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种范式理论的学科背景分析

对于国际政治领域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发展和相互关系的回顾并没有解决本书在第一章中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相反，理论回顾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如果说，理性主义来源于微观经济学，而微观经济学是否是一种以物质为本体的学科？对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哲学背景的分析本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另外，物质与理性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理性真的如温特等人的分析能够直接等同于物质？在当前理论界尽管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国际政治理论备受诟病，而“微观经济学类比”命题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质疑。这在笔者看来暗含两个假定，第一，微观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与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等同；第二，微观经济学在国际政治理论模拟它的那一瞬间走到了发展的尽头，以至于这个命题永远正确。这两个假定在笔者看来都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首先，笔者认为，微观经济学类比本身无法成立，甚至可以说新现实主义和其希望类比的微观经济学之间根本没有理论承继的关系；其次，经济学是一种逻辑严密，崇尚实证的科学。科学的重要特征是逻辑的周延性和经验的适当性，因而，科学具有其他认识方式所不具有的自我批判和更新的能力，遇到一些已有范式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科学就会发生范式革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也是如此，因此将微观经济学绝对化的做法无疑也是错误的。

一　新现实主义的“微观经济学类比”命题的批判

新现实主义尽管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就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学界并不存在对“微观经济学类比”这一命题的有影响力的质疑。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反思主义者、建构主义者都不否认新现实主义较好地进行了“微观经济学类比”。有学者甚至认为，正是由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获得了科学化的微观经济学的强大理论支持，因而具有了一个较好的保护屏障，任何试图推翻其理论的质疑都将面对来自科学经济学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理论历经批判，其地位却从未被撼动的原因。[15]

笔者提出的问题包括：

（1）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界定的微观经济学概念是什么？是否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甚至核心内容已经在这个概念中得到了完整的回顾？

（2）最重要的一点，新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是否周延？

（3）新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否能为微观经济学所承认，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是“李逵”还是“李鬼”？

（4）是否经济学“科学化”的进程在亚当•斯密时代已经完成？是否可以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就是一种可以被准确无误借用的“科学化”的经济学理论？什么是经济学科学化的来源？

首先，在阅读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后，笔者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沃尔兹宣称模拟了“微观经济学理论”，然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缺乏对“微观经济学”概念的起码界定。沃尔兹并没有对他所认为科学化的微观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和代表观点进行足够和完整的文献回顾，他并没有提及经济学关注的资源稀缺、理性选择、均衡、交换等核心性概念。这种有悖学术规范的现象使得笔者感到迷惑。

其次，在微观市场逻辑的借鉴问题上，新现实主义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回顾沃尔兹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他试图将国际结构类比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两个结构的相似之处是“自助原则的通用性”、“为某种领域所建立的结构理论，经过一些修改后，可以适用于其他领域。”[16]具体而言，“每个单元都寻求自身的利益，大量单元的同时行为产生的结果超越了独立单元的动机和目的。……每个成员人都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产生的后果却完全与他们的意图相悖。”[17]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沃尔兹在对其批评者的回应中提出所谓的“抵制论”。即优秀的个体可以抵制结构的压力，并使得后果与其意图相同。“俾斯麦的外交艺术的精湛之处在于，法俄联盟一直到1894年才形成，那是在他退出政坛四年后的事情了。人们通过外交技巧和意志，可以突破结构的限制。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以超越他们工具的局限性并打破体系的束缚，这些束缚可以令才华没有那么出众的人物陷入困境。”[18]

这种“抵制论”很明显在实质上否定了沃尔兹原先所提出的“微观经济学类比”命题。既然市场结构意味着结构使得成员追求自己的目的后果与意图相悖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的话，成员成功使得自己的行为结果与自己的意图相符就不是微观经济学。抵制论逻辑上造成了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存在“辩证的两个极端”，即行为体追求私利的行为既与自己的意图相符，又与自己的意图不符。这样可以推出的结论是新现实主义既模仿了微观经济学又否定了微观经济学。

