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文献源流简述

作为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尚书》从记录成篇到汇集成书，绝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流传和不断的整理。一般认为，《尚书》最初的篇目应该远不止目前的篇数，可能有数千篇之多。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数量才大为减少。[4]历史上曾流传过孔子“删《书》”的说法。但是，《尚书》学家刘起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据文献记载，孔子在世时，就一直慨叹文献不足，他努力保存和搜集文献还来不及，哪里还会去“删《书》”？[5]刘先生的推断很有道理。不过，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孔子确曾编纂、整理过《尚书》，这也是可以理解和有一定依据的。由于《尚书》的崇高地位和巨大价值，在先秦时期，不只是孔子曾经研读和整理过《尚书》；诸子百家学派、各文籍几乎都曾引用过《尚书》，其中以墨、儒两家最为突出。据统计，儒墨两家著作引用《尚书》各高达数十次之多。[6]

不幸的是，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时又把《尚书》《诗经》列在首要的地位，并且下令民间不得私藏，因此《尚书》遭受一大劫难，篇目损失很多。延至西汉初期，古代学术文化重新受到重视，西汉朝廷下令征求古书，但是济南儒生伏生所献出的“今文”《尚书》已经仅剩下烬余二十八篇（一说二十九篇），即伏生本“今文《尚书》”。[7]从刘起先生统计的《尚书》在先秦时期被引用的情况，伏生本《尚书》当时是流行最广的。[8]而在汉代，它也最受重视，是官方承认的定本。汉武帝年间，又发现了用所谓“古文”写成的另一个《尚书》版本。这个版本，比伏生本“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但是它流传并不广，尤其是多出的十六篇甚至无人说解。

后来，由于西晋“永嘉之乱”，最为通行且得立于学官的伏生本“今文《尚书》”失传，后出的“古文《尚书》”十六篇亦去向不明。到了东晋时期，梅赜又献出“孔传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由于篇目分合的差异，实际比伏生本《尚书》多出二十五篇。梅赜所献的这个版本，经过后世学者注疏、“音义”后，唐初孔颖达等人又进一步据此撰成《尚书正义》，经官方颁布，成为《尚书》标准本。到清代，《十三经注疏》也采用了《尚书正义》本。从此，《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最通行的版本。[9]

《尚书》复杂的流传经历，加上古代典籍保存条件的限制，都必然给其文本的真伪问题带来严重困扰。有关的争论，其实自先秦时代就有萌芽，[10]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从未止息过。尤其是《尚书》“今古文”之争，争辩极为激烈，几乎贯穿整个《尚书》研究史，余波至今不平，甚至不时掀起新的波澜。

包括《尚书》在内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正如张富祥先生所说，“原是由于抄传经本的字体引起的，而经本的用字及解释不同，学术上的争议自不可避免。”[11]但是，由于“今文”和“古文”各有其不同的传授系统，在非常重视“师传”和“家传”的古代，就难免因产生歧解而发生争论；更加之，后来在治学异见中掺杂政治因素以及功名利禄等利害关系，使得包括《尚书》学在内的经学“今古文”之争一度非常激烈。

历史上，《尚书》“今古文之争”的基本态势大致呈现以下此消彼长之情形：

起初，由于出现和立于学官时间早、人多势众，“今文”《尚书》学在西汉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垄断地位。至西汉末年和王莽新朝时期，刘歆得到王莽的帮助，“古文”《尚书》也被列入学官，颇有兴旺之象。但是，随着东汉的建立，“古文”《尚书》又被取消于学官并从未再被立过。虽然如此，由于自身的种种巨大缺陷，[12]“今文经学”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鄙视而日逐式微。相应地，包括“古文”《尚书》学在内的“古文经学”却逐渐受到重视，研习者日众。到东汉后期，郑玄兼采今、古文，集“古文”学之大成，遍注群经，而包括《尚书》学在内的“古文经学”因而独盛；而魏晋至唐代，梅赜“古文”《尚书》出世后又一直占据正统地位并流传至今。[13]然而，对此版本的质疑，也是代有其人。

以上是对《尚书》文献源流尤其是《尚书》“今古文”之争的简单回顾。长期以来，“《十三经注疏》本”《尚书》一直是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版本。尽管不断有人对其中的“古文”部分甚至某些“今文”篇章提出质疑；然而，“古文”和“今文”部分，在目前仍在事实上共同构成《尚书》思想研究的文本基础。由于《尚书》版本源流的特殊性，有必要对今本《尚书》各篇著作年代及可信度进行分析，作为拙著论述的依据。下文针对今本《尚书》亦即通行之“《十三经注疏》本”的篇目，对其文献性质逐次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