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华夏历史意识的成因和影响
滥觞于《尚书》、存在并发展于先秦时代的华夏历史意识，与虞、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实际是有差距的。
考古和文献研究都表明，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曾经是“万国”并立，到春秋时期也有百余个国家同时存在，并不存在像后世那样的“大一统”国家。虽然当时确实存在一个“共主”，共主政权对地方政权也有一定影响力，但这毕竟不是后世的“大一统”王朝，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换言之，当时既没有出现秦朝、汉朝那样的“大一统”王朝，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华夏民族。因此，就历史实际而言，《尚书》所表露出的历史意识不应该超越它所记载的那个时代，不应该反映出“大一统”王朝相继并立的观念和类似于“华夏民族为唯一历史主体”的历史意识。然而，今本《尚书》却是按照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的，实际上，这里隐含的历史思想就是：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及其所在的虞、夏、商、周等“大一统”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唯一主体。
那么，《尚书》这种虞、夏、商、周四代相继的编排顺序及其显现出的华夏历史意识，它们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意识的自然扩大。有学者曾言：“所谓历史意识，就是对过去的感知和理解。初级的、感知的历史意识是先天固有的，也可称作本能的、不自觉的历史意识，它来自人类最重要的本能之一：记忆—回忆。”[31]越往远古，限于条件，人们的活动区域相对越小，其历史意识所反映的生活范围亦越小。最初，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主要还是关于自己祖先、家族或者部族发展史的记忆和回忆。吴怀祺先生在谈及原始历史意识的发展历程时曾说：“为了自身的生存，远古的先民从最初仰观俯察自然变化中，产生出经验的观念，这就是原始历史意识……从图腾崇拜到远祖崇拜、近祖崇拜，反映出原始历史意识的发展。从虚幻的始祖和真实世系的结合，进而表现为对先祖的‘慎终追远’，这本身就是在混沌的挣扎着向前发展的漫长的进程。如果说图腾崇拜还只是以虚构的始祖业绩鼓舞氏族的成员，那么，祖先崇拜则是追念先祖在开拓中创造出的真实业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32]吴先生在此指出历史意识所反映的时间段会不断拉长，由切身而范围最小的“经验的观念”到“图腾崇拜”“远祖崇拜”“近祖崇拜”，历史意识所反映的人群范围也逐渐扩大。但在以氏族、部落为主要生活集团的远古时期，人们历史意识的思维范围最大也不过是自己部族的发展史。随着更大人群的出现，这种历史意识所反映的范围也会逐渐扩大。在远古时期，历史意识所反映的时间段和地域范围，随着经验范围的扩大，呈现递增趋势，这是有道理的。总之，历史意识随着地域和生活范围的扩大而发展，是华夏历史意识的第一个成因。
其二，对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不断加强。张富祥先生指出：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应该是一个“纵向的历史行程”，“古人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确是越往后而越往前延伸，对古史的‘编年’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在这方面“古史辨派”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33]在《尚书》编纂时，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随着文化成果的累积和普及程度的提高、文献记载逐渐渗入人们的意识之中，人们对这一共同体及华夏文化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编纂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后世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稳固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来想象他们以前的时代，认为自虞、夏以来都是如此，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是自古以来就如此牢固结合的。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将虞、夏、商、周四代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视为统一的王朝相继，历史的唯一主体就是这些王朝的人民群体：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很明显，这是后世学者在编纂《尚书》的过程中，将自己及自己所生活时代的历史观念渗入《尚书》中，使之被改造，从而体现为现在“四代”相继的面貌。换言之，所谓虞、夏、商、周“四代”相继的观念，实际上是在后来随着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滥觞与凝聚，才逐渐产生出的，这种涵盖各部族、各地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意识，多见于先秦古籍，它们多是春秋战国时期成书，可见这种“四代”观念也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的，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追溯至尧、舜时代。关于这点，张富祥先生曾有过较详细的论述。[34]
张富祥先生还曾在相关论文中，对华夏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推断：“纯从史学上讲，我国古代官修的编年体王朝史和诸侯国史是到西周后期才开始出现的（确切的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想来人们对上古历史的完整认识也应到这时才开始确立。《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正反映了这一历史认识的程序。大概在夏、商之际，虽已可能有‘夏商’的联称，而由于当时社会组织体系的松散、社会变动的无常、华夏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薄弱以及历史记录的缺乏等因素，人们的‘断代’观念还相当模糊。到西周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文化的进步和文献的增多，人们的共同体观念和历史观念日趋强化，才逐步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有了完整的认识，并进而追加虞舜历史而构成了‘四代’之称（同时也已上溯到唐尧以前）。”[35]张先生这段论述从社会组织体系、民族融合、文化的进步等角度说明了“四代”意识的产生缘由。
其三，从不同的历史视角出发，可以导致产生不同的历史观念。葛兆光先生曾经指出：现代西方学者视一些原始状态下的民族为“未开化”者，认为他们都最终要像西方那样进化到“开化”状态，这种观点，其实质是要将历史中的地域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从而造成历史发展的统一模式，亦即“西方中心”的“线性进化论”模式。[36]葛先生从地域差异和时间差异的转换入手，看待历史观念的实质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同样，依此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尚书》编纂中也清楚地反映出夏、商、周是相互递嬗的三个朝代（如果算上“虞代”是四代），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37]并进一步发展出以后的“大一统”思想。从地域和时间差异相互转换的角度看，这种思想的实质是将本来并不十分准确、并不绝对的所谓时间差异（夏商周三族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并存的），转化为绝对存有时间差异（夏商周三代相继而非并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相同的地域意识（“华夏”大地上的统一王朝），同样也最终建构了一种历史发展的统一模式（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模式），这种历史观念本身涉及历史主体和历史变动两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日后逐渐发展为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四，民族融合的加强和国家走向“大一统”趋势的愈加明朗，提供了华夏历史意识的时代背景，强化了华夏历史意识。华夏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越往历史的后期，这一意识就越得到强化。这种强化既和上述的历史记忆、文化进步、历史视角有关，也与历史发展中客观形势的变化有关。总体上看，从虞夏时代到商周时代，我国的政治统一性是不断加强的。[38]这种政治上统一性的加强，既是文化和历史意识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影响这二者的因素，三者交互为用，彼此影响。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周天子的权威大为下降，但是，相反，列国数目锐减、整个华夏大地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并不因此而改变。这种日趋明朗的统一趋势，都使得华夏历史意识被不断强化。从这个角度看，华夏历史意识也是“王道”理想在新历史形势下的再现。
总之，《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这种“四代”观念，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反映了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历史意识的成熟，也反映了《尚书》本身崇尚“大一统”的政治观。
作为古代“王道”理想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表现之一，华夏历史意识对中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以及民族凝聚力。曾有学者言：“中国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这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分外强烈”，[39]这种说法自然有其相当道理，尤其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但是，“中国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分外强烈”二者之间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从精神的能动性这一角度而言，强烈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同样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大一统”观念对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壮大也非常关键。《尚书》是中国文化最早的经典，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夏历史意识在政治思想上表现为极强大而独特的“大一统”政治观，而这种“大一统”政治观又与中国史官制度结合一起互相作用——史官制度将“大一统”政治思想转化为统一的民族意识，统一的民族意识在包括史书在内的文化典籍中又表现为“大一统”政治观，并通过政治制度和官员施于现实政治和文化，史官制度及其文化又被强化，如此循环不止。可见，华夏历史意识和“大一统”观念二者本为一体，又各有侧重，交互为用，对铸造中国“大一统”国家及其历史思想传统，对形成从未断裂的中国文化和历史这一奇迹，确是厥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