最后，新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存在问题。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无论国家行为，还是作为因变量的“均势”实际上都是不变的常量，因而理论的变量关系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应该看到，与行为的泛化，即行为体遵守和不遵守结构规则的一切行为所对应的是，作为国家行为体自利行为的结果——“均势”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具有极其宽泛的定义。沃尔兹自己也承认，“尽管均势理论提出了一些预期，这些预期是不确定的。它所预期的只不过是定义一个松散的、多变的平衡状态。很难说任何一个既定的权力分配状态可以证伪该理论。”[19]这样，非常无聊的现象是，一方面，国家的行为在沃尔兹的理论中既遵守，也不遵守结构的规则，另一方面，国家行为的结果——均势可以被无限地定义以容纳几乎所有的权力分布状况。这样，理论实际上没有自变量和因变量，成为无穷大的行为导致无穷大的结果这样没有意义的命题。这种命题在逻辑上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包括理论的前提设定的问题。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假定“理性的经济人”为自己理论的前提；另一方面，在谈及结构选择时，却又宣称，“无须假定所有国家都具有理性”，这样，理论的前提就变成了，国家既是，也不是理性的行为体。换而言之，结构理论既有前提，也没有前提，这种做法无疑也是不对的。

二　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简单回顾

既然如上所述，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与微观经济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以至于长期被广泛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类比”不能成立，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什么是微观经济学“科学性”的来源？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如何？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对经济学发展史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最早系统提出经济学思想的是17世纪的重商主义学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基于当时的客观经济状况，重商主义者提出应采用可靠的办法保证出口盈余，从而获得贵重金属货币。重农主义则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农业才是财务增长的源泉，应该重视农业，崇尚自然秩序实行“自由放任”。二者都为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

道德哲学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许多道德哲学家不断探索“利己”、“利他”之间的关系。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优秀代表，亚当•斯密被公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优秀代表，亚当•斯密吸收了大卫•休谟、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e）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等人对人性和经济的思考，第一次将个体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并对个人利己的行为导致全社会的经济繁荣的经济机制进行了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创新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典名句：

“尽管他们雇佣千百万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出的一切的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能作出的一般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利益。”[20]“每个人的主要注意力只要放在个人的能力和理解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的一个特定部分，就能最好地促进巨大的人类社会的利益。”[21]“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粮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2]“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确实，他（指营业者——引注）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他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3]

《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意即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总量。很明显，亚当•斯密的上述“看不见的手”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一个社会分工交换的平台，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利己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一种利他的“和谐”的结果。这样，国家需要做的是“放任自流”，任何对经济的过分干预都是不足取的。这种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后世被视为圭臬，成为主导西方经济思想界的主流。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核心内容也是“供给”与“需求”以及二者在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不依外力而存在的“均衡”状态。后世的经济学也均围绕供求关系的存在性展开。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曾经引用无名氏的话诙谐地提到，教会一只鹦鹉经济学其实很简单，就是教他说两个词“供给”和“需求”。亚当•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论证和发展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供求均衡思想。具有代表意义的两位古典经济学家是萨伊和李嘉图。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 Baptiste Say）发表《政治经济学概论》，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通过价格调节，经济的均衡能够自动地生成，因此生产的过剩是不可能的。同时，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o）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并分析了经济行为体之间进行贸易的主要条件。在其理论中，李嘉图首次采用了抽象理论模型的方法，采用“非历史性”即寻找“一般性”规律，忽视“历史特殊性”的研究方法论证经济系统的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其理论模型方法虽然也受到了一些诟病，然而却对后世经济学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也进一步增长，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成为经济研究的主题。同时，对于经济理论的形式化的需求不断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著名的“边际主义”革命。“边际主义”革命使经济学的关注焦点从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消费、效用和需求。具体而言，经济学使用“效用”代替了原有古典经济学中“模糊不清”的利润，边际效用递减和均衡视角的运用使得既有的经济学框架更加的精确和客观。同时，“边际主义”革命使得主流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化工具成为可能，从此主流经济学界试图对经济学进行完全类似牛顿力学般的“数学化”处理。受到“边际主义”的影响，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出版了名著《经济学原理》，在该书中，马歇尔既继承了传统古典经济学以穆勒为代表的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的决定，又融合了“边际主义”革命带来的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的学说，提出著名的“局部均衡”观点，奠定了长期被视为“正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此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关注点则是使用数学模型论证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问题。

