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的农业根基和周人文化印记

（一）农业文化根基

从经济基础上讲，农业经济是中国文化所植根的基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2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农业文化这一基本特征清楚地反映在《尚书》中。从考古和文献上看：在夏代，农业生产占据主要地位已成为共识。[27]在商代，虽然也有相当多的畜牧业、渔业等非农业生产的种类，但是，农业在商代也始终占有最重要的位置。[28]而周代，更是以农业开国并始终以农业立国；至于夏代以前，农业也占据重要地位。[29]总之，在《尚书》所记载的虞、夏、商、周四代时期，农业始终是华夏大地上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这种情形反映在《诗经》、《尚书》等先秦古籍中，就是颇多农业生产生活的记载。比如，《尚书》开篇的《尧典》就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30]在这里，制定精确历法的目的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尧把它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农业的地位可以想见。至于其他篇目中关于农业的描写也常常可见，比如《金縢》：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31]

上文的“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等语言，是典型农业社会的反映，农民和统治者对农事的重视程度从中也可见一斑。

农业对以之为生的人群而言，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可能造成历史感的相对发达，中国古代就是典型的例证。由于农业生产和生活地域的固定，使得农民更加易于对其长期生产、生活的某一地域及其出产、风物等产生依恋感，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更何况，由于长期生产和生活于一地，其祖先庐墓、遗迹等，相较游牧民族而言，更加易于被建造、保存和累积。中国古代的帝王陵、“孔林”直至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墓地，其规模之庞大和历史之悠久，都可以算作有力证据。祖先庐墓、遗迹等的长期存在，又进一步使得古代农民对于这些象征着祖先和历史的事物产生感情、引发历史性的思考。在这种情形下，生产和生活的相对固定性，导致持续时间越长，人们对祖先的感情就越强，对历史的感受就会更深，而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这样典型农业社会历史学相对较为发达；相对而言，古代世界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其历史学较不发达。[32]先秦时代奠定的农业经济基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诚如有学者所说的：“在这个奠基的时代中，作为主要经济活动形式的农业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业带来了聚居和合作，带来了规范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最初秩序，带来了认识自然界的永恒动力，也带来了对人和天之间关系的既现实又终极的思考……农业文明还带来了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使得中华文明表现出对血缘和家族的特别重视，强大的宗法制度无疑是其集中的体现。由此还引申出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念，如‘亲亲’、‘孝’和‘仁’，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德门径……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最高的政治理想。”[33]可以说，极为典型稳固的农业经济，是造成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重要原因，[34]就像引文中所列举的，《尚书》的农业文化特色也非常明显，比如对《尚书》天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等。农业经济对《尚书》及先秦历史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上仅是就其重要方面而言。

（二）周人文化特色

周人文化对《尚书》思想内容和形式也起到了很大的改造作用。[35]我们可以发现，今本《尚书》，无论是“今文”部分还是“古文”部分，内容是几乎完全“农业化”的，这不仅因为《尚书》中周代文献占的篇幅最大，而且，《尚书》在流传和编纂的过程中，周代这一时期最为关键，因而受周人的影响最大，而周人正是典型的农业民族，于是在《尚书》体现的几乎全是周人农业的特色。虽然殷人是否游牧民族至今没有定论，但其曾经迁移多次却是事实，畜牧业等其他经济种类在整体经济中占有相当地位。[36]《尚书》几乎没有“非农业”色彩，这一方面反映出周人文化对所有《尚书》编纂者的巨大影响，也反映了周人文化在《尚书》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此其一；其二，周人对《尚书》的影响还体现在极为突出的“人本”色彩上。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殷人的精神生活，还未脱离原始状态；他们的宗教，还是原始性地宗教。当时他们的行为，似乎是通过卜辞而完全决定于外在的神——祖宗神、自然神、及上帝。周人的贡献，便是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觉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为观念方面的展开，以启发中国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37]徐先生又说：“周之克殷，乃系一个有精神自觉的统治集团，克服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或自觉得不够的统治集团。先厘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尚书》中周初的文献，作顺理成章的了解。”[38]可见周人对商人文化虽颇多认同和继承，在商为共主时，甚至还可能模仿商人，但殷商之际的剧变，导致周人产生了“人本”的“自觉”意识，而商人缺乏这种自觉，至少不强烈，《尚书》中的“人本”色彩主要体现了周人的观念。

所以，尽管《尚书》内容和写作过程涉及夏、商、周各个时代，周代与前代文化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继承关系，但是《尚书》中周文化的成分最大。《尚书》受到了周人“重农”文化和周人自觉的“民本”精神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伴随着《尚书》成为经典和“史书之祖”，又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基本面貌，其中最显著者就是农业文化色彩、“敬德”“保民”的“民本”意识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39]诚如有学者所言：“从根性上讲，我们都是周文化的传人，我们的思维是周人的思维，我们的精神气质是周人的精神气质。”[40]

当然，由于周人文化本质上就是典型的农业文化，因而，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