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问题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在这一根本问题上，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根据西方流行的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和市场对抗的公民社会，即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让“社会”，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而我国各地的实践则表明，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这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又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一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着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构建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被认为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都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相反，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与西方把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型态[46]。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运行着。离开了国家（政府）和市场，社会几乎寸步难行。相反，凡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也搞得好。而所谓社会自治、社区自治，也只是处理好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合作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其中基层的自治和治理是尤其重要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其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之树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作出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1]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在中国社会学2007学术年会上主题演讲》，后以《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为题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郑杭生：《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中国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在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银川学术年会上的致辞，《宁夏省委党校学报》即将发表。在这八个短语中，最后两个短语，有时也表述为“总结‘中国理念’，概括‘中国道路’”。见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在中国社会学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两者的意思和实质是一样的。
[3]郑杭生：《基层社区调查中应当坚持的准则》，《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郑杭生、杨敏：《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5]此指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
[6]习近平：《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共产党员》2011年第3期下。
[7]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年第15期。
[8]郝洪：《“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人民日报》2012年7月30日。
[9]蔡永飞：《公众“老不信”心态分析》，《人民论坛》2012年6月（中）。
[10]张音、张新苗：《网络语境与创新社会管理：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第14版。
[11]郑杭生：《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其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3]［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14]［德］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0页。
[15]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方式及研究对策》，《思想战线》2007年第7期。
[16]［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
[1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18]同上书，第28页。
[19]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20]宫秀川：《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学习时报》2012年5月2日。
[21]王国平：《培育社会复合主体，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杭州通讯》2008年第2期。
[22]郑杭生、杨敏：《“社会复合主体”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质的创新和创业——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载郑杭生、杨敏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所谓“一分”，就是设立社区服务站，并把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能分开。前者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行使自治职能；后者作为街道办事处在社区设立的工作站点，专门办理各种公共服务。二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所谓“三定”，就是定事、定人、定钱，明确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的编制、经费、任务，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工作到位。所谓“两目标”，一是把北京的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型社区；二是培养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队伍。参见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24]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陈微、马丽华主编《中国和谐社区——上城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25]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6]参见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7]Christoppher Pollit，“Joined-up Government：a Survey”，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1），p.135.
[28]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中黄家亮执笔的部分，“利益纠纷化解：情理法交叠的南海基层治理”。
[29]韩志明：《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
[30]张学伟、邓少君：《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维稳体制机制构筑大综治大调解格局——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副主任梁伟发接受中国平安网专访谈广东省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中国平安网http://www.chinapeace.org.cn/paft/2009－11/02/content_87604.htm。
[31]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32]郑杭生主编：《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
[33]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280页。
[34]郑杭生：《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年4月21日。
[35]详细分析参见郑杭生《减缩代价与增促进步——社会学及其深层理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0页。
[36]郑杭生、黄家亮：《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及其破解》，《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期。
[37]关于这一案例的详细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38]［英］马丁·阿尔布劳认为，在全球时代，共同体（community）是没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它已和地点脱钩，成为“脱域的共同体”。如果想描述在全球化条件下居住在统一区域中人们之间的关系的特点，最好把他们叫做“互不相关的邻里”。参见［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2页。
[39]无语钟：《政务微博——网络时代的新“群众路线”》，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6392692.heml。
[40]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59—243页。
[41]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从新型社区迈向创新社会管理的“上城经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76—79页。
[42]郑杭生、赵君、杨敏等：《“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
[43]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44]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出版中。
[45]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29页。
[46]关于中西“国家—社会”关系型态差异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