20世纪20年代，崇尚经验、逻辑、语言的逻辑经验主义思想崛起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学界已经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愈演愈烈，许多经济学家在“拒斥形而上学”追求简单实证的逻辑命题的旗号下逐渐将原有的与资源分配内容不相关的其他内容排斥出自己的研究关注点，经济学的纯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获得“精密细致”的理论模型成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追求的主要目标。经济学似乎变成了数学的一个分支。如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所评价，“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能够达到像经济学一样，在预设的简洁性，理论的严密性，逻辑的一致性上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程度。”[24]

从上述回顾尽管不能概括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全部内容，但是揭示了一个对理性主义范式国际政治理论非常不利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供给与需求形成的“均衡”而不仅仅是行为体的行为结果在竞争影响下的结果与主观目的的不符。

三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内容梳理

如上文所分析，被学界广泛承认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进行的“微观经济学类比”命题无法成立。这一点在本书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理论创新的机遇。在学科发展问题上笔者赞同“混沌理论”的观点，即非线性的反馈系统出现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内，初始状态一些细微的变化将带来极其巨大的影响。[25]“微观经济学类比”实际上是“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共同的根基，“如果不，会怎样？”是一个值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即，新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否一定是经济学存在的问题。是否经济学能够提供较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更好的解决办法和批判视角，并给予当前的若干争论一个更好的答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对解决本课题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变迁”具有较高的理论借鉴意义。

在进行与新现实主义所不同的微观经济学类比之前，笔者希望对经济学的一些概念进行简短的梳理。

（1）稀缺性。古典经济学醉心于研究财富的增长，很少过问资源的稀缺性问题。真正系统提出“稀缺性”理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在他看来，稀缺性源自经济行为体的需求。由于需求是无止境的，根据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定是稀缺的。不难理解，不需要付出代价获得的物品，尽管效用较高，也很难说是资源。稀缺性意味着达到一种目的必须放弃另一种目的，这就产生了“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对效率的追求。

（2）效用。效用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中提出，主要围绕幸福概念展开，它关注人的苦乐，即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灾难不幸的防止和缓解。在主流经济学中，效用主要指经济行为体通过消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所获得的主观需求的满足。商品则是用于交易的具有效用的物品（包括观念和物质）的总称。如边际主义主要代表人杰文斯所言“一切能够引起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能有效用。”[26]

（3）最大化。最大化假设源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在古典经济学中，最大化意味着财富的最大化。在边际主义改造下的“最大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同等条件下选择最大，而意味着在牺牲最小资源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化的边际效用。

（4）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概念指在现有基础上的增加。边际效用最早来源于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规律”。在李嘉图看来，生产要素之间往往不能进行良好的替换。例如土地资源的收益率呈递减的趋势，增加其他生产要素固然能够提高收益，但是这种提高不是无限的，否则，全世界的人需要的粮食都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产出。边际主义者将这个规律修改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任何一种物品的效用都随着该物品消费的增加而递减。价值则由边际效用所决定。

（5）均衡（Equilibirium）。均衡一词既是一个物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作为物理概念，主要指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当作用于某一系统运行的主要对立的力量处于相互抵消的均势状态，此时系统处于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均衡被经济学借用后表达的意义是指对立的供求关系在总量上处于一种等量的状态，以至于任何一种势力都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27]在这里，笔者希望以一个物理学小实验来说明均衡问题。拿起一支直尺，用两手的食指架着铅笔的两端，然后两个手指同时向铅笔中心移动，最终实验者无一例外会发现，无论初始状态两个食指放置在何种位置，两个手指相遇的地方永远是直尺的中心点。如果将一个手指隐喻为供给，另一个为需求，二者的移动都是“边际调整”。这样，如果还没到均衡状态时，一个或者两个都有继续移动的空间，而一旦达到了均衡状态，边际调整的空间为零，二者都无能力改变现状。这就是笔者所希望描述的一种均衡状态。

