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尚书》历史思想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当然，学术研究永远无止境，《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仍不乏拓展余地，总起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认识《尚书》历史地位，加深对《尚书》历史思想重要性的认识。《尚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史书，还因为它是中国原生本土文化的第一次凝聚成书和最重要政典，深刻反映了中国原生本土文化的特质和华夏历史意识，在各个方面对后世中国历史思想和民族精神产生很大影响。研究《尚书》历史思想，既可以借此上窥中国原始文化及其历史思想的某些原貌，又可用它阐释中国历史精神的独特内涵，还能部分厘清中国历史思想的源流。

2.《尚书》历史思想专题和系统研究。由于目前还没有对《尚书》历史思想进行综合、系统研究的论文或论著，因而目前有必要进行这一工作。

3.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对《尚书》隐含的历史思想。限于论著论文的篇幅、性质等，以前的成果多只涉及历史鉴戒思想（“殷鉴”思想）等有限的、可以从文本中直接窥见的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其他少有涉及或尚未重点论述的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供后来者研究。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说：“《尚书》的史料价值，讨论得比较多，历来史家写先秦古史都要把它作为主要的材料……但是《尚书》在史学思想上的意义，人们还是注意得不够，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64]确实如此。第二，可以进一步结合《尚书》所处时代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进行探讨，以使研究更加立体化。第三，进一步从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上考察其原因、探讨其现代价值。比如，《尚书》历史思想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为何会形成这些特征等。

4.《尚书》历史思想比较研究。《尚书》与其他中国典籍、西方经典以及其他文化有很大可比性，完全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比如，将以下著作进行比较：《尚书》和《周易》[65]，《尚书》和《圣经》，《尚书》和希罗多德《历史》，等等。

5.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用新思路对《尚书》历史思想进行研究。当代史学经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和洗礼后，逐步形成新的学术视野，出现一些新思路。黄俊杰先生在《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中，都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有新成果。

关于我国传统历史思想（包含在下文吴怀祺先生所言“史学思想”大范畴之中）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吴怀祺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国家历史典籍丰富，恐怕谁也无法否认。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丰富的深邃的思想，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一点。在有些西方学人看来，仿佛只有他们的脑袋绝顶聪颖，能对历史提出高明的见解，而中国的史学家像傻子一样，只知道编编抄抄，一代一代编那些无穷无尽的王朝史、帝王家谱。”[66]这确实发人深省。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尚书》历史思想，应该一方面剥除强加在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上的不实之词，还原《尚书》历史思想的本来面貌，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更应该充分发掘其时代价值，彰显不朽经典的永恒价值。当然，这并非要对传统和古籍盲目推崇。本书也力求怀着对传统和历史的尊重之情进行研究，既不低估其价值，亦不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