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风云变幻的改革年代：公开、民主与局面的失控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尽管和西方国家进行“冷战”，背负了沉重的军事负担，但其经济仍然以高于西方国家两倍的速度增长，于是便认为自己已率先进入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特权阶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贪污腐败”，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广为流行的“空话”、“单一化”、“形式主义”，让许多苏联人感到单调、厌烦和难以忍受，人们在潜意识中渴望着社会变革。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被推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便以“改革”的名义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希望给苏联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

“公开性”这个词的俄语词根是“声音”，引申为“让民众听到声音”，即“公之于众”。在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期，“公开性”被用于指代“人民法庭”、“人民陪审员”制度，对废除农奴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等几位苏共领导人把“公开性”作为政治术语提出，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内容，但都没有真正实行。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再强调“应当在党、苏维埃、国家的组织以及各社会组织的工作中扩大公开性”^[1]，并进一步要求实行“广泛的公开性”、“彻底的公开性”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压抑已久的文化界积极行动起来，在创作中针砭时弊，直接发表政治见解，使政论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领域凸显的特点^[2]。大量知名学者、作家和诗人撰写政论性文章并结集出版，其中《别无出路》、《立场》、《假如从良心出发》等书受到读者的热捧。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发生事情的实质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我们在改革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真理可以是阶段性的吗？”等尖锐问题，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改革必须伴随社会精神领域的变革。

此时，被禁多年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等白银时代哲学家的文章终于面世，而被誉为“俄罗斯哲学家对俄罗斯及其知识分子命运的警告”的哲学文集《来自深处》、《路标》等也得以与读者见面。西方作者所写的关于苏联历史的文章同样被介绍过来，如康克韦斯特的《大清洗》、拉宾诺维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科恩的《布哈林》等等。1988年为了庆祝罗斯受洗一千年，苏联报刊破天荒地自1917年以来第一次刊出有关宗教的系列文章，强调俄罗斯历史上东正教的意义，从而承认了在俄罗斯文化中宗教经验的重要性，重新建立起东正教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唤起民众对宗教遗产的兴趣。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规模及损失大小没有及时向民众公开，民众认为这与政府所宣扬的公开性原则相违背，使得党和政府的威望急速下降。人民强烈要求知道事实真相。对此，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宣布扩大公开性，以文件的方式颁布了“公开性”特别决议，另一方面又在1988年颁布集会、游行限制法，限制报刊订阅量等，试图把公开性引入某种轨道。这些举措带来全社会更加高涨的保护公开性的热潮。1989年成为报刊界“星光灿烂之年”，报刊订阅量飞升，《论据与事实报》订阅量达到三千万（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劳动报》是两千万，《真理报》是一千万。

“公开性”是实现自由的一种形式和推动力量。这使各种社会思潮包括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思潮、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在苏联流行和泛滥，使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组织、党派在苏联各地兴起，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形成了各种公开的、不同的派别。叶利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跨地区议员团”为基础建立了共产党内部的“民主纲领派”，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力量，促进了苏联共产党的彻底分化和苏联政治制度由苏维埃制度向三权分立的议会制过渡。戈尔巴乔夫鼓励“人民自治自决”。他认为，人民，无论是村庄、城市还是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都有自己决定自己制度的权利，都有自己决定是否独立、是否自治的权利，这也是苏联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权利。由此开启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寻求独立和苏联解体的进程。在这方面，新闻界冲锋在最前列。他们在要求“话语权”的同时，突破历史和生活中的各种“禁区”，对各种阴暗面，包括从斯大林专制、集体化、劳改营、阿富汗战争等政治问题到酗酒、吸毒、卖淫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进行大胆暴露。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圆桌会议和对话活动，在全国民众中掀起“说与晓”的热浪，其威信和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最高峰。

戈尔巴乔夫声称苏联的改革并不是推翻社会主义：“我们进行的一切改造都是符合社会主义选择的，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寻找对生活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谁希望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就会大失所望。”^[3]他一再强调，他的改革、民主化和公开化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事情，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完善。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宣扬建立符合“一切人”的利益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人的独立和自由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他这里的“独立和自由”基础上的人，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有根本不同，在《共产党宣言》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与西方社会宣扬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方的“自由”是人权高于一切的、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主张人的本性应当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社会关系的制约，而马克思的“自由人”指的是物质和精神获得充分满足之后的自由王国里的自由人。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民主，实际上是接受了西方社会“人权高于一切”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认为，“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他对苏共政治局成员、地方政府领导和主要新闻媒体负责人进行了大换血，撤换了一批坚持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人物。将一些推崇西方式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人物安插到重要岗位。叶利钦便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推行西方式“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的主要干将。

戈尔巴乔夫的实践证明，他所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反对任何暴力的、绝对的民主和自由，是“全人类价值优先”的“新思维”指导下的新的人道主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开始了单方面裁军、单方面削减核武器等非军事化措施和实行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由此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东欧的剧变，以至于苏联东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人民谋求变革，谋求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意识日益高涨，一个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意识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的“多元化”社会逐步形成。人们思想开放了，言论自由了，但国家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苏联经济开始下滑。在他执政前的五年（1981—1985年），苏联经济增长了17%，年均增长3.4%，在他执政后的1986—1990年，苏联经济只增长了6.8%，年均增长1.5%。1991年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经济下降了15%。与经济恶化共生的是财政赤字上升。1985年苏联的财政赤字仅为一百五十亿卢布，1990年便增加到一千亿卢布，1991年增至三千亿卢布。财政赤字只有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1985年苏联的通货膨胀为5.7%，1990年则达到19%，1991年甚至达到145%。与此同时，苏联从西方国家的借债也大幅度增加，从1985年的二百八十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七百亿美元，1991年达到一千两百亿美元。由于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苏联外贸银行于1991年12月底被迫宣布停止偿还外债^[5]。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居民消费品开始匮乏，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1988年，洗衣粉、香皂、卫生纸等出现脱销，过去货源充足的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家电也于1989年出现长期断货，到1991年一千两百种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中有一千一百五十种出现长期脱销。在这种背景下，排队购物成了家常便饭，1989年居民购物平均的排队时间为一个半小时，1990年则达到三个小时。食盐、面粉等生活必需品也开始凭票供应。在此情况下，叶利钦首先宣布俄罗斯独立，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宣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式解体了。

公开性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民主和自由，是为了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它也确实给封闭、沉闷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日益开放的环境和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参与意识，但是，由于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认识和决策上的失误，造成局面的难以控制，以致最终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国家分裂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