（6）最优均衡。这一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帕累托（Vifredo Pareto）提出，“如果我们能在某种经济情势下，通过某种运动而远离这种情势，继续无限制运动以增加所期望的物品的数量，那样我们就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能够拥有满足欲望的一切，显然这是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很明显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必须决定另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存在限制运动的障碍，它不允许人们继续走下去，妨碍出现一定的变化。均衡正好就是需求和障碍对抗的结果。”[28]这就是经济学界著名的“帕累托最优均衡”。为了获得严谨的逻辑演绎性理论，微观经济学采用了类比物理力学的同质性假定，即将个体假定为具有同等的效用函数或者生产函数的选择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微观经济学同样对行为的结果进行了同质化的假定，假定它们能够通过同样的决策找出一种最优的实现目标的方式。在经过了同质性假定后，行为体的选择和可能的结构都可以被限制在商品、数量这两个可以经验观察的变量之中。这种“最优”如下文所分析，仅仅具有“几何”意义。

如果用简短的话语分析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的话，可以讲述下面这样的故事。

如果可以把人的行为动机简化为对需要的满足的话，“满意”的主观感受实际上属于一种“均衡”，这种均衡实际上是需求和满足需求的障碍博弈的结果，障碍既包括客观存在的困难也包括与他人在交换中的博弈。均衡实际上是边际调整走到终极程度即边际调整空间已经不存在的产物。笔者希望用两个例子说明问题，首先，根据不言自明的常识，任何人都希望用最小代价达到既定的目的，如果客观上未能达到这点并且主观上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后，每个人都会有懊恼、后悔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存在边际调整空间的表现，例如，某人从A地到B地办事，如果选择了一条较长的路线，当他发现较短的路线存在时就会出现后悔的心情，并且在下次选择路线时放弃第一次的路线而选择发现的更短路径，以至于他的行为路线越来越逼近A、B两地的直线路线。而这种直线距离则是几何意义上的“最优均衡”。另一方面，交换意味着通过放弃一种商品获得另一种商品以追求更多的效用，效用递减规律导致一种商品对一个交换者而言过多而效用较低，于是他会与同样拥有另一种效用商品的交换者进行商品交换。在交换的过程中每个交换者都面临一个放弃与获得的计量问题。一般而言，“最大化”意味着放弃最小而获得最大。竞争意味着交换相互之间就对方的效用进行竞争和辩论。在笔者看来这种争论和竞争可以被隐喻为任何人类之间的竞争的数学本质，即争论，是否自己在交换过程中获得了与付出等值的效用。很好理解，如果一方高于市场价格购买了产品或者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这一方就亏了，对其而言就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使得其倍感懊恼。理想状态是，两种对应的力停止处就是一种无可再调整的边际效用为零均衡状态。这样，微观经济学实现了“最大化”与“均衡”的逻辑上的融通。

基于上述的边际调整、竞争、均衡观念，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市场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把市场上的商品隐喻为一桌菜肴，消费者的胃的容积类比为成本，一些菜肴效用较高，消费量就较大，但是仅仅一道菜还不足以满足需求，最大化效用意味着当一道菜的边际效用降低到非充分满足的某一点时放弃消费这道菜而转向另一道菜，当最后消费停止时，所有菜品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进入边际效用等同的状态。这样，市场上的商品的价值就可以因此被视为消费者愿为最后一个单位的商品所放弃的资源的数量。

