会条件下，大众文化迅速赢得市场，在以后的发展中又被市场所左右。人们的社会文化归属感普遍缺失，文化环境呈现纷繁驳杂的局面。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发展历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令人惊讶：既表现出茫然失措的惊慌与失落，也具有急于寻找归属感的紧迫与混乱。正如学者季明娜所言：“20世纪90年代是作为美学、意识形态、道德体系转换的特殊阶段进入俄罗斯文学史的，就像整个文化中一块被重新深翻过的空间。”[12]与解体前相比，解体后整个社会掀起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否定苏联、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的狂潮，对这段历史进行全方位的讨伐与清算。这样，就在原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被打破的同时，曾经的意识形态也轰然瓦解，共产主义信仰遭到贬斥和讥嘲，旧有的道德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腐朽与落后。“何去何从”这个尖锐的问题不仅再次鲜明地摆在俄罗斯民族面前，而且也使每个备受精神创伤的俄罗斯人陷入艰难的抉择之中。
解体后文化的积极性则表现在极大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上。随着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问世，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彻底成为历史。从此文化与政权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不再接受国家的社会订单，国家也不再为文化提供固定保障。俄罗斯文化从过去的孤立主义逐步迈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一时间，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白银时代文化、苏联时代文化以及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大众文化等共同作用于社会，既解放了思想，又带来更大混乱。
面对文化领域的危机，俄罗斯知识分子分成了两类：一类从传统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寻求出路，大量出版宗教学著作及白银时代哲学著作，力图通过传统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共同抵御危机；另一类则把目光投向西方，以不可遏制的热情宣扬西方价值观念，译介大量的西方文化书籍，希望用西方思想启蒙人民以达到救国目的。于是，“复古”与“外来化”两种势力构成了解体后文化的“混沌时代”。
在叶利钦寻求国内外各方面力量平衡的过程中，俄罗斯各方面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于是，到1996年俄罗斯开始选举第二任总统时，人们开始更加怀念苏联，怀念共产党执政时期，俄罗斯共产党因此而获得了很大发展，成为能够和民主派争夺总统职位的唯一政党。叶利钦深为惶恐，亲自出马，采取各种措施拉取选票。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发动宣传攻势打击共产党，破坏其威信，使群众疏远共产党。他通过撤换本执政团队中与自己唱对台戏的异己分子、任命其他党派领导人为政府副总理等形式拉拢其他党派。他通过颁布支付拖欠工资、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等一系列的总统令来赢得不同类型选民的支持。就这样，叶利钦于1996年7月3日重新获得了总统地位（第一轮投票叶利钦得票34.8%，久加诺夫得票32.3%；第二轮投票叶利钦得票53.7%，久加诺夫得票40.41%）。叶利钦获得第二届总统任期后，通过不断地更换总理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人。在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第二任在任期间，先后更换了四位总理、十多位副总理，到1999年终于找到了能够左右局势、确保自己安度晚年的普京，便在任期届满之前主动辞去总统职位，结束了叶利钦统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