四　微观经济学类比的再尝试

在新现实主义的著作中，对于国家的行为没有进行清晰的表达。新现实主义者难以在缺少了上述关键性概念的情况下令人信服地分析国家如何行为才符合理性、“最大化”的要求。

在本书看来，既然已有的微观经济学类比命题不能成立，而这种类比得到了其他流派的广为接受并将新现实主义当做微观经济学进行膜拜和批判，进行在本书看来真正，严谨意义上的微观经济学类比是非常重要和富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同时笔者认为，具有边际内容的经济学能够对新现实主义凌乱的逻辑结构进行较好的整理。笔者的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书继续坚持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视为共同前提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即，在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和国内社会一样的政府权威和暴力的垄断。但是无政府状态并非最优的理论起点，因为无政府状态并非安全问题的逻辑起点，在笔者看来，围绕资源取得的竞争追求和暴力的特性才应该是经济学分析的起点。

其次，本书借鉴达尔文的演化观点，认为资源稀缺这一命题将成为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在笔者看来，长期的演化和竞争是导致生物体主观上无穷尽追求单位成本基础上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因。

最后，基于“资源稀缺”假定的演绎，本书提出国家行为体应该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的行为体，对效用具有无尽的需求而使得实现效用的手段永远稀缺。

这样，本书试图讲述一个与新现实主义理论明显不同的故事。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生物的增长与资源的稀缺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长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出现了生存的斗争。各种生物都自然地以如此高速率增长着，以至它们如果不被毁灭，则异地生物的后代很快就会充满整个地球，这是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律。”因此，在其自然选择理论中，达尔文强调了变异对选择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各地区的一切生物都以严密的平衡力量相互斗争，一个物种的构造习性发生了极其细微的变化，将常常会使它比别的物种更加占有优势；只要这个物种继续生活在同样的生活条件下，并且以同样的生存和防御手段获得利益，则同样变异就会更加发展而常常使得优势愈益增大。”这样，我们可以假定，经过亿万年演化而被选择留下来的行为体绝大多数应该是追求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资源的“理性行为体”。

另一方面，行为体的需要是不断上升的，每一次需求的递增都将导致行为体更加远离安全危险。以马斯洛（Abraham H.Maslow）为代表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要有一定的变化的规律，一般来说，“当前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会产生后一层次的需要，层层相进，永无止境。”[29]因此，世界的资源更加不能满足所有行为体的需要。这样，围绕稀缺资源进行的竞争则成为一切物种行为的最终主题。

不言自明的一点是，暴力是一种具有压制力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模式的特性使得它能够成为资源竞争的权威性裁决。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破坏需要的成本远远小于建设。一棵树需要上百年时间长成却可以在十分钟之内被砍伐。生长数十年的生物能在一分钟内被杀死。暴力则是一种具有潜在破坏能力的竞争手段，一方面，暴力可以在竞争中通过增加对手的成本而获得有益于本方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暴力可以从肉体上消灭竞争对手而使其退出资源的角逐。因此，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暴力无疑是资源竞争和分配的最权威的裁决。由于使用暴力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代价，以及暴力的后果作为效用对需求同样存在一定的满足程度，也同样遵守效用递减规律，暴力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可以进行效用计算的，与目标需求相联系的效用性供给。很好理解，过度或者不足使用暴力都是与效用需求目标不符的。例如父母教育孩子，拿捏暴力的程度对于实现教育目的是很重要的，不需要将孩子碎尸。应对德国的百万大军压境，苏联不可能只派出一个边防小队进行抵抗。无论是“牛刀杀鸡”，还是“鸡刀杀牛”都是存在较大“边际调整空间”的“不均衡”行为模式。而本书的这种做法并不违反经济学的本意。因为经济学强调的是效用已经在主体间确定的情况下的最大化方案选择的问题，而并不否定不同商品不同的功能的现实，也并不否定商品带来效用源自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与运用的现实[30]。只不过是由于为了建构简约理论而不考虑类似事实而已。显见，使用暴力的时间、方式、程度、带来的后果都可以因此被纳入理性的效用选择的框架。

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提到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下，暴力获取资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即著名的“莽林原则”（Jungle's Rule）。在这种环境下，“安全”成为一种需要花费代价获得的资源。（下文在本体论和语境主义的相关讨论中本书将详细讨论资源的形式问题）在存在安全资源的需求下，理性的行为体自然会寻求措施以供给（生产）安全。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成立国家，国家通过收取税金，垄断暴力的途径提供安全资源。在这种情况并非否认暴力是资源分配的最权威的裁决这一命题，因为国家必须购买足够的暴力以维持自己设立规则的有效性。

因此，如果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政府，国家则失去了作为安全企业存在的意义，因为，国家需要花费成本换取自身的安全。结构现实主义所希望表达的结构变化的观点在本书看来可以在经济学的“资源－均衡”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视角下得到更加明晰的解释。当一个国家体系实力分布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具有的暴力针对其他国家的暴力赢得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最大化效用的追求导致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采用暴力做法获取资源。这时候，安全资源的稀缺性明显加大。对于实力占下风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迫切性”使得安全具有较大的效用。因此会投入成本或者结盟以获得更大的暴力潜能缩小与强大者之间的差距，使得强大者获得资源的成本增加而最终放弃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方案。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稀缺的普遍性，及上文提到的暴力方案的效用递减规律使得国家投入成本（牺牲的资源）获得安全同样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样暴力并非唯一的商品选择而使得国家之间对暴力的付出有可能实现一种理论的均衡。假设，如果将美国的国防开支增加十倍，未必能够获得十倍的安全效用。安全效用的成本和需求之间应该是一种最优均衡的关系，任何偏离的结果都将带来回归的“边际调整”空间。美国在战后大规模缩减军费，则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均势的自动生成命题就很好理解了：一方面，处于弱势一方的实力持续增强而处于强势的一方安全效用的递减，最终形成一种实力的均衡状态。另一方面，在这种状态下，由于暴力获得资源的成本普遍较高，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安全资源获得较好分配的一种“最优均衡状态”，可靠的和平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持。

再来谈谈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利己的国家能够实现合作的问题。无疑，分工与合作能够加强经济个体生产效用的能力。从效用的计算而言，尽管采用暴力掠夺资源理论上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如果掠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在理论和实践语境都是不经济的。即便是对合作极其不信任的新现实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与弱者结盟共同遏制强者对于国际体系均势的重要性。

本书认为，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可以带来较大启示。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主要源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由于人口快速增长，人们交往的频度和强度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还是采用同等的职业方式生存，就会因为追求同类的资源而导致剧烈竞争。他指出“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竞争。正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需要，追求着同样的目标，所以它们每时每刻都陷入一种相互敌视的状态中。”[31]在同质的竞争中，竞争的失利者如果不想被淘汰的话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意味着确立新的领域。这样不同的职业可以通过接受分工而同时存在，互不侵害。这种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心静气的解决方式。……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掉的，然而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32]

如上所述，国家本质上都是提供安全的企业。这就导致在安全问题上国家很难绝对、无条件地实现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有机团结”。但是在实现一种安全资源最优分布的均衡状态时，理论上，国家对于安全这种商品的效用已经达到了最高，没有动机和能力去改变现状。效用递减规律和最大化效用追求规律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源用于安全，因此国家在安全的需求得到阶段性满足以后势必将把资源运用于购买其他的商品。社会分工无疑将促进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在获得资源方面比“零和”的掠夺更加具有高效率。这时候，国家之间具有相互进行协作的需求。国家的合作的开展正好是对合作层面的均衡的实现的一个过程。

由此可见，边际效用和均衡能够较好梳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内容，在一个框架内整合现实主义之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然而上述理论模型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缺憾。具体表现在，上述理论无法解释，既然行为体都被假定为“理性”，为何还会出现赫兹（John Herz）所提出的“安全困境”？既然分工协作能够提供较多的效用，为什么在最初理性的行为体没有选择协作而选择了制衡？例如，在著名的“胆小鬼的博弈”中，两辆相对疾驰的汽车博弈的最优均衡是均选择右转而避开对方。这样，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果经济行为体拥有“完美理性”的话，则在暴力的运用等所有的交易方面都会选择最优的均衡解，这样无政府状态下何以存在“安全困境”问题？很明显，这是一个亚当•斯密与托马斯•霍布斯的信徒争论不休的问题。